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女作家中，有一位“00”后，她与吕碧城、萧红、张爱玲合称“民国四大才女”。
说她“00后”，是因为她生于1902年，也就是1900年后。
遗憾的是，她虽才华横溢，却天不假年，是“民国四大才女”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
她仅活了26年，而真正从事文学创作只有6年。
但就是这短短几年，她便从最初默默无闻的文学爱好者，摇身一变为“北京著名女诗人”，再到后来更是跻身于“民国四大才女”之列。
挚友庐隐评价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她就是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而自取笔名的石评梅。
在北平，石评梅与庐隐、陆晶清结为挚友，她们时常在一起开会演讲、赋诗畅饮，度过了一段“酒杯伴诗集”的浪漫时光。
如果“北漂”生活能一直这样，倒也不错。
但随之而来的种种不幸，却一次次地打击着这个纯洁多才的女子。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20出头的女才子，又该如何应对“北漂”生活呢？
因才情，名动京华
1902年，石评梅出生在山西平定县一个书香门第。
她幼即颖慧，深得父母喜爱。
父亲石铭虽是清末举人，但思想开明，不仅教石评梅传统的“四书五经”，让她自小就接受了严正规范的国文教育；长大后，还送她到省城太原上新式学堂。
待到“五四”的风从北平吹到太原女师时，极大震撼了石评梅。当时迫于学校森严的校规，石评梅和同学们被困校园中，无法外出参与社会活动。
但这并不能浇灭她的满腔热情，石评梅出不去校园，就在学校里写文章，张贴在墙上来表达意愿。她还提议创办了一份刊物，作为同学们发表意见的园地。
然而刊物出版两三期后，就被校方强制封刊了。石评梅作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也受到校方开除学籍的处理。
后来，念在石评梅平素里成绩优异，素有“才女”之名，才免于除名。
这次经历，对石评梅的影响很大，让她开始认真思考起自己的未来：是像母亲一样，找个体面的人家嫁了，过相夫教子的日子；还是继续求学，寻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人生的路上，关键的往往就是那几步。
1919年夏，从太原女师毕业的石评梅，以“慨国事之日非，悯女学之不振”为理由，做了一个重要抉择：去北京求学。
因为那里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还是民众斗争的前沿阵地、全国的文化中心。
18岁的石评梅，梳着一头短发，拎着一只藤编小箱，拜别双亲，只身一人登上了去北平的火车，准备报考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汪国真说过，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石评梅走上了她的“北漂”之路，但凭一份孤勇来到北平的她，直到报考时，才知道当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不招国文系学生。
这可怎么办？
既来之，则安之。
在综合评估自己的能力后，她选择以体育生的身份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并立志“以健康之精神，作伟大事业”。
幸运的是，李大钊从1919年起，应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石评梅有幸学习了这些课程，成为李大钊的学生。
新思想的融入让她快速成长，她在第一首新诗《夜行》中这样写道：
“车声辚辚，好像唤醒你做噩梦的暮鼓晨钟！萤光铄铄，好像照耀你去光明地上的引路明灯！”
原本可以在家中“啃老”的石评梅，远远地离开家乡，即便在1923年大学毕业后，她依然选择继续留在北京从事教育工作。
为了生计，她住进由破庙改建的校舍中，虽然给住处赋以“梅窠”之雅名，但恶劣的生活条件，还是给她的健康埋下了隐患。
在这里住了不到一年，她就患上了猩红热，差点因头痛吐血而死。
病愈后，应邀去友人家寄居，这让她常常思念家乡的母亲。
原来，母亲因继室的身份，只能生活在父亲的庇护下，这样的境遇一直在观照着石评梅的内心。
北漂5年后的中秋节，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石评梅向母亲坦露了心声：
“想起来为什么我离开你，只为了我想吃一碗用自己心血苦力挣来的饭。”
忍辱负重的母亲，激发了石评梅的斗志，她渴望活出自我的价值，她要成为搏击风云的“飞鹏”，不愿做花瓶中的芍药，受人供养。
因执念，错失真爱
对于独自外出求学的女儿，父亲不放心，便把石评梅托付给自己在北大上学的学生。然而父亲没有想到，自己所托之人并非良善之辈。
直到1921年，付出一片真心的石评梅，才发现父亲所托之人，是一个已经有了家室的“渣男”。
在亲眼目睹“渣男”的真面目后，纯洁善良的石评梅伤心欲绝，她认为自己“第一步就走到了不可通的荆棘上来了”。
从此，她锁上心门，立下了独身素志。
恰巧此时，高君宇应邀到北京的山西会馆进行革命宣讲，两人就这样不期而遇了。
当时石评梅已是北京诗坛上颇有声名的女诗人。
高君宇则是石评梅的同乡，也是石父的得意门生，两人虽未见过面，却彼此早有耳闻。
初见后的“识荆”之喜，使他俩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随着了解日益加深，高君宇被石评梅的思想和才情深深吸引，不由得坠入了情网。
