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范晓波：还乡

还乡

文丨范晓波

春天是我的第一个故乡。

　　这绝非夸张的书面修辞，至少近几年来是如此。我真切感受到这个季节对我的强力控制。如果没有细致地深入春天，这一年就会留下黑洞，其他季节过得再好都填补不了。

　　非常想实践的是，整个春天就居住在春色满园的地方，什么也不做，埋下头像花与草那样同节气一起呼吸。

　　今年还做不到这点，工作和家庭缠绕着我，这个愿望眼下还过于奢华。不过认真地回一趟春天肯定是没问题的。

　　从冬天开始，就感到一股力量在身体里纠结，催促我不停地隔着日历往前打探。

　　偏偏今年春天较往年到得更迟，年后去县城郊外，油菜还是绿绿的矮苗。此后，再三叮嘱居住在季节第一线的朋友，替我严密监控油菜和桃树的动态，一旦有开花的迹象，立即短信呼叫。

　　朋友们对春季的态度大多比较散漫，有人容易花粉过敏，有人嫌弃它的潮湿。也有真喜欢的，但不至于中毒。即便和我一样生于春天，也不会把这个季节上升到故乡的高度来惦记，更不相信我对春天的想念真有口头表述的那么急切。

　　多次询问未果后，我不再信任他们的忠诚，自己通过电视和报纸窥测信息。腊月过后，气温始终徘徊在4到7度。雨虽不大，一下就近20天，漫长到了似乎要省略春天直接跳跃到初夏的程度。

　　2月最后一个周末，终于失去了守候的耐心，冒着雨就出发了。目标是远郊一个叫罗亭的小镇。晚报旅游版说那里有座千亩桃园，根据去年的花期推算，现在差不多要春意闹枝头了。按文章的提示，坐上一辆3位数线路的远程公交车。车子脏旧，过道堆满新农具和一些用途不明的物件。它闷着头往城北开，乘客表情麻木，昏昏欲睡，压根不像是开往春天的样子。

　　一小时后到达罗亭，果然打听不到传说中的千亩桃园，只有一个店主在我买了他的蛋糕后随手往高速公路方向一指：“你往那边去问问，路边好像是有一些果园。”

　　一根只熟悉钱币的指头将我引上更远的歧途。因为高速路离小镇有几里路，因为几里路之后，不仅没有果园，也不再有人家和行人可以问路。

　　我撑着一把只能遮住脑袋和半个肩膀的伞，呱嗒呱嗒走在茫茫无边的雨阵里，鞋面和胳膊很快就淋透了。

　　湿，不过一点不冷，手臂的皮肤率先复苏了对春天的记忆。

　　高速公路每个小坡后都可能藏着一千亩桃花，这让我一口气走了七八里路。不断有小轿车、大客车和巨型货车冲锋舟一般在身侧破浪狂飙而过，这加剧了身体的湿，也加剧了血液的热。

　　对高速路失去信心后，又穿过一片山林，转到一条柏油公路上往回继续搜索，除了几株暴着绿疙瘩的梨树和一片水汪汪尚未翻耕的稻田，什么也没发现。

　　在比我还一根筋的雨中徒步了近3个小时后，我招手跳上了一辆去市里的中巴车。

　　回到家，脱掉湿重如铠甲的外套、牛仔裤、户外鞋和浑身的累，原本以为会很沮丧，洗过澡缩进被窝，情绪居然有些愉快。想想也是，许多年了，没一个人在春雨中行走过这么久。那种四野除了雨声和心跳什么声响也没有的静寂，那种春雨轻柔地飘溅到面颊和手背上的温润，它们在我心里的位置，并不比一座桃园低多少。

　　桃花还是不可能放过的。

　　3月上旬，被单位关到鹰潭龙虎山一个叫九曲洲的山庄搞主题创作。带着被囚禁的心情去，竟意外发现院子里有一大片梨树和桃树。梨树只有几株绽放了白花苞，桃树已开成了灿烂的一片。

