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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过张艺谋,帮过陈凯歌,这个女人的身后是半部中国电影风流史

原创: 叉少

救过张艺谋,帮过陈凯歌,这个女人的身后是半部中国电影风流史

图源自:《宿命:孤独张艺谋》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8年,冯小刚的精神导师、作家王朔迎来人生第一春。那一年,《浮出海面》《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橡皮人》《顽主》四部小说被搬上大银幕,史称“王朔年”。跟发小叶京出门吃饭的路上,王朔说:“现在中国电影界,哥们儿平蹚!”

那年,本能拿到诺奖的沈从文溘然长逝,祖师奶奶张爱玲在美国躲虱子,浪漫骑士王小波带着李银河归国,耗费十年写成的《黄金时代》即将尘埃落定。正是那个时候,一个初出茅庐的军中女作家,被美国新闻文化处邀请访问。看到美国是如何培养职业作家后,她买了几本新概念英语,毅然赴美。

可以说,王朔是第一个见识到大众文化力量的作家,也是第一个有意识让作品与影视结合的作家。在影像的助力下,1992年,朔爷的四卷本文集卖到天价。策划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后,影响力达到顶峰。以至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仪式上,姜文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道: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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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世事沉浮,朔爷并没能够永远牛逼。世纪末,他和冯小刚的“好梦公司”遭受重挫,要么是拍不成,要么过审了,也不给你上映。1997年,朔爷拍屁股去了美国,不跟他眼里那帮孙子玩儿了。正是那一年,当初那个毅然赴美的女作家,帮助闺蜜陈冲拍出了一部日后遭禁的电影,让一个年仅17岁的少女斩获金马影后。

这个少女,名叫李小璐。

王朔从美国回来后,世界已不再是当初的世界,电影圈儿也没办法平蹚了。2000年前后,朔爷遭遇写作危机,之后他参禅悟道,只偶尔参与过几部剧的编剧,鲜有当年导演们连拍他几本书的盛况。

江山代有才人出,风骚也就七八年。

朔爷是看开了,写写剧本打牙祭。中国导演们却慌得一比。尤其第五代,从文艺转战商业后一直找不着范儿,没一个人能独立拿出一个扎实的文本。有时你都不得不怀疑:没有了中国作协,这帮人指着什么吃饭啊?

幸好多年以来,那位女作家笔耕不辍、产量巨高,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人才有小说可依,在商业片浪潮中跌跌撞撞后,交出了几部还算不错的作品。

这位作家,就是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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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文艺之家。父亲严敦勋,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话剧演员。

严歌苓小时候,要接触文学并不容易。“文革”来袭,大部分书都遭封禁。每天给煤炉生火,祖母拿出一本书,一页页地烧。严歌苓就坐在旁边,让祖母不要烧得那么快,这样可以多读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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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那年,为了让哥哥留城,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时,她还没想着要当作家,脑子里全是舞蹈。然而时代的洪流究竟是滚烫的,在部队呆到第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那一年,20岁的严歌苓怀揣着一颗英雄主义的心申请去前线。到了前线一看,才发现战争并不壮丽,只有残酷。

她原本是去当战地记者的,结果变成了护士、军医,每天看到无数战士被炸伤手脚,被战争机器阉割。

有的战士受不了,直接自杀了。

回部队后,严歌苓陷入抑郁。唯一救赎心灵的方法,就是写作。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报告文学后,严歌苓写出小说《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成了专职作家。

1988年,严歌苓受邀访美,跑了7个城市,见识了美国不少艺术院校。那之前,她曾进入鲁迅文学作家研究班,跟一个叫莫言的青年作家成了同学。但去美国一看,好像人家培养作家的方法更规范更系统。于是乎,严歌苓上街买了几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中英对照字典,开始疯狂学英语。

显然,严歌苓想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

毕竟那个时候,她的同学莫言,已经写出了杰作《红高粱》。没多久,导演张艺谋靠拍这部小说,拿下柏林金熊,震惊世界。

那时,严歌苓还不知道,自己和张艺谋的合作,早就在时光深处埋下一道伏笔。1987年,还是军旅作家的严歌苓曾与前夫李克威合作,在《电影作品》第九期上发表了一个剧本,名为《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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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的故事,最早构思来自李克威的父亲,作家李准。它讲述了在日寇占领南京时,一群妓女逃到天主教堂避难,遭到日本人突袭,为救一群国民党伤兵,危难之际,妓女们站了出来,用肉体拯救了那些伤兵。

