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老师，很多人都会想起这句话：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确实，大部分的老师主要给学生传授道理、解答疑惑；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不仅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这些基本的老师职责，还与学生像朋友、像父子一般相处，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彼此平等，更难能可贵的是彼此学习，师生关系融洽，成为了真正的“良师益友”。
在毛泽东的成长、求学和革命生涯中，也遇到了许多对他帮助很大的恩师，例如，文正莹、毛宇居、毛麓钟、李漱清、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王季范……这些恩师有是私塾的启蒙恩师，有的给毛泽东带来先进的思想，有的是毛泽东在革命上的领路人。
本篇文章要讲的这位恩师，和毛泽东相处时间很短，但相处得非常融洽，老师在学生面前，不刻板不显示权威，和风细雨般的教导学生，而学生，对老师信任有加，有困难及时向老师倾诉，仔细聆听老师的教诲，不仅在求学时代将老师的教诲都记在心中。
在以后岁月里，也时刻铭记在心，并且不忘记老师的恩情，40多年后，还将这份恩情报答了回去，帮助老师的后辈渡过一次次的生活难关。
这对相处融洽和谐，被颂为佳话的师生，便是王立庵先生和他的学生毛泽东。
王立庵先生，是湖南著名的数学教学专家，于1913年8月至1920年7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4年，21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在考试时便以文采飞扬的作文得到校长张干的击节称赏，入学后更以勤奋好学、聪敏坚毅、成绩优异，成为学校中的风云人物，是妥妥的“学霸”。
哪个老师不喜欢学霸呢？毛泽东深受老师们的喜爱，杨昌济、袁仲谦等老师，都对他赞不绝口。而王立庵作为数学老师，看着毛泽东的数学成绩，赞不起来了。原来，毛泽东偏科严重，对学习数学“很不用心”，经常不来上数学课，或者来了就在数学课上看国文书籍，数学成绩怎么能好呢？
很多学生都有偏科的现象，一般的老师都会要求学生不要偏科，但学生如果放任这样，还不去补学偏科的那一门，老师也会表示自己爱莫能助。
但是，王立庵老师是一位非常惜才，宽厚细心、善于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他默默地观察了毛泽东这个不喜欢数学的学生一段时间，对他异于常人才华胆识、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和活跃开阔的思想能力都非常欣赏。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王立庵决定好好开导教育毛泽东这个好苗子。恰好，又逢毛泽东没来上数学课，他的好友周士钊捎来病假条；王立庵便在隔天，找到毛泽东，让毛泽东星期天到自己家中来，要与他“谈话”。
作为学生，毛泽东心里肯定是忐忑不安的。多年后，毛泽东回忆王立庵说：
“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数学，但立庵先生并不因此歧视我。”
试想，作为一个数学成绩勉强考到60分的偏科学生，收到数学老师的邀请，心里怎能不打鼓，怎能不怕老师“歧视”他批评他呢？
星期天，毛泽东惴惴不安地准时赴约，来到王立庵家中。
王立庵带他到书房，毛泽东见数学老师的书房里摆满了书。这些书，不局限于数理化方面，还有非常多的文史类书籍，甚至有很多偏门的古籍和外文学术资料。
毛泽东立即对这个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数学老师肃然起敬。王立庵温和地询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喜欢数学；毛泽东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想法尽数告知。
毛泽东认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国家振兴必须从转变国人思想入手，只有社会科学可以做到，像哲学、历史、国文等，都是改造国民思想的重要武器。而其他学科就略逊一筹，起不到什么大作用。
毛泽东年纪轻轻，却能从国家大背景出发，从国家建设的重点入手，聚集“主要矛盾”，在学习方面，优先解决“主要矛盾”，这样高光远瞩的目光和睿智过人的思维，让王立庵暗暗佩服。
此时，他已经不是站在老师的权威角度，而是站在朋友知己的立场，将自己的知识所学，推心置腹地告诉了毛泽东。
王立庵对毛泽东说，学习社会科学固然重要，但自然科学的课程也不能荒废。他也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入手，不疾不徐地向毛泽东解释起来：
当今社会发展，迎来的是科学时代，西方列强、邻近的日本，都快速进行了工业革命，所以才超越了中国。而中国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的根本原因，就是自然科学知识太少，导致生产力滞后。
王立庵随后问毛泽东对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天演论》的看法，毛泽东回答后，他便趁机教导道：
“是啊，他们也和你的想法一样，专注于社会变革。但是，他们同时也十分精通自然科学知识。”
通过和王立庵这番深入浅出的思想交流，毛泽东经过深度思考后，很快明白了数学老师的良苦用心，也看到了自己想法上的不足和偏差；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将自己偏废的数理化知识迅速补习上来。
王立庵看到这位聪慧的学生如此上进好学，当然喜不自禁。因为毛泽东住所学习不便，他就主动邀请毛泽东来他家中补习。
1915年整个暑假期间，毛泽东每个上午都到“李氏芋园”王立庵家里，聆听王立庵讲授数学课，中午便在他家中吃饭。后来，王立庵见毛泽东往返补课颇为费时，还介绍毛泽东到“李氏芋园”内的公言杂志社寄宿。
王立庵送给毛泽东一本手抄的“数学秘笈”，上面抄满了数学定律和数学公式，毛泽东很珍惜王立庵老师的一片拳拳爱护之心，落下的数学课很快补了上去。
