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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

第十一章

杨作新接了指示,也就依依不舍,离开红军游击队,重新换上一件长衫,另配一副二轱辘眼镜戴了,去那肤施城。行到路上,想到离家日久了,不知母亲和杨蛾子,现在情况怎样,于是便多绕了一段路程,回了趟吴儿堡。自丹州城到后九天,再到交口河,再到袁家村,再到红军游击队驻地,再到吴儿堡,接下来再去那肤施城,算起来,杨作新这半年,恰好在陕北高原,转了个弓背形的半圆。

这一次行走,没有了黑白氏,于是路途也就多了许多的孤单和寂寞,不过脚步却快了许多。第二日,翻过那架父亲当年掩护他逃跑时走过的山梁,眼前川道渐见宽阔,一溜儿窑洞,顺山腰摆开,吴儿堡到了。

杨作新家的窑洞在南头。远远地眺见自家那孤零零的三孔土窑,杨作新的心头一阵颤动。这窑洞显得更破旧和古老了,在杨作新在世界上游历了一番后,眼前的窑洞,也不似记忆中的那么高大了,它显得有些寒碜、低矮,仿佛叫它洞穴更合适。令杨作新感动的是,窑门口挂着的那串红辣椒还在,一年一茬,旧的吃了又换新的,它标志着不管怎么说,对于这家窑洞的主人来说,生活在继续着,一年一年地在倒换着步子。

母亲已经老眼昏花,她好久没有认出来儿子。直到官道上的那个行路人,在自家门口站定时,她还以为是过路人要讨水喝,忙着说让她去烧。待那过路人亲亲热热地叫了声“妈”,她才醒悟过来。她走过去,像个孩子一样,两只手搬住来人的头,眼睛瞪在脸上,细细地瞅了半天,认出这是杨作新,于是“哇”的一声哭了。一腔热泪像撒珠子一样,跌在杨作新的胸襟,两只又枯又瘦的手,挽住了杨作新的脖子。

“我儿,是你回来了?”母亲问。

“是我,妈!确实是我!”杨作新回答。

杨作新弯下腰,轻轻地托起母亲,将她送回窑里,在炕边上坐定。

母亲只是瞅着杨作新笑,笑得脸都皱成了一朵花。见了儿子,她突然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婆,她不住点地打问,问杨作新这几年的情况。她还以平静得叫人吃惊的口吻,讲述了杨干大死时的情景。当然,她没有忘记说杨干大死时的嘱托,不过两件嘱托,她只说了一件,就是委托杨作新招呼杨蛾子,至于圈窑那件,她没有说。那是她自己的事,她不好意思说。提起杨蛾子,杨作新问道,她到哪儿去了。母亲说,屋里屋外,现在全靠她了,这不,她和村上的一伙姊妹,上山掏地地菜去了。

正说到这儿,垴畔上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听到笑声,杨干妈说:“你看,死女子回来了!”

杨干妈话音未落,杨蛾子已经下了畔,挎着一只篮子,不停嘴地叫起“哥哥”。杨作新正待起身,蛾子已经抬脚进门。“哥哥!”她又叫了一句。人到了跟前,几年不见,有些怯生,竟在杨作新面前,有些忸怩地站住了。

几年不见,杨蛾子已经发育成一个大姑娘了。她的身上,保留了这个古老家族的所有的遗传优势:端庄、秀丽、美貌、热情,那人儿,仿佛是在黄土坬上,开放着的一朵热烈的野花。她刚刚从山坬上下来,脸色红扑扑的,泛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散发着一种青春的异样光彩。杨作新见了,不由得从心里赞叹一声,叫一声“好妹妹!”

“蛾子,你咋知道我回来了?”杨作新问。

“咋知道?我在山上挖菜哩,你一从那坡坬上下来,我就瞅见你了,瞧你那走势,我一看,就知道是杨作新。我和姊妹们打赌,说是我哥回来了,她们还不信,说真是杨作新,就把她们挖的菜,都倒给我。我们站在山梁上眺呀眺,直眺到你走进咱家窑院。你瞧,我这满满的一篮地地菜!”

杨作新笑了,杨干妈也笑了。杨作新打心眼里,喜欢自己这个妹妹。自从接触了黑白氏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

杨干妈要蛾子,将那地地菜择了,洗干净,今格杨作新回来了,她要给他做一顿细饭,用地地菜,掺上干豆角,为儿子包一顿饺子。

在这样的年景,这样的家境,这算是最好的饭食了。杨蛾子将地地菜择净洗净后,又从墙上取下一串干豆角,然后将两样东西放在案上,聚成堆儿,剁了起来;这时候,杨干妈将面也和好了。配好调料的馅儿,还有和好的面团,一起拿到炕上,三口人便盘腿坐在炕上,开始“套窝窝”。陕北人的包饺子,不擀饺子皮,而是从面团上撕下一块面来,在手里玩成蛋蛋,然后用大拇指转呀转,将面蛋套成一个窝窝,把馅儿放进去。这种做法,自然比那饺子皮包的饺子,皮要厚得多,做起来也别扭得多,不过杀猪杀屁股,一人一个杀法,陕北人的包饺子就是这样的。

吃罢饭,见天色还早,杨作新提出,他想到父亲的坟头上看一看,祭奠一下他老人家,并且在坟头上添上把土。母亲说,让蛾子陪你去吧,山上满是荒坟,哪个是哪家的,你不清楚。于是,蛾子陪着哥哥,上了垴畔,沿着那条弓形的山梁,上到山顶,在那棵老杜梨树旁边,在那葬埋着两个古老的风流罪人的那一处坟地里,找到了杨干大的坟茔。

