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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辉英《油麻菜籽》

北京最神秘公园,每周对个人只开放两个半小时,限量150人

大哥出生的时候,父亲只有二十三岁,而从日本念了新娘学校,嫁妆用“黑头仔”轿车和卡车载满十二块金条、十二大箱丝绸、毛料和上好木器的母亲,还不满二十一岁。

当时,一切美满得令旁人看得目眶发赤,曾经以艳色和家世,让邻近乡镇的媒婆踏穿户限,许多年轻医生铩羽而归的医生伯的幺女儿—“黑猫仔”,终于下嫁了。令人侧目的是,新郎既非医生出身,也谈不上门当户对,仅只是邻镇一个教书先生工专毕业的儿子而已。据说,医生伯看上的是新郎的憨厚,年轻人那头不曾精心梳理的少年白,使他比那些梳着法国式西装头的时髦医生更显得老实可靠。

婚后一年,一举得男,使连娶六妾而苦无一子的外祖父,笑得合不拢嘴;也使得许多因希望落空而幸灾乐祸,准备瞧“黑猫仔”好看的悬着的心霎时掼了下来。

那样的日子不知持续了几年,只知道懂事的时候,经常和哥哥躲在墙角,目睹父亲横眉竖目,摔东掼西,母亲披头散发,呼天抢地。有好多此,母亲在剧战之后离家,已经学会察言观色,不随便号哭的哥哥和我,被草草寄放在村前的傅婶仔家。三五天后,白发苍苍的外祖父,带着满脸怨恼的母亲回来,不多话的父亲,在没有说话的外祖父前,更是没有半句言语。翁婿两个,无言斜坐在斜阳照射的玄关上,那财大势大,“吓水可以坚硬冻”的老人,脸上重重叠叠的纹路,在夕阳斜辉中,再也不是威严,而是老迈的告白了。老人的沉默对女婿而言,与其说是责备,毋宁说是在哀求他善待自己那娇生惯养的幺女吧?然而,那紧抿着嘴的年轻人,哪里还是当年相亲对看时,老实的一屁股坐在脸盆上的那一个呢?

我拉着母亲的衣角,迤迤逦逦伴送外祖父走到村口停着的黑色轿车前,老祖父回头望着身边的女儿,喟叹着说:

“猫仔,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做老爸的当时那样给你挑选,却没想到,拣呀拣的,拣到卖龙眼的。老爸爱子变作害子,也是你的命啊。老爸也是七十外的人了,还有几年也当看顾你,你自己只有忍耐,(左兀右王)不似父,是没法挺宠你的。”

我们回到家时,父亲已经出去了。妈妈搂着我,对着哥哥断肠似的泣着:

“憨儿啊,妈妈敢是无所在可去?妈妈是一脚门外,一脚门内,为了你们,跨不开脚步啊!”

那样母子哭成一团的场面,在幼时是经常有的。只是,当时或仅是看着妈妈哭,心里又慌又惧地跟着号哭吧?却哪里知道,一个女人在黄昏的长廊上,抱着两个稚儿哀泣的心肠呢?

大弟出生的第二年,久病的外祖父终于撒手西归。妈妈是从下车的公路局站,一路匍匐着爬回去的。开吊日,爸爸带着我们三兄妹,楞楞地混在亲属当中,望着哭得死去活来的母亲。我是看惯了她哭的,然而那次却不象往日和爸爸打架后的哭,那种伤心,无疑是失去了天下唯一的凭依那样,竟要那些已是未亡人的姨娘们来劝解。

爸爸是戴孝的女婿,然而和匍匐在地的母亲比起来,他竟有些心神不属。对于我们,他也缺乏耐性,哭个不停的大弟,居然被他骂了好几句不入耳的三字经。一整日,我怯怯地跟着他,有时他走得快,我也不敢伸手去拉他的西裤。我后来常想,那时的爸爸是不属于我们的,他只属于他自己,一心一意只在经营着他婚前没有过够的单身好日子,然而他竟是三个孩子的爸呢。或许,很多时候,他也忘了自己是三个孩子的爸呢。

可是,有时是否他也曾想起我们呢?在他那样忙来忙去,很少在家的日子,有一天,居然给我带了一个会翻眼睛的大洋娃娃。当他扬着那金头发的娃娃,招呼着我过去时,我远远地站着,望住那陌生的大男人,疑惧参半。那时,他脸上,定然流露着一种宽容的怜惜。否则,许多年后,我怎还记得那个在乡下瓦屋中,一个父亲如何耐心的劝诱着他受惊的小女儿,接受他慷慨的馈赠?

