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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伟:桃花蝴蝶(散文)

我七岁时,脑子里搁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半个多世纪,无数繁花在眼前流走,每当我停望绚丽,总会看见坐在桃树下的祖母,漫天花瓣为她飘零。

那棵桃树生长在我们老家的台坡口。那个湾子叫兜斗湾,是江汉平原上的一个自然村。当地雨水多,以稼穑为生,农舍筑台而建,各家屋前都有一块方形的禾场。我家住兜斗湾南端。禾场右边堆一垛冬天没有烧完的柴火,混杂的麦秸、棉梗和稻草,紧挨台坡口的桃树。

春天,一树粉红的桃花遮云蔽天。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她的藏青棉袄泛白,颜色接近柴草;皮肤干皱,已然融入三寸小脚下泥土的灰黄与安宁。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我背着书包出了堂屋,看见桃花、祖母与蝴蝶,不由愣住。那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

但我没有叫唤祖母,悄悄走向台坡口。

不料,祖母喊了一声我的昵名,我即刻停下——就像在学校偷跑时被老师突然叫住,然后便转身,嘻嘻地笑,向祖母走过去,在她膝前蹲下,把头递给她。她抬手摸过我的头顶,熟练地在我的额头亲吻一下,说:“记得,下回莫忘了。”我勾着头,连连点头,不让她看见我发酸的眼眶。

原来,在桃花下打盹的祖母是那只蝴蝶在飞……

谁也没有见过自己祖母如花如蝶的芳华。

我七岁那年,祖母六十五岁;那时的人老得快,祖母已是白发、缺牙的老态。我以为天下的祖母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但隔壁家的杨奶奶说,她见过祖母的年轻,那时,祖母刚嫁来兜斗湾,还不是我父亲的母亲,一张鹅蛋脸,粉白红润,抹过油的黑头发用木簪绾在后脑勺,身子饱满,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像铁杵一样咚咚咚地敲在地上。杨奶奶的描述是应当信赖的,只是没有翻飞的蝴蝶。

那片花瓣在空中闪闪飘下,让人联想蝴蝶的由来。接着又出现一个更为确凿的线索:蝴蝶在桃花下面飞过之后,祖母头上的木簪换成了一枚蝴蝶银簪。

上年,我在姑爷爷家见过这枚银簪。

姑爷爷住在两里外的珠玑街上,膝下无儿无女,是一个孤老,房屋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我已经晓得那烈士就是我的姑奶奶。姑爷爷矮小、驼背,眉毛很长,戴一顶黑呢帽,不轻易说笑,却是温和的。夏天,祖父从外地回来,带我去了姑爷爷家。祖父跟姑爷爷喝酒,我埋头吃菜。他们是一对怪老头,分明乐意坐在一起,可坐在一起又很少说话。我离开桌子时,姑爷爷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枚银簪,放到祖父面前。那银簪是一只蝴蝶,既精致又光亮,我一把抢起来看,祖父让我莫要掰坏了。然后祖父对姑爷爷说:“留着吧,总是个念想。”姑爷爷回应:“我这身体怕是扛不了多久,拿去给嫂子,我也落心。”接着两人都不说话,碰一下杯,不说话,再碰一下。

离开时,祖父从我手里拿走银簪,放在姑爷爷座位前的桌上。

到了过年,姑爷爷来我家拜年。姑爷爷每年拜年固定在正月初二这一天,后来我知道,这是延续小姑奶奶在世的礼俗。他来了,在堂屋的方桌上放一盒茶,再伸手掏上衣口袋,这时我们四兄妹像雏鸟一样围着他跳。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五角钱的票子,我们拿着硬朗的票子当小刀片,互相割手,他看着,眨动眼帘微笑。

然后,他走到祖母面前,拿起祖母的一只手,把银簪放在祖母手里。祖母一看,连忙大呼:“这使不得!”姑爷爷捏住祖母的手,说:“嫂子,它陪了我几十年,也让它陪陪你。”祖母再看那银簪,眼泪就哗啦一下奔涌而出。当时,我们四兄妹看着祖母一片惊愕。