多年后,经过岁月淘洗的严歌苓,再次回望那个故事,对人心和人性有了更深的洞察,随即写出小说,《金陵十三钗》。

那时,已有“国师”美誉加身的老谋子,陷在商业片的泥石流里出不来。甚至在2009年拍出《三枪》这样倒胃口的垃圾,《山楂树之恋》又未能及时替他挽回名声,大有才尽之感。幸好,严歌苓出现了。在看到《金陵十三钗》之后,张艺谋仿佛看到了商业和文艺之间的完美平衡,赶紧买下小说版权。

随后,《金陵十三钗》冲奥,铩羽而归。

1988年擦身而过的两个人,就这样站在了同一个历史舞台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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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张艺谋风光无限。

《红高粱》柏林摘熊,让他成为第五代导演里最亮的那一颗星。

那时,严歌苓的同学莫言还是个愣头青。张艺谋本来在拍《老井》,读完《红高粱》,为了抢小说版权,直接从山西坐火车去山东找莫言。急得胶皮凉鞋在公交车上被人踩断,脚趾头也破了,流了一路的血。

因为张晒得像个农民,莫言看到他,想起了高密乡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很亲切,就以800元的价格,把小说卖给了老谋子。

拍《红高粱》间隙,莫言曾招呼姜文、巩俐、老谋子去自己家吃饼。姜文哐当一脚,把莫言家唯一的暖水壶给踢爆了。莫言情商很高,笑着说:“这电影肯定会爆!”那天,几个男人光着膀子合影。照片在2012年被人翻了出来时,老谋子感叹:“那时我哪想到莫言得诺贝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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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合照中,巩俐、莫言、谋子都算半个新人。唯独姜文,虽然还不到30岁,已经成了当之无愧的戏骨。张艺谋曾说:“如果没有姜文,《红高粱》就不会有那股狂野的气息。”而看到张艺谋拿奖后,姜文心里琢磨:哦,原来拍电影拿奖这么简单啊,那等兄弟我有时间了,也去拍一个。

1992年,从美国做人才访问回来后,姜文真打算干了。一开始,他想拍作家苏童的《红粉》,结果被李少红抢了版权。直到年底,住他家马路对面的王朔丢给他一本《动物凶猛》,他才找到了那片灿烂的阳光。

从此,中国多了个新人导演,叫姜文。

1988年,听闻张艺谋拿奖,陈凯歌不知作何感想。那一年,他拿着自己的电影《孩子王》跑去法国戛纳参展,正好遇到了一个叫徐枫的女人。此人是谁呢?是大导演胡金铨拍《侠女》时的女主角。徐枫当时看《孩子王》,差点儿就睡着了。等影片结束,她问陈凯歌:“我手上有个本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拍一拍?”

陈凯歌问:“什么本子,谁写的啊?”徐枫说:“作者叫李碧华。”陈凯歌一听这名儿,还以为是个三流作家呢。在他看来,港台流行文学都不入流,那能跟咱们大陆的“寻根”“伤痕”“先锋”比吗?

结果本子拿来一看,嗯,真香。

5年后,《霸王别姬》摘下戛纳金棕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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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看到张艺谋拍出《英雄》后,陈凯歌也魔怔了。必须拍大片,一路钻进《无极》的无聊中就出不来了。看到观众们骂声一片,甚至有人说《霸王别姬》是父亲帮忙拍的,凯哥很愤怒,必须证明自己。真以为我不会拍梨园故事吗?哥们儿我立马给你拍一个《梅兰芳》看看。

《梅兰芳》立项时,陈凯歌想物色个好编剧,找来找去,找到了严歌苓。

严歌苓说:“我写小说还可以,写剧本真不行。”陈凯歌就把《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几部电影丢给她:“没事儿,你先琢磨琢磨。”

