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熊红久：时间的细节

时间的细节

文丨熊红久

伙伴

打记事起，就一直居住在用土块垒起的平房内。斑驳的墙壁，顶棚上耷拉下来的芦苇，皲裂的木质门窗，都被梭梭柴的青烟熏成了黧黑色。这种形象的注解，让我们艰苦的生活，有了怀旧的深刻。

这些屋子，是父亲和他的军垦战友们一桶水一锹泥，亲手在沙尘肆虐的荒漠中建造出来的。在我孩提的印象里，这土屋天生就如此破败，像沧桑的奶奶，仿佛从来没有年轻过。好在屋子的旧陋并不影响童年的快乐，邻居间那些与我相差无几的伙伴，成为了快乐的重要元素。一个个被我熟记了几十年的名字，就像种在心里总也不能收割的庄稼，枝繁叶茂又遥不可及。

家都靠在一起，积木一样，摆放成了连队西南侧的第一排平房。

我生活的地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叫作农五师八十九团六连。父辈们用青春、血汗、十几年的光阴和一堆锈烂的锄头，将戈壁荒滩改造成了万亩良田。一幢幢土屋好似一群累倒的汉子，直挺挺横卧在田边。每幢有十间房，两两相通，能住五户人家。白杨树林将连队四方四正地分割成几个居民区。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操着各式的口音杂居在一起，就像一块田地里生长的多种作物，虽神态各异，却相互依存。

在邻居中与我最要好的当属建忠，他家刚好居住在这幢屋子的中间。之所以要好，是因为我可以随意地在他们家吃饭或者睡觉，尽管两家相隔不足五十米。这个有四个男孩的家长姓董，因为个头高大，大家都叫他大董，整个连队的人都这么称呼。和其他人一样，很多年之后，直到我离开那里，除了大号，我一直叫不出他具体的原名。作为甘肃人，他有着极爱吃醋的嗜好。晚饭时分，整幢房子的人家都会走出屋子，蹲在门口，边吃饭边聊天。孩子们总是最快活的，端着和脑袋差不多大的海碗，来回穿梭，相互品尝各家的风味，极像现代意义的鸡尾酒会。由于毫无二致的贫困，一般情况下，每家的菜碗里都发现不了荤腥。这时，谁的碗里能增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佐料，就足以引起我们十分的好奇。董建忠的父亲就是往碗里加醋的时候，引起我的注意的。他将小半瓶醋倒进了盛着大半碗玉米糊糊的瓷碗里，使得原本淡黄色的玉米粥，泛出了咖啡色的光鲜，与红烧肉的颜色极为相近，它让我的味觉产生了好奇的冲动。我坚定地认为，肯定好吃，便迅速腾空自己的碗，将大董叔分给我的小半碗“佳肴”，一饮而进。猝不及防的醋酸，很快就汹涌起来，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将我才诞生出来的美感轻易击溃。胃液被烧得不断蒸腾，却还要强力压住。每餐只有这么多粮食，舍不得吐出来，怕挨饿。当时的酸味，甚至浸透了岁月，直到现在，依然锈蚀牙根。只那一次，使我终身惧醋。

我们开心而粗犷地徜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阳光里。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拯救了我们多彩的童年，还是童年有幸遇到了那么快乐的土壤。总之，许多欢乐的细节，一直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成为抵御物质匮乏时代里最有力的精神器械。淡化了各类作业，淡化了健康卫生，淡化了家庭界限，甚至淡化了个人隐私，所有的家门都是敞开的，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推开邻居的家门有时甚至比推开自己家的门更觉自然，没有谁家会拒绝开门，就像没有谁家会拒绝让我们吃一顿饭一样。因此，到邻居家吃饭或者邻居的孩子到我们家吃饭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就像男人间的递烟，自然而随意。所以，到了吃饭的关口，父母只站在自家的门口，冲着东、南、西三个方向，双手作喇叭状，高喊几声乳名，没见回应便不再顾及，径自晚饭了。

现在想来，我们这些孩子就像被砖窑烧坏的砖头，随意丢在窑外，没人在乎。一次我去连队同学胜辉家住了三天，回来后，以为父亲会着重问一些情况的，却只见他背着药箱，随意扫了我一眼便出门而去，就像我只刚刚离开了几分钟似的，把我想讲的重大话题，淤积在了空空荡荡的房间里。

正是这样放养，反而使得我们滋生了许多抗体，既抵御了疾病的侵蚀，也提高了智能的开创。感冒、发烧，到连队的卫生所讨得几片阿司匹林，几天便愈。没有玩具，自己动手，用木头雕刻，用旧报纸折叠，用铁丝编制，都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玩物。比如一柄木制的刀剑或者铁丝弯制的弹力枪，谁具备了设计的技巧和制造的材料，就会在短时间内让自己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有可能成为引领整个连队的孩子王。这种境遇有点像现在的某项实用专利被认可和推广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身份认证。

在这样的竞争条件下，谁能制造出最新的玩具，就成为稳定自己统帅地位的唯一途径。建中把家里自行车的气门芯软管偷了出来，装备了四五个弹弓，使得他的号召力慢慢开始攀升。我感受到了来自于邻居的威胁，通过围绕在身边队伍人数的不断减少，我的威信正在逐渐消退。费尽周折，我终于翻到了一条新的自行车内胎。父亲把它藏在床下的筐子里，并用一个盒子包好。我毫不犹豫地一剪刀将充气的气门芯铁嘴剪掉，用它制作了一支可以发射火柴棍的火药枪，轮流交给队伍里的士兵玩耍。“啪”的一声，所有的威信和欢乐都重归故里。由于无私的壮举，为我赢得了极高声誉，此时再回到领导岗位，水到渠成。而建中则在几天后，鼻青脸肿地出现了。立刻有属下告密，因为偷气门芯东窗事发，他被那个没有文化爱喝醋的父亲狠狠地揍了。我们都发出了轻蔑而开心的欢笑。

享此荣誉一周多时间，父亲车胎爆裂，须要更换新胎。翻箱倒柜了半天，只找到了半条早已被裁剪得面目全非的废品。恼羞成怒的父亲，掐着我的脖子，将我提回屋子。在户外，我表现出了一个领袖应有的大义凛然。因为确信那群手下一定会跟随在父亲身后，并会趴在窗台上，充满同情地窥视我的。但被父亲撸光了碎叶的红柳条太具爆发力了，这些在荒漠中饱经风霜和干旱的植物，经过了一冬的积淀，在春风的抚慰下，身姿柔软，韧性十足，落在身上，疾如飞沙走石，狠如饿狼撕肉，柳枝与身体接触的瞬间，竟能发出清脆的声响，像两只手在用力鼓掌。它们代替父亲，成为了暴怒的语言，一口一口咬在一个年仅十岁的娇嫩有余老练不足的皮肤上，很快就涌出了一群蚯蚓般的象形文字。只几个回合，我就如实招供了，何况手里的火药枪比我更早地吐露出了真相。但是木已成舟，赤脚医生的父亲，在擦完淋漓大汗之后，背着药箱出门了。此后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父亲一直肩背药箱，步行十余里，去给连队的农工看病。事后才知，那条内胎的价值，竟足以顶我们全家五口人一周的口粮，而且还要凭票才能购买。怪不得父亲如此歇斯底里。那是记忆里被收拾得最惨烈的几次重要教训之一，但因此而赢得伙伴的信任，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执政地位。当时的我，一边摸着屁股上蠕动的蚯蚓，一遍安慰自己，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由于在同一个班，我会经常伏在建中家昏黄的灯光下，完成作业。其实也没多少功课，课外图书也少，如果谁的口袋里装一本连环画，后面会跟很多人的，这时候，书的主人就可以提出要求，用别人最好的东西拿来换阅。当时的连环画书也是很便宜的，厚的几毛钱，薄的还有几分钱的。但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是无法提供购买连环画之类的奢侈品的费用的，尽管那时的课本不掏钱，读书也没有学费。

作为天津支边青年后代的苏鹏，就有许多连环画书，那都是他远在天津的爷爷奶奶寄给他的。这让我对从未谋面的苏鹏的爷爷奶奶充满了好感，也让我对天津这个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城市生出了无限的倾慕。一个生产连环画书的城市，该是一个多么让人神往的地方啊！这让我时常回到家里追问父亲：我的爷爷奶奶在做什么？他们生活的城市有没有连环画书？父亲总是哑口无言，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似乎想把我的问题从头脑里摸掉。这让我更加确信，不是哪里都能出连环画书的。这种结果会让持书在手的苏鹏，愈发趾高气扬。要命的是他总能拿出成套的连环画书，让你无法不为了后面的故事情节而屈从于他。记得不真切了，是为了能借阅《隋唐演义》或者《三国演义》连环画书的某一册，我只好遵从别人的要求，用自己精心制作的一把弹弓，换得了三个小时的阅览权。后来，团部的新华书店里也开始销售连环画书了，我把零花钱一分一分地积攒起来，还时常寻遍连队四处角落，捡拾一些金属废品和牛骨羊头，卖给回收站，换得一些汗津油皱的角票，从书店里购回自己心仪已久的画书。

由于我家的三个孩子中，只有自己一个男孩，就非常羡慕建中家有四个依次排列的兄弟，以至于竟幻想，自己如果是他家的孩子该有多好。这种亲近的结果，使我常常借故住在他家，身体似乎提前找到了归依的感觉。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们全家对醋趋之若鹜，才陡然放弃成为一家人的想法。对醋的恐惧，让我最终回到了自己家里，解决温饱。