　　桃花是花卉中的民间秀女，不名贵，却平易可人，在早些年的江南乡村，许多人家的房前屋后都能见到。桃花的粉嫩花瓣是春天的重要信物之一，如此大片的桃林却从未见过。无法言说突然直面这一大片开得正闹的桃花时心里的震撼。我只是像个花痴，中午去了，下午又继续去，把工作彻底忘在了房间里。

　　山庄里的人对它们早已习焉不察，我在桃花下逗留时，四周空旷无人，只有蜜蜂嗡嗡嗡嗡地在花瓣内无休止地起起落落。我尽可肆意妄为。像肺病患者那样下意识地大口大口吞咽花香，用鼻子探向花瓣与蜜蜂争宠，还不时把相机举到对面为自己和桃花合影。

　　那天空气晴热，花瓣被光线映照得粉红里透着白皙，在湛蓝天空下显得格外明艳和热情，像是真被太阳点燃了。十多树桃花，在直径数千米的静谧中噼噼啪啪地燃烧，一边迎着阳光怒放，一边随着软风凋谢，让人想起童年，想起前生，想起人世间许多转瞬即逝的盛开。

　　第二日天气转阴，花瓣颜色湿暗下来，呈现出另一种柔媚。我无法掩饰自己的热爱，几日来整天与花厮混。早晨去给花拍照，中午在花下打盹，下午去花间散步。夜晚回到房间，仍在相机的显示屏上与桃花耳鬓厮磨。

　　桃花已开，油菜的花期也就快到了！

　　几日后打电话给婺源的朋友，我的推测得到验证。不过我要去的江岭是山区，花期比平原地带稍滞后几天。朋友说，再等半个星期就全开了。

　　桃花已点着了身体里的发动机，我不可能挂着空档在等待里煎熬三四天。一天都嫌长。放下电话，收捡好几天的衣物，背起军用旅行包直奔长途汽车站。

　　婺源保留着江南最纯正的春色，江岭又是婺源春色最经典的地点。近几年去婺源已不止三四次，因错过花期，江岭一次也没上去过。

　　下午两点多的大巴，抵达婺源县城时天色已暮。饭也顾不上吃，就让朋友叫车送我去江岭。路上遇山体滑坡，加上在新修的高速路上迷路，几十公里路程耗费了两个多小时。因为江岭在前面，因为春天的心脏在不远处的山坳间勃然跳动，我享受并记住了这个忍着饥饿走弯路的夜晚。车子在没路灯和声响的夜色中沙沙地奔驰，前灯的光柱不时把白墙和沉睡的油菜从黑暗中冲洗出来，我心情雀跃，模仿小孩把手掌伸向窗外和风握手。

　　到达山上的江岭农家旅社时，山和村民大多已酣睡。我站在房间里吃苹果，闻到油菜花的暗香层层叠叠地从窗口浮上来，还有溪水在山林间随意漫流的清音。

　　从未像这个早晨起来得这么早过。因为晚上基本就没怎么舍得睡，闻花香，听泉声，仰着头眺望模模糊糊的山影，等窗外的山影从朦胧混沌变成清晰的黑白剪纸，最后又着色为立体斑斓的油画时，时间就到黎明了。

　　一口气从旅社所在的村落爬上山顶。本以为自己是最早的，其实早有一拨拨的摄影家捷足先登了。他们大多来自广东和北方，和我一样住在山腰或山脚的农家旅社里。站在摄影家选定的位置往下看，无论哪个角度都是好图画。从山顶到山坳到山脚，开满油菜花的梯田一层一层往下铺展，中途被几个白墙黛瓦的村庄阻隔了一下后，流泻的速度似乎更快了，如同蓄着千万吨金黄色颜料的水库在夜间决堤。当地人说，光是我看见的这个山坳就有好几千亩油菜。

　　村落的乳白炊烟给这个有着天上人间之称的山乡增添了许多仙气，在另一个村落后面，我找到一处桃花、梨花和油菜花交相辉映的斜坡，大片的油菜像是画布上的底色，两株高大的梨树使出吃奶的劲，把雪白、硕大、密集的梨花开出了浓郁的悲怆情绪，似乎在进行一场肃穆的悼念，幸好几株桃树站在一旁，用喜庆的水红色修正了画面的基调。

