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历史 王立庵帮学霸毛泽东纠正偏科,建国后,毛泽东接济他8个孙子孙女

王立庵帮学霸毛泽东纠正偏科,建国后,毛泽东接济他8个孙子孙女

说起老师,很多人都会想起这句话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确实,大部分的老师主要给学生传授道理、解答疑惑;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这些基本的老师职责,还与学生像朋友、像父子一般相处,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彼此平等,更难能可贵的是彼此学习,师生关系融洽,成为了真正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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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成长、求学和革命生涯中,也遇到了许多对他帮助很大的恩师,例如,文正莹、毛宇居、毛麓钟、李漱清、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王季范……这些恩师有是私塾的启蒙恩师,有的给毛泽东带来先进的思想,有的是毛泽东在革命上的领路人。

本篇文章要讲的这位恩师,和毛泽东相处时间很短,但相处得非常融洽,老师在学生面前,不刻板不显示权威,和风细雨般的教导学生,而学生,对老师信任有加,有困难及时向老师倾诉,仔细聆听老师的教诲,不仅在求学时代将老师的教诲都记在心中。

在以后岁月里,也时刻铭记在心,并且不忘记老师的恩情,40多年后,还将这份恩情报答了回去,帮助老师的后辈渡过一次次的生活难关。

这对相处融洽和谐,被颂为佳话的师生,便是王立庵先生和他的学生毛泽东。

王立庵先生,是湖南著名的数学教学专家,于1913年8月至1920年7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4年,21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在考试时便以文采飞扬的作文得到校长张干的击节称赏,入学后更以勤奋好学、聪敏坚毅、成绩优异,成为学校中的风云人物,是妥妥的“学霸”。

哪个老师不喜欢学霸呢?毛泽东深受老师们的喜爱,杨昌济、袁仲谦等老师,都对他赞不绝口。而王立庵作为数学老师,看着毛泽东的数学成绩,赞不起来了。原来,毛泽东偏科严重,对学习数学“很不用心”,经常不来上数学课,或者来了就在数学课上看国文书籍,数学成绩怎么能好呢?

很多学生都有偏科的现象,一般的老师都会要求学生不要偏科,但学生如果放任这样,还不去补学偏科的那一门,老师也会表示自己爱莫能助。

但是,王立庵老师是一位非常惜才,宽厚细心、善于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他默默地观察了毛泽东这个不喜欢数学的学生一段时间,对他异于常人才华胆识、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和活跃开阔的思想能力都非常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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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王立庵决定好好开导教育毛泽东这个好苗子。恰好,又逢毛泽东没来上数学课,他的好友周士钊捎来病假条;王立庵便在隔天,找到毛泽东,让毛泽东星期天到自己家中来,要与他“谈话”。

作为学生,毛泽东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的。多年后,毛泽东回忆王立庵说:

“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因此歧视我。”

试想,作为一个数学成绩勉强考到60分的偏科学生,收到数学老师的邀请,心里怎能不打鼓,怎能不怕老师“歧视”他批评他呢?

星期天,毛泽东惴惴不安地准时赴约,来到王立庵家中。

王立庵带他到书房,毛泽东见数学老师的书房里摆满了书。这些书,不局限于数理化方面,还有非常多的文史类书籍,甚至有很多偏门的古籍和外文学术资料。

毛泽东立即对这个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数学老师肃然起敬。王立庵温和地询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数学;毛泽东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想法尽数告知。

毛泽东认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国家振兴必须从转变国人思想入手,只有社会科学可以做到,像哲学、历史、国文等,都是改造国民思想的重要武器。而其他学科就略逊一筹,起不到什么大作用。

毛泽东年纪轻轻,却能从国家大背景出发,从国家建设的重点入手,聚集“主要矛盾”,在学习方面,优先解决“主要矛盾”,这样高光远瞩的目光和睿智过人的思维,让王立庵暗暗佩服。

此时,他已经不是站在老师的权威角度,而是站在朋友知己的立场,将自己的知识所学,推心置腹地告诉了毛泽东。

王立庵对毛泽东说,学习社会科学固然重要,但自然科学的课程也不能荒废。他也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入手,不疾不徐地向毛泽东解释起来:

当今社会发展,迎来的是科学时代,西方列强、邻近的日本,都快速进行了工业革命,所以才超越了中国。而中国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的根本原因,就是自然科学知识太少,导致生产力滞后。

王立庵随后问毛泽东对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天演论》的看法,毛泽东回答后,他便趁机教导道:

“是啊,他们也和你的想法一样,专注于社会变革。但是,他们同时也十分精通自然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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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王立庵这番深入浅出的思想交流,毛泽东经过深度思考后,很快明白了数学老师的良苦用心,也看到了自己想法上的不足和偏差;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自己偏废的数理化知识迅速补习上来。