最后,《梅兰芳》打破了当年中国文艺片的票房纪录。

这个纪录最后一次被刷新,是在2017年。刷新纪录的电影,名叫《芳华》。它的编剧,依然是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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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让严歌苓赴美后的文学作品与电影发生关系的,不是张艺谋,不是陈凯歌,更不是冯小刚。那个人,比这三个牛多了。

去美国之前,严歌苓好歹是个名作家。等到了美国,她什么也不是。克服语言障碍后,只能打工维持生计。在一个雇主家,因为看不懂清洁剂的英文,她把玻璃清洁剂当成了地板的打蜡液,雇主回家一看,指着她鼻子破口大骂。在餐厅打工,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她当即就被解雇。这段时期,她和所有外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一样,讨生活、挣饭钱。

能成事儿的人,都对自己有一股狠劲。严歌苓也不例外。抛下名作家的身份,在国外看人脸色生活,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但为了提高写作,严歌苓根本不在乎这些。考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写作系后,她成为该系一百多年来历史上唯一一个外国学生,并且拿到一个全额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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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听同学讲完一个华人移民少女的故事,严歌苓写下小说《少女小渔》,一出来,就拿了台湾文学一等奖。不久,一个陌生电话打到她跟前。来人说:“你好,我想要这篇小说的版权。”

严问:“您哪位?”

对方说:“《喜宴》看过吗?我叫李安。”

最终,李安给了她一大笔钱,足以让她安心写作,不再打工。从此,严歌苓得到了一个崭新的身份:编剧。

严歌苓写了一稿剧本后,李安拿去改,但没有拍,转手给了张艾嘉。张艾嘉何等人物?情史赫赫,滚石三教父里面,李宗盛、罗大佑两人都跟她有过勾连。不过《少女小渔》最终捧红的,是奶茶刘若英。刘若英拿下亚太影展影后,从此事业一飞冲天。

多年后,李安拍《色·戒》,严歌苓跑去探班。李安有点遗憾,说:“可惜我没拍,要是我拍的话,故事就是另一番味道了。”

虽然不能说是严歌苓改变了刘若英的命运轨迹,但至少可以说,没有严歌苓的创作,就不会有李小璐17岁拿到金马影后这回事。

1988年,演员陈冲的声誉也迎来春天。她参演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横扫奥斯卡,拿到9个大奖。陈冲从此走向国际。而早在19岁出演《小花》时,严歌苓就跟她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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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严歌苓搬到旧金山,天天去陈冲家里玩。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闺蜜,可谓无话不谈。连陈冲的独家传记《本色陈冲》,都是严歌苓操刀。《少女小渔》出来后,1995年,正柏林影展当评委的陈冲突然给闺蜜打了个电话说:“我决定自己导片子,就拍你的小说《天浴》。”

严歌苓问:“怎么想起要拍这个?”

陈冲说:“我在柏林看了好多影片,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没有一部使人感到心灵升华。《天浴》我超喜欢,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还有这样神圣的东西。”

为了《天浴》,陈冲推掉一切角色,专心致志地打磨剧本,连伍迪·艾伦的邀请都给拒绝了。最终,电影不负众望,拿下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在柏林获金熊奖提名,还被《时代周刊》选入年度全球十大佳片。

然而,出道即巅峰的李小璐,始终对这部电影耿耿于怀,甚至不想再和陈冲合作。陈冲思想开放,拍了无数暴露镜头。当时还未成年的李小璐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体,不拍裸戏。陈冲胆子大啊,带着剧本,找了个替身,把裸戏重拍了一遍。

气得李小璐说:“不明真相的观众以为那是我,我感觉我受到了伤害。”

这件事,陈冲的确不够厚道,但话说回来,李小璐自己也没想成为陈冲那样有艺术追求的演员。回头接戏,一部比一部烂,活生生把艺术生涯打成一把浆糊。

到了2002年,她只能拍《十三格格》这种豆瓣高达5.5分的电视剧,还通过此剧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晨的男演员。想想命运真难料,1998年,李小璐都影后了,范冰冰还在《还珠格格》里演丫鬟。2002年,范冰冰才初登大银幕。短短几年,金锁就在资本路上一路狂奔,李小璐则在自拍路上夜不归宿。

不过都作凉了,这一点倒是殊途同归。

唯独叫人感到可惜的,是刘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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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一天夜里,刘若英跟周迅说自己在构思一个故事,讲两个年轻人从相知相恋到分手的悲剧。周迅听完,眼泪婆娑地说:“写下来啊!拍电影!”