　　我爱煞了这处斜坡，像交响乐一样，既热烈妖冶，也有我特别痴迷的悲情章节。我在这色彩的交响中一站就是一上午，忘记了早餐，也忘记了午餐。我想，这就是赐给我生命和源源不断活力的本命季吧。这就是年年从秋冬起就让我牵肠挂肚的春天了。是的，不大可能有比这更原生更纯粹的春色了，我领受到了还愿后的满足与平和。

　　从江岭到县城约60分钟，从婺源县城到景德镇走高速30分钟，从景德镇到外婆家走高速30分钟。这120分钟就是我此时从第一个故乡到第二个故乡的距离。

　　这个线路貌似突发灵感拟定的，其实心里早有预谋，只是没显现为大脑指令而已。

　　鄱阳柘港乡祥环村，这是我从情感上认定的故乡，但我不能这样称呼它。我姓范，那个村庄的姓氏是张。

　　按照中国人的宗族观念，我的故乡应该姓范，它在离祥环颇远的鄱阳湖边，那里风光比祥环美许多，但我既不在那里出生，也不是在那里长大。我和它的关系只是逻辑推理出的概念而已。

　　没有任何概念能锁定一个人情感和血脉的流向。

　　我一而再再而三在文字里重述我对祥环的感恩，仿佛每强调一次，我和它的渊源就会加深一层。

　　1970年4月，我妈顶着不能在娘家生小孩的禁忌把我生在这里，果然遭受了三天三夜难产的折磨。一个从南昌下放到油墩街的女医生，接到外婆派人打的电话，从20多里地外赶来，随行的还有她五六岁的儿子。

　　医生用吸筒把我硬生生地拽到这个世界，走后又来电话叮嘱用冷水袋敷平我头顶的水泡。她唯一肯接受的回报是装满儿子口袋的一堆熟鸡蛋。

　　出生后那几年，基本就住在祥环。“文革”结束外婆外公搬回县城，他们留在祥环的房子就成为我们的度假屋。

　　每年暑假，都要跟着父母去那里住上几十天。我童年的主要时光都是在祥环度过的。我熟悉这个村庄内部和外部的全部细节：它的祠堂、道路、菜园、水井、碾屋、洗衣塘、风水树，它的风俗、价值观、灾祸和幸事，它在夏日早晨的清凉俊朗，它在冬日夜晚的枯燥与昏昧。我不仅熟识这个村庄大多数人家的户主，有段时间，甚至连哪条狗是谁家的都分得出来。

　　我成年之后，家里和祥环已无人情瓜葛，我还是像其他人回乡省亲一样，不断地回到那里去转悠。

　　外公外婆先后离世葬回祥环后，我回来的频率更高了。有时坐在车上接到朋友的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答：“去外婆家。”答毕，才讶然发现自己说这话的语气与心情同他们健在时没有两样。仿佛，外公刚刚从外面钓鱼回来，正在竹影婆娑的后门口清洗沾满鳞片的手掌，外婆则一面在厨房热气腾腾地忙碌，一面不时到大门口手搭凉棚张望我。

　　是的，一切都只是幻觉。这些年的经历还证明，每回来一次，记忆不是得到了巩固，而是遭受损伤。

　　损伤也无法改变还乡的冲动。

　　去年春天还来过一次。这回是第几次回来？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如果这次是第100次，那肯定还有第101、102次，直到走不动为止。

　　从江岭到婺源县城后立即换车去景德镇，到景德镇后，立即在站内换车去祥环。一辆过路客车违章把我卸在祥环村后的高速公路上，然后，人再违章从隔离栏的漏洞里钻出踏上祥环的土地。

　　像以往一样，不愿撞上任何人，脚一着地就顺着村庄的边缘往外婆外公那里赶。

　　这几年，村里的两个少时玩伴一直在外省打工，舅妈开的农场早已荒废。一些特别熟悉的面孔也随着时间老去和消逝，我心里的这个故乡，其实已无故人。和一些半生不熟的人解释回来的动机总是辞不达意辛苦费力，如遇上的是不认识的新人，怀疑戒备的打量更是令人难堪。