最后一次在建中家住，好像是在四年级的一个冬天，那时父亲已经调动到另外一个连队，过几天就要搬家了。我们好像已经预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搬家前的好几天，我都和建中挤在一起。五个孩子，混在一张硕大的由芦苇捆扎起来的床上，玩耍疲惫之后，依次睡去。我挤在了最里边。是被窗外呼啸的寒风唤醒，还是半夜被尿憋醒，回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用手一摸，床外几个熟睡的人阻挡了我下床的途径，而窗外的阴风怒号和天寒地冻，更将我起身到户外解手的想法吹散一地。越来越鼓胀的膀胱和身体承受力的对抗，成为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原以为凭着意志力，可以坚持到天亮的，而此时的境遇，有点大江东去的悲凉，一直没被重视的涓流，积少成多，变成了汩汩的溪水，业已形成磅礴之势，意志的天平，正在慢慢倾斜。最终，生理成为了胜者。无奈之下，只好把床沿和墙面中间窄窄两公分间距，当成了卫生间。起初还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带有试探性质的浅尝辄止，稍一松懈，就摧枯拉朽，喷薄而出了。作案之后，身体轻松下来，精神却陡然沉重了。怕无耻勾当被发觉，一直没敢睡死。天稍亮，在所有人起床之前，悄悄坐起，匆匆着装，而后衣冠不整地逃离现场。连续两天猫在家里装作做功课，没敢再去建中家打探虚实。第三天，就举家搬迁，离开了六连。

按照生活的常态，我是不应该和比我小五岁的小牛成为伙伴的，这种年龄的差异，让我始终对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小视感。从六连搬到打井队后，我常常想念建中，但十几公里的距离，把这种想念变成了虚妄。我只好放低眼光和心态，发现一些新的能让我的生活充满色彩的人物和事物。小牛的出现，毫无疑问是物理距离的产物，因为他们家和我们家共用着一堵墙，是最近的隔壁邻居。在没有熟悉的朋友和小牛天天来找我的双重作用下，我与他出现了若即若离的状态。这种交流，看上去更像是无奈的选择。后来知道了我们两家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湖南人，家里又都是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小牛有两个姐姐，而我则是一姐一妹。伙伴的缺失和地域的陌生，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六连的美好时光十分怀念。

感觉到小牛家的生活水平很高，是在我连续几次看见他吃白面烤饼开始的。当我和小牛同坐树荫下，我咀嚼着定量供给的干涩粗糙的高粱面窝头，而他却有些耀武扬威地啖食着烤得焦黄的白面饼子，鲜明的质量反差直接击伤了我垂涎三尺的饥肠，所有的矜持，在白面饼的诱惑下土崩瓦解。我曾试图用自己的窝头与之交换体味一下，但被小牛当场拒绝。他还十分老成地对我说：高粱面太难吃了！

我知道自己已经深深陷入了对白面饼的无限神往之中。如何才能吃到小牛手里的白面饼子，成为当时亟待实现的阶段性目标。

我决定用他最喜欢听我讲故事作为筹码，来获取实物。这招果然奏效了。为了不让大人看见，每到黄昏时分，我就会躲在屋后的菜园子里，给小牛讲故事。往往讲到惊险和关键处，突然停顿下来，说自己饿了，回忆不起来后面的情节了。小牛总会不出所料地回家，掰一块白面饼子，换取后面的详情。我边吃边为自己的聪明暗自得意。为了能获取更多的细粮，我不得不在较长的时间里，借阅许多书籍，来拓展知识结构，以期顺利达到对等交换的目的。一年后，粮店增加了白面的供应，我不需要再为半块饼折腰了，但读书的爱好却因此养成。这让我一直觉得，白面饼子才是我文学的起点。现在想来，虽然出发点稍显卑鄙和狡黠，但却是真真切切又实实在在的。在饥饿面前，“高尚”这个词很羸弱，我们的胃只对粮食负责。这是我能记忆起来的，用智慧获取物质资料的开始。对小牛，我是心存感激的，直到高中毕业，上大学离开连队，小牛都恪守着不能外泄的承诺，这个秘密就像酒曲，被岁月酿成了老窖。

现在我能真切地体味到时间的流速，长大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城里工作，对童年伙伴的情况了解得越来越少了，只有逢年过节，回到连队和母亲断断续续谈起时，才很缥缈地知道一些不确定的信息。建中只读到初中，回到连队，买了一辆拖拉机辅助父亲侍弄田地，现在已娶妻生子。苏鹏早回到天津去了，再没回来。小牛也考上了湖南老家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内地，没有再回新疆。

小时候住在一排房子朝夕嬉戏的伙伴，长大后各自天涯。这是成长的魅力还是生命的无奈？原本以为，我们也会像我们的父辈们一样，成为邻居，朝夕相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沉静的时候，让记忆顺着时间溯流而上，慢慢采摘出那些栖息在灵魂深处的童年印象？是不是也会闭上眼睛，让低下的头停靠在支起的手背上，那些儿时的名字像漂浮在水面上的叶子，在我的默诵里慢慢地打个旋，便走远了。

再也返不回去了，童年是一张单程车票。

清泉

八岁的时候，父亲递给我一把斧子。你是大人了，可以到连队大渠里取冰了。大渠离土屋有二里地。我拉着爬犁站在渠边，看着比我还深的冰面，愁眉不展，找不到可以下去的地方。恰好我家邻居延平费力地拽着一车冰过来。他指着身后百米开外的地方说，到那里取冰，地势平坦，有缺口。

果然，冰面开阔，几十平米的区域已被采空，三十公分厚的剖面，有着浑浊的晶莹，不少杂草和树叶冻在里面。开采过的渠底又结了一层薄冰，能看到冰下的涓涓细流。

由于生疏，费了很大的劲，才砍出一块冰角。勤能补拙，当满怀喜悦，即将完成对一块大冰的取料时，却脚下一滑，我的欢欣和一双黑条绒棉鞋，一起跌落进了刺骨的水里。费尽周折，终于把一车冰拖进自家的院子，冻僵的双脚比我的眼泪更早地感受到了伤害。

整个冬天，家里吃的，都是我的汗水和泪水。

终于熬到春天了，母亲摸着我的头兴奋地说，连队马上要打井了，咱们可以吃到清甜的井水啦，你再不用到渠里剁冰，咱家再不用吃黄泥水啦！

从架子搭起来那天起，全连孩子的目光就没离开过打井队。挖了几米之后，六七个青年男女轮番带着安全帽，被一个吊桶放到坑底，用锹镐将挖起的砂石倒入吊桶里，再被卷扬机吊上来倒掉。

正在吃午饭，门咣当一声被撞开，打井队队长惊慌失措地冲进来：不好了！井底干活的柱子被跌落的石块砸伤了！父亲是连队唯一的赤脚医生。我也跟着跑到工地。那个叫柱子的大个子叔叔，已经躺在了井架下面，浑身是血。赤脚医生紧急包扎了一下，冲着队长喊，赶快套马车！送团部医院！晚了就没救了！

柱子叔叔还是死了。我不明白，那么强壮的身体，为什么抵不过一个小小的石子？自此之后，时常听见队长用沙哑的嗓子，冲着井下吼：再热也得给老子带好安全帽！

很多水泥块被运来，开始砌井壁。最后砌成了一个直径三米的水井。对这口黑魆魆的井，我怀有极大的恐惧，总觉得大地突然张开了血盆大口，还想吞噬些生命。有几次，在伙伴的怂恿下，我鼓足勇气伸出头，也没望见井底，使得井在我心里深不可测。

为了浇地，连长把一根很粗的黑色胶管，从怪兽的口里直插井底。电闸一合，这根黑管就口吐清泉，喷薄而出。尤其是夏天，我们成群结队地围在水管前，把头伸进水里，停几秒，再猛喝几口，夏季的燥热随即消失，一种清爽的惬意，甜遍全身。井边的水池已成为蓄养我们快乐童年的摇篮。

母亲陪父亲到内地看病去了，往家担水的任务无可选择地落在十岁的我和十二岁的姐姐身上。夏季，只需等到抽水时，靠近水管，就能把水桶接满，对井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了解。

秋收之后，连队不再抽水，我只能提着空桶，第一次无限敬畏地走近黑洞。井架是两根槽钢横空凌架在井上，槽钢上虽然焊接了一大张厚厚的钢板，也勉强只能覆盖井孔的二分之一。钢板中央掏有一直径半米的圆洞，上架一座铁制的辘轳，再缠绕着细钢丝组成井绳，绳头一个铁质挂钩，构成了我们取水的全部道具。

在饥饿的驱使下，渐渐淡漠了恐惧。我们必须把水担回去才能做饭。尽管姐姐装作很勇敢，自己站在辘轳摇把的里端——身后就是半圆形什么也没遮盖的空空深井。从她不敢低头的状态我猜出，其实姐姐心里也十分害怕。就这样，两只瘦小的胳膊紧攥着摇把，一寸一寸将半桶水晃到井面。我在提桶时才第一次窥视到井底，五六十米深的水面，折射成小小的圆镜，映照着两个模糊的身影。

随着冬日临近，气温越来越低，地面开始结冰。久而久之，站脚的井台也结满了冰。起初，我们不知所措，只好等着来担水的大人们帮助。数九寒天，冻得无法等待，只能鼓励自己勇敢。脚下很滑，怕力量承受不起，在桶离水前我们先晃动井绳，让桶里的水洒去一半，再颤颤巍巍摇出井口，倒入另一只桶中。来回折腾几次，终于盛满，再手扶井架，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回到地面。

一次，冰面上洒了些水，鞋底被粘住，解决了脚滑的难题。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了好久。在下次的担水中，桶里都会留点水，洒到井边，双脚站上去，几秒之后，就不再担心滑倒。开始操作时，仍出现不少失误，由于尺度把握不好，水洒多了，鞋就会被冻牢，又得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松动鞋子。所以，有一段时间，经常有人看见我和姐姐站在危险的井台边，相互拉扯彼此的棉鞋。

