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读书 重读鲁迅小说《弟兄》:“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

重读鲁迅小说《弟兄》:“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

重读鲁迅小说《弟兄》:“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爱读书

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兄弟决裂是一件很伤筋动骨、影响深远的大事。鲁迅迁出本来两家同住的八道湾大宅子,生了一场大病,搬了两次家,直到1924年5月入住西三条胡同21号才算安顿稳定下来,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和生活。

  周氏兄弟失和的根子在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周作人昏聩糊涂,一味迁就他那个歇斯底里的日本老婆,铸成大错,从此他失去最关爱他的兄长,也失去最宝贵的诤友。如果说鲁迅也有什么责任的话,那也许是他的长子情结过于沉重,总想维持住一个大家庭,为此他作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而效果并不佳。在新的时代风尚里,旧式大家庭已经维持不住了。

  鲁迅历来主张,中国新的精神文明应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坟·文化偏至论》),他对中国传统道德中健康的高尚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损己利人”(《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思想行为,始终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身体力行,但这并不能解决体制性的问题。

  到1925年,鲁迅似乎曾经比较集中地思考过关于兄弟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当年春天他写过一篇散文诗《风筝》(《语丝》周刊第12期,1925年2月2日),对自己早年曾经压迫过小兄弟周建人表示忏悔;冬天又写小说《弟兄》(《莽原》半月刊第3期,1926年2月10日),其中心情节是弟弟靖甫生病发高烧,哥哥沛君鉴于其时正流行猩红热,十分焦急,特别请“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外国医生普悌思大夫来诊治,谁知其实不过是出疹子——靖甫长到这么大,竟然没有出过疹子!这个故事显然取材于自己与二弟周作人的关系。据《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1917年5月,刚到北京不久的周作人发过一次高烧,非常骇人,曾先后请过俄国医生苏达科甫以及德国医生格林、狄博尔治疗,最后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周作人长到这么大,竟然没有出过疹子,这才放了心,服药后渐愈。5月26日这天,曾以小便送医院检查,一切正常;第二天,精神恢复。《弟兄》写靖甫病愈那天,也正是“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这个日子在鲁迅记忆中印象极深。

  周作人晚年回忆说:“在我病好了之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那么大,却没有出过疹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想这回须要收养你的家小了”(《知堂回想录》,香港三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323页)。《弟兄》中写沛君的噩梦,显然与此恶念有关。张沛君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鲁迅后来有个笔名就叫“张沛”。一般认为,这个笔名来自鲁迅的乳名“阿张”,因此“张沛”近乎自报家门,“张沛君”也差不多是如此。

  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弟兄》的主题在于批判沛君的伪善和自私。事实似乎完全不是如此。试看当沛君通过电话请了普悌思大夫来为靖甫诊治,而普大夫尚未到时——沛君不但坐不稳,这时连立也不稳了;但他在焦急中,却忽而碰着了一条生路:也许并不是猩红热,然而普大夫还是没有到……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但是他曾经对他说过好几回攻击中医的话;况且追请普大夫的电话,他也许已经听到了……

  然而他终于去请白问山。

  真所谓“病急乱投医”。沛君违心地屈尊地去请教他一向不甚以为然的中医,无非是一种侥幸心理,许多重病号的家属都有过这种心理。当沛君坐在窗前的书桌边恭候普大夫时,“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声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吧,却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车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热切的盼望,恼人的落空,多次反复,使人产生似乎莫名其妙的自怨自艾心理,这里写得很动人。《弟兄》是用全知角度写的,如果作者真的要表现和揭露沛君其人的虚伪,上述两处大可以来一点暴露性的笔墨,然而没有。

