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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台旅社二楼三五号房的窗户，正遥遥向着圆环那边的夜市。人语笑声，一阵阵浪头似卷了上来，间或有一下悠长的小喇叭猛然奋起，又破又哑，夜市里有人在兜卖海狗丸。对面晚香玉、小蓬莱那些霓虹灯招牌，红红绿绿便闪进了窗里来。房中懊热异常，床头那架旧风扇轧轧的来回摇着头。风，吹过来，也是燥热的。
在黑暗中，我们赤裸的躺在一起，肩靠着肩。在黑暗中，我也感得到他那双闪灼灼，碧荧荧的眼睛，如同两团火球，在我身上滚来滚去，迫切的在搜索，在觅求。他仰卧在我的身旁，一身嶙峋的瘦骨，当他翻动身子，他那尖棱棱的手肘不意撞中我的侧面，我感到一阵痛楚，喔的叫了一声。
“碰痛你了，小弟？”他问道。
“没关系。”我含糊应道。
“你看，我忘了，”他把那双又长又瘦的手臂伸到空中，十指 张开，好象两把钉耙一般，“这双手臂只剩下两根硬骨头了，有时戳着自己也发疼—— 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从前我的膀子也跟你的那么粗呢，你信不信，小弟？‘
“我信。”
“你几岁了？”
“十八。”
“就是了，从前我象你那样助年纪，也跟你差不多。可是一个夏天，也不过三个月的光景，一个人的一身肉，会骤然间耗得精光，只剩下一层皮，一把骨头。一个夏天，只要一个夏天—— ”
他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悠远，飘忽，好象是从一个深邃的地穴里，幽幽的冒了出来似的。
常常在午夜，在幽瞑中，在一间隐蔽的旅栈阁楼，一铺破旧的床上，我们赤裸着身子，两个互相隐瞒着姓名的陌生人，肩并肩躺卧在一起，陡然间，一阵告悔的冲动，我们会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事情，互相吐露出来。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目，不知道对方的来历，我们会暂时忘却了羞耻顾忌，将我们那颗赤裸裸的心，挖出来，捧在手上互相观看片刻。第一次跟我到瑶台旅社来的，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北方人，两块腹肌练得铁板一样硬，那晚他喝了许多高梁，嘟嘟哝哝，讲了一夜的醉话。他说他那个北平太太是个好女人，对他很体贴，他却偏偏不能爱她。他心中暗恋的，是他们学校高中篮球校队的队长。那个校队队长， 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跟了他三年，情同父子。可是他却无法对那个孩子表露他的心意。那种暗恋，使他发狂。他替他提球靶、拿运动衫，用毛巾给他揩汗。但是他就不敢接近那个孩子。一直等到毕业，他们学校跟外校最后一次球赛，那天比赛激烈，大家情绪紧张。那个队长却偏偏因故跟他起了冲突。他一阵暴怒，一巴掌把那个孩子打得坐到地上去。那些年来，他就渴望着抚摸，想拥抱那个孩子一下。然而，他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失去控制，将那个孩子脸上打出五道红指印。那五道指印，象烙痕般，一直源深刻在他的心上，时时隐隐作痛。那个体育老师，说着说着，一个北方彪形大汉，竟呜鸣哭泣起来，哭得人心惊胆跳。那晚下着大雨，雨水在窗玻璃上婉蜒的流着。对面晚香玉的霓虹灯影，给混得红绿模糊一片。
“五天前，我的父亲下葬了。”
“恩？”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五天以前，我父亲下葬在六张犁极乐公墓，”他在抽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亮起红红的一团火，“据说葬礼很隆重，我看见签名簿上，有好多政府要人的名字。可是我却不知道六张犁在哪儿，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知道么，小弟 ？”
“我从信义路一直走下去，就到了，极乐公墓在六张犁山上。”
“信义路四段下去么？台北的街道改得好厉害，通通不认识了，我有十年没有回来”他吸了一下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前天夜里，我才从美国回来的，走到南京东路一百二十二巷我们从前那栋老房子，前后左右全是些高楼大厦，我连自己的家都认不出来了。从前我们家后面是一片稻田。你猜猜，田里有些什么东西？”
“稻子。”
“当然，当然，”他播着一杆瘦骨棱棱的手臂笑了起来，“我是说白鹭鸶，小弟。从前台北路边的稻田里都是鹭鸶，人走道，白纷纷的便飞了起采。在美国这么些中，我却从来没看见一只白鹭鸶。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老鹰、海鸥、野鸭子，就是没有白鹭鸶。
小弟，有一首台湾童谣，就叫《白鹭鸶》你会唱么？“
“我听过，不会唱。”
白鹭鸶
车粪箕
车到溪仔坑————