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堆,简单,平常,要不了多久,如果没有人照管,这坟头就会被黄风和雨水拂平。站在父亲的坟头前,杨作新有许多感慨,父亲的音容笑貌,这一刻,倒海翻江似的涌满了心里。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像一切为人子者这时候应该想到的那样,杨作新此刻觉得,他欠父亲的太多,或者说父亲给予他的太多。他觉得父亲还没有给他一个偿还的机会,就这样匆匆撒手而去了,实在叫人遗憾。他想到父亲一生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一天福也没享过,眉头的锁结一天也没打开过,这似乎是他的一个失职;而他所从事的事业,正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让千千万万父亲这样的人能过上好日子,能放开肚皮吃上一顿,能在业余时间除了捉虱子以外,还有另外的精神活动;这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神圣,他的心中除了原先的悲怆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崇高的感觉。

他跪了下来,为父亲烧纸,烧完纸,又接过杨蛾子端上山来的一碗凉水。乡里人除了年节,难得见酒,遇到事情,水酒水酒,便以水代酒。杨作新接过水酒,跪在地上,自左至右,将那水酒,成一条直线,洒了三巡。祭奠完了,便将那只盛水的粗瓷大碗,扬手高高举起,“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瓷碗顿成碎片。这叫“摔瓦罐”,本该是杨干大入土那天,他该做的,现在补上。一切结束后,就又叩了个头,然后一手拄地,站起。

杨蛾子见毕事了,走过来,为哥哥拍拍膝盖上的土。和杨作新的沉重的心情相反,她的态度竟是出奇地平静,宛如母亲对待这件事时的态度一样。时过境迁以后,杨作新时常想到这一点,他认为,是乡下人淡泊惯了,因此对于这生生死死,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也麻木了;后来,在肤施城监狱里,当他自己为自己选定了死期,并且以异常平静的心情,去自行结束生命时,他才幡然省悟:在陕北人的性格中,有一种知生知死的达观意识,他们明白人注定要死亡,一抔黄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每一个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便是苦难命运的终结,便是一种得以永恒的幸福的开始,所以应当平静地接受命运,所以应当吹奏起唢呐为上山的人送行才对。

离开坟头,离开乡村公墓,刚刚踏上下山的路,杨蛾子就笑了起来。她的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山谷里。苦难的生活还没有磨掉这山野女子的青春的笑声。我不明白姑娘们为什么爱笑。我去请教一位懂得姑娘的专家,他告诉我,姑娘爱笑,就是因为她们想笑。我觉得他的话说的饱含深意。上面这段话是一位前辈作家说的,现在用给我们的杨蛾子,不能说不妥帖。

笑声感染了杨作新,他深深地吸了口山野间的清气,也感到心情愉快起来。前面说了,自从遇见了黑白氏以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细腻的原因。这时,他告诉了妹妹,在肤施城里,枪杀秃子的事,他问妹妹,事情发生后,花柳村那边,还找没找这边为难。

杨蛾子说,杨作新杀秃子的事,传到乡下,她也知道了,哥哥真是个大男人,说到做到,替杨家出了这口恶气。她还说,事发后,花柳村那边,也没敢到吴儿堡骚扰,大约是慑于杨作新,或者是觉得自己理亏,咽下那口气了。

杨作新这时候记起了父亲的嘱托,他对杨蛾子说,你现在是自由的身子了,该找一个了,是不是已经有了,还瞒着哥哥。

杨蛾子羞红了脸,说她没有———确实没有。闪过年龄了,好小伙子都有了家,没结婚的,她都瞧不上眼。

“莫要心高,就像我!”杨作新说着,想起了老实的灯草儿,心里不是滋味,“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给我说,哥哥帮你找。”

“你的腰里别着手枪吧,哥哥!你刚才叩头的时候,我看见了。”杨蛾子说,“我要找,不图银钱,不图人样,就想找一个,哥哥这样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站得起、蹲得下,走南闯北的男子汉。”

“好妹妹,你还是心高,像我的禀性一样!”杨作新取笑妹妹。

“哥哥!”杨蛾子难为情地叫了一声。

“我帮你找,我帮你找!遇见那背着短枪、打着裹腿的好小伙子,我抢也要抢一个回来给你!”杨作新赶紧说。

杨蛾子笑了。她有些害羞,于是一个人,飞也似的,顺山梁跑了下来,身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杨作新在吴儿堡,盛了三天。三天期间,除祭奠了父亲杨干大以外,他还以一个孝子的身份,叩拜了埋杨干大时,帮过忙的族人,并且托付他们,关照他母亲和妹妹。这件事自不必说,村里人见杨家老大,如今气宇轩昂,成了一代人物,自然满口答应。三天头上,杨作新辞了母女二位,启程上路。临行前,母亲抹着泪水,又提起抱孙子的事,杨作新这时也猛然感到,这确是一件大事,他满口应承了下来,说有合适的,就成亲。母亲说了,趁她这二年,还没有老得走不动,还能服侍月子,杨作新得把这事抓紧。杨作新听了,又是一阵鸡啄米似的点头。最后,他给家里丢了一点钱,嘱咐妹妹,好生照顾母亲,说罢,终于抽出身子,别了家门。

