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历史 著名女作家苏青的一生:年轻时辉煌灿烂,晚年穷困潦倒看大门

著名女作家苏青的一生:年轻时辉煌灿烂,晚年穷困潦倒看大门

著名女作家苏青的一生:年轻时辉煌灿烂,晚年穷困潦倒看大门-爱读书

一个女人想要得到另一个女人的认可和赞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开口赞美人的是个心气甚高的女性文人,这更是一举跨越了“同性是天敌”和“文人相轻”两大障碍。

如果没有张爱玲的那篇《我看苏青》,大约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会更少。

然而将时钟拨转回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在“孤岛”文坛上,张爱玲和苏青其实是势均力敌、相得益彰的两位女作家。

张爱玲说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其实苏青更像是普通人身边熟悉的那一个人。她们热闹而世俗,这种世俗不是张爱玲笔下那种冷到骨子里的清透和精明,而是一种忙碌的人间烟火气。

她快人快语,有说不完的话,却并不唠叨。听她说话觉得热闹又有趣,却从来没有深沉的人生启示,有的只有叫人会心一笑的生活真相。

1914年苏青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富有的书香门第。她原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也曾署名冯和仪。

苏青的祖父是清末举人,家境殷实。她的父亲冯松卿是早期的知识分子,在冯松卿留学的时候,母亲在女子师范读书,而苏青就由外婆抚养。

如同胡兰成所说,苏青因为不是上海滩新派巨富家的小姐,所以她的人生态度较之严肃;她也不完全是封建家庭的小姐,所以胜在明朗。

她有天然的热情和直率,也让她说话、作文都有一种叫人侧目的直白和辛辣。

当时文坛上有一位叫潘柳黛的女作家,写文章挤兑张爱玲。而张爱玲却很对苏青的胃口,苏青当面就揶揄潘柳黛:“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她说冰心的文章卖弄,毫不避讳地说冰心的照片难看,聋哑作家周楞伽曾写文调侃她四处兜售作品,做生意比男人都精明,苏青当即写文反唇相讥:“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

她文章中出位惊人之语比比皆是。

她的童年是幸福的,如果一直幸福平安下去,按部就班地读完大学,说不定文坛会再出现一位冰心似的女作家,文章里也可尽然歌颂母爱和真善美。然而苏青的人生从父亲的外遇开始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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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

苏青的父亲冯松卿虽然受过西方教育,骨子里却仍旧是少爷做派。1921年,七岁的苏青跟着父亲来到上海。很快父母之间曾经相敬如宾的关系,便因为父亲的不断外遇而崩坏了。

母亲虽然是读过书、受过教育的新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仍旧顺从了传统“美德”,锐意做孝顺媳妇,对于父亲的“游戏人间”,她同苏青的外婆一样选择了隐忍。

从小耳濡目染种种女子生活的艰难,给苏青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让她一面对现实有着敏感清醒的体悟,一面又对这世界还存着一份有所依附的渴望。

四年后,父亲经营的银行倒闭,不久父亲也病逝了。家庭的经济日渐拮据,后来有媒人上门提亲,苏青便和一位叫李钦后的富家少爷订了婚。

1933年,十九岁的苏青,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这是宁波六县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而李钦后则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

苏青在高中时代就很活跃,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学生中的“天才的文艺女神”。到了大学,更是很快融入了学校生活,得了一个“宁波皇后”的称号。

胡兰成和张爱玲都描述过苏青的相貌。作为阅人无数的男子,给予她的评价是“无可匹语的鹅蛋脸,俊眼修眉,有一种男孩的俊俏”。而为人向来挑剔、眼高于顶的张爱玲,也认可她的长相,说她眉眼“紧凑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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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

这样才貌出众的未婚妻在青春萌动的大学里游弋,是挺不让人放心的。李家不愿再履行当初求婚时答应她读完大学再完婚的条件,要求两人立刻结婚。

这一段婚姻,并不是完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同演过话剧《孔雀东南飞》,本是旧相识,

又同在一个学校读书。订婚后也谈恋爱、通信,都和平常的自由恋爱无二。加之李钦后相貌英俊,她对他并不是没有好感的。

因此面对李家的要求,苏青虽然觉得难以接受,却也没有全然反抗到底,只是坚持婚后仍然要读完大学。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婚后她仍然接着读了一段时间大学,却因为怀孕不得不退学回家。

苏青对于婚姻家庭生活的失望,是从第一个女儿的出生开始的。重男轻女的婆家对她的态度一落千丈,在历经生产之痛后,她立刻就体味到了世态炎凉。

不久,苏青随丈夫前往上海,但她渴望的两个人相亲相爱的小日子也没有实现。李钦后白天在中学教书,晚上还要上学。他薪金不高,又觉得已然独立不可再向家中要钱,矛盾便在这些柴米油盐中凸显出来。

有一回她找他要家用钱,他却一巴掌拍在她脸上:“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挣钱啊。”

这一巴掌拍碎了她对婚姻的所有的憧憬,将她拍到了职业女性的道路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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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边无数的普通女子一样,她并不是天生就有强大事业心的女子。她是在我们周围的甲乙丙丁,追求一份安稳、有声色的生活。她的追求是世俗的,离不开男人、孩子、漂亮衣服、新潮玩意儿。

然而当生活给了她一个耳光之后,她的独立意识也能觉醒,努力走出一条自强之路来。

苏青开始从报纸上看招聘广告,投求职信,却都杳无消息。她想学外语,增加求职的砝码,但要家用钱依然口角不断,更何况是学费?