  沛君最为人诟病的无过于他那一段凌乱的思绪和那一个梦。曾经有人说:他从下意识里“闪闪烁烁地浮出”的“梦的断片”,就把他那些隐蔽在虚伪的假面具底下的真面目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种诛心之论的根据在于,小说里确有一个噩梦,而做梦之前,沛君有一阵忽然“仿佛知道靖甫生的一定是猩红热,而且是不可救的。那么,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虽然住在小城里,可是百物也昂贵起来了……”他又想到子女的教育问题,经济条件只允许两家的一部分子女去读书,“那自然是自己的康儿最聪明——然而大家一定要批评,说是薄待了兄弟的孩子”;此外他又想到靖甫后事的安排,如此等等。

  但这些也很难叫作伪善和自私。作为一个“进款不多,平时也节省”的公务员,沛君对未来的生计抱有深沉的忧虑,很合于情理,也很值得同情,如果他除了关心爱护弟弟以外一切都不考虑,倒反而奇怪了。不是连鲁迅本人也曾经产生过万一周作人一病不起,自己要收养其家小的“恶念”吗?要维持一个大家庭,作为家长的长兄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恶念”。

  鲁迅的长子情结一直未消:鲁老太太的生活费,一向由他独自承担。

  现实主义大师鲁迅笔下的沛君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而不是苍白的人工合成的伦理样板。鲁迅历来反对违背生活本身的逻辑关起门来制造纯粹的“好人”或“坏人”。他高度评价中国的《红楼梦》和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因为前者“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小说的好人完全说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而后者写出了人的灵魂的深。真和深原是一回事,离开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也就失去了真实性和深刻性。

  张沛君的意识和下意识都不是那么简单、纯粹,最足以代表他的复杂性的正是他的梦:

  ——靖甫也正是这样地躺着,但却是一个死尸。他忙着收殓,独自背了一口棺材,从大门外一径背到堂屋里去。地方仿佛是在家里,看见许多熟识的人们在旁边交口称颂……

  ——他命令康儿和两个弟妹进学校去了;却还有两个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已经被哭嚷的声音缠得发烦,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有了最高的权威和极大的力。他看见自己的手掌比平时大了三四倍,铁铸似的,向荷生的脸上一掌劈过去……

  一直打到靖甫的孩子荷生满脸是血;然而他在梦中却向外人解释说:“我决不至于昧了良心。你们不要受孩子的诳话的骗……”

  曾有论者抓住这些描写,指出沛君的下意识里充满了私心和伪善,他一方面杀气腾腾地虐待弟弟的遗孤,一方面还在标榜良心;可见平时戴着虚伪的假面,一到梦中就暴露无遗了。

  全盘否定沛君的论者这样重视他的下意识,用的是弗洛伊德学说。按弗洛伊德在《释梦》一书中的说法,下意识的本能欲望受良知即社会道德的压抑,平时无从表现,有时便变相迂回,在梦中求得象征的满足。可见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沛君这一人物尚不能直接以他的“显梦”为依据——这个“显梦”显然把沛君对于弟弟预后不良的担心、对未来生计特别是子女教育如何安排的焦虑,加以“戏剧化”了。所以可以说,这个梦主要表现的乃是他对未来生计的余悸,表现了他的可怜。当然,沛君确实偏爱他自己的子女,这乃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甚至谅解的。大公无私,谈何容易,也不是非如此不可;能时时想到别人和将来,即使略有私心,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美好的关系破裂后,鲁迅对二弟周作人始终比较宽容(参见顾农《周氏兄弟关系史的七个片段》,《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1924年《语丝》创刊以后,鲁迅、周作人同为特约撰稿人,不少事情大方向还是一致的。1925年女师大学潮中,在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周作人也签了名。这似乎造成了兄弟和解的某种气氛。

  据此以推,鲁迅写《弟兄》可能带有用美好的回忆向周作人发出信息的微意。这是很高的姿态。据周建人说,《弟兄》这篇小说是鲁迅“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以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于高处时,就飞鸣寻求同类。鲁迅通过小说,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可惜周作人对此毫无反应。

  周作人晚年提到《弟兄》时一再强调这一篇“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知堂回想录》,香港三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当年他一定也感受到这一信息的,然而竟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以致坐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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