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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汗漫:岭上多白云

散文 | 汗漫:岭上多白云

岭上多白云

文丨汗漫

1

沿着南山路随意走。

西湖上游船点点,是古代画舫形制。对岸,宝石山、南山层层叠叠的轮廓,依然是古代形制,苏东坡、白居易、林和靖见过,我见了,与前人情愫贯通就有了这坚定不移的中介。路上行人缤纷,着装时尚,各自心中能有几分古意荡漾,就不知道了。当下,九月,湖中荷叶,边缘开始加速枯黄,核心处的绿依然强悍,抵御秋寒。偶尔有水鸟飞掠而下,把荷叶当成了颤动不已的停机坪。

浙江美术馆前,一个广告牌吸引视线——“岭上多白云: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作品展”。汪曾祺在水彩中手捏香烟,俯瞰我戴口罩走进大厅,表情无变化。

我知道汪先生有三大爱好:写写字,做做饭,画画虫鸟花卉。

写字。汪曾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作为青年作家,在昆明、上海初露头角,像西湖春天里的嫩绿荷叶。五十年代入京,参加土改工作团,在《民间文学》杂志当编辑,戴“右派”帽子,去张家口外的坝上草原,在一家农业研究所劳动四年。摘掉帽子,进入北京京剧团,受命写现代京剧剧本。改写的《沙家浜》中的著名唱段《智斗》:“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常作为当下各种聚会场合的即兴表演小品,激起笑声一片、感慨万端。八十年代起,他有《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相继发表,绘出江南风情图,延续周作人、废名、沈从文一脉风致,在古旧中现新异,于平淡中见惊艳。正是“五四”以后的语言实验,使我们不必再用古人话语风格或革命家言说方式,来叙述现代世俗生活。感谢前贤。

做饭。他每天提着袋子到菜市场转悠,根据眼前食材构思菜谱,像作家根据掌握的素材构思文章。“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汪曾祺把菜市场当成心理治疗室,去一趟,心中的忧烦就缓释许多。他基本不让妻子施松卿进厨房。家常食材,改变操作手法,锅中、盘中、碗中的色彩与滋味,焕然一新,摆脱了既往口舌感受中的陈词滥调。“辞必己出嘛,哈哈……”他这样端着菜盘子自我调侃,朋友们边吃边举大拇指,“味道好,好文章,哈哈……”他在坝上劳动期间,某日,采到一大朵蘑菇,惊喜万分,晾晒后收藏起来。回北京,背着干蘑菇,一路小心翼翼。进门,为全家做一锅回肠荡气的蘑菇汤。家人赞美。先生越发兴致勃勃,买菜、做饭、看大家饕餮,用围裙擦擦手,点燃烟,神游八方。他有秘诀:“粗菜细做。”比如,用大虾与土豆相依偎,出人意料,境界高迥。我当然没资格吃他做的饭,就埋头看其所写菜谱,如读明清小品。苦辣酸甜臭麻咸,喜怒哀乐悲恐惊,滋味一同。

画画。汪曾祺的父亲就是画家,在高邮小城一处深宅大院里,画画、刻章、写诗、喝酒,偶尔到自家在街头所开药铺转转,再到小城外的大淖、古塔边站站,风吹长衫或棉袍。受父亲影响,汪曾祺幼年有作画心愿,时常揣摩苏州陈白阳、扬州李复堂这些江南明清文人的画作。一九三九年,自上海经香港、越南,曲折抵达昆明求学。报考国立艺专美术专业,未被录取。想起口袋里装着屠格涅夫、沈从文的小说,遂入西南联大中文系,认识老师沈从文、同学穆旦、萧珊等等。作文之余,时时随意涂抹花鸟虫鱼、土豆白菜,消遣复散心。晚年,他最喜欢的读物,仍是四十年代末在上海所买的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六十岁重新开始写小说,依旧大密度作画,被赞曰“文人画”。求画者多多,有求必应,腾出书桌一角就画。为林斤澜画荷叶,绿颜料不够用,就进厨房端出半碗菠菜汁,涂上去,那画面就隐隐有醋意,像在嫉妒那一朵荷花的美。观画者感叹:“生活气息多浓郁啊,原生态——怎么画的?”汪曾祺嘿嘿嘿嘿笑,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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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疫情未了,忧心忡忡。我在西湖边偶遇汪曾祺,喜悦起来。想到苏东坡,忽觉得,苏与汪一古一今相似度颇高:都写字、做饭、画画,名动天下,都曾处于话语中心、受挫、被贬于边缘,都因饮酒或吃冷饮而肠胃崩溃、遽然辞世,都怀着、表达着、遗存着对尘世万物的爱意深情。苏东坡在修筑苏堤、治理西湖期间,发明东坡肉,成为杭州城一道名菜。儿子苏过发明一种点心,东坡大喜,写诗,标题漫长:《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汪曾祺也忽出新意,在西湖边为友人做“汪氏豆腐”,众口称赞。饭店里,老板与服务员排队求画。他需要喝一点酒,脸色红起来,兴致高涨,就一张一张画,不分对方身份贵贱。