直到现在我都深刻地记得那次事故。想到同学家里玩几天，决定一鼓作气把水缸添满。四五担之后，有些疲惫了，加之冬季又都戴着棉手套，不宜抓牢摇把。眼看水桶升出井台了，却右手一软，摇把从手里滑出，沉重的水桶迅速下坠，井绳牵引着辘轳飞速反转，铁摇把重击了姐姐的左手臂，她当场趴倒在井台上。若不是右手及时抓住井架，姐姐很可能就跌落井底。我们都吓哭了，跪在井口，半天没敢动。停了好一阵，才扶着姐姐慢慢爬下井台，坐在雪地上休息。我想把那桶水慢慢摇上来，却根本没有了重量。刚才桶坠落得太猛，从井绳上脱落了。姐姐也不顾疼痛，和我一起趴在井壁上往下看。除了晃动的两颗小脑袋，什么也没有。我的心情悲哀到了极点。水桶是我们家的大件。寒风驱赶着我们，将一桶水抬回家。只能去求助邻居延平的爸爸。任叔叔把我们带到了井边，绕了几圈，指着井边的铁爪梯说，都是冰，太滑了，冬天不能下井，明年冰融了再下去捞吧！

一冬过后，是否再去打捞了那只桶，已记不真切了，但那口始终张着嘴的深井和井台上厚厚的冰，却牢牢地镌刻在记忆的深处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上大学离开连队，井依然以不老的姿态，滋润着村民的生活。

后来留在省城工作，用的都是自来水，对井的概念开始淡漠了。几年后，母亲电话里说，连队马上要安装自来水了！又让我想起了那口老井。终于要废弃了，竟生出了些许眷恋，好像那井活着，我的童年就不会消亡一样。又过了几年，将母亲也接进了城，就更少眷顾那片土地了。

终于有机会去家乡所在地区参加会议，会后专门拐道去看看离别了几十年的连队，出发时，竟有了近乡情怯的慌乱。

出城一路高速公路，风的吹动，让我有了不真切的恍惚感。三十多年前，我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连队赶到县城参加高考，四十里坎坷颠簸的土路，整整骑了三个小时，才尘土飞扬地到达。

回忆刚拉开序幕，连队就到了，驱车二十分钟。上学的泥路，都铺上了柏油，车子在缓慢而平坦中行驶。路两边是葱郁划一的林带，后面是规整的条田，一幢幢齐整的砖混新房，从车窗前一滑而过。整个连队像被技术精湛的大夫做了整容，哪里还有一丝泥土屋的影子。

沿着依稀的记忆，车子左绕右拐，想找到老井的位置，却被一堵墙挡住，院中央高耸一座水塔。向路人打听，原来这里是附近几个连队共用的自来水厂。

院子里花草茂盛。从值班室走出一位中年人，盯着我看了半天：你是？我也觉得眼熟，一下看到了任叔叔的轮廓。你是任….延平吧？果然是他，延平也认出了我，紧紧抱在一起。延平现在是水厂的厂长。见我问那口老井，他把我带到靠右的一间小房，指着地面说，这就是，不过现在已被完全封闭了。又指着墙上的屏幕说，下面都安装了探头，在地面就能了解井下的情况。一切都现代化了，咱连队早就吃上了自来水。我现在坐在值班室里，按按电钮，就可以调节和控制所有的水量。延平还告诉我，国家给补贴，连队大部分人都盖了新房，小时候的玩伴有不少还买了小汽车呢。

真的很欣慰。时隔三十年，许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这口老井，是我们的证人，一直用甘甜和清冽滋养着我童年的夏季。

这口老井的水质不会变吧？延平笑着打开水龙头，接了一碗老井的水递给我：尝尝还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我慢慢把碗举到嘴边，看到清澈的水面上映出了自己清晰的皱纹。闭上双眼，清凉的童年穿过胸间。

暖冬

我不知道已经住进了高楼，在冬日严寒里享受着暖气和阳光的我，为什么仍时常会想起那间墙壁斑驳的老屋，用土块垒起的火墙，以及被煤炭烧红的铁皮炉子。

那是一个物质十分贫乏的年代，只有很少的家庭才有一两件能被称之为家具的物件。贫困像是被克隆出来似的，绝大部分人家都一贫如洗，但是冬日里用于取暖的铁皮炉子，却是户户不可或缺的家什。它用弱小之躯与强悍的冬季抗衡，将严寒驱逐在门外，支撑起了整个家庭的春天。

日头被冬季的寒冷早早就驱赶到山背后的屋子里，天刚暗下来，我们兄妹几个就会拥围在炉边，期待着父母亲能像变戏法似的，给我们带回来一些瓜子或者黄豆之类的欢喜。我们兴奋地观望，大人们会在炉子上放置一块四方铁皮，然后将瓜子平摊其上，用小火慢慢烘烤。父亲一边翻动瓜子，一边讲着故事，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惹得我们刨根问底。长大后才知道，父亲讲的故事既不曲折，也不精彩，但当时却足以让我们痴迷其中。更让我们垂涎三尺的还有火炉之上那慢慢变得焦黄的食物。许多时候，炒作的程序刚进行不久，我和妹妹就急不可耐地伸手品尝了。父母亲只是喊着：不熟！不熟！并不强阻我们的馋性，所以烘熟之后的内容，往往有一小半已提前被我们解读得支离破碎了。现在想起来我都无法猜透，到底是故事还是零食更加吸引了我们，使得我们对被昏暗的煤油灯点着的夜晚，充满了最迫切的渴望。

只要父亲在家，每次他都会将炉火捅得很旺，炉膛的火焰会被烟囱抽得呼呼作响，那种声音听上去既温暖又振奋，好像整个世界都在燃烧，冬天似乎马上就会被烤化了那般。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全家人拥围在一起，用故事和欢笑抵御寒冷更让人惬意的事了。共同的贫困使得每家的生活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没有对比，所以我们并不觉得苦。没见过收音机，更没听说过电视机，仅有的几本小人书，也早已被传阅得残败不全，所以，晚上烤炉火和听故事，就成为我们十分神往的一件事。但这也是经常不能实现的愿望。在那个年代，父母亲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去礼堂参加学习，我们几个孩子的夜晚，只得交给既没文化，又讲一口地道湘语的奶奶。实在无聊，我们也会逼着奶奶讲故事。看着她磕磕巴巴的神态，我们得意地模仿她费力调整的半土方言，而后发出被耍弄成功了的恶作剧式的坏笑。明白后的奶奶，用她的小脚，将我们追得满屋子的欢乐！这一切的景象，即使我闭上眼睛，也会像采蜜的蜂群，爬满我盛开的记忆。

相对于物质而言，能给精神层面带来温暖的记忆，似乎要更深刻一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邻居任叔叔家买了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大家像过年一样，都去他家串门。手指轻轻触摸屏幕，眼睛里有装不下的羡慕。我们这群孩子，晚饭还没吃完，就抵挡不住《排球女将》主题曲的召唤，匆匆挤进任家大院——屋里已经坐不下啦，电视机放在窗台上，满院子的人呈扇型，盯着一台12英寸的小电视。有时候去晚了，侧面已看不到图像，就搬几块砖，站在后排，但因离得太远，甚至看不清楚演员的相貌，却依然能津津乐道。几周之后，电视机屏幕前摆放了一块大玻璃，是电视放大镜，荧屏果然扩大了一倍，但透过玻璃传递过来的人物表情，却不够连贯，显得有些怪异，却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内心的欢悦。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所有的人都会一直看到“晚安”出现，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连队里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来自于黄老师家。他是上海知青，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老师。24吋的超大屏幕，清晰的色彩、人物，只看了一次，就魂不守舍了。父亲则义正辞严地说，马上要考初中了，你现在需要好好复习，等考完了再去看彩电。说完和母亲一起，搀扶着奶奶，享受美好生活去了。临出门，不忘安排一把铁将军，锁住我们的欲望。即使隔着几幢房子，我依然能被《霍元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粤语歌曲抓挠的心乱如麻。被锁在家里的三个孩子，以我和妹妹两票同意，姐姐一票弃权的结果，形成决议：我带着上二年级的妹妹——妹妹威胁说，不带上她，就要向大人举报——翻窗出门，去看彩色电视剧。我们先从后窗翻进菜园子，再从篱笆间隙中爬出去，直奔黄老师家。小院子早已人满为患，我和妹妹只能偷偷躲在围墙外，一边要提防被发现，一边还不忘看电视，同时还要选好时机，判断节目结束的时间节点，赶在大人们回屋前，拽着妹妹翻山越岭钻回小屋，屏声静气地趴在作业本前。这个场景很像电影《佐罗》里的部分画面，居然瞒了父母很长时间，从初秋一直看到入冬。那个冬天，由于被彩电照耀，真的觉得很温暖。

直到一天，有连队职工急病，赤脚医生急匆匆回家取药箱，才发现家里后窗洞开，只有老实的一个孩子在勤奋学习，其结果……我作为主谋，红柳条又一次在臀部写满了象形文字，注解不当行为。更让人绝望的是，此后，父亲用拇指般粗的钢筋，封堵了所有的出口，只留了一条出路——好好学习。

当我把这些细节讲给上初中的女儿的时候，她正拿着遥控器，冲着液晶电视不停地变换频道，并诧异地问：啊？几百人看一台那么小的电视？你说的是原始社会吧！

的的确确，让一个现代的孩子去理解几十年前的生活，她是无法想象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这一代亲历者都觉得不可思议，整个社会都在神奇般地飞速发展。当我想到这些往事的时候，已经恍若隔世了，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经历了那个时代。当下，高度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明，已经完全覆盖了几十年前贫瘠的景象，孩子们认知的世界观与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岁月，像宽阔的河岸，中间隔着的不仅是距离，还有时光的流转。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时常想起那些躲在光阴里的细节？破旧的老屋，黑白的电视，贫寒的生活，作为生命过程最重要的证据，它们替我守住了那段岁月的真实和意义。

年味

如果把年比作一坛老酒的话，成长就是打开了瓶口的塞子，岁月在成熟了我们思想的同时，也冲淡了对过年的渴望。所以，至今想起来都会觉得，过年其实是在过一种心情，尤其是针对七八岁的孩子，尤其是生活在物质十分匮乏的七十年代。新年的日期，无疑是埋在一年里最期待的种子，一场场降雪，就是一步步走向年关的台阶，它引导着我们童稚的心情，在冰天雪地的氛围里，春暖花开。