随后,刘若英写下《过年,回家》,篇幅很短。导演张一白看了,就让刘若英做导演,片名用五月天的一首歌,叫做《后来的我们》。影片反复打磨,到今年才上映,短短10天,票房横扫13亿。结果,票房注水的丑闻曝光,气得网友说:“刘若英连张艾嘉的皮毛都没学到。”

有些东西烂掉了,不是一个严歌苓能拯救的。中国电影晃范儿,也不能全怪编剧。

当初的我们,还有《天浴》。

后来的我们,学会了给票房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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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冯小刚还在电视剧《便衣警察》里做美工呢,整天跟在《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屁股后面转。85年的时候,两人在海南拍戏。休息期间,郑晓龙读一篇小说,边笑边骂:“真他妈孙子!”

冯问谁呀,郑说:“王朔,我一哥们儿。”

冯小刚从此搭上了王老师这条线。

2000年,有部纪录片叫《冯小刚导演的一天》。冯导在片中说:“我们这些市井家的孩子,跟那些文艺家庭有背景的人不同,必须心里装着别人,把别人哄高兴了,自己才能高兴。”遵照这个原则,他一路王老师长王老师短,先从美工混成了编剧,又跟着郑晓龙混成了《北京人在纽约》的联合导演。

1993年前后,王老师写了大量的剧本,把自己写恶心了,索性开个公司,找编剧来写吧。“好梦公司”应运而生。然而公司的梦,一点也不好做,当时文艺界、评论界对王朔打压。《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还没来得及拍,棚子就撤了。《我是你爸爸》张艺谋想拍,姜文不愿意演,王朔拉着冯小刚拍成了《冤家父子》,跑去国外拿了奖,照样不让播。作家王刚的小说《月亮背面》拍出来也没了下文。王朔心灰意冷,对冯说:“咱别一起死,你自己找活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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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前,王把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给了冯小刚。不想一事无成的冯小刚找到葛大爷,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拍出了1997年的《甲方乙方》。当时给各大院线经理看样片时,声画居然不同步,冯小刚在影院过道里哭着大骂:“我他妈怎么这么背啊!”

多年后,宣传另一部电影时,冯又哭了。那部戏,就是严歌苓写的《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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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对人性的洞察,是从童年开始的。

文革时作协大院里,有一位女作家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拉到医院抢救,赤裸着身体被人放在楼道里,有好心人走上去,为她盖了一床被褥。偏偏有一个电工走过,故意将烟头掉在被褥上,若无其事地把被褥拎起来抖,为的是偷窥女作家的裸体。

那时,严歌苓就意识到了人性的黑洞。成长过程中,她脑子里攒下来无数故事,唯一的生命出口,就是写作。而在拍《北京人在纽约》时,冯小刚认识了才华过盛的姜文,着实见识到姜文的实力。后来姜文对他说:“电影应该是酒,而不是鲜榨葡萄汁,你不能只满足于做一杯杯的葡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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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老师的话,是冯小刚一个心结。在商业电影风生水起后,他始终想拍具备艺术追求的电影,敞开了玩儿一把,像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讲述大院青春一样,讲述一下自己在文工团的青春。听说严歌苓曾经在文工团跳舞,他希望对方能写五个女兵和一个男兵的故事:“在一次雪崩中,五个女兵都牺牲了,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写。”

严歌苓说:“我只能写我自己的故事,要不然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回望岁月芳华,严歌苓想起当初的人和事,也是万般感概。想当年,她爱上了一位大自己7岁的排长。写了160封情书。部队禁止恋爱,两人只能眉目传情。没想到的是,恋爱一事被上级发现,男方居然主动检举揭发严歌苓。很快,严歌苓就被叫去,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身心倍遭侮辱。

最大的伤害,来自最喜欢的人。这一点,和《芳华》里的好人刘峰很像。

在文工团,还有一个女孩儿。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带上帽子,晚上黑了灯才摘下。宿舍里的女孩儿都以为她是秃头。趁其不备,摘下帽子一看,原来不秃,只是头发比正常人多三倍。大家觉得她性格懦弱,从此就经常欺负她。严歌苓从女孩儿身上拎出一缕魂儿,把她写成了电影里的何小曼。

