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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作品《孽子》

弟 娃

4

我猛然惊坐起来,听见自己叫喊道。满地扎眼的阳光,已是中午时分,房中热气沸腾。背上的汗水一条条流下来,好象许多根毛虫在上面爬动,痒痒麻麻的。床上的草席印着一大块阴黑的汗迹,又是一个火烈的大热天。我跟小玉合租的这间房间,是三夹板隔出来的,只有五个榻榻米大,除了一张床,两只竹蔑笼子,什么都放不下了。因为朝西,一到下午,太阳凶狠的射进来,房里就象蒸笼,热得人惴惴不安。

我坐在床上,头感到一阵刚睡醒的昏疲,喉头却干得在冒火。窗外传来一阵女人的尖笑,大概锦州街那些吧女都热得跑到巷子里去乘凉调笑去了。巷予里的酒吧还没有上市,收音机 却开得大大的,喷出一流狂燥的爵士乐来。渐渐的,我仿佛记了起来,刚才朦胧间,我看见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头,穿着他的童军制服,有肩带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他笑嘻嘻的伸出手来,对我说道,

“阿青,我的口琴呢?”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岁,我送了一管口琴给他,是在功学社买的,蝴蝶脾,两百七十块,花了我半个月的送报钱。弟娃爱得不忍释手,上学他把口琴插在裤子后面袋里,晚上他便放在枕头底下。睡到床上,还要拿出来吹两下,开始弟娃只会吹单音,后来我教他和声,他一学便会,而且吹得比我还要有板有眼。那时候学校里正在教《踏雪寻梅》,弟娃天天回家便吹奏这首轻快得象流水似的曲子。有时我们上了床,熄了灯,弟娃还要把口琴掏出来,把被窝蒙起头来吹,口琴声从被窝里透出来,闷得呜呜的响。有一次,把父亲吵醒了,他气冲冲跑进来,一把将弟娃被窝掀开,弟娃怕接揍,赶紧双手抱住头,编成一团。父亲看着,竞笑了。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那张苍纹满布严峻的脸上,绽开那样一抹慈蔼的笑容。我跳下床,从床底拖出我那只竹蔑笼子,从里面掣出了我送给弟娃的那管蝴蝶脾口琴来。几个月没有擦拭,口琴的白铜皮有点发黄了。我放到曰边随便吹了两下,声音还是十分清越的,只是有点霉味。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这管口琴正好插在裤袋里。是我从家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我想起弟娃来,这三个多月,是一连串没有记亿的日子。白天,我们到处潜伏着,象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别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在公园里,我们好象一队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莲蕊池的台阶上,绕着圈圈,在跳着祭舞似的,疯狂的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们窜逃到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神出八爪鱼似的手瓜,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们,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备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的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

朽日据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手里接着一叠沁着汗水的新台币,在黎明前的一刻,拖着我们流干精液的身体,放肆而又虚脱,漫步蹭回各自的洞穴里去。

这三个多月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象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弟娃,我最心爱的弟娃,我竟没有去想过他。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前,离得我那样近,伸手出来,笑嘻嘻的向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凉的。就象那晚一样,父亲先去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弟娃身边守住他,我去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冷得叫我打了一个寒嗓。我们在他身体下面垫了许多块砖头大的干冰。那些干冰一直在冒冷烟,弟娃如同睡在雾中一般。在市立殡仪馆,他们把他装进了一副小棺材里。他的小棺材,薄薄的,象只木箱,我趁他们不备,溜进了停尸间去,掀开了弟娃的棺材盖。弟娃十分局促的仰卧在里头,他们替他化了装,在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上,涂上了淡淡的胭脂。他们把他的双手合拢在胸前,他的肩膀都给挤得拱缩了起来。弟娃看来好象在装睡的模样……满面调皮滑稽,好象随时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似的。我们把弟娃运到碧潭公墓去,两个抬棺的脚夫,粗手粗脚,棺材从车上抬下来,东碰西撞,棺材头撞在车门上砰砰响。我一阵暴怒,走过去,猛推了脚夫一把,喝道:

“轻些,知道么?”

“还不起来?日头晒屁股了 ”

丽月探头进来笑道,她只穿了奶罩三角裤,披着一件粉红绸子的短袖睡衣,一头发卷还没有拆去。

“小玉回来过么?”我问道。

“问你呀,那个小玻璃,昨晚又野到哪里去了,”丽月也斜着 眼睛瞅着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阿青,你老实招来昭,昨晚你钓到大鱼没有?是条青花还是条老泥鳅?”

“还有饭么?”我不理会丽月。

“你上个月欠我的伙食还没还清,还想吃饭么?”

“先还一百,这总可以了吧?”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来,丽月一把抢了过去,笑道:

“快去吧,早上做的稀饭都发馊啦。”

我跟着丽月,走到她隔壁房去。她的房间,只跟我们的隔了一层薄薄的三夹板。从前丽月那个美国大兵情人强尼和她同居的时候,她把我们这间房布置成一间小客厅。强尼抛下她回美国后,她便分租给小玉,只收他四百块一个月,还让他搭中饭。小玉认识老周后,常常不回来住,他便叫我搬了进来,分组他一半租钱。