1915年，因学校突然向贫穷的学生征收10元学杂费，学生中有人说校长张干是这一不公政策的始作俑者（后来才得知，这是背后的军阀政府让干的，张干也是有苦说不出）。于是，众多学生义愤填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毛泽东因为拟写了一份慷慨激昂的驱张传单，被怒火冲天的校长张干下令开除；王立庵和杨昌济、袁仲谦等多名老师一起，在学校教职员会议上，公开与校长张干“对着干”，为毛泽东仗义执言，终于劝得张干收回“开除”命令，改为给毛泽东记大过。
如果不是这一班好老师为毛泽东据理力争，毛泽东可能会被迫中途辍学，如果是这样，那对热爱学习的他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还好，王立庵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之后校长张干引咎辞职，毛泽东顺利地完成学业。
1920年7月，毛泽东等人筹办文化书社，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王立庵知悉后，立即帮忙筹集资金，最后给毛泽东的文化书社筹到500元，后来，又在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的支持下，毛泽东与彭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筹办的文化书社得以顺利地开办。
1920年10月22日，在文化书社举办的首次理事会上，王立庵还推举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之后因为书社的工作，毛泽东与王立庵建立了更加深厚的亦师亦友情谊。同时，王立庵的儿子王人路也同毛泽东交好，一直亲切地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
之后，毛泽东走上了艰辛危险又波澜壮阔的革命之路，危机四伏与忙碌繁重的事业，让毛泽东渐渐与王立庵断了联系。
王立庵因身体原因，于1926年逝世，逝世前，他还一直向家人多次提起毛泽东，深深牵挂惦念着那个好学不倦，才华横溢的“偏科”学生。
时光飞逝，弹指一挥间，已经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在此期间，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忘记王立庵这位恩师；毛泽东在延安与昔日同窗好友萧三叙旧，满怀激动地谈到了自己到王立庵先生家中补习数学的事。他一再对萧三称赞王立庵老师是个“明白人”，是个“知人善任的好老师”，是个“好人”。
可见，毛泽东在步入社会后，也一直惦记着曾经无私教授、帮助自己的王立庵老师，更深深铭记着王立庵老师对他的解惑之恩。
建国后，毛泽东多方打听王立庵老师一家人的消息，在得知老师早已去世后，他非常难过，万分悲痛。
1950年，一封来自无锡的信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信中内容：
“……万乞主席睹世交之谊，垂念小儿等孤苦体弱，特予提携，准予小女心月和小儿心丰、心支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女班。”
这封信的落款是“吴启瑞”，毛泽东一看，尤为激动。
原来，吴启瑞是王立庵的儿媳，她的丈夫，就是当年一直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的王人路。王人路当时也已去世，他在临终前，叮嘱吴启瑞：
“毛泽东与吾父交厚，如我不幸早卒，则8个孩子全靠你了。将来如有为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
吴启瑞一个女人，要养育8个孩子，生活困难可想而知。她在孩子的学校问题上，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无奈只好尝试着给“毛大哥”写了封求助信。
她的求助，很快得到了回应和解决，还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复。毛泽东在给吴启瑞的回信上写道：
“启瑞先生：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身为系念。”
毛泽东在信上说明，准予吴启瑞的请求，让她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还特意指出，她在生活方面的困难，可以持信与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协商。
毛泽东在信中殷殷嘱托：“你是8个孩子的母亲，望加珍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毛泽东的这封亲笔回信手稿，复印件一直珍藏在无锡市档案馆。
其实，建国后，毛泽东曾收到了许多亲朋好友给他的信，都在信中要求给他们工作生活上予以照顾。
比如杨开智，他是杨开慧的哥哥，与毛泽东青年时便相识；之后毛泽东成为他的妹夫，关系可谓亲上加亲。杨开慧牺牲后，杨开智为了营救还被关押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冒着杀头的危险多方奔走，救出孩子后，又一起过着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的日子，之后更冒险，长途跋涉帮助将孩子们转移到上海。
毛泽东对杨开智是极为感激的，可是，杨开智希望到北京工作的请求，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因为毛泽东知道“裙带之门”不可开，杨开智是他的亲戚，他就要以身作则，不能任人唯亲。
但是吴启瑞的请求，毛泽东亲自出面，力求为吴启瑞解决生活困难。
毛泽东为何这样做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来未曾忘记王立庵对他学业上的教诲，对他生活的帮助，足见他对王立庵老师感情的深厚；另一方面，就是他深深的同情吴启瑞；一个女人支撑门户，养育8个孩子，是多么艰辛而困难的一件事。
所以，毛泽东打破了他多次拒绝亲友的常规，亲自帮助了吴启瑞。
吴启瑞收到毛泽东的回信，自然惊喜万分。她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引找到了具体的负责人，她的3个孩子，都被妥善安排在了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免费读书，学校还安排吴启瑞住校，以便她更好地照顾孩子们。
1960年6月，毛泽东因为公事到达上海，他忆及恩师王立庵，一时感慨，便想亲自接见吴启瑞，了解恩师后辈的生活情况。当吴启瑞看到忽然来接她去上海的政府人员，吃惊极了，也激动高兴极了。
