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历史 93岁老兵苦寻组织70年,入党介绍人已去世,挖出三块银元证明身份

93岁老兵苦寻组织70年,入党介绍人已去世,挖出三块银元证明身份

央视寻人节目《等着我》曾播出过一期特殊节目。为什么说特殊呢?大部分上这个节目的人是来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失联多年的战友、朋友。而这期的求助者却是来节目找组织关系。

这是一位已经93岁的抗战老兵,名叫张道干,他已经找自己的组织关系找了70年。上这次节目的目的就是找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马振藻,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当大门缓缓打开时,出来的却是一位老奶奶。虽然彼此有些陌生,但张道干老人已经猜到她是马振藻的妻子、已经94岁杨美田。事实上马振藻早已经去世了。

张道干对她敬了个军礼还鞠了一躬,他走上前去拉着杨美田的手,鼻子一酸开始哽咽,久久无法言语。杨美田的儿子在一旁介绍:“他就是张道干,新四军时期你们就是住在他的家里。”

这是分别70年的一次重逢,由于年代久远杨美田直言:“我都认不出来了,你年纪大了。”张道干这时才勉强说出话来:“那你现在还是我的老领导呀!”

接下来张道干掏出3块已经保管70多年银元,两位老人对于那段岁月的记忆渐渐清晰。杨美田说:“他就是跟着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他负责通风报信。”

这期节目对于张道干来说有喜有忧虑。喜的是他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战友,找到了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忧的是杨美田虽然见证过那段岁月,但她并非张道干的直接介绍人,她能否证明自己的身份,还要打个问号。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产生几个疑问。张道干老人为何会丢失他的组织关系,以至于70多年都无法找回?在这段时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杨美田老人帮他证明身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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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干

张道干1923年出生,是江苏宿迁泗洪县界集镇杜墩村人。祖上是银匠也曾风光一时,后来家道中落,只为后人留下几间房子。张道干出生时,家里已经很贫穷,他并没有上过学。

抗战爆发后不久,张道干的爷爷奶奶在三个月内相继被惨无人道的汉奸杀害。19岁那年,汉奸在他的家乡拉夫,要把张道干抓去当伪军。张道干说什么也不同意,汉奸恼羞成怒,挖好坑准备将他活埋。

心急如焚的家人好不容易借来几块银元,又找到乡绅去说清,打点汉奸之后才把张道干救下了。从此以后,张道干异常痛恨这些欺压百姓的汉奸和侵略者,发誓终有一天要把他们赶出去。

1942年秋天,时任中共金锁区委书记兼区长、区大队和武装工作队政委的马振藻奉命到洪泽湖一带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当地百姓抗日。

据杨美田后来回忆,那时候敌后根据地形势非常严峻,日伪军经常来搜查,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常常隐蔽在百姓家中。而张道干家有空闲的房间,马振藻夫妇就时常住在他们家中。

90多岁的的张道干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马振藻时的场景,那是1942年正准备挖红薯的季节,一个说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从村西边走来。他说要带领群众们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乡、赶出中国,这深深地吸引了张道干。

不久后马振藻的妻子杨美田也来到此处。当时是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失去经济来源,使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21岁的杨美田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嫁妆和家中一些物品换得56块银元,乔装打扮后穿过日伪军的封锁来到根据地交给丈夫。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马振藻发现张道干机灵、勇敢,而且与日伪军有深仇大恨,是可以发展的对象。他时常安排一些传递情报的工作给张道干做,张每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不久之后,马振藻决定介绍张道干入了党。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仅没什么好处,而且还有可能危及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不过张道干没有丝毫犹豫,他瞒自己母亲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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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藻

张道干晚年回忆,马振藻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不仅帮助他建立了理想信念,还教会他怎么开枪,怎样躲避敌人的手榴弹和炮弹。

那段时间张道干不仅担任部队后勤任务还参加宣传工作,动员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抗日。他后来还参加了洪泽湖地方武工队,与战友们一起破坏日军交通线,砍断电线杆。在一次伏击行动中,他们还击毁了一辆日军军车。

1942年底,日军调集万余兵力分五路对淮北苏皖边区进行“扫荡”。新四军决定先以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主力跳出包围圈后攻敌侧后。担负牵制任务的是第九旅26团,当时他们总兵力不到500人。