人世间,总是乡情最浓,那山,那水,那破旧不堪的窑洞,那衣衫褴褛的母亲,那足以引起你童年回忆的每一件物什,它们都带给你一份情感,使你真诚、崇高和善良。而作为游子来说,当他在险恶的世界上游历的时候,他明白,有一处地方,永远在他的世界上存在着的,那就是故乡,无论他在外边,闹成了天大的世事,或者在外边,一败涂地,头破血流,当他推开吴儿堡那破旧的柴扉,总有滚滚的米汤,灼热的石板炕和亲人的笑脸。你在外边或荣或辱,那是你的事,他们不问这个,他们永远认为你是对的,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爱你,无条件地爱你。哦,假如在动荡的世界上,还有一块固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乡情。

杨作新离了吴儿堡,晓行夜宿,不几日,进了肤施城。肤施城里,时过境迁,认得当年那个激进学生的人,不会多了,况且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又多次换防,因此杨作新放开胆子,进了北城门。

世事沧桑,这几年,肤施城里,人口又增加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尽管是战乱加上灾荒,城内的建筑物还是新起了不少。

杨作新在一个小客栈里下榻。洗漱一毕,吃了顿饭后,便将短枪别在腰里,径直来到市场沟一家山货店门口。

山货店生意异常冷落,只一个掌柜的,站在柜台里边,向街上张望,见了杨作新,叫一声“发财发财”,算是招呼。

杨作新站定,一只手扶住柜台,另一只插在腰里,回敬一声“彼此彼此”,然后说道:“兄弟是从北草地下来的皮货商,这次赶脚,带回来一些上等皮货。”

“都是些什么?”掌柜的问道。

“五十张黑羊皮,五十张白羊皮,外带两领狐皮!”

掌柜的听了,笑起来。笑罢之后,他说:“客官是个外行,还是故意逗趣,羊皮不论黑白,只论山羊皮和绵羊皮。”

“此话怎讲?”杨作新问。

掌柜的答道:“山羊皮做穷汉穿的光板子皮袄,绵羊皮做富汉穿的皮大氅!”

杨作新接着说:“山羊皮擀穷汉睡的沙毡,绵羊皮擀富汉睡的绵毡!”

掌柜的说:“正是这样!”杨作新亦回应一句:“正是这样!”说罢,二人击掌,哈哈大笑。暗号对上了,掌柜的四下瞅瞅,说句“屋里说话”,杨作新听了,一闪身,进了柜台。

接上头后,杨作新召集支部内部身份没有暴露的同志,开了个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批评了前一段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情绪,指出在肤施城这样的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宜灰不宜红,宜散不宜聚,首要任务,是保证肤施作为中枢地带,以交通站性质,沟通远在陕北北部边缘的红军游击队和上级的联系,接送过往首长,及时为游击队传递情报等。

安排停当后,杨作新便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装扮成教书先生模样,前往小镇小学就教。这一次,他在小镇,待了好几年时间,一边教书,一边领导肤施城区的地下党活动。他的婚姻问题,也在小镇得到了解决。

学校建在一所旧庙里,刚刚成立,规模很小,教书先生连同这个校长在内,一共三位,所教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合起来,也就是四五十人。这里虽是肤施城郊区,却十分落后,农民的生活也很苦,经济的制约,农民们对孩子上学,也不热心。没法子,杨作新只好挨门挨户地去请,好容易收起了几十名学生,于是制订教学规划,安排国语、算术诸类课程,破庙里的钟声,当当当地敲响了。

杨作新是农家出身,知道孩子上学的艰难,对农民的苦处,也不乏深刻了解,所以在教学中,尽心尽力,加之他为人和蔼,学识渊博,所以过了不久,便在这小镇及周围几个有学生的村子,熬上了好乡俗。那些上过一段学的学生,回家后写个对联,记个出入小账,也都没给杨校长丢脸,这样久而久之,学校便巩固下来,并且得到肤施教育局督学的表扬。

那肤施城教育局的督学,你知道是谁?原来这位女士,正是当年,与杨作新生别死离的那个“密斯赵”小姐。她嫁给警察局长后,接着又去省城,上了两年大学堂,回到肤施,可以说是肤施城中学识最高的女才人了,所以入了官场,占了督学这个位置。赵督学正当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不料有一喜即有一悲,她的丈夫,警察局长在一次“剿红”时,不幸阵亡,所以,赵督学至今还空守闺房。以她的才貌,来求亲的自然不少,想占便宜的也不少,但是都被她婉拒了,据说她拒绝的自然都是些凡夫俗子,但和肤施城中,几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却私下里有些来往,不然如何能久占督学这个位子。说是说,这话也不一定当真。

赵督学来小镇小学视察,眼睛一亮,瞅见了正在操场领学生们跑步的杨作新。虽然杨作新脸上落满风尘,挺直的腰身也稍有一点前倾,已不是当年那个白面书生的模样了,但是赵督学当年动过真情,动过真情自然也就记得实在。她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当年亡命出肤施的那个人,只是碍着还有几位冬烘先生,于是,她只意味深长地瞅了杨作新一眼,并没露出什么。

杨作新也认出了当年的“密斯赵”。他暗暗叫苦。肤施城内,人事沧桑,他知道经过这么多年,能认出他的人不会多了,入肤施城初始,他怕的就是这个昔日的情人,知道她肯定会认出他来。事已至此,这个早晨,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打着哈哈,支应这一伙上峰来的视察大员。那赵督学几次想找一个说话的机会,单独和杨作新拉一拉,杨作新经历了这些年的摔打,也是一个场面上的人物,只是虚应,不给心慌不定的赵督学这个机会。

