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存在之必要条件也。”
1929年12月1日，南京，《时事月报》以“特件：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的标题，首次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它如同平地惊雷，震惊中外。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成为日本侵华的证据之一，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嘴脸。然而，多数世人并不晓得，这份奏折是一个爱国的台湾（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华侨从日本的皇宫的书库里悄默声地偷抄出来的。
日本，小国寡民，自古以来以华为师，从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乃至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日本从来是以一名学生的身份跟在中华民族的身后来发展自己。然自明治维新后，日本看到自身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深感中华文化之固步自封，毅然决然脱亚入欧，断臂求生。
1927年4月，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田中义一出任首相。田中义一（1864-1929）在日俄战争后，就拟定了一份《帝国国防方针》，提出应以俄、中、美、法、德为敌，主张占领菲律宾、印度支那和中国。田中义一是一个疯狂的扩张主义者，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上台就改变前任实行的与英美协调，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霸占中国的“币原外交”，而加紧实行武力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政策。
田中义一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方面召开了有政府代表、驻华外交官和军事首脑参加的所谓“东方会议”，策划进攻中国、独霸东方的罪恶阴谋。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制定进一步扩大侵华的“满蒙积极政策”。会上，田中义一疯狂叫嚷：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扬言中国革命一旦“波及满蒙”，对于“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权益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并且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
“东方会议”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侵略会议。会后，田中上奏日皇裕仁，报告会议决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该“奏折”赤裸裸地提出日本要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进而吞并全中国，最终称霸世界的罪恶计划。“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走的就是这条侵略路线。
东方会议结束之后，应日本裕仁天皇的垂询，田中义一根据会议要点写成一道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奏章，于1927年7月25日直呈天皇。这个奏章即为《田中奏折》。该“奏章”全文2.4万余字，分为21项内容。它从军事、经济、国际舆论等方方面面详细规划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展个战略和步骤。
“奏折”提出分离“满蒙”的具体方案，规划了对外侵略的5个时期：征服台湾、征服朝鲜、征服满蒙、征服全中国、征服全世界。在奏折中，还以美、苏为假想敌帝国，声称“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
东方会议的召开和《田中奏折》的出笼，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称霸世界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为实现“奏折”的宏大规划，日本侵略者正积极准备对华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挑衅与进攻。特别是东三省地区已危在旦夕。
为了揭露日本人的侵略阴谋，为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不光中国，美、英、苏等许多国家都密切关注“东方会议”，千方百计搜集情报。为获取《田中奏折》，美国出价20万元，苏联悬赏30万日元，中国国民党政府则拿出50万现洋的赏钱。一时间，各国间谍云集日本东京，志在必得，闹得东京警察为了加强戒备也急剧增至3000多人。各国间谍在东京潜伏良久，也并未能够获得“奏折”的具体内容，《田中奏折》被安全地秘藏在日本皇宫的书库内。
此时，真正的揭秘人，正在暗中行动，他就是蔡智堪。
蔡智堪（1888-1955），是一位日籍华侨富商。出生于台湾苗粟县，出生不久遭遇甲午战争，台湾被割给日本，自幼饱尝亡国之痛。成年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并在南洋拥有咖啡和橡胶园，成为富商大贾，同时资助创办了《日华》杂志。虽身在日本，但心系华夏故土，曾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以自家财力支持革命事业。民国初年，孙中山还多次给蔡智堪写信，赞扬他为共和大业所作的努力。蔡智堪还凭借自己的为人和财富，广泛结交日本上层人士，并把他从日本上层人物处得到的消息通过王家桢（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署外交秘书主任）转送给张学良将军。
1928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40岁的蔡智堪正在东京的一处私宅宴请日本的三个贵族议员，忽地一旁侍女送上来一小包邮件，说是从沈阳寄来的。打开一看，是一枚大饼。其中一个日本议员中野正刚说“中国大饼转赠于我如何？”蔡智堪镇定地回答“饼非煎过，食之有害。”等到散席之后，剖开大饼，里面有一张王家桢的手书，上面写道：“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费用多少不计。树人（树人正是王家桢）”
王家桢
接到信后，蔡智堪辗转反侧，寝食难安，他深知这项任务的艰巨性。《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绝对不可能轻易得手。倘若接受这项任务，那就真的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随时可能人头落地，一旦失手，必死无疑。尽管困难重重、异常危险，蔡智堪依然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强攻是不可能强攻的，可智取该如何智取呢？
蔡智堪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利用日本政治派系之间的矛盾纷争，借助派系的帮助，较为稳妥地获取《田中奏折》。
