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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张 弛:母亲的晚年

散文 | 张 弛:母亲的晚年

母亲的晚年

文丨张 弛

在我的感觉中,母亲的晚年是从父亲去世后才开始的,那年她已80岁了。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还在职,很少有时间回家,只能在过年时回去住五六天。回家也是吃现成饭,家里的饭菜都是父亲在做,母亲也是吃现成饭。那时,家里的事都是父亲做主,很少听母亲向子女们抱怨。父母之间也有口角,多是父亲忍让。人到晚年,夫妻还能相伴,便是一种幸福。而一旦孤寡,心境便由此大变。父亲去世后,母亲的情绪明显变坏了。从弟妹的《陪母值班日记》中,常常可以感受到母亲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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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可能主要是由于孤独。因为没有文化,工作时间又很短,母亲没有朋友,她的世界就是这个家。孩子们虽然天天中午和晚上回家,但是上午和下午,她还是一个人。母亲是一个极爱热闹的人,她每天上街转一圈,与其说是买东西,不如说是为了与售货员或是路上遇到的邻居说说话。前几年因为装修房子,安排她去养老院住了几个月。之后,她便多次提出想去住养老院,因为可以有人聊天。后来,我和二弟陪她看了七八家养老院,最后选了一家住了一个月。但是随着年事已高,不敢让她独自住养老院了。

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母亲的一生是幸福的。一个从小要饭、大字不识的农村娃,嫁给了解放军军官,享受到城市生活,成为全村最高寿的人;而且仅仅短暂地工作了几年,晚年享受国家的社保,还有儿女们每天的轮班照料。平安一生,夫复何求?

但是母亲并不满足。这种不满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不是看他拥有多少高兴的事,而是看他是否正为一些小事烦恼着。”

父亲去世之后,我回家的次数多了起来。高铁开通了,几乎每个大的节假日我都回去陪母亲,一是越来越珍惜与母亲相处的时间,二是替换弟妹安排各自的家事。然而,我与母亲却很少有共同的话题,只能变换花样给她做点吃的。她对吃什么其实无所谓,只喜欢吃豆包,蒸葫芦瓜,凉拌白萝卜丝。在饭桌旁,她会对我说很多话,基本上是唠唠叨叨地在埋怨,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生活琐事。谁指责她捡破烂、吃剩饭啦,谁买的衣服不合心意啦,谁家媳妇的哪句话让她不满意啦。在她的生活习惯中,她是连一个纸箱也要捡回来,连儿女剩的菜汤也要喝掉的。孩子们回家做饭做事,她总会在一旁指指点点,由此引发不少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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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太孤独了。不缺吃,不缺穿,也不缺人陪伴,唯独缺的是自己说了算。她的抱怨都是希望孩子们听她的。按乐嘉的的性格色彩学,母亲属于黄色性格,坦率直接,喜欢批判,自以为是,绝不认错。她如果做一个领导者,会有很强的责任感。可惜她只是一个无知无畏的老太太,谁愿意听她的唠叨呢?

我曾经试图说服她不要计较这些。后来明白了,没有用。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是很难跨越的。只能做一个倾听者,耐心地听她一个人说,偶尔回应几句。她内心那份苦楚便在这样的“交谈”中化解掉了。如果你试图给她讲道理,便难免引发争议,反而会引发更多的不快。

这时我便很容易理解母亲的心态。其实,母亲从小是缺少爱的,她成长于一个离异家庭,并未享受过多少母爱,从小要饭,受尽了白眼。结婚以后才真正有了一个家,经受过抚养子女的艰辛,也享受到丈夫的仁爱和子女的孝敬。当失去了丈夫的陪伴之后,她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无常,拼命抓住生命的尾巴。孩子们陪她去了大连、天津、广州、武汉,坐了飞机、高铁、轮船,从此她便特别希望弥补青年时没有机会的旅游,一有机会便想外出。后来,远的地方不敢去了,近的地方也想去看一看。到太谷的采摘园里,她可以在樱桃树下摘一个钟头。去了一趟意犹未尽,发动弟妹又去了一次。有一天,她突发奇想,提出想回故乡的县城转转,只为买几个烧饼。平时,她最盼望的是全家聚餐,可以让她享受四世同堂老祖宗的尊荣。但在全家人的笑语喧哗中,她却常常插不上话,陷入落寞之中。看着餐桌上她喜欢吃的泡泡油糕,因为有糖尿病,也不敢多吃,常常按捺不住地问:“我能不能再吃一个?”孩子们只好宽容地说,那就再吃一个吧。

一个人真正的孤独,不是没人陪;而是在有人陪你的时候,甚至当你面对亲友、家人时,发现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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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孤独中也有快乐的时候。