这赵督学自然不是一般的女子,见了杨作新这样,她于是装做不知。一行人视察了校舍,观摩了杨作新的讲课,就要启程回城时,赵督学说,让各位先走,她还想和杨校长,再拉一拉“盐蛹蛹”的事,杨校长除了治学有方以外,视民众如父母,这个“盐蛹蛹”的事,她早就有所风闻,现在,想听杨校长再亲自谈一谈。

一行人走了以后,这赵督学便昂首走进了杨作新的办公室兼寝室。杨作新见她将别人都支应走了,只留下自己一个,料想她没有恶意,起码这次没有恶意,于是也就放下心来。既然赵督学想问问“盐蛹蛹”的事,于是坐定之后,便清清嗓子,讲了起来。

待到坐定,四目相对时,赵督学也早就没了刚才的气势。眼见得杨作新的官样文章,她忍耐了几次,终于忍耐不住,竟鼻子一酸,扑簌簌地掉下几滴眼泪。她掏出手帕,将眼泪擦了,问道:“杨作新,你真的不认得我是谁吗?”

杨作新停止了汇报,故意有些诧异地说:“你是赵督学呀!”

赵督学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说:“你只知道你眼前的是赵督学,你就不记得,当年那个剪着短发的,热情洋溢的女学生,那个叫嚷着要学秋瑾,也写出一幅‘秋风秋雨愁煞人’条幅的‘密斯赵’了。”

“记得,当然记得,不过那都是当年的事了。‘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那时的少不更事,少年狂热,我们都不要提它了吧!如今,我是国民政府的顺民、模范小学的校长,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个衣食饭碗而已。我想,你不至于寻我的麻烦吧!即便寻,我想我也不怕,时过境迁,谁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赵督学想不到杨作新这样绝情,也想不到杨作新现在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她有些信了。这些年来,她的心里,其实一直有杨作新,她希望他干成一番大事,不管干什么,就是当共产党也行。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总是把自己最初钟情的男人,看做整个世界,看做崇拜的偶像,希望有一天,在邂逅相遇的时候,男人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以君临万方的姿态降临人间,这时,她将对她身边的人说:“瞧,这是我最初的恋人!”

赵督学深深地感慨起来,看见生活将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昔日的英雄,变成了现在的冬烘先生,她甚至有些可怜他了。她开导他说,应当面对生活,尤其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她看见她所爱的一个男人,最后竟在这座破庙里,消磨掉他的生命,直到死亡,她会伤心的。她接着问起杨作新的婚姻,听说杨作新如今还是单身,她很留意,她强调自己目前也是单身。最后,她鼓励杨作新说,在省城上学的时候,她不知道从哪本书上,抄了一句一个外国作家的名言,名言是写给男人的,出言粗鲁,有伤风化之嫌,但是现在就他们两个,因此她斗胆将这名言说出,算是口赠给杨作新吧!

“这句名言是———”赵督学停顿了一下,脸上泛起一阵杨作新曾经熟悉的红晕。她很快地接着说,“这句名言是:‘男人的事业在酒杯里,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肚皮上!’”说完以后,她镇定了一下自己,然后盯着杨作新看。她毕竟不是当年的“密斯赵”了,经历了社会,经历了人生,经历了婚姻,她已经成了一个干练的女人了。

杨作新迎住了赵督学的热辣辣的目光,并且从她的话语中,也听出了那露骨的暗示。但是他装做困惑不解,他的眼神是迟钝的和惶惑的,而且似乎还有一丝胆怯,其实在他的心中,也翻滚着一股滚烫的激情,故人相见,不管怎么说,那一段感情总是存在过的,并且曾经是那样美好,因此此刻杨作新真想迎上前去,攥起她的手,彼此都卸去伪装,认真地或者轻松地谈一谈。女人先卸去伪装了,但她毕竟是女人,虽然聪明过人,对这个世界毕竟还知之甚浅。杨作新成命在身,不敢有丝毫闪失,对于女人的用情,一时间也难辨真伪,他明白,一定要稳定住自己,不能感情用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想法子请这位赵督学上路。于是,好个杨校长,拽拽衣襟,咳嗽了一声,避开赵督学刚才抛过来的话题,又开始汇报起他的“盐蛹蛹”来。

杨作新迟钝的目光本来已经使赵督学难堪,觉得初次相逢,她的话说得多了点,露了点,正有一丝悔意,这时,见杨作新又拉起了那肮脏的“盐蛹蛹”,于是有些恼火地打断了他的话。赵督学说:“改天再拉你的‘盐蛹蛹’吧!杨作新,你也明白,我不是为这事才在你这里耽搁的。我现在要走了,不过,我还会常常来的,或者,将你调到城里的学校去。唉,谁叫咱们曾经有过那一阵子哩!”

女人说到这,眼圈有些红,她掏出一面小镜子,匆匆地收拾了一下,最后,她要起身告辞了。这时,她看见了杨作新叠得有些零乱的被子。“你还没有学会叠被子?”她说,“记得上肤施中学时,我到男生宿舍找你,进了宿舍,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你将被子整好。我一边整一边说:‘我的乖孩子,你什么时候才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呢!’”