五弟还在母亲肚子里,母亲仰着身体上前,给祖母擦眼泪。

祖母坐在桃树下,蝴蝶在她和桃花之间飞。祖母为她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过。家里大人一直没给我们小孩子讲祖母哭泣的缘由,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

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祖母身上歇了许多桃花,手里正抚摸着那枚银簪,走过去蹲下,跟她一起抚摸。不知什么时候,哥哥站在了祖母和我的身边。祖母就告诉我们:蝴蝶银簪是小姑奶奶的陪嫁,小姑奶奶叫刘春桃,十八岁出嫁,不满十九岁成了烈士。

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共产党在湖北广泛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小姑奶奶刘春桃是一名共产党员“飞毛腿”。九月间,在一次送信途中,被四个“白匪”(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军队)追杀。小姑奶奶从田野朝娘家的湾子跑,实在跑不动了,靠在湾子西头的一棵枣树上喘气,“白匪”冲过去,连刺九刀,小姑奶奶倒在血泊中。

当时祖父在外地药房当学徒,曾祖父已过世,家中只有祖母和已经眼瞎三年的公婆。湾子里来人报信,把祖母拉到屋外,说你家春桃被“白匪”杀了。祖母朝那棵枣树疯跑。枣树前血光冲天,祖母扑过去,抱起浑身是血的小姑奶奶。小姑奶奶还没断气,想笑,笑不出来;一只染血的拳头一点一点移到祖母手边,松开,是蝴蝶银簪。又抬起食指,指指自己的肚子,指指祖母的肚子——意思是她已怀孕,可她不行了,祖母肚里也有孩子,要好好生养。

祖母背着小姑奶奶回家,不停地喊春桃。半路上,小姑奶奶断了气。祖母不能把小姑奶奶背进屋,怕公婆哭死,直接背到屋前的杂树林歇下。回家拿了一套干净衣服和一把铁锹,转来,在林中为小姑奶奶更衣、下葬……祖母一直在哭,一直不敢放声大哭,几次差点儿就要闭气。天黑,祖母拖着铁锹回家,瞎眼公婆问她做什么,祖母说没什么,在家门口栽一棵小桃树。瞎眼公婆摸到她的手,问怎么这样冰凉,祖母说用冷水洗过的。瞎眼公婆提醒祖母:“怀着身孕不要太劳累,快去歇着……我们家缺人啊。”

哥哥和我听到这里,呆望着无边春天的深处。

祖母还沉浸在从前没有回来,叹息一声说:“你们的小姑奶奶只活了十九岁,像一朵花儿……瞎姆妈到死都不晓得这个不听话的小丫头走了,还以为她是怄气不肯回娘家。”

小姑奶奶牺牲的第二年,祖母生下一个男孩,就是我父亲。小姑奶奶的瞎姆妈——我的曾祖母——抱过我父亲。她抱着我父亲,看不见,一会儿唠叨姑姑不听话,一会儿说姑姑就快来看我们了。

听过这段往事没几天,母亲生下五弟。祖母的三寸小脚满屋子咚咚响,笑出一脸菊花说:“要是个女娃就好了,可以叫小桃。”

桃树上的桃子成形了,阳雀子飞来啄桃子,祖母啾啾地驱赶。阳光照耀,祖母后脑上的蝴蝶银簪闪闪烁烁。

我问祖母:“小姑奶奶怎么闹革命的?”祖母说:“跟大姑奶奶学的。”我问:“还有大姑奶奶?”祖母说:“大姑奶奶走得更早。”我问:“大姑奶奶怎么走的?”祖母吻我的额头,让我快去上学。

桃子黄熟时,过路的人看桃子,祖母招呼那人上台坡,指一个又红又亮的让人摘去。树上还剩最后一枚熟成蜜瓤的桃子,我摘下来给祖母吃。祖母缺牙,慢慢吮吸,一口气吸不完,歇一会儿再吸。