也是在杭州,九十年代,一次新书发布会,汪曾祺、马原、吴亮联袂为读者签名。汪曾祺面前队伍最长,女读者最多。吴亮头发纷披,嫉妒道:“世道变了,老人家吃香了?” 马原眼睛孩童一样明亮,安慰他:“放心,我们也会老的。”两人大笑。汪曾祺一惊,抬起头,不明所以,对着两个年轻人嘿嘿嘿嘿一乐,复低头,为读者签名。他不是简单签一个“汪曾祺”就敷衍了事,而是问清对方姓名写上去,后缀以“指教”“雅正”一类谦辞,且随手结合对方姓名画一幅小画:对方名字中有“马”字,就画一匹马;有“珊”字,就画一个珊瑚笔架;有“莲”字,就画一朵莲花……

这细节,也像苏东坡,充满体贴与温情。一个人的笔墨有无魅力,秘密正在于此吧。

汪曾祺受教于沈从文的一个指点:“贴着人物写。”就是贴近所写人物的内心去写,合于世道遭际苍狗白云。短篇小说《大淖记事》中,十一子被保安队毒打,巧云端来一碗尿碱汤让他喝了,醒过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读到这里,让我心头一热、眼睛一热。一个关于爱的细节。不论汪曾祺,还是巧云,能够与他人“情声合,两无违”,对爱充满想象力和表达力,才能成为纸墨间的好作家、烟火深巷中的好男女。

某年,汪曾祺在北京街头看见艺人用竹棍抽打猴子,猴子流着眼泪翻跟头。汪曾祺愣愣地看着,问女儿:“不知猴子怎么想的?”猴戏散了,没有一个看客掏钱。汪曾祺走上前问艺人:“挣得多吗?”艺人沮丧:“不够吃的。”汪曾祺说:“我请你吃顿饭吧,半斤猪头肉,二两白酒,再来几个馒头给猴子吃,够不够?”那艺人呆呆盯着汪曾祺,忽然拎起猴子、提着锣,急匆匆而去,走远了才回头看一眼。汪曾祺皱眉叹口气,问女儿:“我话没说好?”

2

美术馆二楼大厅,观画者不少。一概戴口罩,像白云,安抚疫情期的脸。

汪曾祺一九九七年去世,不知新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但“千变万化皆天机”,顺应于种种变化并勉力创造变化,是他赞许的态度吧。何况“岭上多白云”,这景象千古未变,使后生吾辈葆有定力,不至于在多端变局里无计无措。

浙江美术馆举办这一画展,是汪曾祺生前与身后的首次画展。展出作品,由汪家后人从书柜、衣柜中翻检出来加以装裱而成。他往往把最满意的作品赠予友人,那些作品自然也就没有在美术馆中出现。眼前,画面下的纸张品质也差异不小。好纸,是朋友送他的;差一些的纸,是自己买来随意写写画画的,像平淡亲切的家常菜。

题材大都是花木虫鸟。人物画只有一幅《子瞻样》,子瞻或者说东坡,站在一棵树下沉思,身姿清癯,不胖,尚处于没有研究美食制作的青春期?规格大多是尺幅小品,受制于汪曾祺位于北京蒲黄榆家中的书桌。他没有堂皇画室。大幅作品,伏在地板上一挥而就,家人经过,须跳跃闪避、戏谑。他嘿嘿嘿嘿自我欣赏一番,待画晾干,就卷起来扔在书柜上,抽烟、盯着天花板、摇荡着腿,去想小说中的人与事了。房间墙壁被烟熏得像他手指一样,褐黄。想着想着,眼睛木木着亮起来。家人就小声嘀咕:“老母鸡要下蛋了,安静,安静。”这个“老母鸡”就埋头于书桌“下蛋”,一篇好文章就“咯咯嗒”“咯咯嗒”问世了。