六岁时,我一边上厂里免费为员工子女办的幼稚园大班,一边带着大弟弟去上小班;而在家不是帮妈妈淘米,擦拭满屋的榻榻米,就是陪讨人嫌的大弟玩。妈妈偶尔会看着我说:

“阿惠真乖。苦人家的孩子比较懂事。也只有你能帮歹命的妈忙,你哥哥是男孩子,成天只知道玩,一点也不知妈的苦。”

其实,我心里是很羡慕大哥的。我想哥哥的童年一定比我快乐。最起码他能成天在外呼朋引伴,玩遍各种游戏;他对爱哭的大弟没耐性,大弟哭,他就打他,所以妈也不叫他看大弟;更幸运的是,爸妈吵架的时候,他不是在外面野,就是睡沉了吵不醒。而我总是胆子小,不干脆,既不能丢下妈妈和大弟,又不能和村里那许多孩子一样,果园稻田那样肆无忌惮的鬼混。

哥哥好象也不怕爸爸,说真的,有时我觉得他是爸爸那一国的。爸爸回来时,经常给他带《东方少年》和《学友》,因为可以出借这些书。他在村里变成人人巴结的孩子王。有一回,妈妈打他,他哭着说:“好!你打我,我叫爸爸揍你。”妈妈听了,更发狠地揍他,边气喘吁吁地骂个不停:“你这不孝的夭寿子!我十个月怀胎生你,你居然要你那没见笑的老爸来打我,我先打死你!我先打死你!”打着打着,妈妈竟大声哭了起来。

七岁时,我赤着脚去上村里唯一的小学。班上没穿鞋的孩子不只我一个,所以我也不觉得怎样。可是一年下学期时,我被选为班长,站在队伍前头,光着两只脚丫子,自己觉得很腼腆。而且班上没穿鞋的,都是家里种田的。我回家告诉妈妈:“老师说,爸爸是机械工程师,家里又不是没钱。应该给我买双鞋穿。她又说,每天赤脚穿过田埂,很危险,田里有很多水蛇,又有乱草会扎伤人。”

妈妈没说话。那天晚饭后,她把才一岁大的妹妹哄睡,拿着一支铅笔,叫我把脚放在纸板上画了一个样,然后拿起小小的紫色包袱对我说:

“阿惠,妈妈到台中去,你先睡,回来妈会给你买一双布鞋。”

我指着包袱问:

“那是什么?”

“阿公给妈妈的东西,妈去卖掉,给你买鞋。”

那个晚上,我一直半信半疑地期待着,拼命睁着要阖下来的眼皮,在枕上倾听着村里唯一的公路上是否有公路局车驶过。结果,就在企盼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枕边有一双绛红色的布面鞋,我把它套在脚上,得意洋洋的在榻榻米上踩来踩去。更高兴的是,早餐时,不是往常的稀饭,而是一块一福堂的红豆面包,我把它剥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从周围开始剥,剥到只剩下红豆馅的一小块,才很舍不得的把他吃掉。

那以后,妈妈就经常开箱子拿东西,在晚上去台中,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吃到一块红豆面包。而且,接下来的好几天,饭桌上便会有好吃的菜,妈妈总要在这时机会教育一番:

“阿惠,你是女孩子,将来要理家。妈妈教你,要午时到市场,人家快要收市,可以买到便宜东西,将来你如果命好便罢,如果歹命,就要自己会算计。”

渐渐的,爸爸回来的日子多了。不过他还是经常在下班后穿戴整齐地去台中;也还是粗声粗气的在那只有两个房间大的宿舍里,高扯着喉咙对着妈妈吼。他们两人对彼此都没有耐性,那几年,好象连平平和和的和对方说话都是奢侈的事。长久处在他们那“厝盖也会掀起”的吵嚷里,吵架与否,实在也很难分辨出来。然而,父亲横眉竖目,母亲尖声叫骂,然后,他将她揪在地上拳打脚踢的场面,却一再的在我们眼前不避讳的演出着。

日子就这样低缓的荡着。有一回,看了爸爸拿回的薪水袋,妈妈当场就把它掼在榻榻米上,高声地骂着:

“你这没见笑的四脚的禽兽!你除了养臭女人之外,还会作甚么?这四个孩子如果靠你,早就饿死了!一千多块的薪水,花得只剩两百,怎么养这四个?在你和臭贱女人鬼混时,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快要饿死了?现世啊!去养别人的某!那些杂种囡仔是你的子吗?难道这四个却不是?”

他们互相对骂,我和弟妹缩在一角。突然,爸爸拿着切肉刀,向妈妈丢过去!刀锋正好插在妈妈的脚踝上,有一刻,一切似乎都静止了!直到那鲜红的血喷涌而出,象无数条歹毒的赤蛇,爬上妈妈白皙的脚背,我才害怕得大哭起来。接着,弟妹们也跟着号哭;爸爸望着哭成一团的我们三个,悻悻然趿着木屐摔门出去。妈妈没有流泪,只是去找了许多根烟屁股,把卷烟纸剥开,用烟丝敷在伤口上止血。

那一晚,我觉得很冷,不断梦见全身是血的妈妈。我哭着喊着,答应要为她报仇。

升上二年级时我仍然是班上的第一名,并且当选为模范生。住在同村又同班的阿川对班上同学说:

“李仁惠的爸爸是坏男人,他和我们村里一个女人相好,她怎么能当选模范生呢?”

