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 来
文｜指尖
谁向外看，就在梦中；谁向内看，他就会醒来。
——题记
小木匠不止年龄小，个头小，而且五官以及手脚都小。
有次他跟高半头的小司机吵架，仰着头脸，双手握拳，小眼睛瞪得溜圆，似乎有吞下对方的气势。
我走过去拉他，他愤然不动。我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就把他拽走了。这事让他们笑了好久。
那时，我仗着自己尚未褪去稚气而乖张霸道，总觉得林场时间，不过是我从未间断的少年时间之延续，乃至并未洞悉男女差异，就那样浑浑噩噩、傻里傻气地度着晨昏。
我们常常笑话小木匠的脚小，有时还会逼他将鞋脱下来，试一下。小木匠穿了一双手工布鞋，上面当然没有打着码数。我顺理成章成为第一个试穿的人。结果是，他的脚只比我大一丢丢，要知道，我虽然身高近一米七，但脚也不过三十七码，也就是说，他脚的码数也就在三十八到三十九之间。小木匠每次都不情愿让我们试穿他的鞋，但拗不过我们的死缠烂打，最终总会脱下一只，然后光脚踩在另一只脚的鞋面上。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秘密，当他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单腿站立的时候，身体居然都不会晃动一下，仿佛被定海神针定住般。为此我们多次效仿他的样子，但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停止摇晃，直到身体歪向一旁，不得不把上面的脚放到湿乎乎的地面去。似乎小木匠察觉到了自己的不同，这个属于他展示自己平衡能力的短暂时间，从此变得分外频繁。但我们很快就失去了对他那双脚的好奇，乃至有时面对面走过，如果他不说话，我们就任他从我们身边轻飘地走过去。
走得快的人，无形中具备了某种他所不能察觉的飞行特质，只要走起来，小木匠的脚下，声音便立马消失。如此，当他出现在我们身后，倘若不轻轻咳嗽，或者叫我们的名字，我们总会被他吓一跳，捂着自己的胸口，喘着气，拳头朝他的肩捶下去了。他倒也不生气，笑嘻嘻的，眼睛变得更小，嘴角咧向两边，那张长满痘痘的脸，一时变得宽阔无边。
那时我们有无限的快乐，但具体到是怎样的快乐，却又无法说出，也或许是人年轻时，是有一种如杨柳发芽般的喜悦吧，也或许仅仅因为心无城府，不懂计较？
小木匠很为自己成为一名木工高兴，每天用钥匙打开木工房的铁锁时，小眼睛都会闪过一束亮光。那是早上七点左右，他已回到管村的家里，担了两担水，吃过早饭，洗漱完毕，骑自行车穿过管村弯弯长长的街衢，跟街门前蹲着吃饭的人打过招呼，用力蹬着车镫，驮着满身清凉的晨雾，与场门口的黑犬花花相遇。花花谄媚地摇着尾巴跟在他后面，直到他将自行车停在木瓜树下，拍了拍花花的脑袋，花花才不去纠缠他。食堂刚刚开饭，来自饭菜的香味让花花转移了注意力。小木匠照例用双手拍打着自己的上衣，仿佛管村到林场这一截短短的路途，让他沾染上无数灰尘和露水，也仿佛他在为取出木工房的钥匙，开启那把大锁，不自觉做一些准备工作。在其后，他的动作会愈发小心，将开启的铁锁拿在手上，轻轻推开蓝色的木门，带着某种庄重和暗喜。
当两位师傅吃完饭，喝完水，迈着八字步向木工房走来的时候，小木匠已经将木工房清洁干净，刨花和木屑都不见，工具整齐地挂在墙上，墨斗灌满了墨，几只削好的木工铅笔摆在阳光里。跟两位师傅不同，小木匠耳后别的不是一支烟，而是半根扁扁的木工铅笔，这铅笔仿佛一个标记，或者表明身份的证件，只要进入工作时间，就跟小木匠的小耳朵连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出现在场院的木料堆里，一起走在通往木工房的路上，中午，同时出现在食堂，当师傅们歇息的时候，小木匠和他耳后的木工铅笔，也不舍得分开，回宿舍小憩，它跟小木匠蹲在木工房的地上，嗅着浓烈的木香，用砂布摩擦半成品的木头，或者将推刨间的楔子用锤子重新牢固一遍。偶尔它被他从耳后取下，用长尺在一块木板上画下一个标记，然后将墨斗卡在木头后面，将墨线拉出来，只听“嘣”的一声，一条黑色的直线出现在木板上。小木匠边转动墨斗上的轮盘将墨线收回去，边将木工铅笔重新别回耳后，左脚踩着木板，右手拿起锯子，沿着墨迹刺啦刺啦地拉锯。有时我们发现，似乎小木匠特别享受耳后别半支铅笔的时间，每当有陌生人出现在林场，比如，邮递员，来林场做工的人们，或者县里派来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的造访，小木匠出现的频次会大大增加，当他大摇大摆从他们身边走过，终于被他们注意，并从他们口中得出“他是个木匠师傅”的结论时，他透明的圆耳朵，就会微微红润起来。
