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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的着落,这一套三本书,不看要后悔

一个人一生的着落,这一套三本书,不看要后悔

三册全60万字,是一本知识分子精神史料书,比较喜欢《南渡》,作者言“曾昭抡包括曾氏同辈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的心中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如梁启超对于儿子梁思成和梁思永人生的规划,一个学建筑,一个学考古,是着眼于民族未来的。民国初,无数青年留学国外,像一块块饥饿的海绵,学习国外先进的学科、知识、技术,回国后参与建设,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脊梁。

抗战爆发,文人学者们带领无数青年南渡,甘于像老农一样勤恳育人,但问耕耘,他们忍受饥寒交迫,在风雨飘摇外加日本敌机轰炸的长沙、昆明,不改其志,期待未来。如林徽因在写给好友信中说:“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敌。”

此时的林徽因颠沛流离故,已是疾病缠身,转移都需要担架抬着。缺衣少食,如闻一多等著名学者,为了养家糊口当街摆摊刻章,他的妻子总是为明天的吃食发愁。我们知道西南联大对于中国储备人才的贡献,但当时一大批大师所受之苦亦不在少数,只志气不改而已。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儿子后来回忆,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一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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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该经常忆起在大陆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抗战八年万里流徙越过的高山大川。没有忘记四季如春、花鲜果艳的春城昆明,还有那敌机轰炸的凄惨情景;更没有忘记避住了六年之久的四川李庄板栗坳那留下了他生命印记和温情的山间民居;没有忘记扬子江尽头那滔滔江水和滚滚波浪带来的澎湃激情—当然还有那融入他血液中的山野田畴与乡土人情。

《北归》和《离别》随着大师们的选择,有不同的命运结局,少了《南渡》那种即使身处困厄依然振奋人心的志气。但他们的人格力量促使他们不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取舍,只为培养人才,追寻世界脚步。但这时已由不得他们,如梅贻琦,北平解放前选择远走欧美,带着清华的基金,他包里装着清华的每一笔账目,每个月给自己发300块工资艰难度日,回台后更是难上加难,每天以南瓜稀饭充饥,妻子几十岁高龄还在医院做护工,他要重塑清华精神,在台建立清华原子研究所,人格的力量是混乱世界的明星。他们这一代学者身上有一种责任感,时代塌陷,智识上天然使命是一个民族挺立的脊梁,这是超越国界和分歧的。

留在大陆的人,以为还能像以前一样,在学术研究中为新中国发光发热,他们真诚地精神“洗澡”,跟上级交代过往,如曾国藩后人曾昭燏,在反右中写我的自传,真诚地希望组织能够信任,但最终因精神压力太大而自sha,她于灵谷塔上纵身一跳,不禁令人想起了王国维颐和园的自沉,想起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悲怆遗言,想起了陈寅恪那“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的精辟论断。

最可惜的是陈梦家,诗人后成为考古学家,在青铜器等方面的研究是当时国内一流,且勤奋用功程度超出常人,经常因为思考太入神跟电线杆交流,这样一位学人,在小将们的折磨下小便失禁,最终自sha,留下妻子赵萝蕤,精神分裂。“对死亡的恐惧被对这个世界的失望所压倒,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愿意从坟墓中重新站起来。”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应了这个至暗时刻。

陈寅恪尝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他还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梧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即如此独立之人格,也免不了被小将们折磨毒打,最终也是置于如他诗所言“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的悲惨境地。

还有两个比较让人难过的场景,一是梁思成被小将们打断了腿,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一代建筑学家,在抗战那么艰难险阻的境遇里,他们依然能潜心研究,标出珍贵文明古迹,免遭战火涂炭。却敌不过一群下愚而上诈的人群,他被人用棍子击打头部,从台上滚下来的时候,该是多么心如死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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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穆旦借不能出工的机会,悄悄溜出居处,顶着漫天大雪向王各庄跑去。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分别达半年之久的爱妻。周与良看到丈夫又瘦又弱,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满头汗水与雪水混合在一起顺着额头向下流淌,头顶上升腾着白色的烟雾,话未出口,眼泪刷地涌出眼眶。当穆旦得知妻子同样好久没收到孩子们的信息时,一阵悲伤掠过心头,很快又强忍泪水以平静的口气安慰周与良说:“孩子们都好。”又说:“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着孩子。”继之乏以负疚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周与良看丈夫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几度哽咽,遂反过来安慰道:“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见妻子心情渐题平静,便要告辞。他身子转过去又猛地转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一分钱一粒的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地放下。周与良一见,热泪再次夺眶而出,坚决不肯接受。穆旦将妻子的手抓得更紧,非要留下,并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周与良摇摇头,说:“身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穆旦还是坚持让妻子把糖果留了下来,最后说了声“要多注意身体”,转身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周与良一直跟在身后送到村口,望着穆旦远去的身影,周与良感慨万端,才53岁的年纪,已是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了。

很多被折磨而自杀的学者,悲惨结局令人不寒而栗,人性何至于如此,当年那些折磨人的小将们现在应还健在,他们作何想,对于当年。

这一套三本书,算是一本很好的史料书,对于民国以来的文人学者有个系统的叙述,另可看见人格高低真不和学识平齐,如郭沫若、冯友兰等,挖空心思争取赏识,一旦被批,争相揭发,曾经好友之间那些情趣瞬间被描述成不堪入目的腐败文人,嘴脸真的难看。就史料而言,这是一本较好的书,但作者太主观,有些用词用句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既然作者称他们为“大师”“巨擘”“十大金刚”等,却在叙述之中用那样的字句,如类似水浒传中的sha伐描写,在我看来这是不尊重,有著名学者评价此书“不是这么写的”,对这个评价比较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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