最开始,电影叫《你触摸了我》,冯小刚害怕通不过,给改成了《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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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李安、张艺谋、陈凯歌还是冯小刚,都要找严歌苓,这不是偶然。从毅然赴美就能看出来,她是真的对写作怀着巨大热望。

严歌苓是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当初在文工团跳舞,她天赋并不高。每天早上4点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地架在窗棂上,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在美国读写作班时,老师要求写3页内容,她就一定要写到6页,一个接一个学生退课,她却毫不动摇。成为专业作家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雷打不动地写。

这种高度的自律和内驱力,令旁人瑟瑟发抖。以至于主编《读库》的张立宪说:“每一次严歌苓回国,都空运回来一记记耳光,重重地打在我们脸上。”

为了写出好作品,她也是下足了血本。

《寄居者》写上世纪犹太人在上海的事,她翻遍了资料,连香水牌子、裁缝店构造、舞厅位置都查了一遍;写《妈阁是座城》,去了澳门赌场4次;写《第九个寡妇》,直接去乡下体验生活,跟河南农村老太太同吃、同住、种番薯;写《小姨多鹤》,早年没钱支持调查,等了20年,有钱后,去了三趟日本,翻译150美金一天,最后出书赚来的钱,一多半与调查费用相当。

严歌苓常说:“聪明人,都是会下笨功夫。”

1993年的一天,在中国移民博物馆,严歌苓看到一幅巨大画像,其中焦点是个身穿华服的中国妓女,被称为“东方一代名妓”。她记住了这个形象,特别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看了无数资料,在摸清了中国移民史后,写下巨著《扶桑》,一举夺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高晓松读罢,热泪盈眶:“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像我这种人,一直都是卖艺的,从来不会花钱跟人买艺,但看完书,我是赶紧拿钱买下了《扶桑》的音乐剧版权。”

所以,那句话又是怎么说来着?

您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累。

人呐,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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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叉少我没记错,当初在鲁迅文学院,严歌苓有一个牛逼哄哄的同学,是当年河南省高考的文科状元,名字叫刘震云。

刘震云和冯小刚的事,今天就按下不表。毕竟这半年的瓜,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吃得够饱了。单说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作为特邀嘉宾,校友刘震云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

最缺的就是笨人。

虽然刘震云也常说一些不靠谱的话,但这句话还是很靠谱的。那次演讲,刘震云把调子拔得很高,提到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说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不但要考虑过去和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他们的眼睛,要像探照灯一样,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灯全灭了,前方会是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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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事,往小了说,这也是一个创作者和一群创作者的事。老想着捞钱,不往远处看,灯要灭了,腐烂而不自知,什么圈儿都得完蛋。想当初,写完《金陵十三钗》,严歌苓非常不愿再做编剧,有钱不赚,跑去写了个《陆犯焉识》,就是为了避免被导演们看中。

张艺谋还是很牛的,赶在最后一刻拿到小说版权,截出一小段,拍了《归来》。

从“霸王”到“妖猫”,从《活着》到《归来》,在审查和资本的夹缝中,中国电影导演的艺术生涯确实坎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看到他们努着劲儿想留下一些东西,开拓一片景象,叉少内心还是尊敬的。但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怀疑这帮人,到底是被时势扼杀了才华,还是真已经江郎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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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到2018年,三十年间,严歌苓的朋友圈,从莫言、余华、刘震云拓展到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他们的佳作和烂片,背后承载着时光河流中的期待与失望,也从侧面反映了人心在名利场的变化。感谢一部部好电影,承载过中国电影的风流。

但愿风流,不要总被雨打风吹去。

END

PS. 感谢大家花了这么长时间读完此文。

我是叉少,平时就喜欢埋首故纸堆,考古往事,于是开了一个叫“叉烧往事”的号(公号ID:chashaows),在这个号里,你可以看到那些不为人知的江湖恩怨,也会发现,原来人世间的事,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伏笔。

长文创作不易,如果故事有打动你,希望能关注、转发鼓励一下,也欢迎留言互动,叉少会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_^

来源: 叉烧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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