　　就像从不敢正式指认这就是我的故乡，我也习惯了每次都像个单相思的偷窥者，悄悄地来，悄悄地去。

　　还好，祥环早已蜕变成一旧一新两个村庄，它像只巨大的蝉，拥有了新生，却把蜕下来的躯壳完整保留在原地。在废弃的空壳里，遇上人的可能性极小。

　　路上果然无人，只有斑鸠、黄嘴蓝鹊在篱笆和树丛里鸣叫。到达外婆外公所在的菜园，里面更是荒芜一片。草长得没膝，个别的，高过头顶。离清明还有些时日，坟头上的青草长势正蓬勃，在晌午阳光浸润下泛出青嫩的色泽。显然，寂静才是这里的主人。我的脚步惊飞几只斑鸠，踩熄了一阵虫唱。一只漂亮机敏的松鼠，在外婆坟侧的树丫探头瞄了我一眼，倏地弹跳进浓密的树冠中。

　　先是看外公、大外公，给他们点烟分烟，给外公的照片去尘。还没到外婆的跟前，就看清她在墓碑的上端矜持地浅笑，一如生前每次见我的样子。

　　我怔在那里，眼睛骤然湿热模糊。

　　每次都不想这样，没想到还是会这样。一走进这个园子，我就变成脆薄的水瓶，稍一摇晃就泼洒一地。

　　在路上吃的阿尔卑斯糖，剥了一颗放到外婆的碑前。

　　我和他们说话。以前每次都是在心里说，现在，我大声说了出来。去年妈妈身体又遇到一个坎，希望外婆外公保佑她。我相信他们肯定在保佑她。去年以来，深刻体味到科学和人类智慧的局限，我们不能掌控自己的物理生命，更不能参透灵魂的诸多秘密。只有信仰某种超验的力量，才能获得短暂的心理安宁。

　　从菜园出来，照例去看菜园外的水井、水井旁的碾屋。碾屋堆满柴草和废农具，屋脊倾斜的角度又大了些。

　　字也并不一定比人更耐活。外公用红漆题写在碾门上的“碾转乾坤”，已像他的人生一样影迹模糊。

　　只有田野是长生不老的。

　　碾屋外的水田一片青草痕，数十亩的空阔里只有一个人在踩着犁铧赶着牛耘田。我估计他不认识我，就踏着田间的泥泞小径往水田深处走，想从这个角度给祥环拍几张照片。

　　他果真不认识我，可能是祥环的女婿吧。倒是水田里一条拖着庞大倒影的水牛，停下脚步回头定定地看着我，一看就是好几分钟，似乎，它已认识我许多年，似乎它在疑惑我对它的遗忘。

　　脑子里腾出一些被科学定义为迷信的想象，就如同刚才看见那只松鼠。我并不愿说出来，也无需说出，我只是相信，一个人和生养过它的土地，肯定存在某些非智力所能解读的神秘关联。

　　我出生时住着三户人家的土库大宅，2002年秋天框架还在，2006年春节来看时，就已颓败成一堆废墟，残垣都不剩半边，只留下一个石砌的天井。今日再看，废墟上的浮土又矮了一些，天井的石缝已长出身材高挑的野花。

　　估计过两年再来，这里将被风雨夷为平地。

　　土库旁的三树屋，外公健在时就已改建成二层楼房，90年代初他们还回来住过一段，此后便闲置在这里。院子里外公种的石榴树、橘子树，也已毁得差不多。

　　从外婆家出发，路过晓霞家，然后从文进家的厅堂和昏暗厨房穿过，到达柏林家，走过柏林和成龙家之间的弄堂，就是火林家……这条线路，现在断断续续还能贯通，只是泥坯墙的房子大多已废弃。有的人去墙破，露出旧八仙桌或油漆闪亮的新棺材赫然踞于厅堂中央。