我把模范生的圆形勋章拿下来,藏在书包里,整整一个学期都不戴它。而且从那天开始,也不再和阿川讲话。每天,我仍然穿着那双已经裂开口的红布鞋,甩着稻杆,穿过稻田去学校。但是,我真希望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有坏女人和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啊。一定有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人知道爸爸的事,我要带妈妈去。

有一晚,我在睡梦中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睁开眼,听着狂风暴雨打在屋瓦和竹篱外枝枝叶叶的可怖声音,身旁的哥哥和弟妹都沉沉睡着。黑暗中我听到妈妈细细的声音唤我,我爬过大哥和弟妹,伏在妈妈身边,妈妈吃力的说:

“阿惠,妈妈肚子里的囡仔坏了,一直流血。你去叫陈家婶仔和傅家婶仔来帮忙,你敢不敢去?本来要叫你阿兄的,可是他睡死了,叫不醒。”

妈妈的脸好冰,她要我再拿一叠草纸给她。我一骨碌爬起来,突然觉得妈妈会死去,我大声说:

“妈妈,你不要死!我去找伊们来,你一定要等我!”

我披上雨衣,赤着脚跨出大门。村前村后摇晃的尤加利树,像煞了狂笑得前俯后仰的巫婆。跑过晒谷场时,我也顾不得从前阿川说的这里闹鬼的事情,硬着头皮冲了过去。我跌了跤,觉得有鬼在追,赶快爬起来又跑。雨打在瞳里,痛得张不开眼来。一脚高一脚低的跑到傅家,拼死命敲开门,傅家婶婶叫我快去叫陈家的门,让陈婶仔先去帮忙,她替我去请医生。

于是,我又跑过半个村子,冲进陈家的竹篱笆,她家那只大狗,在狗笼里对我狂吠着。陈婶仔听完我的话,拿了只手电筒,裹上雨衣,跟着我出门。

“可怜哦。你老爸不在家么?”

我摇摇头,她望着我也摇摇头。走在她旁边,我突然觉得全身的力量都使完了,差一点就走不回去。

医生走了以后,妈妈终于沉沉睡去,陈婶仔说:

“歹命啊!嫁这种(左兀右王)讨歹命。今天若无这个八岁囡仔,伊的命就没了。”

“伊那个没天良的,也未知在哪里匪类呢!”

我跪在妈妈旁边,用手摸她的脸,想确定她是不是只是睡去。傅婶仔拉开我的手,说:

“阿惠,你妈好好的,你去睡吧。阿婶在这里看伊,你放心。”

妈妈的脸看来好白好白,我不肯去里间睡,固执的趴在妈旁边望住她,不知怎的,竟也睡去了。

那一年的年三十,年糕已经蒸好。妈一边懊恼发糕发的不够膨松,表示明年财运又无法起色;一边嘀咕着磨亮菜刀,准备要去把那头养了年余的公鸡捉来宰掉。就在这时,家里来了四、五个大汉,爸爸青着脸被叫了出来。他们也不上屋里,就坐在玄关上,既不喝妈妈泡的茶,也不理妈妈的客套,只逼着爸爸质问:

“也是读册人,敢也赛作这款歹事?”

“旁人的某,敢也赛困?这世间,敢无天理?”

“像这款,就该斩后脚筋!”

那几个人怒气填膺地骂了一阵,爸爸在一旁垂着头,妈妈红着眼,跌坐一边,低声不断的说着话。吵嚷了一个上午,我无聊地坐在后院中看那只养在那儿的大公鸡,它兀自伸直那两只强壮的腿子,抖着脖子在啄那只矮脚鸡。唉,今天大概不杀它了,否则妈妈最少也会给我一只大翅膀。我伤心的转头去看那一群明年七月十五才宰得了的臭头火鸡。唉,过年哟,别说新衣新鞋了,连最起码的白切肉和炒米粉也吃不到!那些粗里粗气的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走!

那像番仔的大弟呜呜哭了起来,我肚子饿得没力气理他,何况我自己也很想哭,所以我仍旧坐在后院子里,动也没动。他开始大声的哭,大哥用手捂他的嘴,他就哭的更大声,大哥啪的一下就给了他一巴掌,于是他哗的一下子,喧天架响的哭了开来,把原来乖乖躺着的妹妹吓哭了。

妈妈走过去,顺手就打了大哥一巴掌,又狠狠地对着我骂:

“你死了哟,阿惠!”

我只好不情愿地爬上榻榻米,一边抱起妹妹,一边骂那番仔大弟:

“你死了哟!阿新!”

唉,这叫什么过年嘛!

就在我们这样闹成一团时,那几个人站了起来,领头的说:

“这款天大地大的歹事,两千块只是擦个嘴而已。要不是看在你们四个囡仔也要过年的份上,今天也没这么便宜放你耍了。这款见笑歹事,要耍也得做够面子。今晚七点在我厝里等你们,别忘了要放一串鞭炮。过时那误了,大家翻面就歹看了。”

爸妈跪在玄关上目送他们扬长而去。转入屋内,妈妈径自走进厨房,拿起了才蒸好的软软的年糕,在砧板上切成一片一片的。爸爸站了会,讷讷的跟进厨房,说:

“晚上的钱,要想想办法。”

妈妈的声音,一下子象豁了出去的水,兜头就嚷:

“想办法?!歹事是你作的,收尾就自己去作。查某是你困的,遮羞的钱自己去设法!只由着你没见没笑的放荡,囡仔饿死没要紧?你呀算人喔?你!”