杨作新见女人这样说,学校里的那些日子,顿时历历在目,浮现在了眼前,他觉得他和眼前的这个赵督学,接近了许多。如果赵督学现在能不走,能继续说下去,也许,她将攻破杨作新,他们之间存在的那个鸿沟,起码在这个高原的早晨,会暂时填平,她所期望的那个当年的杨作新,会放下冷漠、戒心和自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遗憾的是,赵督学没有能够继续说下去,出于一种习惯使然,她现在走到了杨作新的床前,伸出手来,要为杨作新整理被子。

杨作新见状,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刚才那骤然而止的温情,一下子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原来他的枕头底下,压着那支短枪。前面说了,肤施城距小镇,仅二十华里,敌人的马队,十多分钟就可以赶到,平日里,小镇的街道上,一溜一串,南来的、北往的,时常过队伍,所以杨作新不能不防。平日睡觉时,这支短枪,老在枕头底下,以防不测,白天就塞进被子里,以备急用。督学一行来视察,已属意外,那赵督学却是故人,则更是意外,如今这督学大人的纤纤玉手,正待揭开被子,则意外之处,又添一层惊惧了。

杨作新一改刚才木讷委琐的样子,一个箭步赶上前去,拦住了赵督学的手,然后陪着笑说:“赵督学,咱们为人师表的,你看窗外,有学生在瞅哩!”

赵督学听了,也感到前面的举动,有失督学尊严,于是缩回手,起身告辞。杨作新赶紧打发两个大一点的学生,送赵督学回肤施城去。

“我还会看你来的!”赵督学说。

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返回屋子,关了门,将那只短枪,藏进那只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想一想,觉得放在箱子里,还是不方便,又取出来,重新塞进被子里。收拾停当,锁上门,出来为学生上课。

又过了些日子,相安无事,于是杨作新便安下心来,依旧晨钟暮鼓,度着他的教书先生生涯,不提。

前面三番两次,提到的那个“盐蛹蛹”,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杨作新除了教书以外,出于天性使然,为乡亲们办了不少好事,那“盐蛹蛹”的事,只是其中一例。

先生吃饭,没有个专门的灶,只是轮流在学生家中吃派饭。杨作新喜欢吃酸菜,这大约是他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学生家长见他爱吃,便每顿饭都有一碟酸菜侍候,或生调着,或熬成熟菜。却说有一次,做饭的婆姨忙着,或者说杨作新来得早了点,于是他就发个勤快,拿起一双筷子,一只碗,自己去那酸菜缸里捞。面板盖一揭开,只见酸菜缸里,咕容咕容,白花花一层,尽是蛆。那顿饭,尽管切好的酸菜里,主家婆姨还特地泼了些葱花油,可杨作新一筷子也没有动它。第二天学校里一上课,杨作新就给学生们讲了一通卫生和文明的道理,告诉学生,回家闹一场“卫生革命”,从酸菜缸闹起,把酸菜缸里的蛆捞出来,或者干脆,把盐水倒了,另腌。学生们下午来到学校后,告诉杨校长,家里大人们说,那酸菜缸里,不是蛆,是“盐蛹蛹”,酸菜所以好吃,所以不坏,就是因为水里有盐蛹蛹。这腌菜水,虽然黑糊糊的看起来恶心,却是他们老几辈人一直用下来的,万万倒不得。杨作新听了,哭笑不得。上课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拿起一块肉,放在课桌上,这时正是秋天,一会儿,便飞来苍蝇无数。那苍蝇擞过的肉上,开始有几个白色的小点,小点慢慢地变大,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这些白色小点,已经变成涌涌蠕动的蛆了。杨作新让学生们排成一行,轮流看着,看这桌上的蛆,和他们家酸菜缸里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学生们看了以后,信了;杨作新告诉他们,回到家后,也仿照他,给父母做这样一个实验。学生回去,照此办理,家长们见了这白花花的蛆,和他们家酸菜缸里的盐蛹蛹,确实是一样的,登时恶心起来,纷纷将腌菜水倒掉,把酸菜缸扛到河里去洗,更有恨不得把自己这些年来吃下去的酸菜,也都吐出来的。一时节,小镇及其周围几个村子,倒腌菜水成为一种风气。

赵督学谈起这“盐蛹蛹”,倒给杨作新一个提醒,他虽然明白,赵督学所以缠他,是另外的原因,这“盐蛹蛹”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但是,自己在教学中,是不是表现得进步了些,违背了上级制订的“宜灰不宜红”的原则?从此他格外谨慎起来,言谈举止,都思忖再三。那赵督学,接着又来了几次,看来对于杨作新,确有一番旧情,杨作新虽然时时有所冲动,但总是能克制住自己,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赵督学见杨作新,不似她那天见到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言语过往之间,也多了几分敬重成分,并且重新提出,要将他调往肤施城去,杨作新听了,只是笑着摇头。双方的关系,就这样僵持着。

其实,杨作新何尝不想揭开枕头,亮出短枪,当着昔日的情人,公开自己的身份,告诉她,他杨作新是个什么人。只是,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女人依旧良心未泯,她愿意舍弃自己眼前的荣华富贵,跟定这个共产党,和他一起去经历风风雨雨;另一种可能是这女人突然变了脸色,那样杨作新不但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肤施地区的党的工作将受到严重危害。想来想去,杨作新不敢担这个风险了。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这些情形,小镇的人也都瞧在了眼里。他们看见那个态度傲岸、服装鲜艳的年轻女人,三番两次来找杨作新,断定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男人女人,往一起凑,还有什么好事情?这样他们想到了杨先生原来也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后来他们见杨先生见到那女人后,并不欢喜,脸上常透出闷闷不乐之色,于是他们明白了,事情出在那个女人身上,杨先生只是迫于她是督学,敷衍应付而已,于是从心里可怜起杨先生来。这时,风闻那个女督学,想将杨先生调进城里去,乡亲们听了,有些发慌。担心者一,是怕杨先生走了后,上边派一个只会吃皇粮的校长来,那样,非但误了他们孩子的学业,就连学校能否惨淡经营下去,都是问题。担心者二,既然杨先生不喜欢这位女督学,那么调进城里以后,整天在这女督学的眼皮底下,杨先生胳膊敌不过大腿,难免有一天就范,那岂不欺侮了杨先生。