她本来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喜欢养花,养热带鱼,养小乌龟。到了晚年,她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两只眼睛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仍然坚持着做针线活。她用旧毛线打沙发靠垫,打自行车座套,打小孩子穿的外套。有人要就高兴,没人要就伤感。妹妹拿回一个装钥匙的荷包,她看了大受启发,找出各种颜色的布头,自己设计做了十几个,到处送人。即使在80多岁的晚年,她依然享受到制作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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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她在80岁以后,突然自觉地从电视上、街头的牌匾上,开始学认字。几年下来,学会了很多字。推着轮椅陪她在街上转,她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全部念出来。那一天,我找出一本《新华字典》,专门给她测了一下,已经认识了300多个字。每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总要念念叨叨地认台标、认片名,一旦全部认下来,便显出得意的神情。看电视,她基本上听不清楚,居然可以借助字幕连猜带蒙地看懂意思。她充满期待地说道:“我多认几个字,就能给多多写封信。”——多多是我的侄儿,在德国留学。我问她:“你想写啥?”她说:“就写一句,姥姥等你毕业娶媳妇。”

这些都成了母亲晚年的“小确幸”。只要外出,就是她的快乐时光。她会精心挑选衣服,像她这个年纪的老人,很少像她这样讲究穿着的。小妹给她买的衣服,如果不是她自己挑选的,总是让去调换,或者干脆让退掉。她有极强的表现欲望,见什么人都坦然面对,从不怯场,对答如流。即便是面对生人,唱起《武乡秧歌》,开口就唱,自我陶醉。而一旦回到家里,除了吃饭,便只剩下睡觉了。

看她睡了觉,我便下楼去散步。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心里总泛起一股莫名的凄凉。母亲已经89岁了,她是否还能意识到为小事而烦恼也是一种人生幸福呢?只有幸福的人,才会把无关痛痒的小事挂在心上。那些经历着大灾难的人是无暇顾及这些小事的。也因此在失去幸福之后,才意识到它们曾经存在。

这时候,我经常想,她要是能识字看书该多么好。如果她在年轻时有读书的机会,晚年一定感觉幸福得多。我认识很多有文化的老人,自己能够看书报、看微信,获悉很多天下事新鲜事,甚至有一技之长,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晚年生活便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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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时代的老人,晚年的幸福感其实不在于衣食无忧,儿孙满堂,而在于享受精神生活包括享受孤独的能力。

每天听母亲絮絮叨叨,我常常想到自己的明天。将来我也是这样一个絮絮叨叨的老人吗?恐怕我不会再有母亲这样的幸运。母亲这一代人,生育得早,大多养育四五个孩子,是真正享受到养儿防老的,无论是经济还是陪伴。但是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到了晚年,孩子们有时间听我们唠叨吗?

好在我是一个喜欢孤独的人。法国文学家托多罗夫写过一篇《对孤独的赞颂》,我很赞同文中一句话:“没有比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更不孤独的了。”

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充实,并不孤独。和很多人在一起,如果不开心,也是一种无法诉说的孤独。人们聚会的场面越大,越容易令人感到枯燥乏味。

人能不能享受孤独,取决于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让我们避免孤独的寂寞,而享受孤独的快乐。

陪伴母亲的日子,让我意识到,人们常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教我们说话,赋予我们最初的心理和性格;其实,父母在晚年仍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仍然可以从陪伴父母的生活中,领悟到人生的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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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领悟到什么呢?这领悟便是理解了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写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鲁迅看来,我们对于子女的付出,只是尽到为人父母的本分,实在算不上有多大恩惠。时间过了100年,我们离鲁迅的境界还差得很远。但起码可以有如下一些现实的理念:

我们不必再奢望有父母那一辈子女朝夕伺奉的幸运,需要学会承受子女渐行渐远的离别,逐渐地放手,独立的生活;

我们不必对子女期望过高,为人父母皆盼儿女出人头地,但神童天才总是少数,不必给孩子添加重负,只问自己给儿女做了什么榜样;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亲人之间的关系,家人相处要有一些距离,不能因为是亲人就可以肆无忌惮;

我们应该坚持终生学习,善于在学习中寻找快乐,有知识有一技之长,才能给自己带来尊严,也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即使不去上老年大学,也要会用手机看信息,起码学会叫外卖;

我们需要及早地培养一些爱好,积累一群朋友,这才是我们晚年解除寂寞的快乐之道;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老伴,多听少说,凡事谦让。把所有的唠叨都看作温情。只要有老伴在,内心就不孤独。

但是精神上的幸福,最终还得靠自己。正如倪萍她姥姥说的,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来靠去你就发现,最后你靠的是你自己。我的母亲算是幸运的,衣食无忧,四世同堂,但在精神上的快乐,还是只能靠她自己。世人皆然,无人可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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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出生于太原,1972年12月入伍,在新疆部队工作14年,解放军报社工作30年。曾任解放军报社政工部主任、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兼《军事记者》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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