吃过这枚桃子,就是炎热的夏天。

夏天里,乡下人在禾场上乘凉。不等太阳落土,向禾场泼一遍清水,水蒸干了,不起扬尘;再搬出竹床、椅子和条凳,在禾场中央摆成一溜儿,分出公爹和媳妇的位置。吃过晚饭,一家人都穿最少的衣服上禾场,或坐或躺,年长的拿一把芭蕉扇,扇风、打蚊子。因了夜色,当上奶奶的老年妇女会像男子和幼儿一样光着上身。

祖母是必须光着上身的,因为她长痱子。

祖母极瘦。月光下,她坐在竹床边,勾出一道弧线,可以清晰看见前胸、两肋和后背的骨头,乳房是两张垂挂的皮。我不晓得别人的祖母是不是这样,但记得父亲跟母亲说过,祖母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他是祖母的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死了,最大的不满两岁;他之后祖母又生了两个,活下来一个妹妹。为什么?不单因为穷,娘吃不饱没奶水,娃儿病了买不起药;主要是为了两个小姑子,她们都是孩子,祖母要照顾她们闹革命。我看着祖母头上发亮的银簪,想起小姑奶奶临死前指着祖母的肚子,想起祖母必须摸过她的孙儿们的头才让他们离开……那里有祖母如花如蝶的岁月。

那天有些风,母亲在房里坐月子,祖母带我们四兄妹在禾场上乘凉。哥哥坐在祖母身边,拿着芭蕉扇打蚊子。我蹲在竹床上给祖母刮痱子。祖母身上抹过祖父买回来的痱子粉,有一层白光,很滑爽。我用食指的指腹在祖母的肩头探索,遇上凸起的小水疱,就把指甲尖搁上去,又快又轻地刮一下,发出轻微的脆响。有那么一个瞬间,我因为过于在意手艺的乐趣而感到愧疚。

忽然触到一块光溜的皮肤,祖母的身子猛地一抖。

我问:“是伤疤吗?”祖母说:“不要碰它。”我又问:“为什么?”祖母说:“是敌人的杪子(长杆刺刀)插的。”

接下来,祖母不再碰触“那座山”。倒是哥哥说,他听隔壁杨奶奶讲过我们家的事,便讲起来。祖母也不阻止,像听别人的故事,只是偶尔帮忙补充一下——

国民十六年(一九二十七年),中国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祖母听到有人在屋外拍打床头的墙壁,接着发出微弱的呼叫:“嫂子——我饿!”祖母听出是大姑奶奶,赶紧起身开门出去。大姑奶奶趴在墙脚边喘息,站不起来。祖母抱起她,把她背进屋,放在床上躺下,热了一碗油盐饭端来。大姑奶奶没力气拿住碗,祖母一口一口喂她吃。

吃完歇了一会儿,大姑奶奶告诉祖母,反动派的人正在抓她,她逃回乡下,躲在湾子南边的芦苇林,吃了十一天野菜,饿得不行,只好爬回来。祖母说:“你呀,就躲在家里吧。”大姑奶奶摇头:“那样,家里人会因为窝藏受牵连的。”祖母说:“要遭罪,我同你一起遭罪。”大姑奶奶笑笑,伸手摸祖母出怀的肚子:“嫂子,这是你怀的第三个娃,好好生养我的侄儿吧。”又说,“我这么拼,还不是为了下一代,包括我侄儿——我再歇一会儿,天亮前回芦苇林。”

这时,十二岁的小姑奶奶春桃冲进房里,大叫一声:“不行!”

