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历史 200多名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关在功德林,他们之间上演很多“精彩”的故事

200多名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关在功德林,他们之间上演很多“精彩”的故事

200多名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关在功德林,他们之间上演很多“精彩”的故事-爱读书

“你也进来了?!”

“真想不到竟能在这里见到你!”

1956年1月11日,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内,一群人在相互寒暄,脸上变幻着惊诧、欣喜、激动、害怕等复杂的表情。

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战犯,原本他们被分散关押在全国各地,功德林也是其中之一,后来被集中到功德林监狱关押,人数高达200人。

他们中的杜聿明、黄维、邱行湘、文强、沈醉、王耀武曾经都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领,因此有人戏称: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被关进功德林的,进那里也是要有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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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功德林,大家都惶恐不安,他们以为功德林的作用相当于“集中营”,目的就是把他们“集体处决”。

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批学生,在抗日战争中上阵杀敌,有着显赫的战功。在解放战争中,他没能及时醒悟,最后在淮海战争中被俘。

在他看来,自己作为头号抗战分子,别人或许还有活路,他万万是没有的了,等待他的唯有死刑。他想与其被绑到刑场受尽屈辱而死,还不如自我了断反而痛快。

所以早在进入功德林之前,他杜聿明就以失眠为由,向医护人员要来安眠药,并一粒一粒攒起来。

进入功德林时,需要例行检查,管理人员在杜聿明的棉裤的左边裤腿缝隙处,发现了60多片安眠药,这个剂量足以威胁到人的生命,他的自杀秘密还是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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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和杜聿明一样坐立不安的人,还大有人在,比如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

有一次,有人问王耀武,他最崇拜《三国演义》里的哪个人物?

王耀武最开始的回答是关云长,但没过多久,他就慌张地跑回来说,他不崇拜关云长,他只崇拜诸葛亮。

原来他害怕“崇拜关云长”会被理解成“身在曹营心在汉”。

不过他们的担心有点多余了,早在他们进入功德林前,周恩来总理说过不会动他们,后来更是明确给出方针: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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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给了他们盼头,而且还给他们提供相对“自由平等”的环境。在功德林里,他们之间以“同学”相称,还可以自由选举“学习委员”,来监督大家的学习、生活和劳动,甚至可以和家属通信,还能接待亲朋好友。

此致,悬在很多国民党战犯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这才放下。

不过,200多名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关在一起,他们之间肯定会上演很多“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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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功德林,文强显得特别“拽”。

监狱管理人员让他们写悔过书,许多人乖乖写了,写得痛哭流涕,悔过之心跃然纸上。

但文强却截然相反,他不但拒绝写悔过书,还顶撞管理干部。

他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能这样大言不惭,其实也不无根据。

他的姑母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所以毛泽东的确是他表哥。他曾在四川省委领导下工作,当时朱德是四川省委,也就是他的上级。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而他是黄埔军校的第四期学生,林彪是他的班长,所以他说是周恩来学生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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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逃脱后他试图找上级解释,可惜被上级误解,他一怒之下投靠国民党,后来他凭借着聪明才干做到了国民党保密局级北方区中将区长。

在淮海战役中他不幸被俘,后押送至功德林。

进入功德林后,文强如此嚣张跋扈,其实也不完全仗着自己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多的是他觉得自己作为曾经军统的高级特务,犯下过大错,问题如此严重,不可能还有活路。

既然左右逃不过一个“死”字,他干脆破罐子破摔,才会如此出言不逊。

不过后来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胜利,在监狱管理方面缺乏经验,管理员第一时间想到了文强,他作为一个军统特务,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经验,于是他就向文强请教。

文强不愿提起自己这段“黑历史”,更害怕说多了,引来共产党的厌恶。可管理员显得很有诚意,还带了纸和笔记录,他不好拒绝,便笼统地说了几点。比如犯人之间不可以互相谩骂、斗殴,以及要让他们在狱中学习一技之长等。

文强当时也就随口一说,他打心里认为管理员不会采纳他的意见。可几天后,他惊讶地发现,管理处贴出来一张告示,里面的规定居然和他此前提得并无差别,只是把罚款改成了思想检讨。