妈妈一开了骂,便没停的,边骂边掉眼泪。年糕切了半天,也没见她放进锅里,炉门仍用破布塞着,不赶快拿开来,炉火怎么会旺呢?可是她那样生气,我也不敢多嘴多舌的提醒她。

好不容易煎好了年糕,妈妈又去皮箱里搜了半天,红着眼睛用包袱包起一大包东西,爸爸推出那辆才买了不久的“菲力浦”二十寸铁马,站在前门等妈妈。妈妈对哥哥和我说:

“阿将,阿惠,妈妈出去卖东西,当铁马,拿钱给人家。你们两个大的要把小的顾好,饿了先吃年糕,妈妈回来再煮饭给你们吃。卡乖咧,听到没?”

我望着他们走出去,很想问妈妈杀不杀那只公鸡,结果没敢出口。只问大哥:

“阿兄,‘当’是什么?”

“憨头!就是卖嘛!卖东西换钱的意思,这也不懂!”

那天到很晚的时候,爸妈才回来。当然,那只公鸡也就没有杀了。晚上,我们吃的是妈妈煮的咸稀饭。没拜拜,当然也就没有好吃的菜了。不过那只公鸡反正是逃不掉的,早晚总要杀了它。这样想着,我还是在没有压岁钱的失望中,怀着一丝安慰睡着了。

开学以后,妈妈帮哥哥和我到学校去办转学。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我高兴得顾不得从前发的誓,跑到阿川面前,对他放下一句话:

“哼!我们要搬到台北去了!”

看到他那副吃惊的笨蛋样子,我得意洋洋地跑开,什么东西嘛!爱说人家坏话的臭头男生。

搬到台北,我们租的是翠红表姨的房子。妈妈把那些火鸡和土鸡,养在抽水泵的旁边,又在市场买了几只美国种的饲料鸡。据说这种鸡长得快,四个月就可以下蛋,以后我们不必花钱就可以吃到那贵得要命的鸡蛋了。

爸爸买了一辆旧铁马,每天都骑着上下班。他现在回家的时候早了,客厅里张着一幅画框,他得空的时候,时常穿着短裤,拿着各种颜料在那里作画。左邻右舍有看到的,经常来要画。爸爸一得意,越画越起劲。妈妈虽然没叫他不画,但却经常撇撇嘴说:“未赚吃的剔头歹事,有什么用?”有时心情不好,也会怨怼:“别人的(左兀右王),想的是怎样赚吃,让某、子过快活日子。你老爸啊,只拿一份死薪水,每个月用都用不够。”

虽然这样,我还是很高兴经常可以见到爸爸在家。而且,现在他也比较少和妈妈打架了。他很少和我说话,我想,他不知道该怎样和我说话吧?从小,我就是这样远远看着他的。不过,他倒是常常牵着大弟,抱着妹妹,去买一角钱一只的“猪血(左米右果)”,回来总没忘记给我和哥哥一人一只。

大哥和我一起插班进入过了桥的小学。他上五年级,我读三年级。当时,小学恶补从三年级就已经开始,全班除了五六个不准备升学的同学,必须帮老师作些打杂的事情之外,其余清一色都要参加联考。因此,也都顺理成章地参加补习,因为许多正课,根本都是在补习才教的。

转了学,才发现台北的老师出的功课都是参考书上的。在乡下,我们根本连参考书都没听说过。当时参考书一本要十几块钱。大哥是高年级,比较接近联考,一学期必须买好几种。家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妈妈便决定先买他的。结果,连续三、四个礼拜,我每天都因没做功课而挨老师用粗藤条打手心。当时,老师一定以为我这个乡下孩子“不可教”吧?

每到月底,老师便宣布“明天要教补习费”,第二天,看着六十多名同学,一个个排队到讲台上去缴补习费,当时的行情价是三十块钱一个月,有钱的同学缴到两百块,一百块不等。我羞赧地坐在那里,眼看壮观的队伍逐渐散去,然后硬着头皮听老师大声宣布还没交钱的名字。接下来的一两个礼拜,几乎每天都要让老师点到名。到最后,往往只剩我一个没缴。实在熬不过,我便和妈妈商量:

“我不要补习了。”

“很多功课,老师是不是都在补习的时候才教?”