大、小姑奶奶的姆妈也跟了进来,扑到床边,抱住大姑奶奶一阵哭泣,决不放人。这年曾祖母的眼睛还没有瞎。

大姑奶奶就妥协了,同意在家里的床上睡一天,洗个澡,换一身衣服,家里给她做一些米粑,等到第二天天黑再走。

第二天,大姑奶奶睡觉,祖母和曾祖母去灶房做米粑,小姑奶奶在禾场上站岗。眼看太阳正在落土,一天就要平安无事。突然传来狗吠,小姑奶奶跑到台坡口观察,看见两个扛杪子的反动派乡丁向湾子南端走来,转头向灶房喊“肚子饿了”(报警)。

祖母赶紧去房里拉起大姑奶奶,牵着她往后门走。曾祖母抱着一袋米粑跟来,祖母打开后门,接过曾祖母手里的袋子,取出两个米粑交给曾祖母,让曾祖母快关上门,回去应付。可祖母和大姑奶奶到屋后时,天还没有大黑,秋后的湾子外无遮无挡,大姑奶奶出去就会暴露。幸好屋后有一个麦秸垛,端头开放着取柴的断面,祖母从断面下方抽出两捆麦秸,弄出一个洞穴。此时两个乡丁已到了屋前的禾场,叫喊着:“老婆子,交出你大丫头!”曾祖母回道:“人不在咧。”祖母一把将大姑奶奶推进洞里,自己也跟进去,转身散开两捆麦秸,遮在洞口。

两个乡丁进屋查看了所有房间,没见到大姑奶奶,问曾祖母:“你儿媳妇怎么也不在家?”曾祖母回道:“媳妇跟我吵嘴,出去捡柴,赌气还没回来。”跟着递上两个米粑,“刚蒸的,两位垫垫肚子。”两个乡丁互看一眼,一人拿去一个,即刻就吃,一边出大门。可是,快走到台坡口,其中一个麻子说:“还是去屋后看看吧。”两人来到屋后,先看茅厕,再看麦秸垛。麻子含着米粑,拿起杪子,在松散的麦秸上连插两下,没听见叫声,走了。

就是这两杪子,一下插空,一下插在祖母的肩头。

不出所料,次日中午两个乡丁又来了。

来了也不吱声,直接去屋后查看麦秸垛。现场被处理过:洞穴已堵上,表面上散落着做样子的麦秸。麻子用杪子杆拨动麦秸,一缕一缕拨,看见一点儿红色,蹲下去捡起来看,是鸡毛。起身问另一个拿杪子的乡丁:“昨天这里是这样吗?”那个乡丁说:“好像是,天太暗,看得不大清楚。”祖母、曾祖母和小姑奶奶跟在两个乡丁身后,一声不吭。麻子掉头问:“你们动过这里?”三人都说没动。两个乡丁就进屋去,一个检查房间,一个上灶房翻看灶膛和柴堆。最后,麻子看看带血的杪子尖,嘟哝一声奇怪,带头离去。

两个乡丁一走,祖母抱着小姑奶奶呜呜地哭。

处理现场是小姑奶奶想到的。当晚,大姑奶奶趁夜色逃走后,祖母捂着肩回屋。曾祖母给祖母擦血包伤口,祖母讲她和大姑奶奶躲在麦秸垛的情况,小姑奶奶听了,说:“有问题,等天一亮,这两个家伙就会发现杪子尖上的血迹。”于是连夜处理了现场。

大姑奶奶揣着米粑回到芦苇林的第三天,祖母背上竹篓出门捡柴。进入芦苇林深处,压着嗓子喊大姑奶奶,大姑奶奶答应:“嫂子,我在这里。”祖母循着声音走,看见芦苇摇动。大姑奶奶蹲在一块凹地,地上铺了芦苇茎叶,顶上搭着几根芦苇,像一个窝棚。祖母过去蹲下,从竹篓里拿出一罐粥、半碗咸菜,还是温热的。大姑奶奶端起罐子呼呼地喝粥,用手抓咸菜吃。祖母说你慢点儿,大姑奶奶嘻嘻笑:“有盐,真香。”吃完,伸手摸祖母的肚子,还是那几句话,“嫂子,这是你怀的第三个娃,好好生养我的侄儿吧。”祖母正要开口说点儿什么,大姑奶奶抬手挡住,“嫂子不要劝我,我跟你不同,革命不成功,不会考虑个人的事。”祖母收拾罐子和碗,起身说:“天冷,明天给你带棉袄。”大姑奶奶说:“嫂子行动不便,明天让春桃来。”祖母说:“我和春桃换着来,见不到你,我不放心。”分手时,大姑奶奶冲祖母微笑,祖母眼眶一热,掉头就走。

