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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作品《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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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给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巴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 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 x,x,x的刀声,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 中,听得人毛骨惊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象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泪眼汪江,满面凄苦,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赃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莱头、破布、竹篱、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般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细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呲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 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曲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早,风一刮,整条巷予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檬檬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一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象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中,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腕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xxxx.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 ‘

“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铺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田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嗒啪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i站好1”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被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

“敬礼1”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拼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风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接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坐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眼里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俏声命令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1”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中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搞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缀的灯下,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搞上,手里冗自捏住他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荡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挤命的搓,奋力的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超裙子,露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

啊——啊——被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

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沥,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沥立不住脚,才到台北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

“我是叫你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下,连人也留下了i”

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腰肢,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象匹黑缎子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巴,嘴角翘翘的,满脸稚气,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象两只受了惊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满了彷徨疑惧。有时候,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睛便象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象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挺胸,好象在阅兵,大步大步的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的两边张望。那样一个苍老灰败,满头自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嚎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爱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的暴烈。有一次,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菜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根萝卜去敲那个中轻男人敞裸的胸膛,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倏地从门背后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亲跌倒在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的抽搐着,一双青白的小腿,不断的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鸡,喉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的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象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的浮肿起来,象两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中,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钢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爱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鬃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的在唱《望春风》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枪,虚恫的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呀晤晤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满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那是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蛙吓得大哭,我却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张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因此,她一日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搓平我的额头,对我说道,

“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的。”

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象父亲,高大黢黑,弟娃却跟母亲脱了形。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象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却没有母亲跟里那般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象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象。她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上接着十二生肖的铃挡,弟娃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销便叮叮挡挡的响了起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十直亲到他那双胖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皂,把弟娃一身都擦满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本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的婉伸到膝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的哼着《六月莱莉》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欢悦的笑声,在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回荡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白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的咬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报复的快意,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拼命挤到我怀里来,大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儿睡去。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幔,围墙板壁上,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家宝歌舞园青春热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大腿的舞女。一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精彩表演!我带着弟接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满座了,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撤满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汗叽叽的露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汲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接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射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那绎红色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象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喧嚣,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仅擎 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来,突然间,六个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满了闪烁的手钏子。她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于,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台下一指,一齐失声唱了起来:

宝岛姑娘真美丽————

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宇排开,开始飞踢大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台下的男人们,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在大声喊:嘿!嘿!黑!好象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战了起来,张了半天,赫然发觉,原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象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例着涂得红红的嘴巴,露着一曰自牙,做出一副笑容来。

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的眨巴着,好象十分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声:

“阿母一 ”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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