汪曾祺从没有以画谋财的心机。其笔墨,完全是写作之余内心的散放,自由复自治,这恰恰是文人画与商业画差异所在——不取媚于世人,独与天地自我相往来。苏轼、黄庭坚如此,吴镇、倪瓒亦如此,即便困顿不堪也拒绝以卖画求生存。他们是文人画的源头期人物,创造一种画风,其实就是创造一种人格。当下,许多作家操持水墨油彩,自称画文人画,并试图进入市场。他们或许不明白:文人画难在有文、贵在有人,文须佳,人贵真醇,非率尔操觚者所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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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画,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汪曾祺如是说,是谦谦君子言,也是磊磊孤傲者独白——孤独的白,岭上云朵的白,来自秦、汉、魏、晋、南北朝……那个在云朵间获得愉悦感的陶弘景,汪曾祺喜欢。苏东坡也喜欢白云。某日,“余自城中还,道中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以手掇,开笼收其中,归家,云盈笼,开而放之”,将云朵归还山中,并作诗:“云兮汝归山,无使达官怕。”达官为何怕?东坡未明说。大概怕以云朵对比出一己的凝滞、污痕、不自在。

展厅安静,偶尔看到教授模样的人,为几个年轻学子解读。我慢慢走,慢慢看,如同在逶迤峰岭上看白云。与画面中花朵、蔬菜、鸟虫、树木等事物的距离,大概就是汪曾祺三十年前与这些画面的距离。姿势也应大致相似,半弯下腰,摘掉眼镜。当然,在美术馆,我不能像他那样点燃一支烟。

两枝紫薇花,在风中纷乱纠缠在一起。这画面上方,是汪曾祺落款:“紫薇花对紫薇郎。此画殊无章法,紫薇亦无章法。”无章无法,得解放,画画如此作文亦如此。随风吹而动静起伏就美好,紫薇如此,岭上白云亦如此。“紫薇郎”是唐代官职一种,但我想误读成“紫薇的新郎”,汪曾祺会同意并嘿嘿一笑吧?

一只蜻蜓,从一盏灯似的荷花上空,振翅而起。寥寥七八笔,画出一幅《蜻蜓荷花》。汪曾祺在右侧题款:“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等水开时而作。”我笑了。他慢性子,悠悠然作此画,蜻蜓急性子,等不及水开面熟就飞了——西湖上的天色吸引了它?汪曾祺爱吃面,有此为证。画画也属餐桌、书桌之间的即兴之作。另一幅画也可为此作证。“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午炊将熟曾祺遣兴”,这午炊期间的遣兴之作,画的是一茎高枝,开四朵紫花,立一只敛翅小鸟——“老来渐少登临兴,不上西山鬼见愁”,这另一行题款,似替小鸟旁白,实乃夫子自道。

汪曾祺用画画作日记。“夏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气闷热”。题款旁,是两叶芭蕉、一枝紫藤。他爱画紫藤。一九八四年五一节,画兴大发,作十幅画,最后一幅画就是满纸紫藤,题款曰:“后院有紫藤一架无人管理,任其恣意攀盘而极旺茂,花盛时仰卧架下,使人醺然有醉意。”这写在宣纸上的文字,如苏东坡、张岱、归有光等人文章,使我醺然有醉意。

一九八二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鉴赏家》中,汪曾祺这样写到紫藤与画家:

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诗: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乱。

3

汪曾祺的语言,就是风,暮春初夏时节的风,《诗经》“风”“雅”“颂”中的风,送来小温暖大感慨。他的笔,钢笔与画笔,吹着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坝上草原,这些他一生中长久停顿过的地方。起风了,万象俯仰且清新,摆脱死寂、浑浊和绝望。

他用画和文章,回忆一生中经历过的地方。没有这些途中的景象人事,当代文学就没有一个汪曾祺。“要改变语言,就要改变命运。”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的这句话,汪曾祺可能不熟悉,但一定会认同。对于被打成“右派”遣放坝上草原,挖粪、赶车、扛麻袋,他从未抱怨。“没这经历,这辈子就太平淡了,如何写作?”背着药筒给果树喷洒波尔多液时,他也在审美、低语:“颜色浅蓝如晴空啊。”当大雪封门,几十个工人、农人在大通铺宿舍里打牌、吹牛、高唱梆子戏,他在马灯下读书,画《中国马铃薯图谱》,给幼子用拼音写信、作诗:“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一九六一年底,回北京,身子骨比从前还壮实几分。正是坝上经验,使他写出短篇小说《羊舍一夕》《七里茶坊》《黄油烙饼》等。