　　残破、落寞，但昔日的格局还在，我行走其中的感觉是熟悉亲切的。

　　在南边的老村和北边的新村交界处，还是遇上三个上了年纪的熟人。他们歪着头端详这个风尘仆仆背着包的旅人，然后或快或慢地喊出我的名字，然后要拉我去家里吃点心。我不习惯这样的寒暄，心里仍是感动。或者，我其实是害怕这样的感动，它令我无从控制自己的表情。恭恭敬敬地给他们递过烟，赶紧找借口离开。他们，还站在原处以我的父母先辈为坐标确认并谈论着我。

　　狗全都不认识我了，我在这里养狗时，它们的父母可能都没出生。每到一处，它们纷纷从地上站起朝我吠，作冲锋威吓状。我原谅了它们的无知和无礼，怕它们的主人从屋里闻声出来，赶紧绕道走开。

　　在村后的便民小学，也得到类似的待遇。小学比三十年前我妈任教时要豪华许多，校名也换成了某捐资老板的名字。

　　隔着铁门向里张望时，两个攀在铁门上的顽皮女生问我：“你是哪里人？来这里做什么？”

　　我自称是祥环人。她们狐疑，叫来几个祥环村的男生来集体辨认，结论是我在撒谎。

我说出柏林、火林的名字，他们的眼睛里多了些信任，但仍是怀疑，逼问我是谁家的人，叫什么。

　　一个大点的孩子看着我的旅行包和手里的相机，吸着鼻涕说：“你是来微服私访的吧，你到楼上去抓吧，老师在打麻将。”

　　他们的戒备与聪明让我又心酸又欣慰。

　　又回到村里随意走了走，共发现三家门口架着红漆棺材。村西的一家正逢新丧，用高音喇叭无休止地播放前几年的流行歌曲祭奠亡灵。我走到村南2里外的枫树塘坝时，风也把歌声一波一波地送来。我妈说过，村里和外婆外公同辈的老人基本走光了。接下来就轮到他们这辈了。

　　石砌的塘坝基本还是三十多年前的模样，麻石桩把水塘牢牢地固定在一片水田中央。塘水清澈，零星地浮着些绿萍。把手指伸入，就会有傻头傻脑的小鱼用嘴来啄。或许，村里人至今还会来这边洗衣服，水塘下游的深潭里，就有一件肉色的女式内衣浮在水中。

　　卸下包，在塘坝上给妈妈打电话。然后，在那里闲坐，眯着眼端详祥环全貌。

　　三月的樟树、枫树和各种泛出新芽的绿树环抱着外婆的村庄，在下午的阳光与风里和着音乐轻轻摇晃。这样的场景让我身心沉醉。沉醉却也清醒，我知道，即便省去姓氏上的障碍，现在的祥环对于我，也只剩下半个故乡。

1981年离开之后，从未在柘港住过一夜。现在要来弥补这个遗憾了。在祥环呆了整个下午后，没有坐车回南昌或县城，沿一条许多年未走过的小路步行到3华里外的柘港。现在是2009年3月19日。日历不仅翻过了年代，还翻过了世纪。

大约从去年底开始吧，生命的虚无感强烈地折磨着我。对于人的灵魂，时间有终点吗？这个问题关涉未来，暂时想不透还不算太急迫。眼下最紧迫的问题是，人怎么确认自己曾拥有的时光？或者说，人应当怎样面对往事：逐渐淡忘？偶尔怀想？还是不断回溯以求证它的存在？

　　柘港也是我的散文里出现频率很高的地名，我不仅在文字里回望它，也乐于在现实里回到它的怀抱，今年初以来，看了太多有关80年代中国社会风尚的影像与文字资料，这个渴望尤其燎烈灼人。

　　1979年，我从县城转学过来，跟着尚在柘港中学教书的妈妈念小学，四年级后再和她一起转回县城。

　　我和这个公社所在地的内在关系，基本就是如此。2004年，我用一篇《正版的春天》对这段经历作过深情回顾，这给很多人留下错觉：我特别留恋柘港这个地方，留恋在这里留下的朦胧情感，或者，特别留恋那个时候的自己。