我们的宿舍里，多了一张不稳当的小凳子。床头，新挂了一个简陋的衣架。宿舍的门，在雨季之后，变得沉滞，每晚临睡前插门时，需要用膝盖紧紧地顶住门板。而现在，小木匠用凿子鼓捣了半天，我们的门成功关严了。当然，下一个春天来临，我们的门又开始不听话，它松落落的，永远也关不上。但这也难不倒小木匠，他锯下一块长条的薄木板，口里含着几个钢钉，悄无声息地飘到我们门前，用锤子将木条固定在门框上。好了。我们高兴得前仰后合，乃至将满含敬佩的目光投向他。他蕴含着光亮的小眼睛也笑成一条缝，成功感让他有几许自得。
许多年之后，不经意间回想起这些事时，我方明白，小木匠只是个蹩脚的木匠，当他将木条钉在门框上那刻，他就已经为自己之前凿去的部分后悔了，他应该给门合页上一些机油，或者将门扇向上提，重新固定合页。
冬夜，狂风肆虐，树枝折断，房瓦掉落，噼里啪啦的声音频繁出现，仿佛天地之间，正展开一场酣畅淋漓的厮杀大战。而来自门窗缝隙间的寒意，让宿舍里的温度快速下降，为了驱散接下来漫无边际的寒气，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打一盆热水，然后坐在小木匠送来的小凳子上泡脚。那凳子老是摇来摇去的，每次泡脚，我们都得正襟危坐，不敢左顾右盼，有时，还得用手撑住，防止它因不平衡而歪倒。有次晓星泡脚时手里拿了一本书，看到意兴处，突然就扭身大声朗读起来。好家伙，也不过读了一句，她的身子就歪向一边。随着她和凳子倒下的，还有脚下脸盆的倾斜，热水溅起，失去了平衡的双脚不自觉张开，一只脚向着盆内狠狠踩下，另一只脚却翘在半空毫无着落。哗啦声加哐当声充斥了屋子，晓星，凳子，晓星的脚，脚盆，盆里的水，倒了一地，水溅起来，浇了晓星一脸，还把她的棉裤、棉衣全弄湿了。地上大片的水，很快就向四下流开，我们不知该去扶晓星起来，还是将脚盆翻起来，还是去拿扫帚清理这些冒着热气的水流。
第二天，小木匠雄赳赳迈着小碎步走到了木工房，当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长长地出口气，极其庄重地将钥匙捅进锁眼里，踩着冰碴出门的晓星已站在了他跟前，气势汹汹地盯着他，目光之中，喷射着由埋怨、憎恨、不满组成的火焰。那是一场看似沉默的战役，两个人没说话，但能感觉到大风中树枝的叭叭声。小木匠心怀内疚，明显早早败下阵来，竟然放下开了一半的锁，在晓星的注视中，小跑着灰溜溜地回宿舍了。
他很快就央求我把那个小凳子从宿舍里拿出来，我说，拿不出来了，晓星早将它砸了，有几块还扔到炉子里烧火了。
他的脸涨得像块红布，边转身边说，我再做一个吧。
其实，我们很快就把这事忘了。
只是，晓星棉裤里的棉花被炉火烘烤后，再也无法重现它的暄软，它在晓星的裤腿里结了块，让穿着它御寒的晓星极不舒服。
作为管村土著的小木匠，在参加工作，成为农民合同工后，也享受了免费住宿待遇，如果他愿意，还可享受花几毛钱吃三顿饭的待遇，但他说，回家吃饭还能省点饭钱。
于是，他就成了我们中间最忙碌的那个。早上黑犬花花第一个迎接的，肯定是他，而晚上花花最后送走的那个，肯定也是他。有次他妹妹来场里找他，黑犬花花异常亲热地接待了她，并伸出前蹄，熟练地跟她握手。我们终于掌握，在他家有花花专用饭盆的确凿证据。偶尔大雨或大雪，他中午也会在食堂吃饭，他总是吃得很快，一转眼就不见了。
林场的宿舍是十多年前盖起的，当时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近八十个城镇青年被派往林场，在三年的时间中，他们自力更生，种粮食，种油料植物，种蔬菜，养猪，养鸡，并动手修了几十间场房。我们现在住的宿舍，就是他们的杰作。场房呈梯形，分前中后三排，后一排房子最多，紧靠绿轴沟凸出的山崖。最前一排分成两列，东西各五间，东面是食堂，西面是会议室。小木匠跟小司机住在中间最东的那间宿舍，后排住着的工人，去食堂，出场门，去茅厕，去会议室，都要经过他们宿舍门口。
我们这些刚入场的小工人自觉抱团，避开师傅们的圈子。这样一来，小木匠跟小司机无形中就结成最好的联盟。就像我跟晓星，来林场之前，我们从不知道世上有对方存在，我们各自活在各自的村庄，并坚信世界就是村庄的范围。我们以为，全地球的人只拥有唯一的姓氏，从未深究过，与我们姓氏相左的母亲们来自何方。尽管在年节下，我们会去往母亲出生的村庄，在那里遇见一些陌生人，但一旦回到我们的村庄，我们就会完全抛开所有关于外在的经历和记忆，固执而笃定自己想法的正确性。实在自相矛盾，无法解释的时候，就另辟蹊径，自欺欺人，用其他无知而蹩脚的想法，来求证我们错误的认知。那时以为，世界上有无数颗地球，每颗地球承载着一个跟我们不同的村庄。我们上学读书，开阔眼界，结识其他姓氏的同学，所有的现实都在矫正我们，而我们却甘愿在错误的窠臼中缩成一团。
夜里，小木匠跟小司机也会说起他们的童年，故乡，以及十几年里错误的认知，嘲笑自己终于在林场明白了世界的样子。他们会说起玩过的游戏，受过的伤，做过的糗事，当然，也会说起自己的将来。