26团以游击战术在包围圈内与日军纠缠了20多天,并于12月9日进驻泗洪县东北部朱家岗。由于行踪被日军发现,当晚日军就集结1500多人悄悄包围了朱家岗。

次日早上,战斗打响。面对敌人优势兵力和火力,新四军战士们始终坚守阵地,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团长罗应怀中弹负伤后仍在坚持指挥。直到下午4时,九旅旅长韦国清率骑兵团增援,将日军一举击溃。

战斗中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而新四军有73人牺牲,这是一次以弱胜强的战斗。在抗战相持阶段,国军投降情绪弥漫的形势下,对于坚定抗战信念有极大意义。

张道干随武工队参加了朱家岗外围战斗,战斗结束后他们负责打扫战场。张道干赶到现场将牺牲的战友掩埋后,发现现场仍留有未被抢走的13具日军尸体。

当地的老百姓都无比气愤地说道:“把这些鬼子扔到野外喂狗算了。”但当时新四军有规定,在战场被遗弃的敌军尸体也要妥善掩埋,以显示我军的人道主义精神。

张道干对老百姓说:“他们也是爹娘养的,就一起把他们埋了吧。”但是老百姓们仍然不答应,不肯动手干活。张道干找了个理由说:“把这些鬼子埋在地下,叫他们给我们的战友放哨站岗。”

这样,老百姓才答应帮忙。朱家岗烈士陵园因此也成了一座特殊的“敌我共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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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斗后,马振藻和妻子奉命到更艰苦的屠园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张道干只能与他们依依惜别,临别前马振藻说:“将来抗战胜利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他把3块银元交给张道干接着说:“这是这段时间我们住在你家里的生活费,组织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张道干说:“你们那边更困难需要钱,更何况我是党员又不是群众。”

马振藻说:“这是组织的安排,你应该服从。”

这三块银元,张道干一直舍不得用,也从未告诉家里任何人。他把银元埋在自己的床下,想着等将来抗战胜利了再交还给组织。只是他没想到,与马振藻的分别成了永别,而那三块银元直到70多年后才派上用场。

1944年底,张道干加入了新四军,他参加过收复洋河、临河集等战斗。抗战胜利后,反动势力挑起内战,张道干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遭到偷袭,被敌军追击。越过运河时,部队被打散,党小组书记韩忠泰被捕。

为了保证同志们的安全,保管党员名册的人将档案全部销毁,张道干的党员身份从此丢失,然而他对此并不知情。

由于和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张道干和一些被打散的战友参加了泗阳县大队,后来被编入江淮军区部队。他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蚌埠作战和大别山剿匪等战斗。

由于张道干在战斗中表现出色,指导员提出想发展他成为党员。但张道干说:“我早就是党员了,抗战时期就入党了。”

但指导员问他的组织关系在哪里他却又说不清楚,只是说:“等将来全国解放了总会找到。”

指导员又劝他:“现在重新入难道不比你将来去找更快吗?”

张道干有些激动地说:“我又没犯错,又没被开除,为什么要重新入?我是抗战时期的党员更光荣。”

由于没有组织关系,他只能被当成一个普通战士。在担负重要作战任务、立功表彰、职务升迁等方面都得往后靠。加上他没有文化,所以直到退伍时也只是个副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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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道干就是这种倔脾气,认死理,战友们都叫他“老杠头”。一次一名司务长想带一点部队的粮食回家,张道干追上去说:“你一个党员咋能侵占部队的财产呢。”

1950年,张道干退伍回到家乡。他第一时间去找了韩忠泰,让他为自己证明身份。可是韩忠泰却无奈地说:“我现在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证明,怎么证明你的?

这时张道干唯一的希望是找到马振藻,然而几年下来,他走遍了附近的乡镇都未找打听到马振藻的消息。由于他不认识字,只知道马振藻名字的读音,后来帮他找人的侄儿也把马振藻的名字错误地写成“马振早”。

由于名字写错,再加上当年交通和通信都不便利,张道干始终未能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这样,他在村里也只是一位普通群众,无法参加组织生活。

不过即便没有党员身份,张道干也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凭着不服输的倔脾气,积极从事生产工作,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公社时期他被生产队委任为大队的粮食保管员。

在当年这绝对是一个“肥差”,掌管着整个大队的粮食。可张道干却从来公私分明,从不侵占公家一粒粮食。在困难时期,有的干部想多分一点粮食,都被张道干阻止。有时候着急了他会大吼:“你就是撤了我,我也不会多给你一点!”