那是一个异常安宁的秋天。一里外的芦苇林在旷野呈现茂密的枯黄,时而纹丝不动地聆听日月,时而摇曳出带响的波浪。祖母和小姑奶奶每天一人背着竹篓去野外捡柴。天地广大,她们很微小,像一只在荒村飞行的麻雀,没人注意。

小姑奶奶倒是一天比一天开心,曾祖母说这丫头真是没心没肺。

有一天屋后的树林里传来沙沙声,祖母去看,是小姑奶奶在磨一把生锈的菜刀。祖母问做什么,小姑奶奶甩头一笑说,看不出来?本小姐要有自己的“武装”,保护姆妈、姐姐和你。祖母说你疯了你才十二岁咧,夺下菜刀。没过几天,屋后又有响动,小姑奶奶把一根杨树棍子削成杪子的形状,一边哼唱着革命歌曲。祖母上去抢棍子,小姑奶奶这回不肯松手,坚决地说:“我要像姐姐一样,组织群众建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祖母吓唬道:“你再这样,我就告诉姆妈了。”小姑奶奶说:“告诉也不怕。”

祖母去芦苇林送饭时,让大姑奶奶劝阻小姑奶奶,大姑奶奶呵呵笑,说她只是个孩子,又没有组织,在家闹着玩玩咧。祖母说:“她长大了呢?”大姑奶奶顿了一下,笑道:“等她长大,革命就成功了呀。”祖母回家跟小姑奶奶商量:“你现在还小,等长大了,支持你闹革命。”小姑奶奶高兴地喊:“说话算数。”

可是祖母的第三个娃在这个秋天后的冬天夭折了。

那天,祖母背着竹篓从芦苇林出来,远远看见两个人在湾子附近的路口晃动,担心遭遇盘查,翻出竹篓里的罐子和碗,绕开道捡柴而行。结果在沟岸跌倒,滚到干涸的沟底。起身腹痛、出血,咬着牙走回家……娃儿降世,只哼出半声就没有动静了。

小姑奶奶去芦苇林送粥,大姑奶奶见她眼圈红肿,问家里出了什么事,小姑奶奶不说。一连几天,大姑奶奶天天问,小姑奶奶忍不住暴哭:“我们的侄儿死了!”大姑奶奶就呆住,泪珠断线似的落。许久,端起罐子疯狂喝粥,喝完,又呆着。

第二天早晨,小姑奶奶打开屋门,屋外明晃晃的,地上歇了厚厚的雪。禾场上有来去两串脚印,门槛上搁一片纸,纸上压一支蝴蝶银簪。小姑奶奶拿起来,纸片上写着——

春桃:

告诉姆妈、嫂子和哥哥,我走了,你们不要担心我,我不怕,也不苦。银簪是姆妈给我的,留给你,等你长大了做陪嫁。替我照顾好姆妈、嫂子和未来的侄儿。

姐:春梅

小姑奶奶看完,擦干眼泪,拿着纸片去给不识字的祖母和曾祖母看,念给她们听,把银簪“留给你”“做陪嫁”那句省去,加上一句“同志们接我走了”。

可是,五天后的傍晚,一个陌生小伙子来敲门,确认是刘春梅的家,告知:你家春梅走的时候,被奸细发现,报告上去,敌人顺着她的脚印追赶,过了毛场,春梅被捉住——砍了头。

一阵号哭冲破寒冬里的屋子。

那个冬天在曾祖母、祖母和小姑奶奶的颤抖中颤抖……三人走过毛场,四处打听刘春梅。春梅真的被砍了头,但找不着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