我点点头,说:

“我也不一定要考初中。”

“你要象妈妈一世人这款生活吗?”妈妈陡地把脸拉下来,狠狠地数说了我一顿:“没半撇的查某,将来就要看查埔人吃饭。如果嫁到可靠的,那是伊好命没话讲;要是嫁个没责没任的,看你将来要吃沙啊。妈妈也不是没读过册的,说起来还去日本读了几年。少年敢没好命过?但是,嫁(左兀右王)生囝,拖累一生,没去到社会做事,这半世人过得跟人没比配。。。。。。”

“可是,”我捏着衣角,嗫嚅着。“补习费没缴,老师每天都叫名字,大家都转头来看我,好象我是个臭头仔。”

“过两日让你缴,妈妈准备二十块银。”

“人家都缴三十块,那是最少的。”

“有缴就好了,减十块银也没办法,我们穷啊。”

每个月的补习费就是在这种拖拖拉拉的情况下勉强凑出去的。常常,我才缴了上个月的,同学们又开始缴下个月的了。被老师指名道姓地在课堂宣读,和让同学侧目议论的羞耻,不久就被每次月考名列前茅的荣誉扯平了。

第二年,哥哥以一点五分之差,考上第二志愿,虽有点遗憾,但妈妈还是高兴的吧?那是她的头生子啊!一个乡下孩子,从五年级下学期才接触到补习和参考书,能挤进省中窄门,连一向温吞着不管孩子事情的爸爸,似乎也很乐呢!只是,为了张罗两百多块钱的省中学费和几十块钱的制服费,妈妈毕竟是挤破了头的。爸爸象鸵鸟一样,没事人似的躲着,尽管妈妈扯着喉咙屋前屋后“没路用”地骂了不下千百遍,他还是躲在墙角,若无其事地画着他的画。

那几年,妈每天天蒙蒙亮就到屋外去生火,先是我们用过的两三张揉成团的簿本纸张,再架上劈得细细的柴,最上面才是生煤炭。等我们起床时,桌上已摆着两碗加盖的刚煮熟的白饭,哥哥碗里是两只鸡蛋,我碗里仅有一只。

这种差别,妈妈的解释是:哥哥是男孩子,正在长,饭吃的多,所以蛋多一只。

有一回,我把拌着蛋的饭吃掉,剩下两口白饭硬是不肯吃掉。妈妈骂着说:

“讨债啊,阿惠,你知道一斤米多少钱吗?”

“是怎样我不能吃两粒蛋?”我嘀咕着,“鸡粪每晚都是我倒的,阿兄可没伺候过那些鸡仔

。”

妈楞住了,好半晌才说:

“你计较什么?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没嫁的查某囡仔,命好不算好。妈妈是公平对你们,象咱们这么穷,还让你念书,别人早就去当女工了。你阿兄将来要传李家的香烟,你和他计较什么?将来你还不知姓什么呢!”

妈声音慢慢低了下去,收起碗筷转身就进去。

自那次以后,我学会沉默地吃那拌着一只蛋的饭,也不再去计较为什么我补习回来,还要做那么多的家事。而哥哥却可以成天游泳、打篮球,连碗筷也不必洗了。

联考前的那两年,功课逼得很紧。我在学校尽本份的念着,回家除了作功课,就不再啃书了。想到每次注册费都要筹的家里剑拔弩张的,妈妈光是填补每月不够的家用和哥哥的学费就已那样拼了命的,所以那两年,我是怀着考不上就不要念的心事过的。

六年级时,我参加全校美术比赛得了第一名,获得一盒二十四色的水彩和两支画笔,得意洋洋地回去献宝。正在洗碗的母亲,突然把眼一翻,厉声说:

“你以为那是什么好歹事?象你那没出脱的老爸,画、画、画,画出了金银财宝吗?以后你趁早给我放了这破格的东西!”

没想到母亲会生那么大的气,挨了一顿骂,连那一向买不起的奖品看来也挺没趣的。以后,我参加作文比赛、壁报比赛,都再也不回家说嘴了。那时,我每回拿回成绩单,妈看过盖上章子,既不问这个月怎么退成第二名,也不夸这个月拿了第一名。我无趣地想,念好念坏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也没人在意。在这样不落力的情况下,也不曾参加老师晚间再加的补习,而成绩却始终在第三名前徘徊着。

初中联考放榜那天,母亲把正在午睡的我骂醒:

“你困死了么?收音机都播一个下午了,那准没考上,看你还能安稳困得象猪一样!”

我爬起来,站到隔壁家的门廊上去听广播,站得腿都快断了,还在播男生的板中。我既不敢折回家,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正在踌躇,却见远远爸爸骑着铁马回来了,还没到家门口,就高兴地喊:

“考取了!考取了!”

妈从屋里出来,着急但没好气地说:

“谁人不知考取了,问题是考取哪一间?”

“第一志愿啦,我早就知道是第一志愿啦!”爸停好铁马,眉飞色舞地招我回去:“报纸都贴出来了,你家这要听到当时?”

那几天大概是最风光的日子了。一向不怎么拿我的事放在嘴上说的父亲,不知为什么那么高兴,一再重复地对别人说:

“比录取分数加好几分呢!作文拿了二十五分,真高呢!”