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界限模糊,延续中国文章的宽阔传统。摆脱小说家惯常喜欢的戏剧性、惊悚、突转等手段,兀自在平淡中掀波澜。风吹水面,暗含深渊,文字就有了入心动人的力量。因大多数人的日常,就是这样风吹水面、暗含深渊。其散文,却充满细节和人物,近于小说。我愿意把他的小说、散文统称为“文章”。

画中有文章,文章中有画,汪曾祺的文与画里有阵阵风吹,让紫藤、野草、蔷薇、菊花、柳树等寻常花木,以及那些花木般的卑微者,激动、感动、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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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尤其是夏天,他穿了白夏布的背心,露出胸脯和肚子,浑身的肉一走一哆嗦,就显得更白,更胖。他偶尔喝一点酒,生一点气,脸色就变成粉红的,成了一个粉红脸的大白胖子。

《詹大胖子》中这段描写,完全就是一幅画,风吹着一大团白花夹杂着一些粉红,一吹一哆嗦。

他也屡屡画莲蓬。《受戒》中,明海跟着舅舅进县城,穿过“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到河边乘船,“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她就是小英子,两个人认识了,“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这莲蓬,一扔一接,多么重要。是莲蓬,而不是苹果、香蕉、巧克力其他食物,多么准确。我猜想,汪先生写到此处,也会对自己很满意,点一支烟,盯着天花板,想着接下来如何发展这两个孩子的故事。写完,乘兴研墨,去画一个、两个莲蓬,把一张纸撑得满当当,像西湖,像女孩子半青半熟的胸脯。

在《受戒》中,汪曾祺同样展现出对底层生活知识的熟稔。

常做的法事是放焰口。正规的焰口是十个人。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两边一边四个。人少了,八个,一边三个,也凑合了。

荸荠庵只有四个和尚,要放整焰口就得和别的庙里合伙。

这也是一幅画,风俗画,工笔画,有人物,胖瘦高低,立着坐着。除寺庙外,先生写过数十种行当,药铺、卤杂摊、米店、烟店、剧团……如何经营运作、往来人情,他都能细微、逼真地叙说还原。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凝视着、保存着一个民间的南方中国。他笔下的明海也会画画。念经、做法事之余,明海对着《芥子园》描描涂涂,被邀请给鞋子画绣花图案,到小英子家的合理性就有了。明海对照着小英子采来的花来画画,石榴、栀子、凤仙、石竹子、水蓼、蜡梅等花朵,从纸上,画到衣服上、帐子上。这样画着、来往着,明海在小英子眼里,就“一十三省数第一”了。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那脚印,也是一幅画,小英子用脚画在田埂上,让小和尚“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汪曾祺在写他“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吧?《受戒》的最后这样落款:“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四十三年前”,一九三七年,十七岁,他在故乡小城里跟着父亲读书、画画、放风筝、唱戏、喝酒。“多年父子成兄弟”,父亲这样对儿子说,两个人相对嘿嘿嘿嘿笑。喜欢一个江阴女孩,暑假埋头写情书,父亲竟然也站在旁边指点:“嗯,这样写,好!”他作文在学校里一直得满分,情书在江阴女孩那里却没得满分。一个高邮少年就揣着初恋的梦,踏上去昆明、去暮年的迢迢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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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去高邮小城游荡。运河边,那一座古塔依旧,往来船舶依旧,大淖依旧,但汪曾祺笔下“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的强悍女子,不见了。东大街已更名为“人民路”。汪曾祺上学必经东大街,一路遇见戴车匠、侯银匠、如意楼……这些店铺不复再现。一个新铺子,打着“汪曾祺《异秉》中王二家的熏烧”的旗号,排队食客不少,都是冲着小说的“广告”去的吧。《异秉》中的药店“保全堂”,是汪曾祺家的产业,非虚构。门前楹联,是他祖父斟酌确定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现在,保全堂成为景点,游客在药店内进出顾盼,没一丝痛苦求药的表情。