谈到过年，我就不能不去谈那个冬天，那十几颗水果糖和围绕着甜味挥之不散的记忆。

甜味似乎是我小的时候永不知疲倦的追求。在缺滋少味的岁月里，我们会走进连队的玉米地，拔起一根根被称之为甜秆的外形酷似甘蔗的玉米秆，总会有几根出类拔萃，能从中咀嚼出糖的甜味，来滋养被粗茶淡饭挫钝的味蕾，也因此毁坏了不少庄稼。我们也会走向荒野，从许多荆棘丛中，采摘一些鲜艳的浆果，再一枚枚仔细品尝，也总能寻找到几粒酸甜可口的惊喜，但这些都不足以与真正的糖果抗衡。所以，当接到通知，每家派人到连部办公室领取过年配给的水果糖时，我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霍然一下就被甜味给抓走了。

我坚持追随在母亲身后，其用心昭然若揭。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寒风里，竟丝毫未觉出寒意。连部外面排着长队，每家大人身后都跟着几个孩子，兴奋的表情写满了每一张笑脸。

终于轮到母亲领糖了，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姐姐领着小妹也早已等在了旁边，一边跺着脚抵御寒冷，一边伸长脖颈盯紧母亲。从队伍里挤出来，母亲手里攥紧的花手绢，包裹的仿佛不是糖，而是我们兄妹三人等盼了几个世纪的愿望。每家十五颗水果糖，全年的甜蜜都被母亲揣在了怀里。我和姐姐的再三央求以及小妹的动情哭喊，终于松动了母亲等到大年三十才发糖的决定。她再三掂量，从手绢里选出一颗，发给小妹，然后又挑出一颗，剥开糖纸，用牙齿将糖一分为二，分放进我和姐姐的嘴里，然后自己啧啧舌头，将遗留口腔的渣屑品味干净。甜蜜很快就消弭了我和姐姐认为不公的抱怨，并让自己很快回到现实之中。离年三十还有些时日，不能一下就消费掉得之不易的战利品。我要回了母亲手里的糖纸，将融化了小半的糖果吐出，重又包裹起来，放回兜里。隔一会儿再掏出，用舌尖舔一舔，反复操演，延长着甜味在我的生活中弥留的时间。

大年三十晚上，我终于领到了一颗完整的糖果。它躺在我的手心里，被拳头紧紧攥着，仿佛松开就会松鼠般窜出野外，以至于睡觉时，我都会将那一颗牵肠挂肚的甜蜜压在枕头底下，不时用手触摸，直到入梦，直到第二天醒来又重新抓入手中。长大之后，我的胃开始拒绝甜味，不等吃完一颗糖就开始泛酸，这或许是小时候求之不得而造成的物极必反的结果。所以，对甜蜜的回忆，被搁浅在了我的童年里。

过了初五，除去我们消费掉的，我还精确地记着，应该还剩七颗糖，锁在母亲床边那只硕大的木箱里。那把小小的铁锁，冷酷而无情地阻断了我美好的奢望。但箱子里面的内容，却像火山喷发的岩浆一样，翻滚着我孜孜以求的决心。我用尽了自己收集的所有废旧钥匙，甚至连邻居伙伴们的钥匙都借用来，却无一能够打开，只好将目光退回到母亲身上的那串原装钥匙上。此后看过不少反特的电影或电视剧，总会涉及到盗取保险柜钥匙的情节，来体现盗取者的聪明智慧。每当看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三十多年前智开木箱，巧取糖果的画面，狡黠而大胆。至今想起来，都坚定地认为，所谓的才智，都是被想获得的物质逼出来的。

我几次故意将房门钥匙落在家里，然后索取母亲的钥匙开门。她总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好像识破了诡计，或者亲自回家开门，或者从钥匙链上取下那把房门钥匙交给我，使我的企图一次次流产。苦思冥想之后，我认为自己必须另辟蹊径。几经观察，终于发现，奶奶帆布箱上的锁头与母亲大木箱上的大小、颜色都极为相近，这让我的情绪一下子兴奋起来。我终于研制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对奶奶而言，我骗用她的锁头玩几天，是毫不费力的，接下来便是耐心等待时机。对我来说，大木箱子充满了神秘，一些好吃、好穿的东西都是从中取出的。母亲开箱从不让我们围拢，这愈发增强了我的好奇。

终于等盼到母亲开箱的时候，我掩饰住狂乱心跳，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靠近放锁的床边，用身体挡住母亲的视线，在她将我轰走之前，迅速将两把锁头进行调换，而后喜不自禁地看着母亲用我刚换下的奶奶的锁头，将那只大木箱子锁好，还用力拽了拽，确保锁牢。待母亲走出家门，我立即将门反插，用钥匙将奶奶的锁头打开。原以为有许多宝贝的木箱，装着一贫如洗的家里稍稍值当一点的物品，比如肥皂，过季的旧衣物，一块准备做棉鞋的黑条绒布，几斤做棉裤的棉花等。我的手迅捷伸进箱子，开始搜索。终于摸到一只新做的棉鞋，从中掏出几斤粮票、几尺布票。这些与我无用，快速还原。又去探寻另一只棉鞋，一下就触摸到那几颗熟悉的形状，让我浑身战栗不已。我数了数，只剩六颗了，一定是多分给小妹了！此时，已没有时间抱怨，虽然一把糖都攥在手里，却不敢多拿，怕被母亲发觉，只取了一颗，投石问路，其余的忍痛放回。有了这次成功盗取，我想，只要不被觉察，那些糖果早晚都是我的。而后，我再掏出刚才偷换了的母亲的锁头，将木箱锁好。没有任何破绽，猎物已收入囊中。

几天之后，母亲将我们兄妹三人叫到一起，问谁动过箱子了，这让我十分惊愕。我当然矢口否认。此案之精密，肯定无从侦破，但母亲却用了更为有效的防范手段——更换了一把大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使我童年的智慧，成了绝版。多年之后，我做了警察，笑谈中问过母亲，她是如何发现木箱被动过了？母亲惶惑着摇摇头：什么糖果？记不起来了。

被我刻骨铭心了几十年的“盗糖事件”，对于母亲来说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构成了我记忆的基石。一粒糖果，无论价值还是重量，都不足以改变一个“年”的走向，却让我深刻地记住了那个缺少甜味的时代。因为稀有，才倍加珍爱，它让“年”这个节日，充满了想象。

越来越淡的年味告诉我，时间带走了我们对物质的渴求，也带走了从艰苦生活中萌发出来的弥足珍贵的精神欢愉。

旧事

有时候我们经历过的许多旧事，总会被记忆不辞辛苦地捡拾回来。这种对往昔追忆的起源，大多来自于一些旧物的作用。一幢破败的老宅，一件斑驳的家具，甚至一个熟知的人名，它们所折射出的信息像一匹识途的老马，会牵引着我们，曲曲折折挤过往事窄窄的巷道，让思绪迅速追上已经消亡的真实。就像透过历史博物馆的玻璃橱窗，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小心摆放的陶罐、鼎簋或者竹简、漆器，在早已完成了它们所承担的使用价值后，又被人们从久远的尘埃深处挖掘出来那般。这些陈旧符号，虽然已被时间消磨得形容枯槁，甚至有些故事，折戟沉沙，沦为千古之谜，但即使已成碎片，或永恒残缺，也都会孤注一掷又尽心尽力地搭建起一座解读的桥梁，摆渡着现代的目光去探究历史的真谛。

一些人会在秋天里老去，年龄成为被日子搓洗的衣裳，如泛白的枯叶和皱纹般皲裂的树皮，总让我无法将一株老树和一个老人区别开来。我曾经回到故乡，面对着一些沧桑的面孔。这些被岁月用旧的生命，吃力地搬动着迟缓、呆滞的目光，端详着我，良久之后竟能从浑浊的记忆里，打捞出我的乳名来，再沿着残缺的齿间颤颤巍巍地轻轻唤出，像我已故的奶奶。我无法控制的情绪，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几十年前的童年。

其实，我所有的经历，早就像一本读旧的书了，破损的毛边，褶皱的页面，以及斑驳的封皮，那些曾经清晰的文字变得昏黄而模糊了，只有童年的片断，被装订成书里栩栩如生的插图。多年以后，当我身居在故乡之外的繁华都市，那无法随行的童年就像被遗落的一枚奇石，一直蛰伏在兵团那个小小的连队里，仍释放着它无尽的能量。每每想起，都难以释怀。

由于生存地域的缘故，注定了我的童年走不出那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六连。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新疆而言，阳光和蓝天就像戈壁和荒漠一样，廉价而充足。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把几十幢平房和道路，分隔成几块生机勃勃的生活区。至今我都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却勤奋地生产者一个个面黄饥瘦的孩子，女人们似乎在攀比着谁的肚子更具潜力。而男人则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起早贪黑，不计报酬。一个小小的连队，仿佛承担着半个地球的重担。既要劳动还要斗争，所有的人都奋战在生产和革命的第一线。大人们的忙碌，给了我们这些处在人生萌芽阶段需要教育的毛孩子，有了充足的自娱自乐的时间和空间，这让现在已成为人父的我，看到与自己当年同龄的孩子沉浸在书山题海的重压之下时，不能不报以辛酸的同情。或许正是宽松和自由，才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童年经历。

依据居住地的远近和父母间邻里关系的亲疏，孩子们也自然划分出鲜明的阵营。许多个夏日，我率领靠近马厩的一干人马，以饲料草垛为营，拉起大旗，为保护自己的领地和成员不受侵犯，率部东征西战，横冲直闯，胜败参半，喜忧间隔。誓不低头的勇敢和不计后果的胆魄，或许就是那时候练就的。我把自己的童年制造得硝烟弥漫且热血沸腾。后来发现，许多胜利换来喜悦却无法抵御伙伴们对食品的垂涎，那时候的饥饿，像疯狗一样追咬着我们对食物的渴望，许多意志薄弱者，为了一块饼干，已叛变投敌，走向敌对的阵营。我从向我汇报案情的侦察兵吞咽口水时喉结处发出的声响中明显地认识到，拥有食品已成为稳定军心和巩固政权的基础。