妈妈是否也高兴呢?她从不和任何人说,只象往常一样忙来忙去,轮到我作的家事,也并不因联考结果而幸免。

那一阵子,爸爸接了几件机械制图工作,事先也没和人家言明收费多少,妈一骂他“不会和人计较”,他便一幅很笃定的样子:“不会啦,不会啦,人家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啦。”结果画了几个通宵,拿到的却是令爸爸自己也瞠目的微少数目。从此,他也就不怎么热衷去接制图工作了。

注册时,爸爸特意请了假,用他的铁马载我去学校。整整一个上午,我们在大礼堂的长龙里,排队过了一关又一关。爸爸不知怎的,闲不住似的拼命和周围的家长攀谈,无非是问人家考几分,哪个国小毕业的。每当问到比我分数低的,便乐得什么似的对我说:“你看,差你好几分,差一点就去第二志愿。”量制服时,他更是合不拢嘴,一再地说:“全台北只有你们穿这款色的制服。”

那天中午,爸爸带我去吃了一碗牛肉面,又塞给我五块钱,然后叮咛我说:

“免跟你老母讲啦,这个帐把伊报在注册费里就好。”

我虽然觉得欺骗那样节省的妈妈很罪过,但是想到这一向那般拮据,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对女儿表示这样如童秩般真切的心意的爸爸时,我只有闷声不响了。

开学后,爸爸对我的功课比我自己还感兴趣,每看到我拿着英文课本在念,他就兴致勃勃地说:

“来!来!爸爸教你!”

然后拿起课本,忘我地用他那日式发音一课一课地念下去,直到妈妈开了骂:

“神经!囡仔在读册,你在那边吵!查某囡明早要考试,你是知么?”

初中那些年,爸爸对于教我功课,显得兴致勃勃,那时他最常说的话是:“阿惠最象我!”要嘛就是:“阿惠的字水,象我!”反正好的、风光的都象他。而妈妈总是毫不留情地泼他冷水:“象你就衰!象你就没出脱!”

那几年,爸爸应该是个自得其乐的汉子吧?他常常塞给我几毛钱,然后示意我不要讲。有几次,看着他把钱拙劣地藏在皮鞋里,我就预卜一定会被妈妈搜出,果然不错,那以后,他又东藏西匿,改塞在其它自以为安全的地方。或许是藏匿时间紧迫,心慌意乱;或许是藏多了竟至健忘,每当事过境迁,他要找时,往往找不到,急的满头大汗,不惜冒着挨骂遭损的危险,开口询问妈妈。结果,不是爆发一场口角,就是大家合力帮他找寻,然后私房钱又顺理成章地交了库。所以,我虽深知他手边常留点私用钱,给自己买包旧乐园香烟,或者给孩子几毛钱,但我总不忍心跟妈妈讲,或者是因他那份颟预的童稚,或竟是觉得他那样没心机、没算计实在不值得人家再去算计他吧。

尽管小钱不断,但孩子注册的时候,每每就是父亲最窘迫的时候。事情逼急了,妈妈要我们向爸爸要。他往往会说:

“向你老母讨。”

“妈妈叫我跟你讨。”

“我哪有?薪水都交给伊了,我又不会出金!”

如果我们执拗地再叮上一句,他准会冒火:

“没钱免读也没晓!”

碰了钉子回来,一次次的,竟觉得父亲象头笼中兽,找不到出口闯出来。他是个落拓的人,只合去过浪荡过自己的日子。要他负起一家之主的担子,便看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无能。他太年轻就结婚,正如妈妈太早就碎梦一样,两个怀着各自的无边梦境的人,都不知道怎样去应付粗糙的婚姻生活。

日子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的吵嚷中过去。三十七岁时,妈妈又怀了小弟。每天,她挺着肚子的身影,时而蹲在水龙头下洗衣服,时而在屋里弄这弄那,蹒跚而心酸地移动着。临盆前,我拿出存了两年多,一直藏在床底下的竹筒扑满,默默递给妈妈。她把生了锈的柴刀拿给我,说:

“钱是你的,你自己劈。”

言未必,自己就哭了起来。

一刀劈下,哗啦啦的角子撒了一地。我那准备参加横贯公路徒步旅行队的小小的梦,仿佛也给劈碎了似的。然后,母女俩对坐在阴暗的厨房一隅,默默地叠着那一角钱、两角钱。。。。。。

日子怎会是这样的呢?

初中毕业时,我同时考取了母校和女师。母亲坚持要我念女师,她说:

“那是免费的,而且查某囡仔读那么高干什么?又不是要作老姑婆。有个稳当的头路就好。”

不知那是因我长那么大,头一次忤逆母亲,坚持自己的意思;还是那年开始父亲应聘到菲律宾去,有了高出往常好多倍的收入。母亲最后居然首肯了让我继续升高中的意愿。

那些年,一反过去的坎坷,显得平顺而飞快。远在国外的父亲,自己留有一份足供他很惬意地再过起单身生活的费用。隔着山山水水,过往尖锐的一切似乎都和缓了。每周透过他寄回的那些关怀和眷恋的字眼,他居然细心地关顾到家里的每一个人。偶然,他迢迢托人从千里之外,指名带给我们一些不十分适用的东西;或者,用他那双打过我们、也牵过我们的手,层层细心地包裹起他凭着记忆中我们的形象买来的衣物,空运回来。

妈妈时而叨念着他过去不堪的种种,时而望着他的信和物,半是嗔怨,半是无可奈何的口西笑着。然而,这样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居然我们也有了能买些并不是必须的东西的余钱了。她也不必再为那些琐碎的残酷生计去挤破头了。