当年的农村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很多人都吃不饱。最艰难的时候,张道干家吃过芋叶,吃过野菜。房屋破旧漏风漏雨,生病无钱吃药。他始终没有动过埋在床底下的那三块银元,他把它们看作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

张道干的粮食保管员工作一干就是30年,一有机会他就要到附近去找马振藻。张道干无儿无女,与侄儿张绍宝一起生活,后来张绍宝也加入了寻人队伍。只是由于名字写错,他们始终未能找到马振藻,倒是听了不少嘲笑的话。

有的人说:“这老头疯了吧,自己是不是党员都不知道吗?找这么多年了也没找到。”还有的人说:“他打仗时没立下什么功,现在找国家肯定是想多要点钱。”

面对这些风言风语,张道干和家人只能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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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干和杨美田

1998年,张道干患了一场重病,十几天水米不进,连医院都开始劝张道干的侄儿放弃治疗。那时候张道干精神恍惚,流着眼泪对侄儿还说:“我的党员身份还没找回来,死不瞑目啊。”

张绍宝看到这个场景,心里非常难受。他下决心哪怕自己再穷,也要筹钱把伯父治好,帮他找到马振藻。

他将张道干转到了省城医院,说来也怪,不知是省城医生医术高明,还是张道干的意志太坚强。转到省城医院没多久,他的病情渐渐好转。

那时张绍宝经常到外省工作,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想办法打听马振藻的消息,然而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直到张道干的侄孙长大了,他们提议在媒体和网络上试试。侄儿侄孙们帮张道干找到《宿迁晚报》求助,报社的记者听了张道干老人数十年寻找组织的故事后非常感动,写了一篇报道。

张道干老人的故事引起了泗洪县新四军研究会的关注,他们经过研究发现确实曾有一个叫马振藻的人与张道干描述的“马振早”经历非常相似,他们判断应该是张道干不认识字把名字写错了。

经过多方查询,他们发现马振藻曾在商丘和开封担任过地委组织部长,不过遗憾的是他在1991年冬已因病去世。泗洪新四军研究会又尝试与马振藻的后人联系,打听马家情况。

与此同时,央视《等着我》节目也注意到了张道干的故事,最终在他们的联系下帮助张老找到了他的老战友杨美田。

去北京参加节目录制前,张道干才从自己床底下挖出那三块银元,也正是这时侄儿才知道他竟然还藏着三块银元。开玩笑地对他说:“地下还有什么宝贝,一起挖出来呗。”张道干严肃地说:“这是党的财产。”

《等着我》节目录制结束后不久,杨美田拖着病躯执意要到张道干家中探访,两人再次回顾了那段轰轰烈烈的战斗岁月。杨美田还给张道干写下一份证明:

1942年冬,我丈夫马振藻在张道干家经常召集党员会。张道干都参加了,我和张道干的弟弟在外面放哨。特此证明。

此后,张道干的故事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地方对此事也非常重视,他们查找了相关历史档案,根据现有证人和证据,经过慎重讨论,形成报告:决定恢复张道干党籍,党龄从1942年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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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还为张道干举办了一场恢复党籍仪式,当重新戴上党徽那一刻。张道干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哽咽着说道:“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共产党没有把我忘记!”

后来有记者问他,你为什么会坚持寻找这么多年呢?

张道干回答说:“我不为金,不为银,只要恢复党员身份。”

事实上,张道干寻找组织确实不是为了什么钱。此前他并没有向地方提过什么要求,而且由于退伍证丢失,他也只是在“成名”了以后才被认定老兵身份。当地领导和一些热心人士来看望他,经常带来许多礼品,也都被他一一退还。

后来,张道干和杨美田共同把那三枚见证他们一生追随信仰的银元捐献给了博物馆。

2017年9月,张道干病重再次住院,那时他只能靠营养水维持生命。也许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了,当地领导来看望他时,他把毕生的积蓄9400多元,作为自己最后一笔党费交给了组织。生命最后一刻,他示意侄孙把马振藻的照片拿到他身边。

2017年10月2日,张道干老人去世,走完了忠诚的一生。

张道干的战斗生涯并未立下耀眼战功,算是一个普通战士。但他70年如一日执着地寻找组织,这种平凡的坚守和忠诚让他变得不再平凡。他追随信仰的故事为后人竖立一座精神丰碑,告诉我们因为有了信仰、因为坚守信仰,平凡人也可以书写伟大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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