他突然用台湾话轻轻的哼了起来，《白鹭鸶》是一支天真而又哀伤的曲子，他的声音也变得幼稚温柔起来。
“你怎么还记得？”我忍不住笑了。
“我早忘了，一回到台北不知怎的又记起来了。这是我从前一个朋友教我的，他是一个台湾孩子。我仍两人常跑到我们家后面松江路那头那一片稻田里去，那里有成百的鹭鸶。远远看去好象田里开了一片野百合。那个台湾孩子就不停的唱那首童谣，我也听会了。可是这次回来，台北的白鹭鸶都不见了。”
“你是美国留学生么？”我问道。
“我不是去留学，我是去逃亡的”他的声音倏地又变得沉重起来，“十年前，我父亲从香港替我买到一张英国护照，把我送到高雄，搭上了一只日本邮轮，那只船叫白鹤丸，我还记得，在船上，吃了一个月的酱瓜。”
他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半晌，才严肃的说道：
“我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去，我在世一天，你不许回
来！“所以，我等到我父亲过世后，才回到台湾，我在美国，一等等了十年——”
“小弟，你知道么？我的护照上有一个怪名字： stephen ngo广东人把‘吴’念成‘恩，’所以那些美国人都从鼻子限里叫我‘恩，恩，恩，——”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起来，我听着很滑稽，也笑了。
“其实我姓王，”他舒了一口气，“王夔龙才是我的真名字。那个‘夔’字真难写，小时候我总写错。据说夔龙就是古代一种孽龙，一出现便引发天灾洪水。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给我取这样一个不吉祥的名字。你的名字呢，小弟？”
我犹豫起来，对陌生客，我们从来不肯吐露自己的真姓名的。
“别害怕，小弟，”他拍了一拍我的肩膀，“我跟你，我们都是同路人。从前在美国，我也从来不肯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姓名。可是现在不要紧了，现在回到台北，我又变成王夔龙了。stephen ng，那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名字呢 stephen ng死了，王龙又活了过来”
“我姓李，”我终于暴露了自己随身份，“他们都叫我阿青。”
“那么，我也叫你阿青吧。”
“你是在美国旧金山么？”我试探着问道，我们公园里有一个五福楼的二厨，应聘出国，到旧金山唐人街一家饭馆当起大厨师来。他写信回来说，旧金山满街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旧金山？我不在旧金山，”他猛吸了一日烟，坐起来，把烟头扔到床前的痰盂里，然后双手梳到脑后，仰卧到床上。
“是纽约，我是在纽约上岸的，”他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让那扇电风扇吹得四处回荡，“纽约全是一些几十层的摩天大楼，躲在下面，不见天日，谁也找不着你。我就在那些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面，躲藏了十年，常常我藏身在纽约最黑暗的地方——中央公园，你听说过么？”
“纽约也有公园么？”
“怎么没有？那儿的中央公园要比咱们的新公园大几十倍，黑几十倍，就在城中心，黑得象一潭无底深渊。公园里有好多黑树林，一丛又一丛，走了进去，就象迷宫一般，半天也转不出来。天一暗，纽约的人，连公园的大门也不敢进去。里面发生过好多次谋杀案，有一个人的头给砍掉了，身体却挂在一裸树上。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孩子，身上给戳了三十几刀”
他说着却叹了一口气道，“美国到处都是疯子。”
“中央公园里，也有我们同路人么？”我悄声问道。
“唉，太多了，我上了岸，第三天晚上，便闯进中央公园里去。就在那个音乐台后面一片树林里，一群人把我拖了进去，我数不清，大概总有七八十个吧。有几个黑人，我摸到他们的头，头发好似一饼纠缠不清的铁丝一般。他们的声音在黑暗里啾啾的喘着，好象一群毛耸耸的饿狼，在啃噬着一块肉骨头似的。在黑暗中，我也看得到他们那森森的白牙。一直到天亮，一直到太阳从树顶穿了下来，他们才突然警觉，一个个夹着尾巴溜走了，只剩下一个又老又丑的黑人，跪在地上，抖瑟瑟的伸出手来，抓我的裤角。我走出林子外，早晨的太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他把那一双瘦棱棱象钉耙似的长手臂伸到空中，抓了两下，“一夜工夫，我觉得我手臂上的肉，都给他们啃掉了似的，红红紫紫，一块块的伤斑。那个夏天，我跟那些美国人一样，也疯了起来，疯得厉害。我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象头皮屑，一块块纷纷掉落，就象那些麻疯病人一般，然而我一点知觉也没有。有一天，我坐在大街上，拿着一把刀片，在割自己的小腿，一刀刀割得鲜血直流——”
“奥，为什么呢？”我问道，他讲得那样舒坦，好象是在割鸡割鸭似的。