当时，日本政界有两大派系：一个是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执政的政友会，不断壮大陆军势力，对内推行一系列加强专制统治政策，对外实行疯狂的扩张主义的军事行动；一个是以宫内省大臣牧野伸显为领袖的在野的民政党，牧野伸显控制着日本的海军，得到元老派的同情与支持，并且对日本裕仁天皇影响非常之大。
如果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政友会推行侵华政策成功，那势必导致陆军势力急剧膨胀，政友会在朝政之上将一家独大。牧野伸显所在的民政党再难翻身，显然，这是牧野伸显所不愿见到的。因此，民政党有意揭露田中内阁对华军事侵略的政策，通过国际舆论和行动的干涉，打击政友会，打倒田中内阁，由民政党取而代之。一方面是蔡智堪想要把《田中奏折》揭露于世；一面是日本在野党想要挟制执政党的独权。这就给了蔡智堪揭露《田中奏折》带来了可能性。
晚年的蔡智堪
蔡智堪遂以私人身份宴请前内务大臣、属于民政党的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这二人与蔡智堪关系密切，又是多年好友，由于爱讲究排场，嗜好吸鸦片，二人生活入不敷出，时常需要蔡智堪的资助。而且这二人喜欢喝中国的五花皮酒，因此，蔡智堪和他们说话也更为随便。
由于职务上的便利，蔡智堪先是向永井提议，要他拿出田中奏章，在《日华》杂志上发表，藉以“发动舆论，一心向满蒙跃进”。不曾想立即招致永井谢绝。蔡智堪无奈又找床次：“为了民政党打倒政友党，应该揭发田中奏章所持武力占领满蒙政策，到时国内外都会向田中以及政友党施压。”床次说“你如果必要其物，我当为你打听线索。”
不出数日，床次找到蔡智堪说：“保皇党元老们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的政策。但如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田中，必要引起少壮军人革命。元老们现在正在进退两难的阶段。我可利用这个机会来谋取田中奏章，颇有成功的可能性。”一周之后，床次再次找到蔡智堪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敢将田中奏章共表国际，保皇党方可利用英美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政策。中国如能承允这一点，牧野密许……你去抄写。”
得到这一消息的王家桢立即以“王川”的名义电汇5000元，并有简短电文：“病床非5000元奉返（此指床次宴客费）。其病如要至欧美医治者，余担保负责。”蔡智堪看到电文大喜，和床次一起去拜谒牧野伯爵。伯爵见了大喜，拍着大腿说：“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以延长了。”当即命令其妾弟山下勇约妥日本皇室书库官，布置蔡智堪夜间入内，抄取田中奏章。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11点50分，蔡智堪化装成补册工人，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绣线数捆，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手持牧野给的金盾圆形的“皇居临时通行牌”第72号牌，由山下勇带领，进入警卫森严的皇宫。他们穿过24道大门，36个偏门，每个门前都有“断足桥”，即若有人偷渡门桥，守门卫兵必挥舞长刀，砍断其足。接着穿过“红叶山下御门”，又走了五六分钟，才进入皇宫书库，此时的时间是0时50分。一路上，蔡智堪感到异常紧张，汗珠直冒。
田中奏章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进入书库后，由山下勇在书库大门外为他放哨。蔡智堪则用民政党总裁专用的碳酸薄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出“奏章”内容。在描了近五十张之后，天色渐明，蔡智堪不得不匆忙收拾抄写的奏章，放在工具包内，随山下勇出宫。第二天晚上，在蔡智堪的恳求下，山下勇再次冒险以同样的方法带蔡智堪进入皇室书库。经过前后两个晚上的时间，蔡智堪终于将奏章的全部内容抄写完毕。
蔡智堪是如何将《田中奏章》的抄本送回国内的呢？现在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蔡智堪的回忆，他说：抄出田中奏章后，欢天喜地，致电王家桢先生曰：“我务即果，明去赔罪。”我把奏章密藏在皮箱夹层里面，亲往奉天。到小西关外王公馆，交王家桢先生手收。王先生跃喜，无暇招待本人，立即亲送给张学良将军，回来方为我洗尘。次日王先生便去南京，我也返回东京。
其二，是从日本皇宫书库获取奏章后，蔡智堪将抄件的全文分为10个部分，精心伪装包裹起来。自1928年10月起，采用每隔两周一次的方法，从东京陆续将“奏章”的描本寄回祖国。收件人是王家桢。
张学良得知《田中奏折》的内容之后，更加看清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以及日本准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面临国家危难之时，他果断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随后，张学良又于1929年1月10日果断处死亲日的前东北军总参谋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消除了危害国家统一与和平的隐患。
不仅是杨、常二人，《田中奏折》的曝光，使得一些东北管辖下的盟旗王公，他们与日本往来所做得龌龊卖国勾当，尽数呈现在世人眼中，为东北地区得抗日锄奸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田中奏折》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哗然和震动，各国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国内朝野骂声四起，纷纷指责田中内阁。内外交困的田中内阁终于1929年7月被迫总辞职，由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织后任内阁，比原喜重郎重新出任外务大臣。不久，田中义一也在寓所突然死去。
经历了这么一遭，神奇的是蔡智堪虽然被抓捕，但却被有充足的铁证判他的罪，只好释放了他。蔡智堪后来继续从事反日行为。但马有失蹄，1940年蔡智堪在广州收集日军情报被捕，在狱中度过了5年的凄苦生活，直到日本投降才被释放。1955年，蔡智堪在故乡病故，享年67岁。
关于《田中奏折》到底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至今仍有异议。持伪造观点的大多是日本历史学者，他们提出的《田中奏折》是伪造的理由诸如：奏折只有中文版本，而未见日文原文；奏文格式与日本奏文格式不符；奏文用句与日本当时的用词大相径庭；内容、日期表记错误极多等等。
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则认为日方在投降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不排除日军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另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日军的侵华步骤确实是按照这部“侵华大纲”来进行的。
70多年来，关于《田中奏折》真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但事实胜于雄辩，日本军国主义者狂妄的侵华战略以及中国人民血淋淋的抗争史就是铁的证据。任凭日本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睁着眼睛说瞎话，也不可能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种种罪恶行径，谎言重复一百遍，也终究是谎言。他们骗得了自己，但骗不了这世上任何一个存有公义之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