接着,他又发现所里出现了一批缝纫机、木匠工具、石磨等。

那一刻,文强觉得自己被尊重了,他感叹中共的善意,从这以后他的思想也在往后的学习和劳动中慢慢转化过来。

如果说文强是功德林的“搅屎棍”,那么黄维则是“刺头”。

黄维被俘前是淮海战役中,国民党12兵团的司令长官,进入功德林后,黄维认为所谓的“思想改造”,也就是说得好听,其实就是坐牢,因此他内心很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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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心态的引导下,黄维引发了功德林唯一一次战犯打架事件。

当天管理员组织战犯学习,他们讨论的题目是有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学习小组的组长是董益三,原是国民党的少将处长,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功德林的战犯。

当董益三讲到“当初中国的银行都属于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时,黄维回了句:“那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是毛泽东的”。

听到这句话,董益三认为黄维思想不正确,要求他写检查。黄维不但没有反省,还洋洋洒洒写了句: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董益三看到后,上来就给了黄维一记耳光。

黄维心想论军衔和资历,自己怎么都比董益三强,这口气不能忍。

然后两人扭打起来。

事后,黄维认为自己一定会受到处分,的确他受到了评判。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先动手打人的董益三受到的批评远远超过他。

黄维不禁感慨道:“共产党是讲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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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情也影响了黄维了,他进功德林的时候,身上有5种结核病: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精囊结核、附睾结核,管理人员发现后,立马把他送去了医院。

当时他的治疗需要用到青霉素和链霉素,这两种药都被英美等国家封锁进口,公安部为此特意派人去香港和澳门给他买。

为了保证黄维的营养,公安部更是每天都给他供应鸡蛋牛奶,甚至连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中断过。

黄维的病花了4年多才彻底治愈,他明白如果没有功德林的免费的治疗和精心的照顾,他的命早就不在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黄维的心也在治疗过程中变得柔软,他很感激赋予自己第二次生命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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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人被关在同一个地方,有矛盾,当然也少不了趣事。

这些高级官员,平时生活上都是有勤务兵打理,养尊处优的。刚到功德林的时候,有部分人连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懂。

那时,王陵基逢人就问:“挤出来的牙膏怎么收回去?”

原来,他不会挤牙膏,一挤就挤出来一长条。

牙膏等生活用品是定量供应的,结果就是那个月王陵基没有牙膏用。

他还不会刮胡子,总是一不小心弄得满脸是血。

后来,杜聿明实在看不下去,主动帮他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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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德林还上演过不少“鬼故事”。

在解放战争期间,不少被俘和投降的国民党将领,都被老蒋隐瞒了,在对外宣传中,他们被报道为“自杀殉国”。

在功德林中,原国民党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看到了曾被要求死守洛阳的少将邱行湘,他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大白天撞见鬼了。

原来,邱行湘就是老蒋对外宣布的“舍身就义”的“烈士”之一。

功德林里面最热闹、难忘的一幕莫过于8个将军合力“杀猪”。

刘峙原来是国民党上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担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防守平汉路沿线。

结果,日军打过来时,刘峙还没开打,就带着部下逃到石家庄,致使华北的大片国土沦陷,国人对此极度不满,因此骂他为“长跑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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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老蒋看中刘峙的忠心,任命他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

命令一出,一片哗然,有个人当众发难,说:徐州作为南京大门,应该派一名虎将,就算不派虎,派只狗看门也行,怎么能派一只猪来?

于是,刘峙“猪将军”的称呼就这样传开,国民党的将领们非常地瞧不上他。

一年过春节,功德林的学员要杀一头猪过年,这群战犯给杀猪活动起了个名字:“围剿刘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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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行动”由宋希濂担任总指挥,沈醉负责操刀,八位将军参与“围剿”行动,结果,猪跑了,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成功。

后来,大家作战斗总结:出动了4个兵团、8位将军、由兵团司令策划、军统高手执行,终于取得了国军在大陆的唯一一次会战胜利!

