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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领事馆毒酒案”揭密,军统特工詹长麟毒杀三名日本军官

2005年5月,南京市一家报纸在一间不起眼的老式居民楼里,采访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

本来记者们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了解一些关于抗战的老故事。没想到这位老人,竟然给他们带来了一段从来没有人披露过的秘闻。

回去查阅有关档案,记者们发现,这段发生在1939年6月的故事,当年中日双方居然都语焉不详,所有的细节居然都是首次披露。这家报纸如获至宝,经多方查证确认大致属实,便将其登报发表。

这便是著名的“日本领事馆毒酒案”,这起案件的主角名叫詹长麟。

一、硕果仅存的特工

詹长麟,生于1913年,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能在1937年那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他身上的奇迹远远不止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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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奇迹不在于他自己有多厉害,而在于他阴差阳错地和军统搭上了关系,从此被强行推上一场九死一生的隐蔽战斗。

事情要从1937年12月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在南京崩溃说起。

军统中统两大特务机关,以往对中共地下组织搞破坏样样拿手,但他们对日军侵华的各种准备都很不充分,尤其是情报工作相当滞后,既没有打探到日本人何时准备入侵,也没有为一旦战争打响预作潜伏准备,所以当1937年底日军攻破上海、侵占南京时,两统特务组织一时手忙脚乱,溃不成军。

这个很好理解,连蒋介石都没想到日军这么快打到南京,何况他下面的这些虾兵蟹将们。

日军进入南京后,中统全部撤走,连潜伏人员都没留下一两个。

军统稍微好一点,撤退时没跑太远,还在南京近郊,而且城内还留下两个女报务员。

当然,对军统常识有了解的朋友们会说,那时候还不是军统。军统要到1938年8月才正式组建,当时的正式名称是复兴社特务处。其中曲曲绕绕,甚是缠杂不清,故而在此统一称为军统,以使阅读方便。

戴笠在南京设立了一个特区,组织特工继续潜伏,与日本人对抗。南京特区的区长派人冒死进入城中,与两个女报务员取得了联系,不久后恢复了与重庆的联系,发出了南京第一条讯息。

陪都重庆一时传为美谈,赞誉两名弱女子虽是蒲柳弱质,却能奋起抗敌之志在敌后坚持。

戴笠大受鼓舞,加派人手到南京建立地下情报组织,准备发动对南京日军的打击。

打击主要分两条线,一条是忠义救国军,军统在南京城周围大概搜罗了3000多人的残兵败将、流氓、流浪农民等,在南京周围进行武装袭扰。

另一条就是对日本进行情报战,刺探日军侵华的下一步打算。

想的是很好,但世上之事,许多都不按预想得来。没过多久,戴笠便发现他的两条打算全部落空了。

忠义救国军的袭扰,因为脱离人民群众,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立足于人民的斗争完全不一样,是纯粹的武装抵抗,人打完了也就完了。而且由于人、枪太少,对强大的侵华日军正规军完全构不成牵制作用。

另一条,刺探军事情报也没啥用处。侵华日军进攻非常猛烈、快速,刺探来的情报基本没有太大作用,有些情报甚至比日军进展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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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搞来搞去,戴笠发现他安插在敌后的特工组织,似乎只有一个功能还能派上用场:刺杀日寇军官。

真是无奈!

无奈也得干。戴笠向南京特区发出指令,对驻扎在南京的日本军政要员实施刺杀。

指令下达到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傻眼了,戴老板你说说容易,大军撤离,南京城只剩下两个女报务员,连枪都不会使,你叫我们怎么去刺杀日本高官?

钱新民想了很多办法,直到1939年上半年,还是一筹莫展。

正当钱新民为难之际,戴笠发来了指示,立即启用65号潜伏特工,立即下手刺杀!

65号特工是谁?钱新民一脸茫然。

二、多年卧底派上用场

65号特工,对外名叫袁露,已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潜伏5年之久,至今还没有暴露,堪称奇迹。