　　一直在期待，但没有谁对我说：你其实在怀念一个年代。

　　也没人注意到，我这个年龄上的90年代初的青年，心理上却是个80年代初青年。

　　80年代初，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学生，所以注定无人理解我对这些年份的特殊感情。有人用我的MP3听歌，《小小少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这样的抒情旧是旧了点，闭上一只眼也还能凑合吧，这些完了突然跳出来一首：“再过20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往往会吓他一跳，以为机子进了水。他们不知道，有时听到这首歌，我的眼眶真的会进水。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我约了童年的玩伴石来柘港相会。他同为中学的教工子女，长我3岁，当年读初一，现在上饶做着文字工作。这次见他时，头发已是斑白一片。

　　这就是二十多年的力量，它把一个少年的乌发染白，把柘港公社变成柘港乡。把柘港高中变成柘港初中。把一个人努力珍藏的履历，变得墨迹漫漶。我们在柘港会合时已是夜晚，夜色也不能掩盖历史和现实的断裂。

　　毕竟还是回到了柘港，在故地见故人，这还是令我很开心。

　　本想二人去街头找小酒馆痛饮至醉，只是他在此地有不少故交，不打招呼恐遭谴责。打招呼的结果是，对方叫来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去一个叫南水的滨湖小村吃野鱼。

　　我并不认识他们。要在别处，这样的应酬多半要逃，但这是在柘港，南水也是柘港的一部分！

　　摸黑在楼房林立的平原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又摸黑（电压好像不够）在农户家就着刚从湖中捕上来的白鱼、黄额头、鲶鱼喝白酒。酒酣回到集镇上的柘港宾馆时，已是夜里十点之后。酒精使我亢奋，嚷着要出去散步，石以疲劳为由委婉反对。石心里的柘港，终是和我不同。

　　就躺在潮湿的被褥上聊天。

　　石说，这宾馆在镇上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南昌的江西饭店，在当地算是五星级了。这个类比虽然可笑，却也是贴切的。80年代初时，柘港压根就没有宾馆，也基本没有流动人口，工作来客只能住公社的干部宿舍。

　　这五星宾馆的标间虽不带独立卫生间，被子也不是一日一换，还好窗外有田野，不仅有花香草香漫上来，还有响声如鼓乐的蛙鸣，声浪强劲得几乎要淹没人的谈话声。

　　我们就在花香与蛙鸣中探讨二十多年前的事，整个夜晚只睡了3个小时。

　　次日去街头和中学寻旧，记忆与现实的裂痕大到了不可弥合的程度。半个月前，我依据回忆画了两张完整的柘港地图。一张柘港集镇的布局图，一张中学布局图。昨晚刚到时，就预感到，我无法按图索骥走进现在的柘港。白天，预感变成清醒。

　　80年代初的柘港镇虽没有火热的集贸市场，但马路开阔，街容整洁，闲人稀少，供销社的窗户与玻璃柜台每天擦得光可鉴人。供销社对面的水库四季碧波荡漾，堤坝上绿草铺地，垂柳轻拂，夏日正午常有卖香瓜的小贩在树荫里张着嘴睡着，瓜被小孩偷了都不知道。

　　眼下的柘港集镇，国营的供销社早已消失，高矮参差的私人店铺把街道挤压得像只被人揍肿的丹凤眼，几乎只剩一条弧线了。还不习惯公共生活的农民小老板们，直接把生活垃圾一堆一堆地码在门前的马路上，培育苍蝇和蚊虫。水库也被店铺私房包围挤占，堤坝被楼房压在身下，水面只剩当年的五分之一，水质可能不及当年的百分之一，每家每户都把煤渣、塑料袋、卫生巾之类的垃圾从后门倾倒入水中。我在水库旧址用相机采集时光的证据时，必须掩鼻而行。

　　镇上唯一未变的建筑是手工业社的二层楼房，那时还兼做客车招呼站的售票处。去景德镇、九江或县城都在这里买票上车。那时没多少经济犯罪，没有瘦肉精、问题奶粉，建工队也不敢做豆腐渣工程，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几十年过去，房子还是当年的样子，墙上的浮凸五角星和“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清晰如昨。

　　一个老太婆带着孙女坐在当年卖票的窗口下择菜。问她这房子现在做什么用。她说是她家的住房。问房子以前是不是做过客车站。她肯定地说：“不是不是，10年前我们就搬过来住了。”