王立庵看到这位聪慧的学生如此上进好学,当然喜不自禁。因为毛泽东住所学习不便,他就主动邀请毛泽东来他家中补习。

1915年整个暑假期间,毛泽东每个上午都到“李氏芋园”王立庵家里,聆听王立庵讲授数学课,中午便在他家中吃饭。后来,王立庵见毛泽东往返补课颇为费时,还介绍毛泽东到“李氏芋园”内的公言杂志社寄宿。

王立庵送给毛泽东一本手抄的“数学秘笈”,上面抄满了数学定律和数学公式,毛泽东很珍惜王立庵老师的一片拳拳爱护之心,落下的数学课很快补了上去。

1915年,因学校突然向贫穷的学生征收10元学杂费,学生中有人说校长张干是这一不公政策的始作俑者(后来才得知,这是背后的军阀政府让干的,张干也是有苦说不出)。于是,众多学生义愤填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毛泽东因为拟写了一份慷慨激昂的驱张传单,被怒火冲天的校长张干下令开除;王立庵和杨昌济、袁仲谦等多名老师一起,在学校教职员会议上,公开与校长张干“对着干”,为毛泽东仗义执言,终于劝得张干收回“开除”命令,改为给毛泽东记大过。

如果不是这一班好老师为毛泽东据理力争,毛泽东可能会被迫中途辍学,如果是这样,那对热爱学习的他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还好,王立庵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之后校长张干引咎辞职,毛泽东顺利地完成学业。

1920年7月,毛泽东等人筹办文化书社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王立庵知悉后,立即帮忙筹集资金,最后给毛泽东的文化书社筹到500元,后来,又在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的支持下,毛泽东与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筹办的文化书社得以顺利地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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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22日,在文化书社举办的首次理事会上,王立庵还推举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之后因为书社的工作,毛泽东与王立庵建立了更加深厚的亦师亦友情谊。同时,王立庵的儿子王人路也同毛泽东交好,一直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

之后,毛泽东走上了艰辛危险又波澜壮阔的革命之路,危机四伏与忙碌繁重的事业,让毛泽东渐渐与王立庵断了联系。

王立庵因身体原因,于1926年逝世,逝世前,他还一直向家人多次提起毛泽东,深深牵挂惦念着那个好学不倦,才华横溢的“偏科”学生。

时光飞逝,弹指一挥间,已经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在此期间,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忘记王立庵这位恩师;毛泽东在延安与昔日同窗好友萧三叙旧,满怀激动地谈到了自己到王立庵先生家中补习数学的事。他一再对萧三称赞王立庵老师是个“明白人”,是个“知人善任的好老师”,是个“好人”。

可见,毛泽东在步入社会后,也一直惦记着曾经无私教授、帮助自己的王立庵老师,更深深铭记着王立庵老师对他的解惑之恩。

建国后,毛泽东多方打听王立庵老师一家人的消息,在得知老师早已去世后,他非常难过,万分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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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一封来自无锡的信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信中内容:

“……万乞主席睹世交之谊,垂念小儿等孤苦体弱,特予提携,准予小女心月和小儿心丰、心支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女班。”

这封信的落款是“吴启瑞”,毛泽东一看,尤为激动。

原来,吴启瑞是王立庵的儿媳她的丈夫,就是当年一直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的王人路。王人路当时也已去世,他在临终前,叮嘱吴启瑞:

“毛泽东与吾父交厚,如我不幸早卒,则8个孩子全靠你了。将来如有为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

吴启瑞一个女人,要养育8个孩子,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她在孩子的学校问题上,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无奈只好尝试着给“毛大哥”写了封求助信。

她的求助,很快得到了回应和解决,还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复。毛泽东在给吴启瑞的回信上写道:

“启瑞先生: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身为系念。”

毛泽东在信上说明,准予吴启瑞的请求,让她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还特意指出,她在生活方面的困难,可以持信与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协商。

毛泽东在信中殷殷嘱托:“你是8个孩子的母亲,望加珍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毛泽东的这封亲笔回信手稿,复印件一直珍藏在无锡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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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建国后,毛泽东曾收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给他的信,都在信中要求给他们工作生活上予以照顾。

比如杨开智,他是杨开慧的哥哥,与毛泽东青年时便相识;之后毛泽东成为他的妹夫,关系可谓亲上加亲。杨开慧牺牲后,杨开智为了营救还被关押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冒着杀头的危险多方奔走,救出孩子后,又一起过着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日子,之后更冒险,长途跋涉帮助将孩子们转移到上海。

毛泽东对杨开智是极为感激的,可是,杨开智希望到北京工作的请求,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因为毛泽东知道“裙带之门”不可开,杨开智是他的亲戚,他就要以身作则,不能任人唯亲。

但是吴启瑞的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力求为吴启瑞解决生活困难。

毛泽东为何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来未曾忘记王立庵对他学业上的教诲,对他生活的帮助,足见他对王立庵老师感情的深厚;另一方面,就是他深深的同情吴启瑞;一个女人支撑门户,养育8个孩子,是多么艰辛而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毛泽东打破了他多次拒绝亲友的常规,亲自帮助了吴启瑞。

吴启瑞收到毛泽东的回信,自然惊喜万分。她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引找到了具体的负责人,她的3个孩子,都被妥善安排在了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免费读书,学校还安排吴启瑞住校,以便她更好地照顾孩子们。

1960年6月,毛泽东因为公事到达上海,他忆及恩师王立庵,一时感慨,便想亲自接见吴启瑞,了解恩师后辈的生活情况。当吴启瑞看到忽然来接她去上海的政府人员,吃惊极了,也激动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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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吴启瑞乘坐专车,来到了上海文化俱乐部,她一进门,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就站起来迎上前,高兴又亲切的问候她:“吴老师,你好啊!”