作为首领，我当然得身先士卒。这个简单的道理，不是在我长大后从书本上学来的，它像原始部落的朴素公理一样，昭然而现实。当踩着两只歪斜的肩膀，从屋后偷偷翻窗入室时，我虚慌的心其实是狂跳不止的。即使只有七八岁的人生经验，但对于行窃这种明显与所受教育相悖的行为，依然在恐慌着我的神经。相同的房屋结构和相似的简单家具，逐渐打消了我对陌生环境的惧怕，仿佛进入了自己家里，不紧不慢搜遍每个角落，就像翻找着我落在家里的玩具。连续两家的一无所获，让属下对我的工作能力产生了动摇。在这种尴尬而窘迫的形势下，我学会了思考。既然对方敢用饼干来诱降我的士兵，那他家里一定存有余粮！我果断地做出选择：就去翻找与我对阵的沙军家！在这里我之所以用“翻找”而不是“偷窃”，是因为当我一无所获地从那两家窗户钻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心慌的感觉了，这让我宽慰地认为，自己只是去寻找一些急需的东西而已，与一种不良行为毫无关系。这样的想法支撑着我当时的奋斗目标，直到十几年之后，我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回想儿时的这次施窃行为，始觉脸红。但当时，我一定为自己这个既可以截断对方业已依靠的粮草，又能成为我方作战的动力的一箭双雕的想法暗自得意。在派人侦察沙家房门确实上锁之后，我再次从后窗轻松入内，没费多大劲就在卧室房梁高悬的吊筐里，找到了仅剩的半包饼干。虽然离我的期待差距挺大，但毕竟是首战告捷，没有空手而归。我听到外屋有开锁的声音，便急速钻出小窗，落荒而逃。

这次行窃到底对我的政权起到了多大的维护作用，早已想不起来了，但依据当时的生活状态来推断，饼干应该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以至于我每次故意从沙军家门前走过时都有些期待地想碰见他，看看他沮丧的表情。我甚至可以想象到他小心翼翼爬到床上，勾着手往筐子里摸饼干的神态，以及发现东西不翼而飞后的愤怒和悲哀。一想到这里，我就有了一种春风拂面的快感。

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家的房门被急促敲开。见到是沙军的父亲沙玉良站在门外，我猜想一定东窗事发了，自己在劫难逃。却见他怯怯巍巍，卑躬歉疚地向我父亲求助。原来是他妻子要临盆了。作为远离团部医院的连队卫生员，接生已成为父亲主体工作的一部分。直到他们出门好久，我慌乱的情绪才渐渐平静。

有很长一段时间，沙军不再像以前那样与我们针锋相对了，即使碰见了，他也远远地绕开或者低头走过，就像斗败的公鸡，让我甚觉奇怪。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查出了他家隐瞒未报的台海关系。果不其然，一周后的中午，我亲眼看见老沙带着“特务”的高帽，被民兵押着游街批斗，后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品尝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即使是未成熟的智力，也可以充分地推断出，被涂“黑”的沙军再无力与我们站在一个等高线上抗衡了。

几个月后的下午，在放学的路上，忽然看见一个身穿半旧绿军装的男子——这可是当时最统一的服饰——独自一人站在田埂，面对茂盛的植物和广阔的田野，认真地做着宣讲，仿佛那一行行挺拔翠绿的玉米秆不是作物，而是一方列队整齐的士兵，正在接受指挥长的命令。他手里不停地翻动着的红色语录本，显得十分醒目，成为满目绿色背景里最鲜艳的亮点。听到我们的窃笑，他停顿声音，转过头喊出了我的乳名。惊诧之中发现，那人竟是沙军的父亲。他随即毫无过渡地开始面向我们高声朗诵无法听懂的篇目。起先是几个，后来沿田头农渠埂上坐满了放学路过的学生。在文化生活十分贫瘠的氛围下，他一个人的独演，虽谈不上精彩，却足够新鲜。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尔后激起一圈圈涟漪。直到沙军和他母亲匆匆赶来，强行将他拽走，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即使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沙军当时显露的被泪水浸泡的羞愧，至今仍漂浮在我的记忆里。

事隔不久，在家里的饭桌上，从父亲对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勉强清楚，沙玉良精神分裂了。父亲作为连队唯一的医生，受领导指派，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观察后，出具了医疗证明，才使他走出了“牛棚”。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沙玉良都是我们追逐的对象。起先家里人还出来规劝，时间久了也就听之任之了，甚至几天不归，都习以为常。他时常出现在我们上学或放学必经的路口，一身半旧军装，左胸挂满了大小不等的各类像章，猛然看去，竟有几分像战功显赫的将军。他能准确地喊出许多孩子的乳名，尤其对我，更是谙熟于心。我们总会很恶作剧地询问一些诸如你如何与台湾特务接头之类的不光彩的问题，便会引出两只很生气的拳头，追得我们一哄而散，却并不跑远。知道他不会真追，很快又聚拢起来，继续与他答非所问，直到他毕恭毕敬地掏出语录本，冲着我们准备一以贯之的宣讲时，大家才慢慢散去，留下仍在喋喋不休的老沙。

或许是再没有人听他演讲的缘故，老沙开始用粉笔在连部室外的水泥黑板上抄写文章，后来发展到墙面上、大门上，甚至在电线杆上都留有手迹。包括父亲在内的连队相当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都会站在黑板前，摇头叹息：可惜了一笔好字啊！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早已从六连搬迁到了离团部很近的打井队，却仍然能时常见到老沙出现在团部门口。走出了连队的他，找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团部有了更多的黑板、墙面和电线杆。有一段时间，我们团部中学教室外的十几个乒乓球水泥台面，竟全部写满了同一种字体。我们都能从这熟悉的飘逸的笔画里，找出始作俑者的踪迹。它造成的结果，是我们语文老师在批改完我们的作文时，不无感慨地说，你们许多同学的字比球案上的字差远了。这无形将我们置于了一个精神病患者之下，让我们十分气馁，再遇到老沙写字时，都会冲着他大吼，将其驱走。

等到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很少见到老沙了，偶尔发现墙面模糊的字迹，在力不从心地引导着我们，去慢慢想起他。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往博乐城里跑了。博乐是离团部五十多里的一个县城，读初一时还是父亲带我去过一次。想起城市繁华的街道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一下对老沙有些钦佩起来，却又极为诧异：他在城里以什么为生？但这些疑惑最后都被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所覆盖了。

后来，我考上了新疆司法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博乐市公安局工作。如果不是几年后在公安局大门前听见老沙的呼喊，我几乎已经把他忘记了。整整五六年光景，我没再遇见他，甚至连消息都没有过。

我不会想到一个被门卫保安往外推搡的满身污垢的人，会突然大声喊出我的乳名。我和保安都愣住了，走到门前，才认出了老沙，这让我惊诧于他顽强的记忆力，即使我穿着警服，即使岁月这么多年的雕琢，他都能去粗取精，一下子把我从童年的画面中采摘出来，放在现实的境遇里，与之对视。他右手紧攥着红语录本，左手提着一堆拾捡的废旧纸壳，嘴里念念有词。他比以前要憔悴多了，从油腻的旧军帽里刺出来许多杂乱的白发，佝偻着胸，一身破旧的军服污浊不堪，导致他胸前几枚像章也黯然失色。见到我，他的眸子顿时鲜活起来，成为全身唯一的亮点。他掏出厚厚一沓行将揉烂的稿纸，让我带他进去找局长，给自己平反，并说自己有反特经验，应该安置在公安局上班。他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乳名，好像我就是一根从水面漂浮过的稻草。他响亮的声音招来不少我的同事，他们都用奇怪的目光，测量着我和这个疯子之间的亲疏。

我只好把他劝到门外，说局长到北京开会去了，让他下月再来。然后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进他手里，哄着他离开。老沙将一叠捆扎好的纸壳搭在肩上，顺着人行道，晃晃悠悠往前走。在一根电线杆前他掏出粉笔，正准备写字，被一个环卫工人拦住。两人又纠缠了一阵，他才讪讪离开。

此后有好几次我坐在警车里，看见极为醒目的沙玉良，昂扬在大街上，还是一身油腻的老式军服，肩上用木棍挑着一捆废旧物品，旁若无人又匆匆忙忙，仿佛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赶过去处理。

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眼睛也变得涩涩起来。如果这个城市是只眼的话，老沙一定就是这眼里的一粒沙子了，他硌疼了城市的视线，让很多心酸的眼泪流不出来。

被一本唐诗护佑

在书架的顶层，摆放着一套书，上下册。由于版式规格和设计因素，它与整架其他装帧华美、开本宏阔的书籍相比，显得格格不入，恰如一位龙钟老人，混迹于模特队里。在书架前徜徉时，我常常会将它抽出，捧在手里，仔细端详橘黄色的封面。已经泛黄的内页，就像一个被它滋养大的孩子，在深情凝望自己的长辈。以我藏书的历史来推算，这本书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鼻祖了，它是我所有书籍的源头。

书名叫《唐诗选注》，是北京出版社1982年7月第二版发行的，我购买的时间是1982年10月，当时还在读初中。这本书是除了小人书之外，我收藏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读物。

虽然2000多册藏书不算太多，但要想记住每一本书的来历，还是很困难的，但这本诗书，却让我刻骨铭心，不仅仅是它得之不易，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正是在它的引领下，我才与文学结缘，才有了今生难舍难分的文学情愫。