　　在她看来，10年是一段长得足以把任何历史掩埋干净的时长。

　　中学的变化相对略小些，也已是物、人俱非。既找不到当年那种低矮简陋像长盒子的灰瓦房，也看不见当年的老教师。其中一位常用“树上两只鸟，用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之类问题折磨我的教工，十多年前就死于食道癌。被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刺激得眼睛发绿的高中生更见不到了。那时的墙壁、报刊、银幕、广播，到处是对2000年的展望和设想。宣传画上全是蓝蓝的天、绿绿的树、白白的鸽子、红得像烟台苹果的笑脸。这些使我们确信，只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每个人都会成为未来的主人。至今还记得房间墙壁上一幅以人民大会堂和五彩气球为主体的年画，我不愿做作业时，就抬头从上面汲取点力量。当时没有明星和福布斯首富榜，走路都撞电线杆的陈景润是全国年轻人的偶像。去食堂的路上、豆地和油菜地畔，甚至学校的公共厕所，到处都是手捧书本日夜啃读的学生。彷佛，书本上有一条通往2000年的捷径。

　　当年从中学通往卫生院和小学的大路两侧是麦地和油菜地，现在也全都让位于民房和店铺了；中学和集镇之间原有一大片长满马尾松的荒山，时常有野狗去小土包下刨食引产下来的女婴，胆大的人才敢在夜晚通过其间的小路去集镇。那条我十分熟悉、蛇一般扭曲起伏的泥路大约有1.5华里长，夏天常有丑陋的松毛虫横行其上，脊背一耸一耸速度快得像铁道游击队。

　　这么多年了，我仍清楚记得这条小路起伏的弧度和它经过的某个水洼地和裸露着树根的泥坡。可是，不仅小路消失了，行走在小路上的许多人消失了，马尾松和整个荒山都踪影全无，取而代之的也是一片拥挤的民居。

　　这片山地存在过的唯一证据是一株大樟树。石说，他常在傍晚来这里背书，我则记得树底下朽蚀出的空洞和荆棘，我在洞内见过一条斑斓美丽的大蛇。

　　在学校公寓化的宿舍区，我们找到了这个证据，它早已被新围墙圈进了校园，身高和腰围也远不及当年，树干上牵满电线和晾衣绳。并不是我们的长高相对地低降低了树的高度，石仔细观察得出结论，这株树是当年那株的儿子，父亲早已被锯掉，泥土里还隐约可见树桩的横断面。

　　学校南面的水库还在，但水库边的田地同样被住房挤占。那里在夏天曾是一片瓜地，种着香瓜和西瓜。瓜地中央的凉棚住着一个看瓜老头，我常去那里用饭菜票和他换瓜，顺便听他讲些葫芦僧断葫芦案之类的民间故事。

　　变化较小的是学校操场外的荒野，面积虽被学校圈占了不少，却似乎比当年更荒了。当年这里一年四季都是茂盛油绿的作物。

　　在零星地站着几棵马尾松的荒地上走了十几分钟，才见一个老人在油菜地旁赶着黄牛耕地。

　　石上前搭话，问他这么大年纪怎么还干这么重的活，老人嘶啰嘶啰吸着纸烟答：“年轻人都去打工啦，我不做谁做？不做饿死去？！”

　　老人的抱怨提醒我，柘港和其他许多乡村一样，已沦为基本失去青春的乡土，年轻人一成年就被钱骗走了，也不知这辈子还会不会回到土地。

　　此后的时间，我放弃去小学的计划，和石坐在距柘港集镇大约三四里远的一片草地上，描绘我对柘港所承载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象。1980年，这片野地也是我们常光顾的所在。

　　自然生态好，道德生态好，这些肯定是我看重的，当然也是表面的。我尤其怀念的是，那代年轻人对未来的热烈向往状态。

　　一个人一生也很难有一次理想主义时期，更何况一个国家。

　　一代人集体地沉醉于对新生的珍惜、对未来的憧憬。我当年在柘港所见的年轻人就是这样，意气风发，浪漫乐观。一边学习，一边歌唱；一边劳动，一边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