丽月是小玉的表姐,她很疼小玉,常常揪住小玉的腮叫他小玻璃。丽月体格很棒,而且风骚,在纽约吧里大红特红,那些美国兵都叫她丽丽。丽月用手捧起她那两团大奶子,面一扬,很不屑的说道:“怕什么?老娘有的是本钱。”有时候她白天去上班,家中阿巴桑忙着做事,便把她那个三岁大和强尼生的那个杂种仔小强尼赶到我们房间来,要我们看顾。那个杂种是个小可爱,一身洁白的娃娃肉,绿莹莹的眼珠子,却是一头乌黑微卷的头发。丽月本来把她的杂种仔丢给了孤儿院,后来舍不得,又去把他接了回来。丽月说,小杂种的老爸,是个很标致的美国郎。她案上有一张他穿了一身白色海军制服的照片,咧着嘴,一双眼睛花花的,风风流流的模样。丽月跟他同居,倒贴了他一年,还替他生了一个小杂种,他拍拍屁股,便溜回国去了。一共只来过三封信,寄了二十块美金给小强尼买圣诞礼物。丽月无可奈何的 叹道:“美国鸟,是很有良心的么?”然而她说她并不恨他,她原谅他,他来了她还要跟他睡觉。

“啊呦,有鱿鱼吃!”

我看丽月房中饭桌上摆着一蝶酸菜炒鱿鱼,一碗白稀饭。

“丽月姐,你真是一个好人!”我摸了一下丽月扎实润凉的膀子。

“去你的,少拍老娘马屁,”丽月坐到我对面笑道,“我问你,五仔昨晚到底又到哪里去打野食去了?”

“小玉么?找到一位华侨干爹啦,是从东京来的。”

“伊娘咧!”丽月咯咯骚笑了起来,“那个小玻璃专爱吃‘沙西米’!去年有一个大阪来的华侨,开中华料理的。玉仔为了他失魂落魄,做了好几个月的樱花梦。昨天半夜老周还来找他,我替他撒谎,说他回三重镇去了。老周只是不信,抓住我诉苦,一口呢呢依依的上海话,我也听不大懂。我看那个胖阿公对玉仔还有几分真心。”

“老周上星期才给小玉买了一只精工表,一千五,自动的,还有日历呢。”

“我看到啦,玉仔戴在手上亮来亮去,”丽月笑叹道,“谁教那个胖阿公偏偏迷上这个没心肝的玻璃货,算他倒霉!”

“阿母————”

阿巴桑带着小强尼走了进来,那个小杂种一看到他母亲,便摇摇晃晃,笑嘻嘻的一头撞进他母亲怀里叫道。丽月一把将小强尼抱了起来,剥开他的开挡裤,在他那混圆的小屁股上咬了一日,恨道:

“你这个小野仔,小杂种,你要了你阿母的命啦!”

阿巴桑是个大胖子,性情异常急躁,爬上楼半天还喘不过气来,脸上的汗水滴滴嗒嗒的。她把手里一对红蜡烛,两炷香,四五串锡箔元宝,还有一大叠纸钱往桌上一搁,便一五一十跟丽月算起账来,我猛然才想起,今天竟是七月十五,中元节了。

“你给谁烧冥钱,丽月姐,”我问道。

“给我那个死鬼阿爸呀!”丽月叹息道,她提起一串元宝来,悉悉嗦嗦的抖响着,“他在的时候,天天向我讨钱。死了,梦里头还要向我讨。不烧给他,我害怕,怕他到阎王面前去告状。”

“丽月姐,你分一半元宝给我,我给钱给你,”我掏出了二十块钱来递给丽月。

“你又烧给谁啦?”丽月诧异道。

“我烧给我阿弟。”

“他也向你要钱么?”

“他向我要口琴,”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十六岁了。”

“口琴?”丽月哈哈大笑,“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口琴卖的吧?人家说,阴间跟我们这里一样,什么都有。一定也有许多酒吧,我死翘翘了就到下面去当吧女去,要不然,越战打死那么多美国兵,怎么办?”

丽月笑得乱晃起来,两个大奶子战弹弹的,她指着我叫道,

“玻璃鬼!玻璃鬼!你和玉仔两人死了,一定也变成玻璃鬼。你活着是什么货,死了也是什么货,想改也改不了!”

我把两串元宝拿国房中,搁在床上,然后到澡房去冲了一个冷水澡,把头发也洗干净了。我换上了一套新买的衣服,一条深蓝达克龙的西装裤,一件套头蓝白条子的紧身衫。我把一头又长又硬桀骜不驯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还抿上了一些小玉的发蜡。临走时,我将那管蝴蝶脾的曰琴,插到后面裤袋里。我经过丽月房门口,丽月吹了一声曰哨,叫道:

“这一身打扮,又去找郎客了。”

我头也没回,跑下楼去,闯进了外面的世界里。中山北路上上下下,好象都落满了白色冒烟的溶液一般,空气热得在闪闪颤动。我赶忙掏了我那副宽边深黑的墨镜来戴上,这副太阳眼镜,是一个客人遗留在旅馆里五斗招上的,我收了起来,据为已有。白天在人群里,我便戴上这副宽边墨镜,把脸遮去一半。这样。即使碰见熟人,也可以装着没有看见,回避过去。

我在中山北路乘上公共汽车,坐到车子的最后一排角落里去,汽车里很燥热,刚洗完澡,一坐下来,一身又湿了。我要乘到西门町,然后转到南机场去。母亲就住在南机场那边。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我得到关于她最后的消息,是她在南机场跟一个开地下茶室的男人同了居。那还是弟娃告诉我的,他曾经到南机场去看过母亲两三回。母亲带他到西门町一条龙去吃蒸饺,两人吃了三笼。可是母亲后来却吩咐弟娃:以后没有事。不要再去找她了。这次弟娃去世,母亲并不知道。好几次我都想去告诉她,不知怎的,总没有去成。因为许多年没有跟母亲见过面,怕见了大家尴尬,没有话说。

想到母亲,想到弟娃,我又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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