汪曾祺父亲名为“汪菊生”。汪曾祺也爱画菊花。墨菊、白菊、黄菊、红菊,在浙江美术馆墙壁上,一张又一张开放。画菊花的时候,他会想起父亲吧,心里就一阵阵难过吧。

4

施松卿从晚霞里牵出一匹马,朝汪曾祺走来。

马是大白马,比施松卿高出两头,但温顺,湿漉漉的大眼里,反映着昆明郊区的云朵。施松卿摸摸马背,马背也像山岭,岭上多白云,云南的云。她咔嚓咔嚓吃胡萝卜,马低头看看,打着响鼻。施松卿笑了,从口袋里掏出另一个胡萝卜,举到马嘴边,大白马也咔嚓咔嚓吃起来,嘴角喷出萝卜汁,像榨汁机。施松卿的脸溅上萝卜汁,咯咯咯咯笑。昆明的胡萝卜甜、便宜,她当成水果吃。

汪曾祺坐在建设中学校园外一棵树下,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沈从文的《沈从文小说选》。这两本旧书,他从高邮带到昆明,书边都破损了。远远看见女友——一个瘦弱多病的美人,就心软着、热着,高声问:“哪里来的马?”施松卿也高声回答:“兵营里跑出来的,成野马了,没人要,我要,我喜欢!”汪曾祺喊:“养不起啊!”施松卿应:“养几天是几天,好不好?”汪曾祺答:“好,好——”

这景象,汪曾祺记一辈子,写在文章里,画在画里——两个红萝卜。

汪曾祺的画《春城无处不飞花》,一片乱绿中飞红点点,我认不出是不是木香花。昆明常见木香花,汪曾祺文章里常写。

与同学朱德熙喝酒,一碟猪头肉,两个绿陶高杯。窗外天井里,雨后,一棵木香树显得沉甸甸的。这是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的一天,汪曾祺又失恋了,郁郁无生气。喜欢在宿舍操胡琴唱昆曲,半夜在树下吹笛子,逃课到茶馆里写作,跑警报时到松树林里找松子吃,醉倒在街头被沈从文喊两个人帮忙抬回学校,这样一个狂放书生能有什么前途?寻常女子看不出来。朱德熙就请他喝酒,宽慰:“天涯何处无芳草?”汪曾祺大醉一场。

不寻常的施松卿出现在汪曾祺眼前,芳草萋萋。“我一看见,就知道他有才。”多年后,她这样对儿女说,一脸骄傲。

施松卿也是西南联大学生,最初学物理,与李政道、杨振宁是同学,后因肺病休学一年。复学后,改习英语专业,与中文专业的汪曾祺并无交集。这个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的华侨女儿,与冰心一样,祖籍为福建长乐。长相也似冰心,淡眉细眼,高鼻梁,瘦,干干净净,一副慵懒妩媚模样,在人群中很醒目。追求她的男同学很多,比如袁可嘉。被拒绝,袁可嘉就成了失意感强烈的诗人,“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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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汪曾祺、施松卿来到建设中学教书、热恋。薪水微薄。汪曾祺想办法给施松卿做好吃的,揉面时也在思考:“水和面粉两不相干,揉啊揉,揉得软熟、筋道,有劲儿,才好吃。写文章同理!也得揉,揉啊揉……”施松卿在一旁啃着胡萝卜,咯咯笑。汪曾祺这一时期的小说完全非虚构,其中女子“S”,就是施松卿。老师沈从文读了,到处赞扬这个门生:“前途广大,前途广大!”一九四六年七月,汪曾祺、施松卿乘船经越南到香港后,施松卿回福建省亲,汪曾祺牙疼着、心乱着去上海另谋职业。分别时,施松卿哭了,从船上扔给岸上的汪曾祺一本书,书里夹着刚写的纸条:“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在上海,前途逼仄、毫无广大征兆的汪曾祺,走投无路,欲自杀。沈从文急忙从北京来信斥责:“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介绍汪曾祺到致远中学教书。正是在这一中学,汪曾祺埋头写小说。一九四八年的梅雨,滴滴答答敲在铁皮屋顶,像一声声叩问,指点迷津。他把一九四一年写于昆明的《灯下》,改写成第二版本的《异秉》,发表了。一九八〇年,他又改写出第三个版本的《异秉》,使其成为与《受戒》齐名的代表作。一个高邮少年,终究显现出奇异的禀赋,没有辜负沈从文的预言和杜甫、赵翼的感叹:“暮年诗赋动江关。”“赋到沧桑句便工。”