乡里人有乡里人的思维方法。大家想,就在这小镇方圆,为杨作新物色一个媳妇吧,这样,既留住了杨校长,令他不能远走高飞,不得不终生服务于咱们这个学校,又抵挡住了那妖冶女人,杨作新的床上不空着,她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不至于再往床上挤吧。

乡下人爱热闹红火,这个主意一定,于是就有不少好事者,四处张罗,八方奔走,踢塌了不少家门槛,费了不少唾沫星子,最后,这个以笑谈开始的行动,想不到倒真有了结果。那杨作新,果真在这小镇上,唢呐吹奏,红绸披挂,成就了一桩婚姻,而因为有这桩婚姻,我们这部小说,在杨作新屈死肤施城后,才又有了一个新的主人公,使这部以二十世纪高原的世纪史为题材的小说,它的下半部免了断裂之虞。至于那新人是小镇上哪家的女子,下边自有叙述。

农家的女子,大约十二三岁上、十三四岁上,就嫁出去了;有些虽还没有出嫁,却也有了主家———过了财礼,就算人家的人了,现在只不过是娘家代为监护而已。何况这一带时兴“奶头亲”,男孩女孩,还在吃奶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换过八字定了亲。因此说媳妇这件事,说说容易,真正实施起来,也很费事,搭眼一眺,畔上、窑院里、大路边,穿红挂绿的不少,耀得人眼睛乱乱的,细一打听,不是已经做了媳妇了,就是已经有了主了。大家忙活了一阵,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为杨先生物色了两个。一个是一条拐沟的闺女,叫荞麦儿,刚从绥米一带逃年馑下来的,一个是本镇的寡妇,叫灵秀儿,男人当兵死了,如今只她一个在家,守着空房。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叫荞麦的,长得粗俗一些,那个叫灵秀的,长得秀气一些。

事情办得妥帖了,才说给杨作新听。杨作新听了,抿着嘴笑,把这当做是笑谈。这天下午吃派饭,又轮到那家酸菜缸里有“盐蛹蛹”的人家了,杨作新明白那“盐蛹蛹”早已除掉,酸菜水也重新换过了,不过进了这家,头皮仍有些发怵。进窑坐定,看到饭菜比往日丰盛了些,不独有酸菜,炕桌上还有一盘肉粉汤,一壶酒,吃饭的人,主家之外,镇上几个好说事故的人①都来了,杨作新见了,有些诧异。吃饭期间,大家又说起了为杨作新问媳妇的事,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一个荞麦,一个灵秀,两个中间,选定哪个是哪个。又有好事者,为杨作新参谋,说荞麦虽说长得次一点,可是个没沾过男人的闺女家;那灵秀,结婚才三个月,男人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死在外边,没了音讯,她虽然是个二婚,可是人长得体面,大家伙公认的小镇上的人物尖子,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杨作新图个大女子,就找荞麦,图个人样,就找灵秀,主意自己拿。

陕北的大炕,通常给锅台跟炕连接的地方,筑道短墙。这矮墙叫背墙,歇后语“纸糊的背墙———靠不住”里面所说的背墙,即是指此。这背墙上,通常架一块木板,木板的另一头,担在炕靠近窑掌的那面墙上;木板上,便成了一个放着坛坛罐罐,或者箱子,或者一应杂物的地方;木板下边,虽然仍属于炕的一部分,但是相对隐蔽,如果这家主人爱好,给板上缦一道布帘,就又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的空间。

这家,正有这样一个去处。那木板上架着箱子,木板下缦道布帘,如今,大家七嘴八舌,说完上面一番话后,然后互相使了一下眼色,就都不说话了,席间出现暂时的冷场,好像为一个重要的行动酝酿气氛似的。稍过片刻,只见这家主人,“刺拉”一声,拉开了布缦,随着响声,炕上所有的人,一齐朝那箱子底下瞅去。杨作新也随着大家的目光瞅去,这一瞅不打紧,登时脸色绯红:原来那箱子底下,盘盘脚坐着两个女子,两人正襟危坐,好像两具菩萨,全身不动不摇,只有扑噜扑噜的两只大眼睛,毫不怯生地盯着他看。同在一个炕上,咫尺之间,杨作新竟没有发现这两个大活人,他不免有些惊讶。他细看这两个女人,一个肤色黑一点,粗手大脚,头上梳着一个大辫子,辫根上扎一道红皮绳,他想这是荞麦了。另一个女子,面皮白净,小手小脚小脸儿,头上剪着短发,脸上搽着官粉,他想这是灵秀了。粗一看,这荞麦,与他过去的妻子灯草儿,有点相似,那灵秀,又与那黑白氏有些相似,再细细一看,所谓百人百样,相似固然相似,只是那荞麦,面皮更为黧黑一点,而这灵秀,尽管同样的一张小粉脸儿,却少了黑白氏那大家闺秀的韵致。

众人趁热打铁,发一声喊,说这荞麦灵秀,由你自个定,不要不好意思;说一句唐突的话,你要是情愿,将这两个,一并娶了,一个做大,一个做小,也未尝不可以;总之,大家不过是古道热肠,想叫杨校长,成为他们镇上的女婿而已。