然后,当我考上妈妈那早晚一柱香默祷我千万能进入的大学时,她竟冲着成绩单撇撇嘴:

“猪不肥,肥到狗身上去。”

真是一句叫身为女孩的我泄气极了的话。

然而,她却又象忘了自己说过的话,急急备起鲜花五果,供了一桌,叫我跪下对着菩萨叩了十二个响头。在香烟氤氲中,妈妈那张轮廓鲜明的脸,肃穆慈祥,犹如家中供奉的那尊观世音,静静地俯看着跪下的我。

我仍是傻傻的,不怎么落力地过着日子,既不要争什么,也不避着什么。象别人一样,我也兼做家教,写起稿子,开始自己挣起钱来。在那不怎么缤纷的大学四年里,我半兼起“长姐如母”的职责,这样那样地拉拔着那一串弟妹;母亲,则不知何时,开始勤走寺庙,吃起长斋,做起半退休的主妇,那“红尘”中的儿女诸事,自然就成了我要瓜代的职务了。

父亲辉煌的时期已过,回国以后,他早过了人家求才的最高年限,凭着技术和经验,虽也谋定职

业,然而,总是有志难伸吧?他显得缺乏常性,人也变得反复起来。有时,他会在下班换车时,到祖师庙里去为妈妈买份素面回来,殷勤地劝着她趁热快吃;有时却又为了她上庙吃斋的事大发雷霆,做势要将供桌上的偶像砸碎。有时,他耐性十足地逐句为妈妈讲解电视上的洋片和国语剧;有时却又对母亲来台北后因长期困守家中,居然连公车也不会坐,最起码的国语也不能讲而讪笑生气。经过了苦难的几十年,妈妈仍然说话象劈柴,一刀下去,不留余地,一再结结实实地重数父亲当年的是是非非;父亲竟也相当不满于母亲无法出外做事,为他分劳的黯默,而怨叹愤懑。一个是背已佝偻,鬓苍齿摇的老翁,一个是做了三十年拮据的主妇,鬓白目茫的老妪,吵架的频率和火气,却仍不亚于年轻夫妇。三十年生活和彼此的折磨下来,他们仍没有学会不怀仇恨的相处。那一切的一切,竟似那般毫无代价地发生?所有的伤害,竟也是声讨无门的肆虐么?

那些年,大哥不肯步父亲后尘去谋拿份死薪水的工作,白手逞强地为创业挤得头破血流,无暇顾家。很自然的,那份责任就由我肩挑。说起来是幸运,也是心里那份要把这个家拉拔得象个人样的固执驱策着,毕业后那几年,我一直拿着必须辛苦撑持的高薪,剩下来的时间又兼做了好几份额外工作,陆陆续续挣进了不少金钱,家,恍然间改观了不少。

然而,个性一向平和的我,闯荡数年,性子里居然也冒出了激越的特色,在企业部门里,牝鸡司晨的峥嵘头角,有时竟也伤的自己招架不住;从前那种半是听天由命的不落力的生活,这会儿竟变得异常迢遥。

而母亲也变了,或者仅只是露出她婚前的本性,或者是要向命运讨还她过去贫血的三十年,她对一切,突然变得苛求而难以满足。仅仅是衣着,便看出她今昔极端的不同。从前,为儿女蓬头垢面,数年不添一件衣服、还曾被误认为是为人烧饭的下女的她,现在每逢我陪她上布肆,挑的都是日本、瑞士进口的料子;我自己买来裁制上班服装的衣料,等闲还不入她的眼。如此几趟下来,我居然也列名大主顾之中,每逢新货上市,布行一个电话就摇到办公室去。我总恃着自己精力无限,钱去了好歹会再来;而且实在的,也觉得过往那些年,妈妈太委屈了,往后的日子,难道还可能再给她三十年?我做得到的,又何必那样吝惜?因此,一季季的,我总是带上大把钞票,在妈妈选购后大方的付帐。

妈妈自己不会上街,因此,不但她的,即连父亲的衬衫、西裤、毛衣、背心,也是我估量着尺寸买的。妈妈是自以为半在方外人,除了摆不脱红尘中的爱恨嗔怨之外,许多现实中琐碎的事,她早已放手不管。所以,每当为自己买了一件衣服,总不忘为妹妹添购一件。那几年,真的十足是个管家婆,不仅管着衣食住行,而且许是从前要什么没什么,匮乏太过,所以当自己供得起时,居然婆婆妈妈到逼着弟妹们在课余去学这学那,唯恐他们将来象自己一样,除了读书,万般皆休,人变得拘谨而无趣;或竟至到担心他们一技不精,还要他们多学几样,以确保将来无虞。想想,难道我也竟深隐着类似妈妈的恐惧么?

在那种日子里,又怎由得你不拼命赚钱?