当时在团场小学读书，由于师资缺乏，语文老师调走之后，新的老师没有配上，语文课改为自习，这让我们有了充裕的时间展示每个人与众不同的才华。在几个女生的推动下，班里掀起了一股朗诵唐诗的风潮。起先是那几个女生拿着本子读，没两天开始背诵。不到一周时间，她们已经可以达到你背出上句，我马上接出下句的境界，让我们这些男生心生艳羡。后来发展到唐诗接龙，用上一句唐诗的尾字，来接下一句唐诗的首字，让我们听得瞠目结舌，常常为自己的无知，低下羞愧的头颅。或许是因为胳膊越过了“三八线”而没有受到攻击，同桌女生报恩般悄悄告诉我，学习委员于丽丽购得一本《唐诗三百首》，女同学们都在传抄。这让我一下觉得，拥有一本唐诗，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放学后第一时间，我赶到了全团唯一的新华书店。

一间三十多平米的土房子，中间横亘着一道水泥柜台，使得站人的空间非常狭小。孩子们叽叽喳喳挤在一起，喊着挑选小人书。我也奋力挤到柜台前，问售货员阿姨有没有唐诗？她取了一本递给我说，今天刚到的，就几本，晚了就没啦！抓在手里，一下就喜欢上了书的封面。橘黄色，像一盏灯，温暖又舒适。翻看目录，从初唐四杰到孟浩然，从李白、杜甫到孟郊、李贺，都是这段时间女同学们背诵得耳熟能详的名字。书的最后，是2.2元的价格，这让我的内心一片荒凉。摸摸口袋，静静地卷曲着五角钱，这还是省吃俭用两个月才攒下的。1.7元的距离，仿佛天路。

母亲毫不犹豫地浇灭了我要买书的火苗。1.7元可以买一公斤猪肉了，而我们家已经三个月没有荤腥了。连队方圆三公里范围的废铜烂铁，早已被孩子们梳子般篦了好几遍。时间的紧迫和唐诗的诱惑，最终，我只好忍痛割爱，将自己用一年多时间才收齐的小人书《铁道游击队》低价转让给了隔壁上小学的小牛。

几乎是含着热泪，终于将这本心仪已久的书籍，小心翼翼地揣回家。此后的整个学期，它为我在班上赢得了许多赞誉。不但可以和心存好感的女生对答唐诗，还专门挑一些生僻诗句，让其哑口无言，从而哄抬了自己学术的身价和虚荣。一度不满足于背诵了，开始偷偷摸摸，仿造着唐诗的样子写诗，照猫画虎。当得知被学习委员誊抄在日记本上时，那种心花怒放的振奋，仿佛我的才华就排在李杜之后。

当然，会有关系好的同学借书，虽然内心不舍，但“义”字不可丢。为了防止书被再三转手，同时处处体现本人对书无可争议的主权，花费三天的课间休息，耗掉两块橡皮，终于亲自完成了一枚有我大名的阴刻印章。蘸着红墨水，我将书的封面、扉页、封底、书脊，以及页码的封口处，全部盖上了章子。我的名字在红色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这个现在看来极不协调的牛皮癣般的产物，在当时却洋洋得意，仿佛自己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顶多三天，我就会追着对方，坚决索回盖有十几枚章子的《唐诗选注》。

书架上的各类书籍慢慢多了起来，一些现代派作品占据中心位置，什么朦胧诗派的、意象诗派的、田园诗派的，什么惠特曼的、泰戈尔的、波德莱尔的。我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了对现代诗歌的狂热追崇中。这本唐诗自然成了一件过时的器皿，蜷缩在书架偏远的角落里。这一放，竟有二十年。直到几年前出差收拾行李时，妻子习惯性地把我没读完的书塞进包里。看看包比较空，又从书架上抽了几本。到了外地，洗漱完毕，临睡前打开包取书阅读，内心霍然被电了一下，目光里躺着一本泛黄的《唐诗选注》。由于时间久远，封面的红墨水的章子已经斑驳淡化了，但这并不影响它一下把我拽到三十年前。

我其实是被一种怀旧的情绪推到这本书前的。慢慢打开它，打开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随着阅读的深入，思绪慢慢从自己的岁月里游离出来，逐渐攀附到1300多年前王勃或者骆宾王的愁绪里。诗歌的发展随着盛唐的推进，一步一步抵达了李白的激昂浪漫和飘扬恣肆的空灵里。安史之乱后，开始衰败的唐王朝造就了杜甫或雄浑豪放或沉郁悲凉的双重诗风。

许多诗人的诗句得反复阅读，竟能生出多种不同的韵味来。而这些篇章，年少诵咏时，早就呈现其中了，却难领悟其精髓。那时，虽然对诗句倒背如流，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现在回过头来，用近半个世纪人生体验，再细细品读这些诗篇，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束束带有温度的思想，穿越了千年的时光，把我的内心照亮。

从此，我的包里总会带着这本唐诗，似有为之冷落几十年的补偿之意。阅读其他文本，目的都是将书读完，唯有翻阅此书，不急不躁，不紧不慢。有时一页数十行，反复揣摩。尽管该书仅选了126人的432首诗，却浓缩了唐王朝289年的璀璨文化。对我而言，每一次品读，都是与先人的情感交流，他们用一行行诗歌，打通了我语言和智慧的脉络，让我透过一个个吟诵的灵魂，关照到当下的生活。

现在，我将它端端正正地放在了书架的顶层，一则它的年岁配这样至高的地位，二则它的内涵可以俯视所有的文集。

仔细想想，何止我一个人得到了唐诗的护佑！作为民族的瑰宝，它所承载的文化元素，不知浸染了几代人。

我很庆幸，十五岁的时候，遇见了唐诗。

道路之幸

嘈杂的客运站，我费力地爬上车顶，将手里的铺盖，塞进行李架的网兜里，再挤进班车内。走廊里拥满了人，好不容易挤到最后一排，对号入座。票是三天前购的，虽然靠后，也算有了座位，与站票的人相比，幸福许多。售票员的喊叫挤变了形，费力地数着人头，也费力地数着钱。

汽车启动，车厢很抖，像打摆子，排气管重重地放了两声炮，终于颤颤巍巍驶离站台。这是从边城博乐通向首府乌鲁木齐的班车，一天一趟。车站是一排土房，脱落的墙皮上钉了几个木板站牌。因常年暴晒，木板裂缝，远远望去，站名们咧开嘴，打着哈欠。

从怀里掏出录取通知书，又仔细看了一遍。没错，是我的名字，鲜红的印章盖在新疆司法警官学校的落款上，报名日期是1985年9月10日。知道自己18岁的命运就寄托在这张纸上了，当时的心情肯定不错。这使得九月的阳光与绚烂的心情，交相辉映。内心的欢愉让我暂时忘却了车辆的破旧和污秽。

拐上312国道，车轮换了一种叙述方式，颠簸成为了主题。身体像随风扬起的麦粒，一锹一锹，抛起又落下。整车人大呼小叫，只有驾驶员处惊不变，不时回过头来发几句牢骚：别叫啦！这破路，这破车！只要不散架，能到乌鲁木齐就谢天谢地了！

阳光像烧红的烙铁，伸进车内。贴在窗户上遮光的报纸，毫无用处。闷热和汗臭狼狈为奸，覆盖了触觉和嗅觉。恣意汪洋的汗水，呈燎原之势，流过面颊，流过脖颈，流过后背。有孩子声嘶力竭地哭喊，有老人粗重地咳嗽。车子仿佛行进在战争片里，到处都是被炮弹炸出的坑，轮圈在坑洼的路面上跳跃和颤动。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十几个小时的行程，在反复做两件事：擦汗和为下一次擦汗做行为准备；为颠簸和被下一次颠簸做心理准备。

早先涌出的那点美好，先是被颠得支离破碎，而后被熏得四散溃逃。

中暑和昏睡共同涵养着“奄奄一息”这个词。在忍耐力即将耗尽的时刻，车子终于拐进了一个停车场。长舒一口气，谢天谢地，终于到了。司机下车，用擦汗的毛巾不慌不忙地拍打着裤脚，再挨个踹着车轮，大喊一嗓，今晚住这儿了，明早九点再出发。

翌日一早，司机拿着摇把发动车，满头大汗，车子毫无反应。又招呼几个乘车的青壮年男子，轮番上阵。半个小时后，在劳动者的大汗淋漓中，车子终于突突冒烟，艰难启动。发动机的声音滞重而混杂，像患有哮喘的重症患者。怕再熄火，司机不敢轻易下车，不停地按喇叭。尖锐的声响，把人们一个一个赶上车。售票员一声人齐了，驾驶员猛轰几脚油门，车子吱吱呀呀上路，又开始临摹昨天的细节了。

四个小时的煎熬，终于到了首府碾子沟车站。又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学校。只有三四幢楼，一个铺满煤渣的体育场。从宿舍楼门口朝东望去，荒郊野岭，杂草萋萋。高高低低的山丘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茔，离宿舍最近的不足百米。能从偏僻的农村考进大专院校成为一名警官，内心早已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感激。这样的读书环境构不成对情绪的影响，就像过年穿了一套新衣服，不会在意款式和格调的。

第一堂体育课，老师说，你们将来都是执法者，既要有强健的体魄，又要有无畏的精神。今天的科目就是爬山。他用手指着东边：看看谁先爬上东山公墓山顶。前十名是优秀，后十名是良好，最后五名不及格。话音刚落，同学们蜂拥而上。原本死寂的东山，顿时灵动起来。

经过三年的锤炼，大家无论面对环境还是生活，都已淡定自信。毕业后，在各条政法战线上，发挥作用。

25年后，我从博乐调往乌鲁木齐工作。也是炎热的夏末，也是那个车站，却早已气象万千了。候车室宽大明亮，候车椅柔软舒适。LED大屏清晰地标注着地名和站点。广播员声音柔美圆润，奔驰大巴鱼贯而入。半小时一趟，车发首府。走进车内，座位干净整洁，松软宽敞；空气通透凉爽，芳香弥漫。即使车子在飞驰，也像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宽阔的高速路，笔直朝天。