小司机作为我们中间唯一的正式职工，他的未来当然是早点出师，成为林场技术最好的司机师傅。小木匠虽然很享受目下的身份，但他最大的心愿，是去县城上班。在他的想象中，他工作的地方，有一个满是机器的车间，他跟车间同事们，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一样的帽子，每人盯着一台机器。在那里，有明确的八小时内外分界。下班后，他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也可以去剧院看戏，去图书馆看书，他还可以在林荫道散步。他充满对这种理想生活的向往，乃至在我们订阅大量文学杂志的时候，他出乎意料订了一本叫《八小时以外》的杂志。
他的这种想法，极其契合了我跟晓星的，于是，我们三个常常坐在院子的树下聊天，并充分动用想象，勾勒未来生活的模样。
因为这本杂志，他也有了借口跟我交换书籍。《八小时以外》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它有跟文学书籍完全不同的质地，书里的小说更像电影，有场景，有画面，有情绪推动，而这本杂志，它采用了多图和简短文字，显然更多地将实物呈现在眼前，让人看见，听见，触摸得到。
我们都热爱这本杂志带来的那份新奇，并对外面阔大而美丽的世界陡生向往。但我们之中，第一个用笔写出自己的苦闷和感受的那个，却是小木匠。他刚刚高中毕业，学历比我们高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他比我们年岁都大，现在想来，是他比我们成熟，身体和心智都有。
在其后两年里，他曾写过许多文字，像诗歌，也像散文。他把它们写在一个红旗本子上，有次去他宿舍里坐，我见他枕边放着，就顺手拿起了，他竟然红着脸过来抢，显然有几分羞赧。我仗着年纪小，带着几分蛮横，就要看。后来他竟默许了。
我可能是最愚笨的人。许多年后，我回林场，在管村车站，看到了当年的小木匠在等公车，除去身高，他的外貌并未变化多少，我让车停下，他迟疑了半天，方坐到副驾驶位上，在跨上车的那刻，我看见他穿了一双擦得黑亮的皮鞋。这是我们时隔多年的会面，我以为我们一路上会滔滔不绝，但是没有，半个多小时，从头到尾，除去刚上车时，他回答我一句后，便一直沉默，直到下车。那时，我才扪心自问，也许我曾在无意中伤过他的心？也许不是，只是时间中，我们之间的距离被生活块垒塞满了，一时半会儿无法消解？
我的愚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表现得一览无余。他的本子上，除去抄写工整的关乎爱情和名誉的金句，还书写了一些心得片段，读书感想，对景物的描述，当然，更多的是对某人的相思，诗一样的句子。
我像发现新大陆般笑着，原来你恋爱了呀，看不出啊，是谁，跟我们说说呗。
这话估计只有我敢问他，因为在我的问询中，小司机和晓星一直都在笑，而小木匠的脸更红了。
我突然发觉，小木匠长高了。因为我有次试图伸手搂住他，却扑了个空。
晓星说，“男长十八，女长二十，按说他就不长了，就那么点了。”
“那他的眼睛会不会长大呢？脚会不会长大呢？”
我们没有用心求证过，只是咯咯地笑。
那段时间，我跟晓星制定了作息时间和学习计划，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做操锻炼，吃完早饭，就开始背诗，一天一首或者两首。下午爬到东山上看书。我们极其准时地遵守着这个规章制度，整整三个月没有一天违反，即便下雨，我们无法从林场的后门出去，跨过绿轴沟越来越大的沟渠，爬到东山的山腰，我们也会坐在宿舍里看书，背诗。那时，我们重又拥有了两个小凳子，比之前那个稳当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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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草原》2022年第1期
指尖，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槛外梨花》《花酿》《河流里的母亲》《雪线上的空响》《最后的照相簿》《一色千年》《在我和我们之间》《符号》等多部散文集。曾获全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散文奖、首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散文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大地文学奖、《红豆》文学奖、《山西文学》双年奖等，连续两届获赵树理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