事出突然,杨作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瞅了众人一眼,又瞅了瞅箱子底下的两个女子,然后说道,乡亲们的一番美意,他心领了,只是他现在还不想谈这类事情,荞麦与灵秀,愿意嫁人的就去嫁,愿意守身子的就去守,不要耽搁了人家吧,也不要把他,和这二位扯在一起!说完,一甩袖子,竟自去了。

乡亲们见了,觉得自己热屁股遇上了个冷板凳,都有些尴尬。有的人说,人家不承你这个美意,何必自讨没趣,去磨这个闲牙;有的却觉得,煸腾起这事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大家打听到杨作新是个孝子,于是合计一番,派了个办事牢靠的人,一头毛驴,从吴儿堡请来了杨老太太。

杨老太太一听这事,登时乐了,不顾路途遥远,骑着毛驴,从吴儿堡乐颠颠地来到小镇。杨老太太下了毛驴,不奔那破庙学校去见儿子,却要吆驴的,领着她先去相媳妇。见了灵秀,看见灵秀搽着官粉、打着胭脂、梳着油头、穿着洋布袜子红缎鞋的样子,先有几分不悦。一打问,又是个正守空房的寡妇,杨老太太心想,寡妇人家,正该门户紧闭,衣着俭朴,防止人家说长道短才对,这番打扮,肯定不是个省油的灯,于是,一个心眼,将灵秀排在了圈外。其实这灵秀的一身装束,正是为杨作新打扮的,想不到弄巧成拙,杨作新没见到,倒让这横桃鼻子竖挑眼的杨老太太遇上了。看完灵秀,又看荞麦。荞麦老实,见了杨老太太,不似灵秀那样伶牙俐齿,家里也穷。谁知杨老太太见了,却中意这个,其中的道理,大约与当年选后庄的灯草时的考虑一样。而且这荞麦,较之灯草,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胯骨很大,杨老太太始终认为,胯骨大的女人,容易坐住孩子,就像有的花容易坐住果一样,她娘家就有这么一个女人,一年一个,一气生了十三四个,当然对于杨作新,她也没有这个奢想,但是,起码,你杨作新得为杨家,留下一个男丁才对。

杨老太太大包大揽,将这桩婚事说死了,嘱咐镇上的人准备办事,然后才下了毛驴,拖着两条又酸又乏的腿,颤巍巍的,踏进了小镇小学。杨老太太准备,一旦杨作新不愿意,她就拼了老命,你死我活地和杨作新大干一番。

那天晚上回到学校,杨作新早早就睡了。躺在床上,前思后想,睡不着,将思绪理了理,这时才明白,他仍在惦念着黑白氏,惦念着在交口河的那个月夜,叫他懂得女人的那个女人;但凡遇见女子,尤其是提到婚姻这档事时,他总拿出个黑白氏,和人家比较,他不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物,黑白氏的人样、禀性,只出在无定河流域。那一块地面,是曾经出过美女貂蝉的地方呀。

世界上事情,偏偏都遇到了一起。第二天早晨,那个衣冠楚楚、洋味儿十足的赵督学,也赶到学校里凑热闹来了。她当然不知道小镇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镇上的人也不会告诉她。她来找杨作新,纯粹是想来看他一眼,大约她的生活除了抛头露面的时间以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很空虚,她需要一个她做女时就认识她的人,来和她拉一拉她做女时的事情。或者,如前所说,她还爱着杨作新,她想培养杨作新按她的标准振作起来。或者,她的自尊心在杨作新的面前碰了壁,从而激起了她的好胜心和好奇心,她想得到他,哪怕是片刻的工夫。总之,一位地位显赫的女人去追逐一个卑微的人,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用不着为她的行动寻找更多的依据。而且,如果杨作新斗胆,说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也不见得这顽强的踏访者就会突然翻脸,说不定,事情会得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们知道,杨作新已经无心,也不愿去冒这个风险了。生活就是这样,它往往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失之交臂。

好容易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一时间变得心事重重,他明白如果这样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他会支持不住,从而倒在这个女人的怀里,或者,她在频繁的踏访中,终有一天,她会发现自己的身份的。想到这里,他想离开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他其实一直渴望着根据地那种痛快的兵刃相见的生活,而不愿在这里过得如此窝囊。但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在这里,支撑这里的局面,投身革命即为家,身不由己,他的去留需要上边决定。

这时候,他想起了乡亲们为他物色的那两个对象,他觉得如果能够结婚,倒是一件好事,既可以断了赵督学的念想,又可以在这小镇,安生地住下去。这时候他想起了遥远的吴儿堡,他觉得自己是应该赶快考虑这件事情了,仅仅是为了想抱孙子的母亲,为了长眠在地下的父亲,他也该早早结婚才对。至于那两个女子,她们只给他留下了肤浅的印象,但是他明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合,都是可取的,她们都会好好地和自己过日子的。既然自己,已经以这样平淡的口吻来谈论婚姻,那么,不论找其中的哪一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杨老太太恰好在这个时候,推开了杨作新办公室的门。这样,她原来准备大干一场的打算,其实已经落空,杨作新将心悦诚服地接受母亲的训导和决裁。而作为杨老太太来说,她此行的目的,便不是成了来迫使杨作新结婚,而是成了在那业已选就的两个候选人中间,确定一位而已。

