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初年，出现了一次大的变动。在小宋佳和朱亚文主演的小众电影《诗人》里，希望改变命运的新诗诗人在荒漠戈壁上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勾画出爱情和艺术所特有的失落之美。
事实上，文学本身的发展远比影视作品和文学史来的充满激荡。
而就在这戈壁滩上，在影片主要拍摄地的石河子地区，四十余年前，带着诗歌气息的浪潮也同样在这里吹起烈风，并正式开启一个属于新诗的时代。在那个混沌初开，崇尚文学的八十年代里，这里出现的一本刊物，即将风靡全国。
时隔多年，创作新诗的人们将之称为“《绿风》时代”。
作为与《诗刊》和《星星》并成为“当代中国有较深远影响的三家诗刊之一”的《绿风》（《人民日报》的评价），其发展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978年的《石河子文艺》。
七十年代末的新疆，是大批文人墨客的心灵牧场，由于政治和时代的特殊背景，以艾青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被下放到新疆劳动，而石河子，在当时有着“诗窝子”的美誉，无形之中，这片沙漠里的绿洲成为了新时代诗歌的摇篮。
最早的《绿风》，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成立的，作为一本“刊中刊”，附带在《石河子文艺》的后面（之后该杂志改名为《绿洲》），在发刊词中，它这样介绍自己：
“《绿风》诗卷’是《绿洲》的一个刊中刊，既有全刊的统一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拘泥于某一种主张，也不专注某一种流派;只要有绿色的生命力，它就给予应有的位置。它的任务是探索，它的职责是催化……”,这种海纳百川的风格，在后来的《绿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绿风》真正迎来自己的时代，则要等到1983年那场著名的“绿风诗会”。
那一年的九月初，在艾青的号召下，半个诗坛都跑来了石河子，上百位诗人云集于石河子，召开了这次“绿风诗会”，参与这次盛会的，有时任作协副主席的铁依浦江，有担任《诗刊》主编邹荻帆，以及后来担任《上海文学》社长的赵丽宏等等。
后来在重新给新的刊物起名字的时候，由于其中许多人都在西北感受过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沙漠中的人对“绿”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上百人七嘴八舌，起的名字大都带有一个“绿”字。正如艾青在诗歌《绿》中写的那样：
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
到处是绿的——
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
……
刮的风是绿的，
下的雨是绿的，
流的水是绿的，
阳光也是绿的；
所有的绿集中起来，挤在一起。
最终，作为主编的杨牧在这首诗歌中找到了灵感，后来感慨道：“绿风之首创还真是那个老艾青呢”，刊物的名字于是被定为了《绿风》，并在次年1月正式发布，刊物的名字也由艾青题写，“绿风创新风”的字样至今能在刊物上看到。
《绿风》最后决定采用双月刊的形式发行，这无疑与那个诗歌井喷般爆发的时代有关系，在整个1984年，《绿风》都处在一种摸索的状态下———新的独立的编辑、新的排版、新的定位—甚至连页面大小为32开都是那一年所确定的。
因此在1985年初，兴奋的主编杨牧在卷首语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西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诗刊，开拓者故乡壮阔激越的绿色交响，国内中青年的荟萃园地”，并明确提出，“《绿风》不搞老气、粉气、小家子气”。
这种精气神在刊物栏目和内容的设置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早在八十年代末期，《绿风》就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栏目，名字很长，叫《国内群众性青年诗歌社团览胜》，简单来说，就是介绍中国当时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众多诗歌团体，这在当时来说，具有很强的风潮引导能力。
在这种风潮的带领下，《绿风》如同西部沙漠中难得一见的绿洲，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之前的《绿洲》并驾齐驱，成为了新疆建设兵团的两大代表性刊物。
从《中国诗歌年鉴》所入选的诗歌书目来看，在许多年份中，《绿风》甚至要压过《诗刊》和《星星》一头，并列榜首。舒婷、顾城、梁小斌、西川等一系列的诗人都在那个时代的《绿风》诗刊上留下了自己的大作。
而与此同时，《绿风》还凭借其地域特色，开创了名震一时的“新边塞派”。新疆建设兵团特殊的时代印记和新疆边塞独有的时光，造就了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一批“新边塞诗人”。
北大中文系的谢冕教授在提到这一新的流派时认为：“时代和政体的改变……必然地带来了这种被称之为新边塞诗的内在的质的变化，这就是新边塞诗之所以‘新’的原因，并不单是由于它是今人写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忘记绿风，正如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充斥着诗歌和想象的年代。
我们回忆文学刊物的意义，往往在于它们作为一种载体，可以承担一些独属于某个时代的记忆，《绿风》毫无疑问也担当了这个责任。
在“朦胧诗派”方兴未艾的八十年代，《绿风》曾经站在了一个风口浪尖上。
八十年代初期，诗歌的国度在悄然交替着，老一辈的诗人，如臧克家、艾青、卞之琳等人，依旧活跃在诗坛上。但在时代的另一个角落中，以舒婷、北岛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也在悄然崛起。
在最早一批发表“朦胧诗派”作品的诗刊中，就有《绿风》的存在。
从舒婷的《镌在底座上》、《神女峰》和《小诗赠友》（三首），到傅天琳的《你微笑着》和《半枝莲》，再到杨炼的《绿·红》（二首）、顾城的《那条小路》，无数的“朦胧诗歌”，《绿风》成为了众矢之的。
诗人芒克、北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那个年代，“朦胧诗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词语。
以至于《绿风》不得不打出“抒情诗”的口号，为这些“朦胧诗派”打掩护，如舒婷的那首著名的《神女峰》，正是打着“抒情诗”的名义在《绿风》上发表的：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而去，谁
还站在船尾
……
但即便如此，也难敌大趋势下对“朦胧诗派”的封杀，作为《绿风》老朋友的艾青就曾怒斥“朦胧诗派”，认为它们是“否定现实主义的传统，搞精神污染，早晚会被时代所唾弃”，在种种巨大的压力下，《绿风》不得不停止对“朦胧诗”的刊载，这也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的一桩公案。
是是非非如何，如今已不重要，“朦胧诗派”的作品和那些老派诗人一同闪耀在语文课本中，依然说明了一切，在《绿风》上的挣扎，也成为了诗歌在那个年代发展的一种见证。
即使从1984正式独立算起，《绿风》也已然在西陲地区，走过了近四十个年头，一如顾城在诗词中写的那样：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在不知不觉间，诗人和诗刊都依然行将老去。
恍惚中还是八十年代戈壁滩上的风，但转眼间，那个以诗成名的时代竟然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绿风》已然存在，只是物是人非，当年的编辑，大多都已不在，当初的作者，也已渐渐封笔。世界开始逐渐遗忘了新诗，正如我们逐渐忘记了那个仗剑走天下的浪漫时代。
《绿风》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也许只是当今的一面镜子，诗歌这种纯文学形式的小众化，是否也象征着当今的我们，已经不再“文艺”了呢？
但也许正如杨牧在离开《绿风》后所说的那样“《绿风》不垄断一个时代，《绿风》却折射着一个时代”。
让我们也期待着下一个“绿风时代”，亦或是“诗歌时代”的到来。
作者丨翟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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