曾祖母从此每天哭,哭了四年,哭瞎了眼睛。

小姑奶奶从毛场回来后,把磨过的菜刀和削好的杪子放到床底下,经常出门打探消息,十六岁时找到组织,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祖母对小姑奶奶说,你能不能再等几年呢?小姑奶奶说,革命怎么能等。祖母说,姆妈要是晓得你跟春梅一样,还怎么过日子?小姑奶奶说,你答应支持我的,我不要你支持别的,帮我在姆妈面前打掩护就行了。祖母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姆妈活不成的。小姑奶奶说,我要是死了,你把我埋在姆妈跟前。

小姑奶奶不能等,祖母只好帮她。方法也简单:小姑奶奶每次要出门,找个由头跟祖母吵一架,转身向曾祖母投诉,一定要出去透透气。一次,祖母跟小姑奶奶吵着吵着,捂了嘴笑,当时曾祖母还没全瞎,盯着祖母看,祖母赶紧将手里的盆子摔出去,砰的一声砸在地上,不料小姑奶奶也咯咯一笑。

隔壁杨奶奶跟祖母讲,有人看见你家小姑子在街上跟男人混,过不多久换一个,祖母就打马虎眼:由得她浪,还给家里省把米。曾祖母有了觉察,托人为小姑奶奶找婆家,被领来的男方看着眼熟,一问,正是四年前大姑奶奶牺牲时来报信的小伙子。说过一会儿话,小姑奶奶向他勾手指。然后,两人去了屋外。小姑奶奶对小伙子说:“你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如果你同意我闹革命,不告诉我姆妈,我就答应你。”小伙子点头:“我答应你。”

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一生孤单的姑爷爷。

小姑奶奶结婚前,曾祖母双眼全瞎了。有一回小姑奶奶外出好多天没回来,曾祖母问祖母,你们这次怎么吵得这么狠?祖母说,这次没吵,春桃是怕以后结了婚不自由,找她私塾的女同学秋菊玩去了。曾祖母拄着棍子出门,祖母赶紧绕道跑到秋菊家,让秋菊躲起来,拜托她姆妈向曾祖母撒谎。曾祖母去了秋菊家心里仍不踏实,又去珠玑街上找未来女婿。祖母已去过珠玑,曾祖母找到未来女婿,听说春桃在街上玩得很开心,这才回了兜斗湾。

所以,一九三四年小姑奶奶被“白匪”刺杀,祖母怎么也要瞒着瞎眼的公婆……

到我七岁时,小姑奶奶已牺牲三十四年。往事中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及腹中的孩子)和祖母凝固在那个夏天的时空里,被凝固的还有瞎眼曾祖母和祖母那六个夭折的没有名字的婴儿……那是充满血色的岁月,祖母不讲,外人只能简略讲述。

现在时间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祖母早已去世,我的记录也只能如此简略。时间让繁密过往成为简史,尽管我童年时不断用想象填补那些故事。只是,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常常加重对于过往的怀想。

许多现实的情义倒是可以确认——

当年,隔壁杨奶奶跟祖母是说私心话的朋友,祖母每次生病,她都守在祖母的床边;她说她来生也做祖母的邻居。她讲过一句话:“晓得历史的人值得敬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别的出处。

在兜斗湾,是不允许用“砍头的”“遭刀杀的”这类话骂人的。有一次,一个新媳妇跟人吵架,吵到高潮,一溜儿地骂对方“砍头的”“挨枪子的”“遭刀杀的”“死了没棺材埋的”……杨奶奶劝她,吵架就吵架,不要这样伤人。她掉头跟杨奶奶吵起来,又骂回刚才的话。这时,她公爹冲出围观人群,上去给了她两耳光。当天半夜,这个新媳妇在丈夫的陪同下,来敲我家的门,进了堂屋,向我祖母和全家人低头道歉,说她不晓得兜斗湾的历史,是个混账坯子。说着就哭,双手左右抽自己的脸,祖母赶紧抓住她的胳膊。

我们家自旧社会起就受人照顾。父亲出生后,杨奶奶喂奶,湾子里的人送米送鸡蛋。祖父送父亲读私塾,先生不收钱;父亲学医,先生倒付工钱。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还念了医学院。祖父说,我们家在他这一辈已衰落到深渊,到父亲这一代,又上了岸。祖父和祖母希望母亲放弃城里药厂的工作,留在乡下务农、多生孩子,湾子里的人敲锣打鼓欢迎……只有一条,我们家的人不吃湾子西头那棵枣树的枣子。

而我,一生沉迷于那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一只白蝴蝶在祖母和桃花之间飞。

为什么是桃花与蝴蝶?