母子相见,自然是一场惊喜,知道是镇上的人将杨老太太接来的,杨作新对乡亲们的淳朴和热情,又是一番感慨,至于谈到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谈到荞麦儿,杨作新也是满口答应,并且说,其实他的心里,也倾向于荞麦,只是怕亏了那灵秀儿,惹她伤心,此刻心里,正二心不定哩。

杨老太太知道儿子的禀性,心想儿子当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念书娃时,就心高气盛,瞅不上灯草儿,这些年在外边闯荡,外边有的是花花世界,儿子一定早就看花眼了。因此,见儿子应承得这么利索,反倒起了疑心,以为杨作新是在哄她,打发她走了以后,再把这事搁下。想到这里,杨老太太说道,既然杨作新答应了,那么,她就看着杨作新把婚事办了,再回吴儿堡去。

有杨老太太坐镇督促,婚事很快就办了。有镇上这么多热心人乍舞,再加上学生们捧场,婚事办得很热烈。办完婚事后,杨老太太了了一桩心事,欢喜得好像猴儿—般。镇上的人仍然用毛驴将她送回吴儿堡。行前,骑在毛驴上的杨老太太,又将毛驴停住,把个没牙的嘴,附在荞麦耳边,就新婚应当注意的事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了好一阵,直说得荞麦一阵阵脸红,才算罢休。末了,杨老太太又大声地对荞麦、同时也是对杨作新说,等着荞麦“有”了,就回吴儿堡来生,她要亲自看着荞麦把孩子生出来,她要服侍荞麦的月子。

镇上的人见事情已经撮合成了,心满意足,各人又忙各人的去了。夜来,这幢用做小学校的破庙里,杨作新搂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荞麦儿,油灯吹熄以后,也不去计较什么白脸黑脸,夫妻也还恩爱。那赵督学,婚礼过罢的第三日,来了一趟,见了门上的红对联和窗花,脸上变了颜色,后来硬着头皮推开门见了荞麦儿,于是明白自己只有喝喜酒的份儿了。她倒也不失身份,屋子里坐了一阵,说了些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然后起身告辞。她把自己的所有恼怒和轻蔑,放在临告辞时。当只有杨作新一人在场,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杨作新,我看不起你!”

赵督学回到肤施城后,派人送来了一盒当时还算稀罕的洋糖(水果糖),算是礼节,从此在肤施城通往小镇的路上,断了她的踪影。赵督学的事,算是了了,杨作新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桩婚姻,却又得罪了另外一个人,这人就是灵秀儿。

满世界上,现在只苦了个自认为是小镇上“头道梢子”的灵秀儿。当初灵秀坐在箱子底下的时候,信心十足,胜券在握,觉得身边粗俗的荞麦,只不过是陪衬而已。顶多,杨先生将来不婚不娶,她和荞麦,只不过是演了一场戏,为贫乏的生活增加了一点笑料。谁知,杨老太太一番搅和,竟让荞麦占了上风,走了好运。灵秀儿现在觉得,她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她还觉得,杨作新其实心里喜欢的,还是她。现在,她想耍黑皮,脱了裤子,也到杨先生的床上挤一挤,可是又舍不下这个脸,不是怕文文雅雅的杨作新,更不是怕没见过世面的荞麦,她是怕学校里杨作新养的那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娃,出她的洋相,所以不敢过于造次。灵秀没了诀,每天,她就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学校,骂一阵脏话,唱一阵酸曲,吓得荞麦,红着脸,捂着耳朵,躲在杨作新的房里,不敢出来。

就这样好长时间后,来了个赶牲灵的。灵秀家和这小学校,隔着一条骡马大道,那赶牲灵的,听见畔上有人在骂脏话,叫一声“这女子好口才”,于是吆住骡子,跟灵秀对骂起来。一来一往,成套的脏话配合得十分默契,正像俗话说的“顺说顺对,斜说斜对”。灵秀见骂脏话和他只骂个平手,于是换了口吻,开始唱酸曲,仍旧是你来我往,不分高低。那支支酸曲,都直唱到挠人处,才算罢休。最后,那赶牲灵的找了个借口,说是要讨口水喝,便进了灵秀的暖窑。第二天早晨,天不明,一头大骡子,就把灵秀儿拐跑了。镇上人操起农具,撵了半天,也没见灵秀的踪影———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后来,镇上有人,在北草地见过她,说那灵秀,果然跟赶牲灵的结婚了,见到乡亲,不问长不道短,只一个劲地打问教书先生的消息。

灵秀跟人一跑,算是解放了荞麦,从此晚上睡觉偎着杨作新,才觉得瓷实了。杨作新的耳根,也觉清静了许多,偶尔想起这女子的痴情,也不无一丝憾意,只是天长日久,风云流散,该办的事很多,该记的事也很多,自然就把她忘记了。

于是这桩乡间喜剧到了尾声,接下来,就是安安生生地打发日月了。那时共产党的章程是“党内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因此,杨作新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也不便对荞麦儿说。那荞麦与杨作新同席共枕,时间长了,焉有不发现枕头底下的短枪的道理,只是看见了,也默不作声,只当没有看见,并不惊扰丈夫。有一段时间,局势紧张,杨作新为了叫荞麦有个思想准备,于是暗示了自己的身份,谁知荞麦听了,淡淡一笑,说见了枕头底下的枪,她已经约摸出七八分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掌柜的是革命人,她就是革命的婆姨了,她虽然不识字,跑跑腿还是可以的,以后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只管说话。杨作新听到,心头一热,搂住荞麦儿,亲了个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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