袁露非是旁人,正是詹长麟。

詹长麟1934年就开始潜伏了,当时中日关系尚未全面破裂,蒋介石一直不向日本宣战,所以日本在中国南京还设有总领事馆。

蒋介石指令情报机关派人打入日本领事馆,刺探日本情报。

起初打入领事馆的并不是詹长麟,而是一个叫王高科的特工,隶属于复兴社的特务处。

当时王高科的任务是观察日本领事馆的进出人员,以及他们的谈话信息。得到情报后,王高科向他的上司黄泗清汇报。

王、黄二人的工作很高效,挖出了日本打入南京的情报内线,许多名为日本人服务的汉奸相继被抓了出来。

日本领事馆感到非常蹊跷,察觉到内部出了奸细,但迟迟查不出到底是谁,于是索性将最靠近机要办公室的三名中国雇佣人员全部辞退,其中就有王高科。

这条线表面上看起来断了,但暗线仍然存在。

要说这名叫王高科的特工实在不简单,他早就留下了一旦出事的后手,他曾向日本人推荐过厨师、勤杂工等杂役人员,其中一个叫詹长麟的,就是他推荐的暗线。

王高科等人被辞退之时,詹长麟并没有被辞退,他工作地点主要是厨房、茶水间,与办公室距离较远,泄密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日本人留用了。

詹长麟早年在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兵,担任过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俞济时的勤务兵,1932年12月在上海参加了保卫上海的战斗。

1934年他退伍回到南京,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出路,靠织绸缎谋生,王高科介绍他到日本领事馆当杂役,一开始颇有些抵触情绪,毕竟打过仗的人,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

但架不住王高科屡屡劝说,还是去了。

詹长麟长得眉清目秀,人又勤快、肯吃苦,负责对他面试的日领馆书记官宫下对他印象非常好。

去了没多久,有一天晚上,詹长麟突然被一人叫到鼓楼旅社4号房间见面,此人也是军统特务,名叫赵世瑞。

赵世瑞开门见山,把一柄手枪放在桌子上,亮明身份说:“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为国家服务,在日领馆继续当杂役,为政府当卧底。另一条是自杀,因为你身为一个中国人,当年还曾当过兵,现在居然为日本人服务,可杀不可留。”

詹长麟心里一惊,联想到王高科的不告而别,似乎明白了什么。事已至此,他不敢推辞,当即接受了任务,从此成为一名战斗在龙潭龙穴的军统特工。

从1934年到1939年,詹长麟一直胆战心惊地潜伏着,没有接到任何有危险性的任务,谁知5年后,刺杀日本高官这样极端困难的任务,居然落到了他的头上,真是让人不敢相信。

三、军统太没人性

詹长麟其实对军统并没有多么强烈的信任感,他的直观感觉是,这个组织太过冷冰,没什么归属感。

军统给他的物质待遇很一般,每月10块钱。再加上日本人开给他的工资,每月还有8块,一个月18块。

当时南京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价格是3块钱。换算到现在,一斤面粉约4块钱,一百斤就是400块。詹长麟的18块钱,大致相当于现在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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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当时主粮贵、菜果贱,这点薪水也不见得有多高,勉强能糊口而已。

军统对詹长麟的工作也一贯冷漠、无情、高压。

特工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投入实战,詹长麟没有任何特工培训经历,完全是个门外汉,充其量只能当低级情报员。但军统并没有设身处地为詹长麟考虑,而是一味要求他多提供情报,多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詹长麟出于民族大义,对情报工作很支持也很用心。但是他懂的特工技能太少了,职业特工和业余菜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看人的眼神都不一样。菜鸟心里有什么事,往往都挂在脸上,眼神里都像挂着一把挠钩,随时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起初一段时间他什么情报也不会搞,一去接头,两手空空,总要被军统上司训斥一顿。

军统训人还特别容易上纲上线,詹长麟回忆说,有一次没拿到情报,被长官训话,要他搞三个反思:第一反思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第二反思破立,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有新的开拓。第三反思廉耻,有没有贪生怕死。

詹长麟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况,心中难免有几分后悔。

但既然已经走了这条路,赵世瑞曾对他说过,特工是一条不归路,只能进不能出。詹长麟向上司吐露了自己的苦恼,上司也觉得确实有点难为他,于是找各种机会对他进行有限的培训,让他尽快掌握了一些基础技能,至少保证能进行情报窃取和传递工作。

詹长麟一边学习技能,一边也更加主动地和日本管事人拉近关系。日领馆的书记官宫下对詹长麟印象一直不错,詹长麟也刻意讨好他,争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慢慢取得日本人信任,向办公室靠近。

日领馆之前定过一些雇佣华人的标准,共有4条,一是不会日语,二是有家人在南京,三是外貌俊秀,四是干活麻利手脚勤快。詹长麟全都符合,尤其是第一条,不会日语,让日本人很放心。

书记官宫下认为,日本国内寄来的信件都是日文,詹长麟根本看不懂,所以就慢慢允许他干一些和办公室有关的工作。后来干脆让他去给日本总领事堀公一打扫房间卫生。

詹长麟暗暗高兴,堀公一房间是宿办一体的,里面必然汇集了日领馆最核心的机密,他虽然不懂日文,但他学习的那些窃取情报的基本技能,足以窃走资料而不让日本人察觉。

詹长麟窃取情报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现场监视,看总领事堀公一会见什么人,领事人员平时都去哪里。虽然听不懂日本话,但时间一长,也能大概听个差不多,知道谁去了哪。

二是偷。主要是偷寄给总领事的公私信件。一般是打一个时间差,趁总领事不在,当晚偷偷带回家,拆开后抄下来,再按原样封上。他自己刻了几个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上去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从没有出过差错。

情报怎么递出去呢?