6月25日，吴启瑞乘坐专车，来到了上海文化俱乐部，她一进门，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就站起来迎上前，高兴又亲切的问候她：“吴老师，你好啊！”
吴启瑞又紧张又激动，一时间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毛泽东见她紧张，邀请她坐在沙发上，慈祥和蔼的与她拉起了家常。毛泽东的平易近人，自然而然地让吴启瑞轻松起来。他们一起聊以往的事，谈到恩师王立庵，毛泽东感慨道：
“记得立庵先生的生辰是1867年8月19日，算来当时再过6天，先生便可享六十大寿了！”
毛泽东还长叹一声：“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一旁的吴启瑞，听到此事，热泪滚滚而落。她哽咽地说，“人路啊，人路，你的遗愿实现了，毛大哥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
毛泽东问起吴启瑞孩子的情况，当得知她有个女儿也是教师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立庵先生是教师，他的女儿是教师，儿媳也是教师，他的孙女也是教师，你家可称是教师之家了！ ”
毛泽东还对吴启瑞说，
“教育强国，教育是立国兴国之本，没有昌济和立庵先生这些教师，我毛泽东哪会有今天？”
毛泽东真是时刻都没有忘记老师们对他的恩情。
这一天，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吴启瑞的家庭住房和经济条件，并将自己的300元稿费赠予吴启瑞补贴家用。临别时，毛泽东与吴启瑞合影留念，离别时，他还一直将吴启瑞送到门口，继续嘱咐她，要为了8个孩子多保重。
回去之后没多久，吴启瑞还收到了毛泽东邮寄给她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他们合影的照片。原来，吴启瑞曾写信说过她和孩子的政治学习情况，说现在很难买到《毛泽东选集》，这样一件小事，毛泽东都注意到了。
1961年，快要过春节时，毛泽东考虑到吴启瑞家庭的困难情况，便将自己的1000元稿费交给秘书徐业夫，叮嘱他寄给吴启瑞。2月2日，徐业夫给吴启瑞写信：
“吴启瑞同志，毛主席嘱：写信转告你，一月二十五日的信他已看过，很感激你，并寄上1000元，以济眉急，作为赠送，不要还的……祝春节好！”
这些关怀，对吴启瑞来说，比冬日暖阳还要温暖，几年后，吴启瑞的几个孩子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家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后，她便给毛泽东寄还了1000块钱。
想必，对于吴启瑞来说，念及家翁王立庵为人处世的风骨，她也要在经济条件宽松后，回馈对她多方帮助的毛泽东。不仅如此，吴启瑞的8个孩子中，有7个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大都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
他们的出色成就，不仅是对于他们的爷爷王立庵在天之灵的告慰，同时，也是对屡次帮扶他们一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毛泽东的最好回报。
其实，毛泽东对王立庵后辈做的这些，只是回报恩师的方式之一。在“传道受业解惑”方面，毛泽东用自己对自然科学的自学，认真报答了恩师王立庵对他的期许。
自从王立庵一番劝导后，毛泽东一直自觉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
在1921年“新民学会”举行的新年大会上，他就定下“30岁以内设法补足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科学的知识”的自学计划。
1941年，毛泽东还给当时尚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写信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
1964年，毛泽东在多年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进行精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为中国和世界物理学领域，探索基本粒子的深层次结构“找到了开门的钥匙”。
因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在1977年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建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去世1年的毛泽东。
谁能想到，曾经偏科严重到逃课的毛泽东，即使去上课，在数学的课堂上看国文书，然而王立庵并未发怒，而是春风化雨的殷殷教导他，帮他纠正，最终让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突破。而毛泽东对于这件事一直所铭记，40多年后，都想着报答恩师，帮助恩师的后辈们。
这件事，对于我们现代来说，特别是教育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件值得钦佩和敬仰的历史。
《论语·述而》有云：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毛泽东在恩师王立庵的教导下，有错就改，刻苦学习的精神更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还有，毛泽东在恩师过世后，依然关怀王立庵的后辈，帮助恩师的8个孙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对师恩的回报，堪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从这些看似平常又细微的小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既有万般豪情，也有千种柔情的伟人，他留给后人无数的精神宝藏，有待后人一点点去感悟触动，深受他优秀品质的感染和熏陶。
毛泽东的这些精神，穿过时光长河，如温和柔润的珍珠，如璀璨夺目的宝石，愈发日久弥新，值得我们现代人深切地怀念他。
谨以此文，缅怀致敬伟大领袖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