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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历史原型

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国际交往的内容。《西游记》全书以玄奘西天取经为背景,本身就是一次周游列国;《三国演义》的第一回便提到,客商北上牧区买马,归途中送给刘备一千斤进口的波斯特产“镔铁”,刘备三兄弟用它打造了双股剑、青龙偃月刀和丈八点钢矛等上等兵器。《水浒传》中,宋江征辽多次与“碧眼黄须”的番兵交战,还提及到了“爪哇国”。

但是,在以上三部大作中,其涉及的对外交往信息非常有限,但《红楼梦》就不一样了。从时间上来看,《红楼梦》成书最晚,其中涉及到的洋货种类也不甚繁多,最为关键的是其中还涉及到一段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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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王史薛

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历史原型

在小说第四回,曹雪芹就提出了四大家族的概念,在金陵城中有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此还有一首《护官符》: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在这四大家族中,从全书的描写重点来看,贾府似乎占据着四大家族的首位,但实际上,在这四大家族中,真正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

在四大家族中,贾、史、王三家都有官职在身,独薛家是商人,但并非与朝廷无关,薛家可不是一般商人,而是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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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第四回中有提到,薛蟠“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可见,皇商的正式头衔是“内府帑银行商”,在名义上属于户部,但实际归内务府差遣,其原始资本就是由内务府提供,类似于贷款,称作“帑银”,因此叫“皇商”。

这些皇商在清朝初年时,有被派驻到了广东等外贸港口,因为获得了海关的特殊待遇,在广东外贸市场上畅通无阻 。作为官方的经纪人,所有外国人要想购买茶和丝,必须通过他们操作,实际有垄断的嫌疑。可见,“皇商”的分量也是很重的。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薛家是皇商,理应在财力上排首位,但是与贾王史三大家族相比,薛家只是小巫见大巫。那么其它三大家族的财富又是如何积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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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作者重点交代了贾府的创立,祖上是包衣,因军功而获封爵位。在清朝,包衣隶属于内务府,而内务府是专门服务皇帝的机构。这个机构在明朝时叫“二十四衙门”,是明朝皇帝为了自己花钱方便而特意搞出来的机构,其主要管理者是宦官。我们也知道明朝的宦官名声很臭,因而惹得民怨沸腾。

到了清朝,康熙看到明朝宫廷搞得这个小金库确实挺好,皇帝想花钱不用向户部开口,自身就能实现财务自由。于是,康熙元年废除了“二十四衙门”,禁止宦官干政,然后换汤不换药地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内务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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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内务府的管理者该用谁呢?他们必须符合几个条件:首先要绝对忠诚,其次要善于逢迎拍马,喜欢传播小道消息,还时不时地附庸风雅;第三头脑还要灵活,既贪婪又吝啬,而且皇帝对他们的私人财产要非常熟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选就是“包衣”。

清帝及八旗王公贵族都占有大量包衣,包衣的主要来源有,掠民为奴,逼民投充,民人因罪入官,买民为奴,民人随母改嫁于旗人或过继于旗人。由于包衣来源鱼龙混杂,所以,能进内务府的包衣也是有要求的。

在满八旗中,只有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由皇帝直接统领,号称“上三旗”,因此,也只有上三旗的包衣才有资格进内务府当差。这样一来,我们也不难发现,上三旗的包衣实际就是皇帝的私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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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旗

在清朝,粤海关,两淮盐政、长芦盐政、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等十几个重要的财税职务都由内务府成员长期把持。这些成员名义上由户部任命,实际上全是皇帝从内务府里选出的特派员,实有钦差之实。

清朝皇帝给内务府包衣安排的诸多肥缺,当然是有用意的。首当其冲当然是敛财,要随时做好将家产拿出来充盈皇帝的小金库,对皇帝要无条件地进行大量的利益输送;比如,曹家因四次接驾康熙而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导致造成亏空,为其之后的抄家埋下隐患。再如在清朝有着“天子南库”的粤海关,每年税收的一半收入会以不同形式充入皇家账号,由此也成为清朝皇帝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次身为皇家家奴,还要承担汇报当地的情报工作。曹寅和李煦都曾多次给康熙上过密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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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折

基于包衣的这些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小说中的四大家族,除了贾府,其它史、王、薛的真实身份都是内务府上三旗的包衣。同样的身份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利益,将四大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分别占据着各个行业的肥缺,大肆地敛财,积累了巨额财富,因此,才有了他们在护官符中富可敌国的财富。

那么,为何说王家占主导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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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家族

贾王史薛四大家族,谁才是主导者?