而母亲,是否穷怕了呢?还是已经濒临了“戒之在得”的老境,竟然养成了旦夕向我哭穷的习惯。有时甚至还拿相识者的女儿添油加醋地说嘴,提到人家怎样能干又如何孝顺,言下之意,竟似我万千不是似的。

数年前,我意外地动了一次大手术,在病床上身不由己地躺了四十天,手术费竟还是朋友张罗的。在那种身心俱感无助的当儿,我才发觉毫无积蓄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至此,我才开始瞒着母亲,在公司里搭会。但是,她竟精明也多疑到千方百计地盘查,为我藏私而极不痛快。当时,她攒聚的私房钱不下数十万,却从不愿去储存银行,只重重地锁在她的衣柜深处;她把钱看得重过一切,家里除了她疼至心坎的大哥之外,任何人向她要钱,总有一份好骂,而且最后往往悭吝得打折出手,甚至不甘不愿,远远地把钱丢到地板上,由着要钱的人在那里咬牙切齿。

那些年,她的性子随着家境好转而变坏。老老小小,日日总有令她看不顺眼的地方,她尖着嗓门、屋前屋后地谩骂着,有时几近无可理喻的地步。那些小的,往往三言两语就和她顶撞起来,口舌一生,母亲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自己命苦。一个人忤逆了她,往往就累的全家每一个人都被她轮番把老帐骂上好几天。我是怕了那日以继夜的吵嚷,所以,谁不顺她,我就说谁;而我也学会了她骂时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涵养,避免还嘴。弟妹们往往怨怪我“宠坏了她”,又讥讽我是“愚孝”,让她有样可比,显得弟妹们不孝。然而,为着从前她的种种,如今又有什么不能顺她的?我们都欠她啊!

那十年里,我交往的对象个个让她看不顺眼,有时候她对着电话骂对方,有时候把豪雨造访的人挡驾在门外;在我偶然迟归的夜里,她不准家人为我开门,由着我站在黑暗的长巷中,听着她由四楼公寓传下来一句一句不堪的骂语。。。。。。而我已经是二十好几的大人了呀!然而,她应该还是爱我的吧?在别人都忤逆她的时候,她会突然记起,只有这个女儿知道她的苦衷;尽管我甚少在家吃饭,买菜时,她总不忘经常给我买对腰子;很多晚上,在我倦极欲眠时,她走进我的房间,絮叨着问这问那,睡眼朦胧中,我仿佛又看到考上大学后,我拈香叩头时所瞥见的那张类似观音的慈母的脸。

其实,那么多年来,对于婚姻,我也并非特别顺她,只是一直没有人让我掀起结婚的欲望罢了。我仅是累了,想要躲进一个没有争吵和仇恨,而又不必拼命冲得头破血流的环境而已。母亲一再举许多亲友间婚姻失败的例子,尤其是拿她和父亲至今犹在水火不容的相处警告我:

“不结婚未定卡幸福,查某囡仔是油麻菜籽命,嫁到歹(左兀右王),一世人未出脱,象妈妈就是这样。象你此时,每日穿的水水的去上班,也晤免去款待什么人,有什么不好?何必要结婚?”

流了三十年的泪水,母亲的心竟是一直长期停泊在莫名的恐惧深渊。在她笃信神佛,巴结命运的垂暮之年,一切仍然不尽人意。兄弟们的事业、交游、婚姻,无一不大大忤逆她的心愿;而最令她不堪的是,她一心一意指望传续香火的三个儿子,都因受不住家里那种气氛而离家他住,没有一个留下来承欢膝下,女儿再怎么,对她而言,终究不比儿子,儿子才是姓李的香火呀!婚姻,叫她怎能恭维?

不巧就在这时,我也做了结婚的决定。妈妈许是累了,或者是我坚持的缘故,她竟没有非常激烈的反对,到后来允肯时表现的虚弱和无奈,甚至叫我不忍。事情决定以后,她只一再的说:

“好歹总是你的命,你自己选的呀。”

婚礼订得仓促,我也不在乎那些枝末细节,只是母亲拿着八字去算时辰后,为了婚礼当日她犯冲,不能亲自送我出门而懊恼万分:

“新娘神最大,我一定要避。但是,查某囡我养这么大,却不能看伊穿新娘服,还只能作福给别人,让别人扶着她嫁出门,真不值得。”

为了披着白纱出门时,母亲不能亲送的事,我比她更难过。她曾在那样困苦的数十年中,护翼我成长成今天这个样子,无论如何,都是该她亲自送我出门的。依我的想法,新娘神再大,岂能大过母亲?

然而,母亲宁愿相信这些。

婚礼前夕,我盛装为母亲一个人穿上新娘礼服。母亲蹲在我们住了十余年的公寓地板上,一手摩搓着曳地白纱,一头仰望着即将要降到不可知田里去的一粒“油麻菜籽”。

我用戴着白色长手套的手,抚着她已斑白的发;在穿衣镜中,竟觉得她是那样无助、那样衰老,几乎不能撑持着去看这粒“菜籽”的落点。我跪下去,第一次忘情地抱住她,让她靠在我胸口的白纱上。我很想告诉她说:我会幸福的,请她放心。然而,看着那张充满过去无数忧患的,确已老迈的脸,我却只能一再地叫着:妈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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