詹长麟为日本人做事,不仅日本人有时监视他,周边的老百姓也看不起他们,是大家关注的热门人物,与军统来往太明显了有风险。詹长麟想了个办法,他把情报用明矾水写在纸上,水干了没有颜色。情报纸由詹长麟母亲递出去,塞在家附近的一座关帝庙的关公像后面。

军统接头人员不定期到关帝庙取走情报。

詹长麟一直很小心,没有出过什么岔子。但有一次也险些暴露。

那天他在办公室附近打扫卫生,总领事堀公一有事外出,领事馆的日本人都很放松,没有人在办公室。詹长麟拿着工具三晃两晃,装作不经意间进了总领事房间。

他先翻了翻纸篓,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又大着胆子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正要翻看一下,突然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向办公室走来。

詹长麟马上把抽屉推回原位,拿起抹布在桌子上一顿擦。

门吱呀一声,原来是副总领事来了。副总领事见只有詹长麟一个人,顿时面有怒色,气冲冲地走到他面前,啪地一下打了詹长麟一耳光。

詹长麟装出一脸不解的样子,低着头一动不敢动。

副领事哇啦哇啦大骂了顿,虽有怀疑,却也没抓到什么把柄,取下墙上挂着的羽毛球拍又走了。

这是詹长麟之前的卧底生涯中最有危险的一次。

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卧底最危险的情况了,然而1939年6月发现的一封信,彻底把他推到了火坑边缘。

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丢到他头上。

四、毒药太少了

1937年7月,中日全面开战,日本撤走了领事馆,转眼间半年过去了,日本人又杀了回来,占领了南京,重新开设了总领馆。

日本人又找到了詹长麟,要他继续为总领馆工作。詹长麟按军统总部指示,继续在日领馆当杂役。在他推荐下,他的哥哥詹长炳也进了日领馆。兄弟二人一同为军统服务。

日本人给他们兄弟一辆自行车,并发给他们兄弟写有“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他们外出工作时,膀子上戴着这样的袖标,在南京可以出入任何地方。

幸亏有了这个东西,詹长麟一家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能幸免于难。

1939年6月初,詹长麟照例偷到一封日本外省寄到南京给总领事的信,窃出来送给了南京特区军统组织。

军统局正愁如何下手刺杀日本高官,见信大喜。

原来信上说,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在6月9日到南京总领事馆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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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晚,领事馆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这场酒会规格非常高,日本政界、军界和伪维新政府高官都要参加。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

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长陈群、交通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长顾澄、外交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长王子惠、南京市长高冠吾等。

总领事堀公一、领事内田、副领事有久乾等4人将作为主人主持宴会。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

如此盛大的场合,真是绝好的刺杀机会。

如果有可能,趁宴会时丢几颗手雷,一锅端掉几个日本将军,这对全国抗战军民将是一次极大的鼓舞。

可惜,军统没能力丢手雷,只能另想办法。

想来想去,在戴笠指示下,南京特区设计了一次投毒计划,专门成立了投毒行动小组,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武任小组长,詹长麟则被定为投毒的实施人。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日本领事馆对詹长麟已经非常信任,信任到让他去采购宴会所需的酒水,他已经在南京三山街的老万全酒家采购了一批绍兴黄酒。

这家酒店以往经常为日本人供货,所以日本人没有什么担心的。

军统抓的就是这样的机会,让詹长麟接近酒品,寻机在里面下毒。

尚振声专门交待詹长麟,不要犹豫,为了党国抗战大计,要有与日本人同归于尽的决心。

詹长麟当时才26岁,年纪轻轻,哪里想过死。

眼见这个任务并不是和敌人短兵相接,为什么还没开始就说死呢?