没有施松卿,汪曾祺是什么样子,难以想象;没有沈从文,汪曾祺是什么样子,难以想象。

我喜欢汪曾祺为沈从文写出的两篇好文章。

一篇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写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送给老师看了,老师微笑着,点点头,知道学生在以这种形式致敬,表达感激。这篇文章,汪曾祺生前并未发表,不知何故。二〇〇九年,《收获》第三期推出后,读者才得以了解汪曾祺眼中的沈从文,字里行间,静水流深。他说,沈从文是“用手来思索的人”,口拙而笔劲。“沈先生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对美的东西有着一种炽热的、生理的、近乎肉欲的感情。美使他惊奇,使他悲伤,使他沉醉。”汪曾祺这些话,像谈他自己。文中细节活泼有趣,如,沈从文喜欢读书时在空白处随意写,“雨季已过,无虹可看矣。”“某月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汪曾祺就借此猜想老师当时心境起伏。文章结尾,他给老师做结论:“你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沈从文微笑着,没否认。有意味的是,一九八三年四月,他在给友人信里,作自画像:“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把自己与老师叠加融汇了。他的确把沈从文视为精神父亲。“中国式的”这一定语,强调了一个唯美重义的抒情者,与一个持续阵痛的古老国度之间的血肉关联。一九八七年,在美国爱荷华州聂华苓家,与郑愁予、陈映真、蒋勋等华人作家欢聚,酒后合唱《松花江上》,系着红领带的汪曾祺哭了。

另一篇是祭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写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沈从文只能在天堂里凑近月光读。结尾,尤其动人,酷似归有光的《项脊轩志》:

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一九九七年五月,汪曾祺由于饮酒而肠胃大出血,医治无效,追随老师而去。临终前,望着窗外,他问施松卿和儿女:“杏儿是不是该熟了?”

用这样抒情的话,为这样一个人的生命结尾,真好。

5

暮色里,我和杭州友人踩着二百三十六级石阶,来到宝石山顶“纯真年代”书吧。室内坐满读书人。转身,在门外大香樟树下坐定,喝茶,吃点心。宝石山峰顶那一座精致的保俶塔,很近,像一支笔,在书写着山果落、草虫鸣、桂花香?白堤、断桥、雷峰塔,在低处,灯火燃起,西湖像一大碗好粥、好茶、好酒。

宝石山不高,与西湖比例和谐,不至于给山下人烟带来压迫感,登山者也不觉得太累。汪曾祺应该爬过这座山,但不会见到这书吧。它二〇〇九年才出现,一个爱情故事,随之满城流传。作家盛子潮倾尽家财,为生重病的妻子朱锦绣建起书吧,使其有一个安放身心的地方。书吧名字,来自朱锦绣喜爱的美国电影《纯真年代》。这是杭州乃至中国的第一个书吧,把书店、咖啡馆、餐厅三者功能结合在一起,使大脑沟回与舌尖味蕾联通互动。在书吧里忙碌着,朱锦绣渐渐康复。盛子潮却在二〇一三年因癌症去世。这些年,朱锦绣守着书吧,把这山顶的书卷、灯火、清风,当成一个纯真爱人,守望着。

一座城市,一个年代,需要这样美好的故事,让人们对爱、对生活抱持信念而不至于孤绝。有这样的故事,写下来,是散文;没这样的故事,写出来,是小说。总之,要写,一个作家的存在价值即在于此。“美好的事物应该长存。”这是沈从文的话,汪曾祺时常重述这句话。

“看山揽锦绣,望湖问子潮。”莫言为书吧所题楹联,挂在书吧门前。他应该来过这里,看山望湖意难平。

这些年,我屡屡到杭州,在湖光山色里沉溺两天,再乘火车返回上海的芜杂喧嚣,绷紧神经,投入市场竞争。每次来,住湖边旅馆,看湖中荷叶幼小着、葱茏着、枯萎着。到附近巷子里吃醋鱼、臭鳜鱼、东坡肉,想想东坡、汪曾祺。汪曾祺的美食文章,不敢在深夜读,读了,睡不着,或睡相难看。他也读袁枚的《随园食单》,嘿嘿笑,“这家伙,显然不会做菜,动口不动手。”

