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葡萄，天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个天生缺乏惧怕的女子。——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南华西县有一个地主，为逃避运动斗争，藏在地窖里，后来被村民发现，重见天日的地主，没有喜极而泣，反而在监狱里连病带吓，一命呜呼了。
作家严歌苓听前夫的哥哥讲了这个故事，以它为原型，写成了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
当代作家中，严歌苓无疑是最会讲故事的人之一，她写小说，做编剧，像个勤劳的耕种者，专心在自己的文学之地耕耘。
身为一个女作家，关注女性，书写女性，是严歌苓的一大特点。她用自己的笔，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独特的女性形象：小渔、田苏菲、扶桑、多鹤、婉瑜等等，而《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是不同的，这个一个真正的农村妇女，一个童养媳，一个黄河边逃黄水的流浪儿。
七岁的王葡萄跟着父母逃黄水（黄河泛滥成灾），全家都让黄水卷走，她成了一个孤儿。史屯保长孙怀清，用两袋白面换她，做了三儿子铁脑的童养媳。从此，王葡萄有了一个稳定的家，有了生活的依靠。
王葡萄用生命守护孙怀清二十多年，她强大而嚣张、坚忍而娇媚，以混沌天然的人生态度，坚守内心，也正视自己的情欲，体现了大地一样宽广浑厚的仁爱，以及人性的灿烂之美。
01. 强悍的女儿性
黄河边上，一同逃难的人集体做主，把小闺女王葡萄卖给了孙怀清，成为童养媳。14岁圆房后不久，丈夫死于非命，她成为史屯的第九个寡妇。
解放后，公爹孙怀清被划为恶霸地主，二儿子孙少勇为追求进步，向上级申请“枪毙”亲爹，执行过程中，孙怀清侥幸未死，王葡萄把他偷回来，藏在红薯窖中，一藏就是二十多年。
那个年代，土改、大炼钢铁、公社化、大跃进、四清……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也一波接着一波，如此残酷的生存环境中，王葡萄柔弱的身躯，展现出无比强悍的生命力。
生活中，王葡萄始终是乐观的。在孙家做童养媳，王葡萄出奇地能干。她个子高，力气大，像男人一样挑水、喂猪、扛包、种地，几乎无所不做，没活干反而闷得慌。
面对敌人，她勇猛无惧。中央军抢她家的锅，她敢抓起碗口粗的门杠挡在台阶下，以命相抗；19岁初次对琴师朱梅动心，琴师害怕了，她却决定向公爹报告实情；第一次怀孕，她瞒得密不透风，连情人孙少勇和公爹孙怀清都一无所知。
她敢作敢当，充满智慧。怀孕期间，红薯窖里的公爹和肚子里的胎儿，两条生命，她一个人完全扛下，还和史屯的闺女媳妇儿赛秋千，看得孙少勇胆战心惊；饥荒时，她四处找寻可以充饥的植物、动物，挖菜根、掘野菜，还吃玉米棒子挤压的粉面，却始终不改乐观的本性，也没有丧失活下去的信心。
“啥都不是个事，就是人是个事”，这是身为农妇的王葡萄，说出来最朴素、最本真的生命宣言。
连孙怀清都感叹：“这女子好活啊，给口水就能活”。活着，是王葡萄对生命最本真的理解，活着才有一切，这个念头，让她发挥了所有的动脑和动手能力，迸发出顽强的生存意志。
小说中，严歌苓着重刻画了王葡萄那双眼睛，那双让任何人看了都吃惊的无所畏惧的眼睛。
不管在什么样的危险境遇下，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社会动荡，王葡萄看人的眼神，永远是七岁孩子那样的懵懂纯真，让人想到山里的野物，“自在而威风，理直气壮”。
她的无畏与乐观，被人说成是“生坯子”，她不愁不惧，因为别人”记挂着自己的利害”，而她则超越了这些利害。
葡萄不自觉地完全凭着本心做事，远离了世事利害的层面，不仅“要活着”，还活得越发生动，只有强悍的生命力，才能体现对生命的珍视。
02. 坚韧的母性
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下，女性受到男性的压迫和制约，生存环境十分艰难，而王葡萄则是自在地依天性而活，又对生命充满了敬畏和包容，母性成为贯穿全书的情感线索。
在史屯村民的眼中，王葡萄善良、有恩必报。
在日本人的枪口下，她选择救自己的丈夫铁脑；公公被判枪决，她拼死救护，且为此不惜送走亲生儿子，疏远深爱的情人。
土改中，工作队成员多方开导，让她站出来批斗“恶霸地主”孙怀清，后来发现，她读书、认字都不笨，唯独在“阶级”、“觉悟”这些问题上，成了糨糊脑袋。
她并不糊涂，只是固守着自己心里的道德伦理，坚守着道德准则。孙怀清像父亲一样，收留了她，也养育了她，为人子女，对父亲理当尽孝，孙怀清在她心里，始终是“爹”。“没了二大，她可成了没爹的娃了”。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女性，天生具有女儿性和母性。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只有真正进入母亲的角色，才算是真正完成女性的人生，内心的母性才有了落脚点。