“我要试试，我还有没有感觉。”
“不痛么？”
“一点也不痛，我只闻到血腥味。”
“哎，”我暖昧的叫了起来，我觉得风扇吹到身上，毛毛的。
“有几个女人看见，吓得大叫—警察跑过来，把我送到了疯人院里去。你去过疯人院么，阿青？”
“没有。”
“疯人院里也有意思呢。”
“怎么会？”
“疯人院里有好多漂亮的男护士。”
“是么？”我笑道，好奇起来。
“我进的那家疯人院在赫逊河边，河上有许多白帆船，我天天就坐在窗口数帆船。我顶记得，有，一个叫大伟的男护士，美得惊人，一头闪亮的金发，一双绿得象海水的眼睛。他起码有六尺五，疯人院里的男护士都是大个子。他拿着两颗镇静剂；笑眯眯的哄我吞下去，我猛—把抓住他的手，按到我的胸房上，叫道：
‘我的心，我的心呢？我的心不见了，“他误会我向他施暴，用擒拿法一把将我掀到地上去。你猜为什么？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懂”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放我出去，夏天早巳过了，中央公园里，树上的叶子都掉得精光。我买了一包面包干，在公园里喂了一天的鸽子”
他突然沉默起来，我侧过头去看他，在黑暗中，他那双眼睛，碧荧荧的浮在那里。床头那架风扇轧轧的扇过来一阵阵热风我背上湿漉漉的浸在汗水里。窗外圆环夜市那边，人语车声，又沸沸扬扬的涌了过来。兜卖海狗灾的破喇叭，吹得分外起劲，可是不知怎的，那样暗哑的一只喇叭，却偏不停的在奏那首《六月茉莉》一支极温馨的台湾小调，小时候，我常常听到的，现在让这些破喇叭吹得鸣呜咽咽，听着又滑稽，又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那些莲花呢，阿青？”
“什么？”我吃了一惊，沉寂了半天，他的声音突然冒了起来。
“我是说公园里那些莲花，都到哪里去了？”
“奥，那些莲花么？听说市政府派人去拔光了”
“唉，可惜了。”
“他们都说那些莲花很好看呢。”
“新公园是全世界最丑的公园，”他笑道，“只有那些莲花是美的。
“据说是红睡莲，对么？”
“对了，鲜红鲜红的。从前莲花开了，我便去数。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九朵。有一次，费摘了一朵，放在一个人的掌心上，他捧着那朵红莲，好象捧着一团火似的。那时候，他就是你这样的年纪，十八岁——”我感到他那钉耙似的手，尖硬的手指，伸到我的头发里。轻轻的在耙梳着，他那双野火般跳跃的眼睛，又开始在我身上滚动起采，那样急切，那样强烈的乞求着，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惧畏起来。
“王先生，我得走了。”我坐起身来。
“不能在这里过夜么？”他看见我在穿衣裤，失望的问道。
“我得回去。”
“明天可以见你么，阿青？”
“对不起，王先生，明天我有约。”
我低下身去系鞋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撒这个谎。我并没有约会，可是明天，至少明天，我不能见他。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象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那么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呢？”
“我们在公园里，反正总会再碰面的，王先生。”
我走到房门口时，回头说道。一口气，我跑下瑶台旅社那道黑漆漆，咯吱咯吱发响的木楼梯，跑出那条湿叽叽臭熏熏的窄巷，投身到园环那片喧嚣拥挤，到处挂满了鱿鱼、乌贼，以及油腻腻猪头肉的夜市中。我妨到一家叫醉仙的小食店门口，望着那一排倒钩着油淋淋焦黄金亮的麻油鸭。突然闻，我感到一阵猛烈的饥饿。我向老板娘要了半只又肥又大的麻油鸭，又点了一盅热气腾腾的当归鸡汤。咕嘟咕嘟我先把那盅带了药味滚烫的鸡汤，直灌了下去，烫得舌头都麻了，额上的汗水，簌簌的泻下来，我也不去揩拭，两只手，一只扯了一夹肥腿，一只一根翅膀，左右开弓的撕啃起来，一阵工夫，半只肥鸭，只剩下一堆骨头，连鸭脑子也吸光了。我的肚子鼓得胀胀的，可是我的胃仍旧象个无底大洞一般，总也填不满似的。我又向老板娘要了一碟炒米粉，悉悉嗦嗦，风扫残叶一般，也卷得一根不剩。结账下来，一共一百八十七。我掏出胸前口袋里那卷钞票，五张一百元的，从来没有人给过我那么多钱。刚才他把皮夹里所有的钞票都翻出来绘我了，还抱歉的说：刚回来，没有换很多台币。
离开圆环，我漫步荡回锦州街的住所去。中山北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紫白色的荧光灯，一路静荡荡的亮下去。我一个人，独自踏步在行人道上，我脚上打了铁钉的皮靴，击得人行道的水门汀磕、磕、磕发着空寂的回响。我把裤带松开，将身上湿透了的衬衫扯到裤子外面，打开了扣子。路上总算起了一阵凌晨的凉风。把我的湿衬衫吹得扬了起来。我全身的汗毛微微一张，我感到一阵沉滞的满足，以及过度满足后的一片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