生活的逼仄和慌乱,公婆姑嫂的白眼,生儿育女的压力和苦楚,叫她胸中郁闷难当。她将胸中感慨诉诸笔端,写下了一篇《产女》投给了林语堂主办的刊物《论语》。没想到首投即中,还得了五元稿费。

她欣喜之余,仿佛看到了命运给她打开的一扇窗,接着她又投了一篇《我的女友们》给《论语》,同样被刊发。苏青开始在文坛启航,用辛辣的语言、明快的文字,成为文坛上独树一帜的女作家。

在一次女作家聚谈会中,记者问起在座女作家作品的题材,苏青说她写文章总爱取材于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所以她文章里有做儿媳的经验体会,有养儿育女,有穿衣吃饭,有男男女女。

浓浓的烟火气,有时候读起来确实呛得一鼻子烟,但确实是真实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她的自传小说《结婚十年》里,看到那样一个为生活逼迫得千疮百孔、手忙脚乱的妻子、儿媳、母亲。

李钦后的事业曾有过短暂的繁荣。物质上的丰盛,使得婚姻关系也跟着缓和。

但后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也关闭了。

公婆、小姑夫妇,一大家人也都来到上海,挤在不大的居室里依靠李钦后生活。生活马不停蹄地给予她考验,金钱的窘促、困顿的事业,让李钦后和苏青不断地争吵,最后他常常夜不归宿。

这时又身怀有孕的苏青,得了丈夫和朋友的妻子有染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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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始终没能卸下传宗接代的重担,她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最后儿子终于出生了。儿子的出生却没有扭转这段婚姻。

孩子从来不是婚姻幸福的保障,他们只是一个纽带,让牢固的婚姻更加牢固,而让本来就有裂痕的婚姻加速地摇摇欲坠。

她开始了以写作为生的生活。白天带孩子,晚上写文章,常常写到午夜。夏天暑气袭人,她一边写作,一边给孩子摇扇子,因为怕孩子醒来会打断她的写作思路。

常常是写完文章已是五更天了。你想象不到那轻灵泼辣的文字背后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辛酸。

之前人生所给予的种种波澜,都不是没有缘由的。它们终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变成点缀生命的花朵。如同张爱玲所说:“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苏青的繁花,在文坛一片枯萎的上海,盛开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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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离婚未成,两人开始分居的生活。她日夜劳碌,得了肺结核,依旧在病中坚持写作,因为她需要养家。

1943年,她的最重要的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上连载,成为当时上海最轰动的小说。

1944年单册出版,四个月内再版了九次,次年再版了十二次,到1948年再版了十八次。而她的散文集《浣锦集》也再版了十次。

她被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赏识,做了上海市政府专员,不久便辞职。后来收到匿名的十万元支票,退又无处可退。加之上有老、下有小,她也确实需要钱来周转局面,于是便留下了这笔钱。

然而她并没有拿着钱去享受挥霍,而是将她的职业之路越走越宽。她以一个女子之力,创办了《天地》月刊和天地出版社,身兼编辑、作者、发行。

凡事亲力亲为,她曾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也曾亲自到报摊收款。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她一时钱不凑手,便在大雪中租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

为了编好杂志,她费尽心机地催稿。张爱玲、杨淑慧、梁文若、潘序祖等人的文章中都曾专门提起她催稿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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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她的为人和她的文章一样直率,对于物质和性一样痛快坦白,口不择言谈男人、谈女人、谈性,毫不忌讳地涉及女性情欲和身体的话题。这样惊世骇俗之语、言辞激烈之声,既开罪了女人,又得罪了男人,却又是不彻底的女权主义,叫她一时毁誉参半。

没有不渴望爱的女子,单身带着孩子的她,也有男子来来往往。然而她的心境澄明,来来去去,不过是身体上的各取所需,等待着的爱情却迟迟没有到来。

她将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变成满不在乎,用一支笔,为世间女子写她们想说不敢说、不会说、不能说的话,把世间那些女子隐忍的痛,痛快地写来。

尖锐泼辣的文字,背后是沾染过俗世的无奈和悲哀。将内心的软弱和温情藏起来,才显得强大。她是不得已的独立,只能用满不在乎去对抗着世间的无计可施。

她对于世间谈不上爱,也不够恨,每一句话似乎都要占着上风。所以张爱玲会说苏青的讽刺是不彻底的,“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

她是绝地反击的弱女子,她有底气有阅历、有能力,将那些真切的生活娓娓道来,引人共鸣。家长里短的琐碎,没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技巧,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

而这样的文字是注定无法融入新的时代中去的。所以她会脱下旗袍,和这个时代一起穿上人民装,行走在已经更天换日的街道上。

那些曾经热闹的话语也注定湮没在时代的风云里,没有容身的角落,也注定了她晚景的凄凉。

她曾担任越剧团编剧,编写的历史剧《屈原》轰动上海滩,音乐、演员都得奖了,她却因为“历史问题”被默默地遗忘了。

她又曾向复旦大学贾植芳请教司马迁的问题,不幸被卷入了整肃事件,被关进监狱一年半才释放。

出狱后她曾去剧场看大门,写的文章不是被剽窃就是石沉大海,最后工作也被辞退了。

她在绝境中挣扎,至亲骨肉和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她拖着病体艰难地熬着,只求速死。而在给《女声》主编的信里写着:“我的朋友都不大来了,寂寞惯了,心境很舒服。

我们如今早已经不能分辨那种心境是怎样的心境,那种舒服,到底是一种释然,还是表演给自己看的装腔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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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的斗室住着她们祖孙三代,在穷困潦倒里相依为命,直至她离开这个世界。

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会被逼到死角,理想或者爱情被现实鞭打得体无完肤,并且毫无反击的能力。

我们都是凡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当所有的努力过后,也终将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和世界对抗,而是和自己讲和。

就算生活已经千疮百孔,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内心的明媚。不那么在乎了,也就真的没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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