这群战犯虽然在性格、想法上有着巨大差异,但在1950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们的意见空前统一,那就是: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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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爆发时,功德林里的战犯只有一种意见:不能打,打不过美国。

他们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参加抗日战争,在他们的认识里,日军的装备已经很厉害了,国共联手才勉强一战,而美军那可是比日军更厉害的角色。

和美国打,可以说是拿鸡蛋碰石头,毫无胜算。

当时,管理人员让文强写一篇关于“美朝战争的预测”文章,他洋洋洒洒写了5000多字,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还有些自诩为美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也一致认为:美国必胜。

还有极个别的甚至开始筹划,如果美国胜利,自己该怎么向蒋介石表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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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和美军的战争开打前,杜聿明其实也不看好志愿军。

他曾率领过第一批接受美军培训的远征军,也率领过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军团。他是老蒋众多将领中,唯一一个既熟悉现代化作战、又了解美国机械,还能指挥兵团级以上作战的人。

所以,杜聿明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军纯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

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功德林里的战犯们,甚至连杜聿明也逐渐改变了想法。

他们心想,这样装备差距悬殊的仗,如果让他们来打,不但毫无胜算,估计还会全军覆没,但志愿军居然打赢了。

原本,他们希望美军赢,但是现在,他们更希望中国人能胜利!

这批和美军有过大量接触的国民党将领,难得心平气和地凑在一起,把自己所知道的美军战术和美军装备全部写了下来,整理成《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共计6万多字。

有关部门看过之后,认为非常有价值,立即送到了中南海。

毛主席阅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将关键点通知了前线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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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的进程给了这批国民党战犯极大的震撼,他们没想到,志愿军居然真的能和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硬抗,并如此快速越过三八线!

他们一边欢呼雀跃,一边想着要再为战士们做点什么。

很快,机会就来了。

当时,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前线战士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吃炒面充饥。

可很快连炒面也供应不上,即使东北军民合力,缺口依然补不上。于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发起了“炒面粉运动”,功德林里也不例外。

以前养尊处优的将领和高级干部,一听炒出的面粉是要被送往前线的,热情都空前高涨。

这时的他们,不再在意派系,也不再计较以前的恩怨情仇,大家每天都齐心协力,拼命炒面粉。

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深知人是铁,饭是钢,在前线吃不上饭是没有力气打敌人的,所以炒起面来格外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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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平日里最不配合的文强和黄维,也干得热火朝天,黄维还一板一眼地监督抱病干活的杜聿明,生怕他掌握不好质量和火候。

后来,负责志愿军后勤的人表示,功德林炒出来的面粉质量格外好,既脆又细,还没有焦味。据说,这是因为战犯们把所里配给他们的芝麻、花生、瓜子仁等零食,全往炒面里面加了。

其实,这些战犯中,或许当时依然有人怀有二心,但是,那一刻,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志愿军打败美国人,都希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功德林的战犯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就像杜聿明后来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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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的功劳,毛主席和周总理也是看在眼里的。

1959年12月4日,一份特赦令正式公布。

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邱行湘等10位国民党战俘,被特赦释放。

文强虽没在第一批名单中,但他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在这次事件中,他明白了原来共产党讲话是作数的,为了表达他的心情,他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

“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之后的六年,每年都会有一批战犯被特赦。

1975年,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还有一批战犯在关押时,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同年3月,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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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和黄维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战犯,在得到释放消息当天,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终于可以见到了家人。

文强更是激动地作诗一首:“顽石点头实在难,几多恶梦聚心田。……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这些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周总理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也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去处。

周总理在全国和各省市政协机关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邀请被释放的战犯为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构的工作,其中有杜聿明、黄维、文强、董益三等。

他们每月的工资100元,分配有公房,还和高级干部享受同等的医疗保健,可以说是待遇优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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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场到功德林,从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将领到监狱战犯,他们原以为脱离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无望的死路。

可生活就是这样总是会在绝望处开出美丽的花,在功德林他们不单获得了人格的尊严,接受了思想的洗礼,还学会了一技之长。

被释放后,他们从毫无尊严的战犯一跃而成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拥有了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幸福的生活,还能把生命最后时光贡献给社会,发挥他们自身的价值。

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宽厚,以及他们作为政治家的智慧。大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谋事者心宽似海,成事者腹有韬略。

. END .

【文| 八二沙袋】

【编辑| 毛毛雨】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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