车过高泉时，忽然瞥见远处一排老旧的土屋，斜蹲在新盖的楼房边，佝偻着腰，斑驳土墙上隐隐现出“美味餐厅”的字迹。想起当年去首府求学时，曾路过此地，还在这家餐厅用过餐。几辆班车都停在门口，人们拥挤在破旧的柜台前，高举着油腻的小钞，嘴里不停地喊：来盘炒面！远远望去，昔日的繁华已被岁月埋进了往事里，忽然有了恍若隔世的感觉。

人们对一条路的幸福感，来自于它的快捷和顺达。同样是这条路，同样是前往乌鲁木齐，生活所带来的变化，甚至比我们的想象还要迅速。

“吃饭啦！”售票员嘹亮的嗓音，把我从岁月的冥想中拉回来。一人一盒抓饭，刚从保温桶里取出来，还有热度。饭后，打了个盹，车子就停靠在了碾子沟车站，全程仅用了六个小时。

选择周末，去学校看看。当年栽下的垂柳，该成材了吧。下了站台，四周环顾，却找不到学校的影子了。校门口正对着的山包哪里去了？光秃秃的东山公墓哪里去了？只通一条路的校区哪里去了？除了站牌，眼前的景象与记忆的呈现完全不符。四通八达的道路，高楼林立的小区，一排矮矮的院墙，林木拥围，花团锦簇。终于在绿树叠映中，找到了被遮挡的校牌。心情顿然轻松了。学校还在，那些有温度的往事就不会无家可归。

找到了当年我们栽下的那些树，早已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了，两只手勉强可以合围。校园早已脱胎换骨，化羽成蝶。林荫小道，亭台楼阁，彰显着幽静浪漫的情调。教学大楼，体育场馆，展现出现代科技的力量，当年黑煤渣的跑道，已变成翠绿的塑胶，平整，宽阔，富有弹性。

举目东望，昔日的坟堆乱岗，早已植被茂密，满目葱郁。曲折的山路盘根交错，模仿藤蔓的缠绕，而一幢幢醒目的别墅，就是长在藤上的葫芦。记忆和现实，截图了两张不同的画卷。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整个社会都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眼前铺陈开的，不仅仅是惊叹，更有自豪和对未来的眺望。

我抚摸一棵棵粗壮的树，仿佛一下就触摸到了十八九岁的往事。那些在树林间朗读的诗歌，并没有消散，让每一片树叶收藏了。秋雨或者冬雪，滋养了这些诗句，又储存在了树的根部，每年的春季，那些悄悄攀上枝头的嫩芽，都是一行行诗。

遐思之中，接到母亲电话。这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用洪亮的声音告诉我，家门前的高速公路已经修通了，从连队到县城只需要半个小时。说富民安居的新楼房，也快完工了，下个月就可以搬新楼了。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生活的变化会这么大，真的赶上了好时代。母亲用爽朗的笑声，作了幸福的注解。

十年前，连队通了柏油路；五年前，连队又盖了富民安居房。现在，高速路通了，新楼房又要竣工了。生活的前景，看得见，摸得着；内心的期待，有方向，有目标。

支撑着一条公路变迁的，引领着生活向好的，其实是我们所坚持的那条道路，那条被全国人民认可又被外国人惊羡的中国道路。

道路之幸，是百姓之福，是国家之本。它连通着亿万个家庭，也连通着幸福的归宿。

文学的名义

感谢年轻，一辆破公共汽车，整整一千里，两天的折腾，也没把十八岁的热情颠碎。终于从偏远的兵团边境连队，到了首府乌鲁木齐碾子沟车站。按照录取通知书给出的线路，背着行李，挤上市内8路公交车。售票员拿着票夹费力地走到跟前。我赶紧掏出五角钱，说到东风路口。售票员扯了一张五分钱的车票和零钱一起塞给我，睨视一眼，目无表情地说，这一站下，到对面坐车。

找到学校，站在门口朝东望去，尽是荒郊野岭，一片杂草萋萋。高高低低的山丘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茔，离校舍最近的不足百米。虽然略感失望，但能从兵团一个偏僻的连队，通过高考进到新疆司法警官学校读书，成为一名司法警官，内心依然觉得生活曼妙而美好。背着行李，我第一个走进307宿舍。铺好床被，斜靠在床头，掏出席慕蓉的诗集阅读。那时候，我正痴迷于诗歌创作，已经写满了三大本几百首。我始终坚信，每多创作一首，就是给燃烧的人生平添了一份薪柴，文学的火光定会在某天轰然而起，映透整个天空。

先是听到了节奏很强的皮鞋声。凭经验判断，这一定是底部前后都钉了金属鞋掌才能发出的悦耳之声。从楼下一步一步趋近，上三楼之后，往右走了几步停下来，犹豫片刻，又朝左拐，径直奔307而来。门“咣”的一声被踹开。进来的男生，身材消瘦，一头卷发，身背马桶包。门挡住了他的视线，也挡住了坐在门后有些惊讶的我。

他走到每一个高低床前，辨识上面贴好的名字，最后把行李摔到我对面的上铺，坐下来喘气。忽然发现了我，微微点一下头，目光却紧盯着我手里的诗集，眼放光芒，惊喜地问：你也喜欢诗歌？我点点头。他伸出手：我叫方如果，喜欢写诗。诗歌的温度，马上让两颗陌生的心握在了一起。

待到张庆春和杜焕青分别拿着《诗潮》和《诗林》刊物走进307宿舍时，豁然觉得我们不是来学法律的，而是来参加诗歌培训班的。

第一堂体育课，老师说，你们将来都是执法者，不能对阴间的东西充满恐惧。今天的体育科目就是爬山。他用手指着东边，看看谁先爬上东山公墓山顶。前十名是优秀，后十名是良好，最后的五名不及格。话音刚落，同学们蜂拥而出，原本死寂的东山，灵动起来。

此举果然有效。几次爬山之后，不但不惧墓地，临近终考，有些学生为求安静，清晨或黄昏专门在此复习背诵。

中秋之夜，班里的七八个男生乘着月圆清辉，登临东山公墓，捡回一些点心和糖果供品，悄然分发给在校自习的同学，让几个毫不知情的女生，一边口含糖果，一边心生感动。

两年的学习，我们的目光始终在法律书籍和文学作品之间交换，就像昼夜的交替，白天枯燥的法律学习，必须用晚上浪漫的诗歌创作来消解了，才能继续第二天的课程。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手里拿着一本《民法通则》，脑子还沉浸在舒婷的《致橡树》里。最投入的是方如果，他枕头底下经常放一写字本，梦里浮现的好句子，他会在半梦半醒之间歪歪斜斜记下来，第二天对着几个字，苦思冥想，还原成梦寐的诗句。半夜闪现出精彩诗句，他会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把我们吼醒，大声朗读完，再爬到上铺迅速进入梦乡，丢下一堆猩红而无辜的眼神，和月亮一起失眠。

文学真好！每一个青年学子都怀揣文学梦想，都想头戴一顶熠熠生辉的诗人光环。任何一次聚会或者交流，如果谈不出北岛、舒婷、惠特曼，或者马尔克斯，不用别人嗤之以鼻，自己都会无地自容。文学像一张网，网里扑通乱跳着我们这些胸怀大志的鱼。

那时候，出名真是很快。学校的广播站播了我们的几首诗，就引起了一片涟漪。一个宿舍，居然出现四位诗人！在学校，307俨然成了文学高地。为了能对得起日渐鹊起的诗人声誉，也为了增添八五级法律四班的文学荣耀，更需要填充浮名之下的实质内容，我们决定办一份文学校报，取名《诗爱者》。

经过项目论证和资金核算，版式为八开，半月一张。手推印刷机问学校借，蜡板、蜡纸、油墨、白纸四人凑钱。咬咬牙，从家里寄来的40元伙食费里，挤出10元——大不了多吃一周的咸菜。合在一起，可以保证每月出两期。说干就干，购置材料，挑选诗稿。晚自习和星期天，轮流在蜡板上一笔一划刻字，一张一张印刷。挥汗如雨，双手如炭。面对厚厚一摞得之不易的成果，每个人的瞳孔里都闪烁着兴奋与自豪的光泽。而后，一份份发送给热爱文学的同学和校友，再通过学生间的交流，传递到别的院校。出到四五期，就已经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本校稿源剧增，常有外校投稿。

307开始经常举办睡前专场朗诵会。几个不写诗的室友，不愿堕入文学圈外，借朗诵之名，与诗歌攀些亲缘。望着他们瘦可弹琴的肋骨和花枝招展的短裤，尽管我们为自己情感真挚的爱情诗下嫁到他们各色方言的舌尖上而肝肠寸断，但也为他们居然能全文背诵，稍感欣慰。

有一件事情一直很困扰我们，那就是，在油印方面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作品却没有在公开报刊上变成铅字，就像养了一大群没有户口的孩子。

我们开始把很多报刊的投稿地址抄下来，在信封上端端正正写好，再毕恭毕敬地投进学校的邮箱。在我的心里，每一封信就是一叶启航的小舟，载着小心翼翼的期冀和充满希望的未来，朝着海洋深处驶去。我不知道，在每一条航线上，它们会不会迷失方向，甚至触礁沉没。我所能做的，就是漫长的等待。

第一个等来消息的是方如果，他在《塔城日报》上发表了一组诗。虽然是地级报纸，却也是全国公开发行的。重要的是随样报还寄来了6块钱稿费单。我们每人出1块钱菜票，方如果出6块钱菜票，将食堂最好的菜品全部打上，又买了两瓶红酒，在307摆下豪门盛宴。频频举杯，情感中既充满了羡慕，也飘溢些醋酸。一如同场竞技的运动员，原本都在一起奔跑，有人却忽然加速，超越大家，赢得胜利。举杯的同时，我在心里不停地默念：自己的哪一只舟船，正在返航的途中？每天下午生活委员发放信件，都是我最艰难的时刻，一个个火热的期待，最后都被煎熬成一滴滴冰凉的失望，淋透全身。