在祖母的年代,平原上草木芜长,唯有这两样是世间罕有的生意、绽放与娇艳,是生命的密语,是离世的安魂曲……它们那么轻盈而亲切,让人永远无法全然抵达和拥有。

我在七岁的冬天看见过祖母心中的桃花与蝴蝶。

那个冬天的温暖是真实的。全家人围坐在堂屋的柴火边,房子依旧在兜斗湾南端。屋外大雪覆盖。要过年了,在外地做医生的祖父和父亲已回到家里。柴火是一个大树蔸,由引火柴点燃,树蔸下多处冒出微小的火苗,地上渐渐聚集了火炭,一团鲜活的红光散发着暖人的热气。祖母、祖父、母亲、父亲以及我们五兄妹,一家九口一个也不少地向着火红的温暖团圆。树蔸切面上搁有茶水、烟缸和零食。祖母如泥土一样宁静,但脸颊映着柴火的红光,那红光在灰黄的面容上闪烁。

祖母说,她梦见了大姑奶奶和小姑奶奶。

她俩不是在奔逃,是在先前的一个春天。

祖母是在那个春天见到大姑奶奶的。上年秋,祖母嫁来时,知道家里除了祖父和曾祖母,还有两个小姑子:大的十七,小的八岁(祖父也是从来不碰“那座山”的,说到两个妹妹的小时候,插话补充:春梅快十八,春桃七岁半)。但迎接祖母进家门的人群中没有大的那个,她在武昌念书。后来,一个晴朗的下午,祖母夹着一盆衣服,牵着春桃的手,去湾子前面的水潭洗衣。刚下台坡,对面站着一个短发、白净、穿新式学生装的姑娘,两眼亮晶晶的冲她招呼:“你是嫂子吧!”祖母就见到了她的另一个姑子。

那是祖母来到兜斗湾的第一个春天。

春天带着新鲜的美好。洋学生大姑奶奶陪祖母去水潭边洗衣,她知道祖母怀孕了,自己端起衣服盆,只让祖母牵着小姑奶奶的手。水潭北岸有一片小树林,树林外花草蓬勃,一棵桃树立在树林和水潭之间,岸上和水中各有一树粉红的桃花。

洗完衣服,姑嫂三人站在桃树下说话。祖母喜欢看大姑奶奶,看着看着,忍不住说,春梅你真漂亮!大姑奶奶就笑,一口白净的糯米牙,指着桃树回应,看,嫂子才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咧。九岁的小姑奶奶受了冷落,攀一枝桃花贴在脸上,问,我呢?祖母说,你是一朵小桃花。大姑奶奶为她念出另外两句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之后,大姑奶奶让祖母和小姑奶奶在桃树前并肩站立,自己后退几步,双手搭起一个方框,在框里看她们。小姑奶奶问,姐姐你在做什么?大姑奶奶说,照相呀——这么好看,留下来当纪念。祖母说,听你哥讲,药房老板的少爷有照相机,过两天他回家看你,我跟他提一提。大姑奶奶说,不必为难哥,今天的照片记在我心里了。

