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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功 | 落英缤纷忆故人:王蒙、萧军、端木蕻良、赵大年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第2478期10版

落英缤纷忆故人:王蒙、萧军、端木蕻良、赵大年

陈建功

“调皮”王蒙

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些调皮。就算表面上老实,心底还是调皮的。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入职北京市文联所辖的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那时已过而立之年,却是北京市属的“专业作家”里最年轻的一个。专业作家们大抵每月集中一次,有些会议开到累时,就不得不“调皮”一下——拎起会议室的空暖瓶,名正言顺地走出去,顺道儿到隔壁的《北京文学》,找陈世崇、傅用霖等,和他们意气扬扬海阔天空。当然,我也“乖”,不出半个时辰,也会拎着灌满的暖瓶回去,继续学习领会。我知道,端坐于堂的前辈、师长——萧军啦、骆宾基啦,直到杲向真、浩然,谁不心如明镜儿?当然人家也不点破。只有一次,我被正在讲话的王蒙现场抓了个“哏”。

回屋时,王蒙大概谈兴正浓,暖瓶的归来打断了他的话题。他看看我,索性不再继续,说:“你小子干嘛去了?我刚才说得那么精彩,你整个儿就没听着!”我不无遗憾地苦笑,说:“打水。您总得有水喝!”王蒙说:“您这‘雷锋’也学得忒费劲儿了,一壶水打了一个钟头,您这是到人大会堂打水去了?”人皆大笑,他却不动声色,继续昏天黑地谈那学习心得。

落英缤纷忆故人:王蒙、萧军、端木蕻良、赵大年

王蒙

王蒙揶揄我,并不令我意外。一起开会时,他也时不时揶揄别人,有时,一语言罢,还看看我,我们便会心地笑。他的揶揄绝无敌意,说他是“幽默”或是“耍笑”更为准确,也就是“调皮”而已,但不能否认,这调皮里还是有内涵的。比如有一次,言必呼吁关注“现代派”的李陀在会上从海德格尔一直讲到德里达,掰开揉碎报洋名儿的时候,王蒙颔首一笑。他歪着脑袋对我说:“啧,瞧人家!人家不说‘好’,人家说‘蒿’,多有洋味儿……”看过《茶馆》的,是不会不知道这句经典台词的。没等我笑出来,学戏剧文学专业出身的陈祖芬已经笑喷了……

“出土文物”萧军

初到北京作协驻会,不只是王蒙,我应称之为“恩师”的,还有好几位。“文革”后期,在京西挖煤的我,得以凭“煤矿工人”的身份,参加北京业余作者的培训。几位应邀改稿的作者都住到花市东兴隆街51号,似乎是北洋政府某机构的旧址,院子里有前后两幢小洋楼。浩然和李学鳌住在前楼,分别在写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和长诗《向秀丽》。因为同在一个食堂吃饭,住在后楼的我们就和二位逐渐熟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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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夏天李学鳌(右)、浩然(中)、杨啸(左)在北京妙峰山

彼时北京作协的驻会作家们,说是“四世同堂”也不为过。时已年逾七旬的“鲁门弟子”萧军,应是最年长的。萧军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我并不觉得他是“出土文物”,反倒使我一下想到他发表处女作时的笔名:酡颜三郎。传说“文革”初起时,萧军还撸胳膊挽袖,为骆宾基跟居委会叫板。萧军是习过武的,遭难时曾经教习武术为生。传说那时萧军往街口一戳,威风八面,拼命三郎的架势端得有模有样儿,真就把人吓了回去。自此骆宾基才活得安生了。后来我见到萧军的女儿萧耘,忍不住求证此事。萧耘说,可不是!老爷子老那么豪横,挨了斗也没断了出门溜达。您猜我妈每次都叮嘱他什么?——“早去早回,别找人打架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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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

相比之下,比萧军小十岁的骆宾基似乎柔弱许多。初见几次后,就很久没能见到他来开会,再见时已因中风而蹒跚。一次会议相邻而坐,很偶然看到他打开的笔记本,满页的字没几个,个个如核桃大,他说是他记下的钟鼎铭文。

身边诸位似乎都裹挟着某一时代的风雨,而最不动声色的几位,故事一点不少。比如杨沫,她作品写得好,为人也慈善。有一次,任职于鲁迅博物馆的作家韩蔼丽就嘻嘻笑着告诉我:你们那杨沫老太太,真是一个好老太太!韩蔼丽说那天到北京文联办事,碰上了杨沫,走时又被老太太截住,非让去她办公室一趟。“你猜她干吗?她非塞给我一包袜子,说小韩呀,天凉了,你得穿袜子呀。”——“天哪,”韩蔼丽说自己当时都笑歪了,“我老老实实对老太太说,我从来不穿袜子的,冬天也不穿,您不会以为我买不起袜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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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

“倚老卖老”赵大年

赵大年调入北京作协驻会,比我早一年多。那时他是北京农机局的干部,因电影剧本《车水马龙》而成名。大年那时应已年过半百,秃顶油亮,只有一圈银发烘托,我戏说是“彩云追月”。他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言语擅夸饰而又透着自嘲。我总是想,这是不是由贵而衰的“子弟”们习成的修辞方式?大年的举止透着令我艳羡的“范儿”,以至于我曾问过他鼻梁上的眼镜架是否真真儿的金丝?大年撇了撇嘴说,甭管是不是金丝,900块钱呢!20世纪90年代,900块钱算是天价,24K金每克也不过100元。

我比大年小18岁,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抬杠,打击他“八旗子弟”的优越,当然也逗他把有趣的故事讲下去。他却不恼,呵呵笑着,越发“倚老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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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赵大年

有一次学习的话题似乎是说到抗美援朝。大年直指我说,像陈建功这样的,我当志愿军出国时,你才生下来!我说,可不,多亏您保家卫国,我今儿这好日子,有您的牺牲奉献!大年更来劲儿了:“烈士罗盛教知道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牺牲的时候我在现场,我是团小组长。”我问,团小组长干啥去了?他说,递板子扔绳子呀,救那个冰窟窿里的小孩儿!最后四处找人,才发现罗盛教没了。我便问:你真刀真枪冲锋陷阵了没有?大年呵呵两下,说,我是翻译,我的任务是教战士们说英文。我说,咳!你那英文,也就是“缴枪不杀”呗,不服你说点儿新词儿我听听!大年大笑,说几十年了,我一句也不会说了。

终于,抬杠抬到了90年代,《皇城根》就把我和大年捏到了一块儿。30集电视连续剧各写15集,凑到一块儿,大年问我:“咱找端木题写片名怎样?”

那时端木蕻良已年近八十。固然熟人,又都住在一个家属楼里,找他,还是不情之请。当然,端木老很快就题写了《皇城根》的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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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端木去世了。那时我没在北京,事过之后在楼道里遇见端木的夫人钟耀群。钟大姐说,端木走得安详而从容,他远行前甚至和家人、几代人,一一拥抱。我问钟大姐,当年端木剪下的萧红的那缕头发在哪里?——大姐说,已经捐给萧红家乡了,葬在萧红的衣冠冢里。

2019年7月,大年也离我们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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