终于有一天，接到杂志社回信了。看着信封上红彤彤大号字体的刊物名称和小号字体的刊物地址，做几下深呼吸，平复心情，再慢慢打开——是我收到的第一封退稿信。此后，每月都能收到两三封退稿信。当然，它们只是我寄出稿件的几十分之一。

快放暑假的时候，我们正在宿舍收拾东西，张庆春兴冲冲推开门，手里高举着一份《诗歌报》，声音洪亮而颤抖：我的诗发表了！我的诗发表了！还有12块钱稿费！这是淤积太久的洪水忽然溃堤时的倾泻，我能体会到激流中泥沙的沉重和欢畅。

《诗歌报》是安徽的省级报纸，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庆贺的规格当然更高。我们每人拿出2块钱，作者本人拿出10块钱，一行8人浩浩荡荡地走向校门外的餐厅，点好菜喝白酒。

那天我喝醉了，杜焕青也喝醉了。回来的路上，我们自然同病相怜地勾搂在一起，先是相互吹捧，赞美对方的文笔如何卓尔不群，再痛斥杂志社的编辑，肯定根本没看我们的稿件，就丢进纸篓了。最后得出结论，我们都很年轻，还不到二十岁，只要坚持，总会有刊物发现两个旷世奇才的。

整个暑假我都处在创作的亢奋期，不停地写，不停地投。还天真地想，即使论资排辈，也该我发表了吧。以为读了两本名著，翻了三本诗集，就掌握了这个世界的真谛。

一个半月的假期很快结束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甚至连封退稿信都没有。这让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产生了质疑。反复把自己的作品与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自以为是地认为，好的比不上，某些篇章还是可以比肩的，之所以未被采用，一定与编辑的喜好有关，极少反思到自己文学修养的层面。

回到学校，杜焕青从包里掏出一张由新疆兵团农二师师部主办的报纸。虽然是张小报，却也是公开发行的，关键是文字变成了铅字。这当头一瓢凉水，阻断了我的退路，我成了最后一个没有文章变成铅字的“作家”——尽管学校广播站在不停地播放着我的作品。

再参加《诗爱者》的出版活动，我都会产生惶恐，觉得自己有南郭之嫌。不知是积郁成疾，还是肝火攻心，终于病倒了。勉强支撑了一节课，赶紧到校医室看病。年轻女校医一脸平静地检查完，拿出处方单问，叫什么名字？我报上姓名，她愣了一下，抬起头认真地看了我一眼问，你就是熊红久？我疑惑地点了点头。她回过头在处方上写下我的名字。你的小说写得挺有意思的。她轻声的一句话，对我不啻于一声惊雷，血轰然一下涌到头上。你在哪儿看到的？什么报刊？哪一天的？文章是什么名字？我的过度反应显然惊着了她。愣了几秒钟，她起身从医务室的报刊架上抽出一张报纸，递给我。今天刚到的，《生活导报》。我一把接过来，迅速翻到第四版，小小说《约会》，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冲着校医说，这张报纸送给我吧，不用开药了，太谢谢你啦！

直接跑回了宿舍，一个人躺在床上。先把副刊版的其他文章读完，没舍得读自己的文字。就像小时候过年，先把妹妹的糖骗着吃完，最后才恋恋不舍地剥开自己那颗，舔一舔又赶紧包好。尽管我几乎可以把每个章节都背下来，但以铅字的形态再次阅览，依然难掩心潮澎湃。阅读了四五遍，心潮才渐渐平缓。把报纸工工整整叠好，放在枕头底下，仿佛枕着自己一生的命运，也枕着这个世界对自己文学才华最真实的评价。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虽然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一想到第一篇处女作变成铅字的过程，依然记忆犹新，依旧怦然心动。

我知道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它会带着你的灵魂飞翔，从灰暗走向阳光，从虚弱走向坚强。

书是我的靠山

每当走进书房，伏案书桌前，背倚着整面墙的书架和架上满满的书籍时，顿然有了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像找到了稳固的靠山。那些从每页纸、每行字里渗透出来的墨香，成为几十年不可或缺的营养，它让我的精神体魄日渐壮硕，也让我的视觉高度逐年攀升。

读书人走进书房，就像垂钓者临渊鱼事，一切都寄情在山水间了。心的飞翔成为了生活最优美的姿态。

我时常会端一杯茶，站在书房的一角，元帅般仔细检阅东墙上排列整齐的一架士兵。它们个个身怀绝技，出手不凡；又如此低调，沉默无言。这时候，我宁静而美好。我知道，此时，书的波澜壮阔和高深智慧，都被一个个汉字隐藏了，就像锋利收归到了鞘囊之中。正是在一本本书的磨砺下，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从坚硬和粗粝变得柔软和细腻，从零碎和迷茫变得井然而笃定。一间书房，其实就是一个人心灵的牧场。

二十年前，刚结婚。临时租住了不足30平米的两间土屋，客厅里摆放了沙发、电视和茶几之后，人就只能侧身而过了。狭小的卧室挤进一张双人床，也只能放下一张女人必备的梳妆台了。我环顾再三，终于发现床头与墙之间，尚可以挪出不足一尺的空隙。这一发现，让我堆在床下的几大箱子书，终于有了可以抛头露脸的空间。赶紧从集市买来木板，亲自操刀，斧、锯、锤、刨之后，钉钉子，刷油漆。第三天下午，外形粗陋的简易书架，赫然屹立在我的睡眠之上。空架子时，稍显褴褛，摆满书后，便器宇轩昂了。每天睁开眼，就看见一架子书，平素的生活陡然间充实而富足了，觉得书就是我思想的物化形态，成扇状王冠般肃立头上。

这个书架保持了半年之久，直到有一天从梦中惊醒。那段时间，生活的小城传言近期有地震发生，我便设计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提醒自己不要睡得太死。把一只空酒瓶倒立在梳妆台的一角，稍有晃动，瓶子必然落地，定会唤醒睡梦之人。

冬至前的凌晨时分，我和妻子同时被坠落物砸醒，我大喊一声：地震啦！顾不得许多，拉上妻子就冲到屋外。两人穿着睡衣，站在零下28度的雪地里，瑟瑟发抖。半天也没见邻居们有所反应，冷得受不了了，才小心翼翼折回房间，发现报警的瓶子依然倒立在柜角，只是床头的书架，不堪重负，上面两层塌落下来，书本散落一床。我抱着妻子歉疚地说，对不起，老婆，我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书房，绝不再伤害你的睡眠。

两年之后，终于搬进了新楼房。虽然只有七十平米，但毕竟是两室一厅了。我把小卧室的北墙设计成书架，请了专业木匠，量身定做。在小卧室的书房里读书和写作，成了我当时最惬意的事情。

读书人可以借钱借物，要往外借书，总有些不舍。每一本书都是精挑细选和情有独钟的，就像自己的孩子，所以，轻易不借。

一次，相交多年的丁诗人来家做客，见到我二十多年前购买的《意象派诗选》，说自己寻找该书多年，非要借去复印一册。见其如此热爱，又态度诚恳，便同意借阅。答应半月归还的时间已过，却不见还书。三个月后，我找到诗人。一见我，他满脸羞愧，不停地道歉。说自己太喜欢那本书了，还没来得及复印就被单位公派出差了。书带在身边，在火车上阅读，没想到，熟睡后，随身的小包被窃贼盗走。包里的其他东西倒不可惜，就是这本书让他懊恼不已。他为此找遍了很多书店，都未果，才拖延至此。最后他有些结巴地说，实在不行，就从我的书房里选两本你喜欢的书，算是顶账吧。他满头大汗，表情窘迫。我相信丁诗人说的是真话，他对书的珍爱程度不亚于我。我们共同的叹息，都源于不仅自己失却了一本好书，更是为这本书的走向而扼腕。它或许被盗贼随手丢弃在荒原之上，或者废水沟里，书的智慧和力量就在红尘中湮灭了。

书能被人喜爱和阅读，当然是书的万幸和最好归途。多年前，我参加一个朋友聚会，为了躲酒，我从客厅的餐桌上悄悄溜进朋友的小卧室，在他为数不多的书堆里，我竟然发现了一本《外国著名诗人情诗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扉页上还盖着“奖品”的红章，可惜的是只找到了上卷。读了几页就非常喜欢。聚会结束时，我向朋友借阅此书，得到他爽快答应。没想到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件邮包，打开一看，居然是《外国著名诗人情诗选》下卷，书的封底部分被扯掉了几张。朋友附了便条，说这套书是他打乒乓球获的奖品，自己不懂诗，就一直摆在书柜里，一页也没翻过。看到我喜欢，才费了好大的功夫找到下卷，被母亲引火用去了几张，再晚几天就都变成灰烬了。他最后说，书要给能读懂它的人才会有价值。很感激朋友对书的认知。书与人的相遇，近似于一场姻缘，是在默默等待中的一次幸会。

如今，我搬进了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有了自己专门的书房，让我的几千册书籍都端端正正入座在应有的位置上。我把它们分成了不同的区域：小说、诗歌、散文，又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种类：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我还把一隅空间留给了自己，存放着我所发表文章的杂志、报刊和出版的书籍，这样，我有了一种与大家们并排站在了一起的自豪感。虽然我把自己的空间放在了最下角，但毕竟我们已经拥挤在了一张版图之上。

读书还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2012年夏天，我从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通过全疆公选调到首府乌鲁木齐市文联工作，这在县城引起不小的轰动。临走前，许多同学、朋友到家里来送行。酒酣之际，有同学搂着我的脖子，醉眼惺忪，让我说实话，是不是上面有靠山？我沉思片刻，点了点头，说确实有靠山。我那位同学很快释然了，大声发音：我说嘛，没有靠山你凭什么一下子就能从县城调到首府？你肯定有大背景。我把他拽到书房，指着一面墙上的所有书籍，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这就是我的靠山！

什么，书是你的靠山？同学疑惑地看着我。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坚定地点了头。

一生与书为伴，是读书人最大的快乐。在我的眼里，书既是内心的方向，又是人生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