那些天,大姑奶奶换上曾祖母的旧衣裳,穿着祖父的大脚鞋,每天帮忙做事,洗衣、做饭、捡柴、泥墙、扎篱笆、下地翻土、外出打猪草,样样抢先。看着大姑奶奶提着篮子出门,曾祖母笑她,大丫头是回来还债的。大姑奶奶也笑说,所以家里不能再让我背债了。当天晚上,大姑奶奶搂着曾祖母说,姆妈,对不起呀,家里那点儿积蓄都被我花光了,现在我已经毕业,回去后就有工作和薪水,您和哥不要再为我操心。曾祖母叹道,傻丫头,姆妈跟你说笑话咧。大姑奶奶用手给曾祖母梳头,不小心抽泣了。

大姑奶奶是对曾祖母撒了谎。次日,祖母带她和小姑奶奶去野外捡柴,半路上,她挥着拳头哼起“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小姑奶奶问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她工作时唱的歌。祖母转头看她,她调皮地一笑,把嘴送到祖母耳边说,我参加了革命,是共产党的人。祖母晓得革命危险,问为什么。她说,为了姆妈、哥嫂和妹妹,为了劳苦大众和下一代。祖母要她在外面要好好的,她点点头。那天,她一边捡柴一边讲:劳动人民为什么劳苦?因为这个制度不公平,恶人和剥削者当道。必须推翻它,重建新制度,让所有人平等自由,让社会进步文明……农村耕者有其田,城里人尽其才,女子不用裹脚,年轻人读书恋爱。她指向湾子南面的芦苇林说:“今后革命成功了,用机器耕种,那里就是一片良田。”但回家的路上,她再三叮嘱祖母和小姑奶奶:“不要把我说的话告诉姆妈。”小姑奶奶说:“我也要跟着你去干革命。”她说好啊,即刻哈哈大笑。

进家门时,小姑奶奶威胁大姑奶奶:“你不带我干革命,我就跟姆妈讲你在外面闹革命。”大姑奶奶反问:“那样,你长大了不是也干不成革命?”以后几天,大姑奶奶时常教小姑奶奶认字、背诗和作文。还帮她跟曾祖母吵了一架。曾祖母要小姑奶奶裹脚,小姑奶奶不干,大姑奶奶也反对。曾祖母喊:“我不能让两个丫头都大着脚满世界跑。”大姑奶奶说:“不跑世界哪来幸福呢?”曾祖母瞪大眼睛看大姑奶奶:“你是说我和你嫂子都在受罪?”转头寻求祖母支持,不料祖母讪讪地笑:“春梅说得有理。”曾祖母气得回到房里,扯上被子蒙头大睡,中午不吃饭,晚上也不吃。姑嫂三人端饭端菜站在床边轮番喊姆妈,曾祖母坐起来,让大姑奶奶喂她吃。之后不再提裹脚的事。

大姑奶奶走的那天上午,最后一次跟祖母和小姑奶奶去水塘边洗衣服。岸上的那一树桃花还没有谢。洗完衣服,三个人站在桃树前说话,可惜没有照相机。

(祖父说,那个药房的少爷把照相机玩坏了。祖母说,是人家不想借给你。)

在我七岁后,祖母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坐在桃树下打瞌睡,二是摸孙儿们的头顶和亲吻他们的额头。孙儿们依次长高,高过了她,她便摸他们的手和胳膊。

后来我们兄妹五人先后去外地读书、工作,祖母每天坐在桃树下等我们回来。我们一年只回去三四次,她大多数时候是在等待中。我们见到她,走到她的面前,让她牵手,仰起头来看。我们也看着她。她见到我们的第一句永远相同:我儿瘦了!可是怎么会呢?

祖母高寿。我的孩子六岁时去看她,我是提前做了培训的,但祖母摸他的头顶、亲吻他的额头,他木木地站着眨眼,不像是祖母的曾孙,像是别人家的一头小牛犊,很陌生。我就过去,接过祖母的手,放在两手间揉搓。好在孩子把他的手搭了上来……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刘诗伟:现居武汉,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时光之外》《拯救》《南方的秘密》《每个人的荒岛》,中短篇小说集《不知去向的别先去》,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证一一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合著),理论与评论《文学创作主体的“内在自由”》等。曾获湖北文学奖、屈原文艺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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