在小说第七十二回,王熙凤因为利钱的问题与丈夫贾琏吵架,她说:

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你们的,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

王熙凤的口气一向比较大,但她也不会说谎话。弄权铁槛寺时,她口气也一样的大,但事情还是办成了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熙凤所说绝不是虚言。

那么王家到底是在哪里当职呢?在小说中有写到,王家的核心人物王子腾,初任京营节度使,后擢九省统制,奉旨查边,旋升九省都检点。作者的这些描写实际都是“假语存”,“真事隐”的历史原型则是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家族,同样也是包衣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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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的父亲李月桂有个堂兄,名叫李士桢,在1681-1687年间曾担任广东巡抚。李士桢的儿子李煦,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两人交往过密,并且都担任过织造,兼任过两淮巡盐御史。可见,清朝皇帝对包衣家族的信赖程度。

特别是李士桢,作为内务府的包衣,他在就任广东巡抚期间颁布的《分别住行货税》对广东对外贸易影响深远,洋货行因此而兴旺发达起来,此举不仅增加了广东的税收,同时作为“天子南库”的粤海关,也着实充盈了皇帝的个人腰包。

我们在上面说到,粤海关的税收会有一半以不同形式进入皇帝的小金库。其中一部分是明面上的,另一部分则是变向的,比如每年要向皇帝呈送四次“正贡”,春季有年贡,元宵节有灯贡,端午节有端贡,皇帝生日还有万岁贡,以及多次的“传办方物”,(也就是替皇室采购进口商品)。由此,我们也可以对“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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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煦夫妇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王家人手上的洋货特别多,比如在第三回,林黛玉进贾府时,看到王熙凤的打扮与众不同,在描述中提到,她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再如在王夫人的寝室里,“临窗大炕上猩红洋罽,”,“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

第四十回,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第五十二回,晴雯生病时,宝玉派人向王熙凤要来了“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等等,在这些描述中都有一个洋字,代表的就是外国货。作者在荣国府里写到洋货的次数有数十次,其中王家人手里就占了14件。

那么荣国府和王夫人、王熙凤的洋货从哪里来呢?根据王家人的历史原型李士祯,可以推测其主要来源就是王氏家族。在第十六回,王熙凤亲口说道:

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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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凤姐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家祖上主管的正是清朝的外贸,因此而大发横财,网罗一些“洋玩意”自然是小菜一碟。

此外,在红楼五十二回,薛宝琴说,在她八岁时,曾跟其父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看到过一个真真国的女孩子。可见,薛家作为皇商,其所从事的行业也多与对外贸易相关,由此也可推断出,荣府洋货的另一来源则是薛家。

由此可见,曹雪芹能创作出如此纷繁复杂的《红楼梦》,绝非只是单纯的艺术想象,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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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回看贾府的内当家,为什么会由王夫人、王熙凤把持,并且二人在贾府的行事作风相当硬气,一个原因当然是二人嫁入贾府时都带来了不菲的陪嫁,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王家的背景远在贾府之上。

在小说第七十五回,作者已经写到了江南甄家被抄,而甄家在小说中,一直是以“真事隐”的状态存在的,如很多红学者所言,这个甄家历史原型也是李氏家族。

这样一来,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小说中的金陵王家与“真事隐”的江南甄家,其原型都是历史中的李氏家族,正是应了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那么,这一说法矛盾吗?笔者认为,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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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甄家与小说中的王氏家族

李氏家族被抄家的原因并非只是因为亏空,还有一大原因是贪污。李士桢在广东任职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这些贿赂主要来自于外贸商人,1687年,李士桢因“贪劣”的罪名弹劾离职。

但李士桢的离职,并未对李氏家族造成多大的影响。1703年,李家的亲戚孙文成又出任了粤海关监督,李士桢的二弟李国屏也在1710年-1713年担任过此职。清帝国的对外贸易终究还是掌握在这些包衣手中,可见,康熙帝对他们的信任和依赖程度相当之高。

到了雍正上台之后,与八爷党交往过密的官员相继遭到牵连,李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雍正于1722年上台,次年正月就迫不及待地将李煦革职抄家,四年后的曹家也没有逃脱此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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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提及江南甄家被抄,已是第七十五回。在之后的续书中,王熙凤也逐渐失势,根据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可以得知,丈夫贾琏对她的态度变化过程,凤姐最后竟然沦落到被休的地步,这是不可思议的。

贾琏从前对凤姐是如何的顺从,之所以最后态度大变,与王家的失势有着本质联系,所以,“一从二令三人木”明着是写贾琏对凤姐的变化过程,实际上隐射的正是王家衰败的过程。

由此可见,江南甄家被抄,与王熙凤在贾府的逐渐失势,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最终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作为“真事隐”的江南甄家与小说中虚构的王氏家族,其历史原型都是李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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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也别忘了在小说中还有这样一对人物,甄士隐与甄英莲父女,此二人也是全书的穿线人物,他们既存在于“真事隐”中,又游离于“假语存”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此乃曹公笔法的高明之处,亦是《红楼梦》的精髓所在。

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叹,曹公所引用的“真事隐,假语存”的小说创作手法,实在是太高明,同时也透露出他对康熙朝的那段历史了如指掌,将其隐身在小说中的各个角落,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节和环境,也加深了对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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