他比石评梅大6岁，是北大高材生，曾参加过五四运动。
当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高君宇成为第一个山西籍共产党人。
二人相识三年后的一个深秋，身在外地的高君宇寄给石评梅一片红叶，上面写着“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
高君宇知道石评梅所经历的事情，但他仍试图用真诚，解开石评梅的心锁。
石评梅收到红叶后，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高君宇所表达的爱，让她感慨万千。
初恋的伤害，使她认为“在这烦恼嚣杂的社会里，不亲近人是躲避是非的妙法”。
于是在红叶的反面，她写下了：“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之后把红叶寄还给了高君宇。
收到回信的高君宇十分沮丧，但仍不死心地表示：“将努力去开辟新生命”。
1924年，石评梅生日到来之际。远在广州的高君宇特意选购了一对洁白如玉的象牙戒指。
其中一枚象牙戒指被当作生日礼物寄给了石评梅，而他自己则留下了另一枚。
附寄的信中，高君宇这样写到：“我们也用这洁白坚固的象牙戒指来纪念我们的冰雪友谊吧！或者，我们的生命亦正如这象牙戒指一般，惨白如枯骨？”
这时的高君宇，也不能确定石评梅是否会接受？心里担心她会不会又将戒指寄回？
半年后，因长年奔波，积劳成疾的高君宇住进北京医院，当石评梅第一次来医院看望他时，高君宇第一眼就看见石评梅戴在手上的象牙戒指。
此时，高君宇的心不再忐忑，反而有了些许的踏实：她终于接受了。
高君宇告诉石评梅：“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病愈后的高君宇并未按医嘱“静养半年”，而是选择南下奔波，积极投身于推动国共合作的运动中，直到油尽灯枯。
高君宇的突然离世，让石评梅痛失一位良师益友，也让她为自己的执念悔恨不已：
“我和情感的决斗没有了结，自知误己误人，但愚顽的我，已对灵魂宣誓过这样去做。”
爱情的错位，让石评梅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
在高君宇的追悼会上，伤心欲绝的石评梅送了一副挽联，上写：
“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
此后的三年，石评梅一边沉浸在对高君宇的无尽思念里，在每个星期日，她都会手捧鲜花，在陶然亭留下自己孤单的身影；
一边拖着弱躯，揣着残破的心，在风雨如晦的北平，选择“续爱人之志，扬革命的风帆”，毅然决然地走出悲哀，以走高君宇的路的方式来纪念逝去的爱人。
向死而生，以笔为剑
自高君宇病逝后，石评梅走出自己原来的圈子，孜孜以求地踏上了唤醒妇女的道路。
为了勉励自己，她写下：
“谁都认荒冢枯骨是死了的表象，然而我觉着是生的开始。因此我将我最后的希望建在灰烬之上。”
在教学，创作，忍受不幸爱情之余，石评梅先后主持了《京报·妇女周刊》和《世界日报·蔷薇》出版编辑工作，直接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成为新文学史上最早集创作和主编于一身的女作家。
特别是1926年11月16日，石评梅与好友陆晶清创办了《蔷薇周刊》，旨在“唤起女界大众去创造新生”。
她以笔为剑，写下多篇诗歌、散文，为时代发声，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肯定和指导。
这份周刊成为“女界之舆论喉舌，新时代女性言论消息的总机关”。
同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面对好友刘和珍、杨德群的牺牲，她悲愤地写下：
“多少红绿的花圈，多少赞扬你哀伤你的挽联，这不是你遗给我们的，最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便是你的血尸，你的血衣！”
以此来祭奠友人，唤醒同胞。
日益残酷的现实，让她“决心用血泪，去改造粉饰那荒芜的花园”。
她的挚友庐隐说：
“她这时期的作品，不但是替她自己说话，同时还要替一切众生说话。”
就在《蔷薇周刊》创办不足两年之际，石评梅的泪流尽了，因长期的心情郁结，加上恶劣的环境，她终于病倒了。
这一病，便没能再起来。
朋友们将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实现了她“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共葬荒丘”的心愿。
有人负重三十年，有人雀入樊笼，有人在黑暗中茕茕踽踽，走了很久很久。好在世间总有星辰开道，所以荆天棘地，亦不枉此行。
正如石评梅所说：“梅的命是建在灰烬上，但同时也是在最坚固的磐石上。”
她，勇敢而无悔。
在“民国四大才女”中，吕碧城是洒脱的，萧红是悲情的，张爱玲是苍凉的，而石评梅却是忧郁的。
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年，她成为了“沉默深刻，容忍含蓄一切人间的哀痛，而努力去寻求生命的真正的战士”。
蒋方舟说：“斗士就是面前有平坦的路, 却依然选择布满荆棘的那一条。”
石评梅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战斗精神，她就如一名斗士，在风云变幻、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无畏前行。
人生多艰，好事多磨，我们惟有背对黑暗、心向光明，才能活出绚丽的人生。
与诸君共勉。
作者 | 迦勒，一个喜爱历史的文字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