散文 | 汗漫:岭上多白云

除了那一年来杭州参加新书发布会,汪曾祺还途经这座城市去桐庐、永嘉等地,采风、喝酒、写文章,很开心。登楼或上山,若有女孩们搀着胳膊就更开心。但他频繁来杭州游走,还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任教期间,坐火车,哐通哐通哐通哐通,到西湖边,看苏小小墓、苏堤,喝龙井茶,去知味观吃了名菜炸响铃,饮黄酒,想想东坡、秦少游,就重新热爱生活。返回上海写小说,常结伴与西南联大时期的同学穆旦、刘北汜,去巴金家蹭饭、聊天。与好友黄裳、黄永玉搭着肩膀逛马路,被红灯笼下的女人媚眼盯着,大笑而过,说着“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后来,被打成“右派”,又被“控制使用”写剧本,听江青说“小萝卜去皮,真是煞风景”等闲言恶语,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革”后接受审查数年终还清白……无论履薄临深,均不复有自杀念头,为八十年代以后老树花发,固根蓄力。

“远行者必有故事。”这是本雅明阐释过的一句德国俗语。汪曾祺就是一个苍茫远行者,归来,穿过复杂的世俗经验,像水手或骑手,在故事的讲述中重新获得天真。我看到过两张照片:一张,八十年代初,作家采风团的旅行车上,众人仰脸盯着镜头,汪曾祺戴一顶圆边软帽,目光警觉如兔子,旁边的林斤澜微笑着;另一张,九十年代,汪曾祺穿着油迹斑斑的围裙,端一盘刚蒸好的鸡,欢笑着,眼神少年般干净。

同样是高邮人的秦少游,也是远行者,文路与仕途,追随渐行渐远的东坡。有《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一诗,可佐证二人友情。显然,他与东坡,都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召唤着一代代后世后生。《鹊桥仙》一词中有名句:“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汪曾祺写《大淖记事》,为女孩巧云起名的时候,一定想到了秦少游。没有云,何来雨?没有云和雨,这人间万物如何绵延赓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少游这一著名问句,古今中国人都知道、都懂、都伤心,杭州人更知道、更懂、更伤心——西湖上,那断桥如鹊桥,来来往往的男女,像许仙、白娘子?不论深情或绝情,都需要举伞、借伞,需要一场雨又一场雨,协助一对男女推进、确认、澄清彼此间关系。

在上海,我寻找过汪曾祺早年任教的致远中学,无果。按那篇散文般的短篇小说《星期天》的描述,学校位置,应处于今天的延中绿地,周围是高架桥、成都路、南京路、淮海路、长乐路。满耳鸟鸣泉响。大片金银花,一种白色里夹杂着黄色的花,汪曾祺写过、画过。

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

靠雨声和听觉怀想往事,靠白糖莲心粥和味觉,确认处境:“我现在在上海。”这是汪曾祺提供的方法,犹似玛德莱纳小点心之于普鲁斯特,对我同样有用。我的确在延中绿地旁弄堂里,喝过一碗白糖莲心粥。

夜色深了,登上宝石山来书吧的人多起来,个个英俊美好,的确像纯真年代里的人。门口有广告,一个著名作家的新书发布会,今晚将在这里举行。朋友点了两碗虾爆鳝面,“吃了这碗面,你才算是坐在杭州!”像汪曾祺说的话。我们吃着,偶尔抬眼看看低处的西湖。西湖水滋味万千,是绵软的,也是酸楚的、凛冽的。

下山,另换一条路线。半山间,一黑色大门紧闭,两侧有对联:“分葛仙片席,结逋老芳邻。”有隐逸气、孤高心,但真正的隐者高士,可能不需要这样一副对联来言志寄慨。过抱朴道院,黄墙内,有一棵枇杷树结着累累果实,在路灯下闪烁金黄。我有一本汪曾祺的《晚翠集》。他的确是枇杷一般晚翠的人。“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蚤凋。”这是《千字文》里的句子,中国式的美好句子。正是诗经、离骚、古诗十九首、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文,正是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造就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禀赋与抒情方式。想到这些,内心充满感激与暖意。

九月末了,白露之后是秋分。在西湖边,遇到汪曾祺、枇杷树及其他,在旅馆里低头写下这些散乱文字,忽觉得白纸如云、黑字连绵如峰岭——风吹岭上多白云。

散文 | 汗漫:岭上多白云

汗 漫,诗人,作家。现居上海。著有诗集、散文集《片段的春天》《漫游的灯盏》《水之书》《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等。曾获《诗刊》“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人民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琦君散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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