他向尚振声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尚振声派人交给詹长麟一支美国进口的毒药,说是剧毒物氰化钾药粉,沾上就死。

氰化钾的毒性确实很大,无色无味(也有人说是苦杏仁味),不易察觉,口服50-100mg就能致死。

尚振声说沾上就死,有一定夸张成分。这要看剂量,50-100mg虽然不多,但日本人要喝的酒很多。毕竟来的人有几十位,酒有几十瓶。那一支氰化钾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经过那么多黄酒的稀释,浓度自然不会很高。

这是后来没有大量毒死日、伪高官的原因。

詹长麟当时不明所以,接受了这个任务。詹长麟又向军统局南京区提出一个要求,说“:我有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南京。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我还有全家老小。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詹长麟的要求得到批准。

6月10日晚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照预定计划,在开宴前几分钟,偷偷把毒粉倒入酒瓶,并且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开宴时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紧张地观察日、伪官员们喝酒。

堀公一领事兴奋地说了致酒辞,然后将酒一饮而尽。其他官员纷纷举杯饮用。

詹长麟见计策已成,赶紧转头离开领事馆,和哥哥一起骑自行车狂奔到长江边,在军统人员的接应下逃离南京。

那么宴席上的日伪官员们怎么样了,都被毒死了吗?

很可惜,一个大官也没毒死,毒死的只有一个三浦大佐,和两个领事馆的书记官,一个叫船山,另一个就是对詹长麟很信任的宫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宴会前,几名将军级的华中派遣军军官有事没来;另一种说法是,日伪高官们都没有喝太多酒,中毒不深,毒发后立即抢救,都捡回一条狗命。

詹长麟后来得知详情,不禁为自己的冒险感到不值,他还曾质问过黄泗清,也就是负责主持这起投毒行动的具体领导者:“这到底是啥药,说的那么厉害,沾上就死,咋也不灵?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用砒霜,保证死一大片。”黄泗清也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支支吾吾没回答清楚。

五、好人长命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场发生在敌人心脏里的成功暗杀。

日军恼羞成怒,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抓了上千人,杀了不少无辜之人。

南京的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的南京同胞,也为了保护好军统在南京的地下组织,乃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于6月25日从上海租界寄给南京日本总领事,说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

信中还向日军公然挑战,说我们詹氏兄弟明人不做暗事,现在已经逃到上海,下一步逃往香港,日本人如果有本事就来抓。

日军当局气得三尸神炸,七窍生烟,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要抓詹氏兄弟归案,但一无所获,连詹氏兄弟的影子也没看见。

其实,信中声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将前往香港,是布下烟幕弹。当时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根据对毒酒案作了连续五次报道,也是故作疑阵,进行配合。这烟幕弹果然起了作用。实际上,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在军统组织的帮助下,在江北六合乡村一个人家躲避了一个时期,然后转移到浙江农村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姓埋名居住,直到抗战胜利。

1941年,日军曾抓住一个军统特工卜玉林,此人曾在南京特区工作过,日军严刑逼问,要他供出南京毒酒案的内情。卜玉林宁死不屈,至死也没招供。

后来日本人再也没有捉到与此案相关的军统人员,此案也就成了一桩不明就里的悬案,直到日军战败撤出中国,再也没有破案,在日本侵华相关档案中,一直沉睡到21世纪。

故事中的主角詹氏兄弟,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南京,受到军统局的嘉奖,詹长麟功劳大,领到了5万元奖金。这可是一笔巨款。

詹长麟目睹了军统的冷血无情,也厌倦了高度紧张的特工生活,于是经过申请,离开了军统,哥哥詹长炳则继续为军统干事。军统为何为詹长麟破了个例呢?大概此人一直参与对日情报工作,与反共情报线没有什么瓜葛,退出军统影响不大,加之他又受到政府特别表彰,不宜严格拘束之,所以才破例容许他退出。

詹长麟在南京中央门外开了一家旅馆、一家饭店、一家杂货店,生活过得倒也逍遥自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已任军统局外事组少将组长的赵士瑞,来到詹长麟的旅社,劝詹长麟一同去台湾,詹长麟不肯。詹长炳、詹长麟兄弟都留在了老家南京。

詹长炳在解放初去世,詹长麟则一直无病无灾,退休后每月能领到1000多元的退休金,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与《南方周末》等多家报纸都采访过他,并作了报道。

军统特工毒杀三名日本军官嫌不过瘾,质问长官:美国毒药咋也不灵

后人采访他时,问及当年毒杀日本官员的细节,詹老不无遗憾,抱怨戴笠发给的毒药实在太少了,若是多给一些,说不定能把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们多毒死几个,为罹难的南京同胞们抱仇雪恨。

詹老活到了2008年,以95岁的高龄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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