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戏为六绝句》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指的是初唐文坛四位著名的文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又称”初唐四杰”。这首诗说的是，四杰的创作自成一体，但是却被当时的人讥笑，认为是轻薄的。殊不知那些讥笑四杰的守旧文人终将声名俱灭，而四杰的作品流传于世，如同江河万古长流。在这首诗中，杜甫给予了初唐四杰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的作品才气纵横，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这不禁让人思考，初唐四杰在唐代诗歌史上地位究竟如何，为何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评价呢？
走进初唐四杰，我们发现，他们大都出生于唐代贞观年间，创作集中于唐高宗至武后时期。他们虽有文才，却仕途不顺，名气很大，却社会地位不高，这样的遭遇，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渴望取得功名的激情，不甘居于人下的雄心。
四杰中，王勃是最天才的。高中的时候，我们都背过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了一幅壮阔的美景。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四杰的送别诗中最有名的一首，离别之际，虽有不舍，但又何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好男儿当志在四方，与友人共勉，情思壮阔。正如他在《游冀州韩家园序》中写的：”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而这也是初唐四杰创作的共同特征。
骆宾王则是其中最豪迈的。提起骆宾王，我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他那首《咏鹅》，少有才名，却沉沦下僚，”十年不调”。他的诗歌创作中有着强烈的抑郁不平之气，气势激越昂扬，如他的《帝京篇》：”春去春来苦自驰，争名争利徒尔为。……已矣哉，归去来。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评说古今，抒发愤懑，通过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形成壮大的情思。
同样是抑郁不得志，最坎坷的当属卢照邻。卢照邻出身于世家大族，家世显赫，初入官场，甚得器重，不料因《长安古意》一句”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得罪梁王武三思入狱，出狱不久感染风疾，之后又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最后投水而死。卢照邻长于七言歌行，《唐诗汇评》称：”词采富艳，境界开阔”，写得气势宏大，神采飞扬。
四杰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杨炯了。但若说起他的《从军行》，相信我们读中学时都背过：”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全诗写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志向，充满了慷慨激扬的书生意气。他长于五律，作诗”雄奇奔放，文质兼备”。
那么，四杰在唐诗史上的地位如何呢，竟让杜甫盛赞”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就需要把四杰的创作放到唐代文学的大环境中去分析了。初唐的诗歌创作，主张南北合流，魏征就说过：”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向宫廷化发展了。贞观后期，出现了一位重要的诗人上官仪，作诗重视形式技巧，追求声辞之美，又因为地位高，社会上好多人效仿他创作，从而形成了一种叫做”上官体”的诗风。上官体”绮错婉媚”，虽有对诗歌体制的创新，但内容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比较狭窄，再发展下去，越发颓靡庸俗了。
就在这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进入文坛，”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扭转”龙朔初载”的纤微雕刻诗风，这正是当时诗风变革的关键。一种昂扬壮大、慷慨激昂的情思进入到初唐文坛，对走入歧途的南北合流进行拨乱反正：他们用刚健明丽的词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们的创作题材从台阁转移到江山与塞漠。他们的探索，为唐代诗歌的发展指明了一条路。
四杰在诗歌格律的发展中也功不可没。如前文举例的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述怀言志，情感浓烈，题材广阔，格调壮大。尤其是杨炯，以五律见长，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诗歌的格律，可见一种有意的追求，与杜审言、沈佺期等台阁诗人共同促成了五律的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提倡复古，要求风骨和兴寄，追求”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美理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创造出了一种情景交融、玲珑透彻的诗歌境界，这些都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终于，在开元、天宝年间，一大批诗人”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创作出了”神来、气来、情来”的盛唐诗歌，形成了盛唐气象。
正是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奠定了他们在唐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提倡的刚健骨气，在盛唐诗歌中随处可见。正因如此，杜甫才会如此推崇初唐四杰，盛赞他们的作品”不废江河万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