身为寡妇而怀孕，王葡萄没有惊慌，她坚信“人不养天一定养。天让你生，天就能养”，满怀期盼地把女儿性升华成母性。这种母性，是人类最质朴的善良、宽厚仁爱和坚忍不拔。
生下儿子挺之后，不得已送养。但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母亲的角色，每年固定时间的送药、送衣，相见，都体现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
对男人，王葡萄也怀有一种母性的质朴。不管是初恋朱梅，还是孙少勇，还有后来的冬喜、老朴，她都给予同情与怜悯，像母亲一样，居高临下地爱护着他们，包容着他们。
孙少勇几次找她，她心疼地看着爱人：“这货不咋会干活儿，也不知平时谁给他洗衣洗被单哩。”
“四清”工作队的老朴，是个孤儿，自理能力差，葡萄看着他，就想起自己的儿子挺，“没有妈做给他看”，是不是也会像朴同志一样？看着老朴，她竟看得流下泪来。
变幻的大时代中，大部分人都苟活于当下，扭曲自己的人性，做出违心的选择，唯独王葡萄，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内心，也遵从着人性最朴素的原则，在苦难中站立，执着包容地爱着、守护着。
人性与母性，在葡萄身上共同交织。母性成为透视人性的角度，人性成为母性的载体，二者相互承载、纵横交错而又平衡和谐。
03. 超脱的个性
王葡萄以强悍的生命力，展现出感人的女儿性和坚韧的母性，同时，她也具有超脱的个性。
书里，最具表现力的，是她冲破伦理、道德的枷锁，自由舒展地释放、正视自己的情欲。
传统的男权文化中，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放纵自己，女人却只能做道德和欲望的牺牲品，被动接受男人的选择。
身为一个年轻的寡妇，王葡萄没有被这个枷锁锁住。成为寡妇时，她14岁，还是一个天真的少女，对贞节、守寡这些观念，懵懂无知，但她完全没有把自己束缚在这个称谓里，反而顺从自己的情欲，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男人。
琴师朱梅，是第一个让葡萄“有心思”的，他与众不同的规矩嗓音，还有不轻的痨病，掀动了葡萄的心思。
她去看戏，换上了新作的粉底白花的棉袄，刚开始心里没底，怕别人说她 “穿这么娇艳是要作怪去了”，但她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担忧。
“葡萄怕谁呢? 她胸一挺，下巴一抬，我葡萄是风流寡妇又怎样”，在朱梅身上，她感受到了性的萌动，凭着不顾人言的超脱个性，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后来，葡萄明白自己，是“为二哥学乖的”，她一直“拿心肝拿肉去疼”的，是二哥孙少勇，而那个丈夫铁脑，只是她的手足兄弟而已。为此，她与孙少勇生下了儿子挺。
史冬喜“丑得出名”，但有一刹那，葡萄对这张丑脸动了心，疯了一样喜欢上了他，不仅从冬喜那儿得到了情欲的满足，也在内心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关心与疼惜，“有了冬喜，葡萄想，我缺啥？我啥都有。”遗憾的是，冬喜为救人，被垮塌的房子压死了。
被下放到农村的老朴，王葡萄也多了一份心疼，她照顾他，也得到了老朴男性的心疼和照顾。此时，葡萄强烈的情欲，已经升华为一种母性的宽容，一种对弱势个体的怜爱。
王葡萄，在生命的过程中，释放着自己的女性魅力和情欲，也在和几个男人的情爱关系中，享受着同等的性爱权利。
她无所畏惧、认死理，又带着一种生命最原始的野性和混沌。
养猪出了成绩，领导让她去省里当模范，她一口拒绝；对地区大员丁书记，村干部蔡琥珀、春喜等都一力巴结，她甚至都不愿意知道他们的来头。这是一个独立于时代，超然于政治和传统道德等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自由洒脱的灵魂。
这种性格的形成，源于她的出身。她父母双亡，做了童养媳，没几年婆婆被日本人炸死，连这层“婆媳”关系的束缚，也很快失去；再加上孙怀清的鼓励和支持，葡萄的成长，相当于无父无母、无人教育也不受压制。
天然的成长环境，让葡萄保存了生命最原初的天性，她完全依照天性和本能行动，甚至她“从来不拿什么主意，动作、脚步里全是主意。”
强悍的生命力，坚韧、超脱的个性，三者在葡萄身上，是浑然一体，完满统一的。她是强悍又不失娇媚的女儿，又是坚韧的母亲；她勇猛无畏，又超脱世俗；她不吃亏，又善良无私。
严歌苓曾说，要“写这样一个女人的哲学和历史观”，希望在一些“不用心、不自知的生命身上感受到最难能可贵的自在与快乐。”
既有强韧的生命力，又有母性的仁爱宽厚，活得自在洒脱，王葡萄的形象，可以说是严歌苓“理想女性”的文学表现，也体现了严歌苓对理想人性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