吴启瑞又紧张又激动,一时间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毛泽东见她紧张,邀请她坐在沙发上,慈祥和蔼的与她拉起了家常。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自然而然地让吴启瑞轻松起来。他们一起聊以往的事,谈到恩师王立庵,毛泽东感慨道:

“记得立庵先生的生辰是1867年8月19日,算来当时再过6天,先生便可享六十大寿了!”

毛泽东还长叹一声:“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一旁的吴启瑞,听到此事,热泪滚滚而落。她哽咽地说,“人路啊,人路,你的遗愿实现了,毛大哥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

毛泽东问起吴启瑞孩子的情况,当得知她有个女儿也是教师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立庵先生是教师,他的女儿是教师,儿媳也是教师,他的孙女也是教师,你家可称是教师之家了! ”

毛泽东还对吴启瑞说,

“教育强国,教育是立国兴国之本,没有昌济和立庵先生这些教师,我毛泽东哪会有今天?”

毛泽东真是时刻都没有忘记老师们对他的恩情。

这一天,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吴启瑞的家庭住房和经济条件,并将自己的300元稿费赠予吴启瑞补贴家用。临别时,毛泽东与吴启瑞合影留念,离别时,他还一直将吴启瑞送到门口,继续嘱咐她,要为了8个孩子多保重。

回去之后没多久,吴启瑞还收到了毛泽东邮寄给她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他们合影的照片。原来,吴启瑞曾写信说过她和孩子的政治学习情况,说现在很难买到《毛泽东选集》,这样一件小事,毛泽东都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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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快要过春节时,毛泽东考虑到吴启瑞家庭的困难情况,便将自己的1000元稿费交给秘书徐业夫,叮嘱他寄给吴启瑞。2月2日,徐业夫给吴启瑞写信:

吴启瑞同志,毛主席嘱:写信转告你,一月二十五日的信他已看过,很感激你,并寄上1000元,以济眉急,作为赠送,不要还的……祝春节好!

这些关怀,对吴启瑞来说,比冬日暖阳还要温暖,几年后,吴启瑞的几个孩子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家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后,她便给毛泽东寄还了1000块钱。

想必,对于吴启瑞来说,念及家翁王立庵为人处世的风骨,她也要在经济条件宽松后,回馈对她多方帮助的毛泽东。不仅如此,吴启瑞的8个孩子中,有7个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大都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

他们的出色成就,不仅是对于他们的爷爷王立庵在天之灵的告慰,同时,也是对屡次帮扶他们一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毛泽东的最好回报。

其实,毛泽东对王立庵后辈做的这些,只是回报恩师的方式之一。在“传道受业解惑”方面,毛泽东用自己对自然科学的自学,认真报答了恩师王立庵对他的期许。

自从王立庵一番劝导后,毛泽东一直自觉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

在1921年“新民学会”举行的新年大会上,他就定下“30岁以内设法补足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科学的知识”的自学计划。

1941年,毛泽东还给当时尚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写信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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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泽东在多年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进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为中国和世界物理学领域,探索基本粒子的深层次结构“找到了开门的钥匙”。

因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在1977年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建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去世1年的毛泽东。

谁能想到,曾经偏科严重到逃课的毛泽东,即使去上课,在数学的课堂上看国文书,然而王立庵并未发怒,而是春风化雨的殷殷教导他,帮他纠正,最终让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突破。而毛泽东对于这件事一直所铭记,40多年后,都想着报答恩师,帮助恩师的后辈们。

这件事,对于我们现代来说,特别是教育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件值得钦佩和敬仰的历史。

《论语·述而》有云: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毛泽东在恩师王立庵的教导下,有错就改,刻苦学习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还有,毛泽东在恩师过世后,依然关怀王立庵的后辈,帮助恩师的8个孙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对师恩的回报,堪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从这些看似平常又细微的小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既有万般豪情,也有千种柔情的伟人,他留给后人无数的精神宝藏,有待后人一点点去感悟触动,深受他优秀品质的感染和熏陶。

毛泽东的这些精神,穿过时光长河,如温和柔润的珍珠,如璀璨夺目的宝石,愈发日久弥新,值得我们现代人深切地怀念他。

谨以此文,缅怀致敬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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