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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华航事件,台湾波音货机降落广州,蒋经国“三不政策”被破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由客机改装而来的波音747大型运输机,满载着热带水果降落在了广州白云机场。

这并非计划中的航班,这架波音机身上赫然写着的“中华航空公司”,标识着它来自台湾。这架机号为B-198的波音747机长是王锡爵,他驾机从新加坡起飞,暂停香港后返回台湾,当该机飞临我国空管领域内时,王锡爵主动与广州白云机场取得联系,改变航道,带着副驾驶董广兴、机械师邱明志,转飞广州降落。

这就是当时震动两岸的“华航事件”。

86年华航事件,台湾波音货机降落广州,蒋经国“三不政策”被破

王锡爵的思念

飞机本身价值不菲,飞行员也是天之骄子,薪水远高于普通军人或职员。但从60-80年代却不断发生台湾飞行员飞往大陆的事件。从最早的徐延泽到李大维、黄植诚,直到“华航事件”的王锡爵,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两岸的长期隔绝造成的骨肉分离,无数家庭盼望能联系到亲人,再次团聚,但在国民党的“三不政策”下,这变得不可能。而飞行员则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仗着飞机的轻便快捷和没有空间限制,他们有条件飞回大陆与家人团圆。

王锡爵也是如此,他是四川遂宁人,1949年随校去台,1951年毕业后加入空军服役,1967年退役后进入中华航空公司任飞行员。

在台湾生活虽然舒适,王锡爵却始终无法安心,强烈的思乡情绪困扰着他。亲人过得怎样?父母是否还在?让他夜夜辗转反侧,这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深深刺着他的心。

算起来,父母已近80,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双亲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两岸无法三通,王锡爵想尽办法,辗转通过海外转寄的方式,终于和四川的亲人通了信。得知母亲已过世,王锡爵痛哭一场。好消息是父亲和兄弟们尚在,但父亲年事已高,如果再拖下去,恐没机会再见到了,这让王锡爵动起了返回大陆的念头。

思乡的念头越来越强烈,飞行员的身份给了王锡爵便利,如此遂有了“华航事件”,王锡爵驾机飞抵广州,见到相关负责人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要和家人团聚 ,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王锡爵的父亲王伯熙时年已82岁,与儿子已经37年没有相见,得知王锡爵驾机归来,他立即启程从四川老家赶来。远远望见儿子,老人不顾年高体弱,小跑着奔向王锡爵,王锡爵更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而来。两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相拥而泣。目睹此景,连在场的人员也都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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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对策

华航事件绝非一件小事,它是一次契机。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十分明确,即:冷静、平和、主动。

不利用这次事件做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政策”的僵局,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我方随即以民航局名义多次致电华航,邀请对方来人协商。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便,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谈。

华航公司当时仅有两架波音747货机,王锡爵这架是刚在1980年以6000万美元购入,再加上机上货物,绝对是无法承受的损失。

但华航公司本身的损失还在其次,事件在台湾引发的轩然大波要远超经济层面。大陆方面作出高姿态,愿意主动交还,华航当然非常想要,但这要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态度。

蒋经国主政台湾后,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是“三不政策”,也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在这个框架下面,两岸无法进行任何交流。情感上, 数百万各省来台人员苦盼家庭团聚,骨肉团圆;文化和经济上,民间也希望与大陆沟通交流。这样不合情理的做法,无疑是违背人心所向的。“华航事件”王锡爵毅然返乡团聚,引起台湾各界的强烈反响,更引发众多老兵强烈的思乡情绪。

由此,民众对“三不政策”更是怨声载道。

而台湾的其他力量,更是私下酝酿组织民间代表团前往交涉。

这些都让台湾当局极大不安,也让蒋经国意识到三不政策的不妥之处。

大陆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各界的压力迫使蒋经国不得不召集讨论研究对策。

经过几次讨论,代表国民党内顽固立场的元老派和主张谈判的少壮派达成妥协。5月13日,台湾当局授意华航宣布:决定由该公司驻港分公司代表在香港与中航洽谈。

如此,拉开了谈判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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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谈判

我方的谈判小组由杨斯德、胡逸洲、岳枫、许光建组成。最后决定权委以杨斯德,他拥有丰富的谈判经验,还曾在淮海战役中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胜利起义。

第一次会谈在5月17日上午9时52分进行,双方主要讨论的是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

地点上,台方表示如果直接交接要在香港,如果在广州交接,要委托第三者,我方未置可否。

台方又提出是否可以先交接人员,包括王锡爵在内。我方指出,交接的人员中不包括王锡爵,王锡爵的去留我们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并且人、机、货必须同时交接。台方对此没有表态。

这次会谈持续一小时零十五分钟,这是两岸之间数十年来的初次直接沟通,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共识,但气氛很融洽,双方约定次日上午继续会谈。

第二天上午10时,第二次会谈开始。

第二次会谈,着重谈的是交接地点的问题,我方的立场是坚持在广州交接,台方坚持只能在香港交接。双方各不相让,会谈陷入僵局,只能暂时休会。

经过向中央汇报后,我方拟同意在香港交接。5月19日下午四时,双方开始第三次会谈。

会谈开始后,我方先是重申了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各项问题,并拿出了有关事宜的草案。

杨斯德回忆说,在第三次会谈中,当我方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在发抖。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

台方始终坚持在香港交接,但没料到我方如此爽快就同意了,他们对此并没有准备,只能表示把资料带回去研究。

第四次会谈在20日开始,这次是时间最久的一次,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了7时。

有了前三次会谈的基础,这次会谈顺利了很多,双方主要是商谈具体交接事宜等细节方面的问题。

台方对交接书很满意,表示可以一字不改,但对会谈纪要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

一是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

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第三,要求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

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后,我们对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基本接受,但不同意增写第三条,对此台方也没有坚持。

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做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代,请贵方理解。”台方签了字,我方未理睬。

随后,台湾方面对大陆方面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付还。大陆方面说 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历时20天的华航事件圆满结束。

86年华航事件,台湾波音货机降落广州,蒋经国“三不政策”被破

事件之意义

“华航事件”的意义绝不止事件本身,通过事件的处理,两岸进行了直接接触,也就意味着打破了“三不政策”,仅此一点就足以载入史册,其他都可以说是次要的。

这意味着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已开始瓦解,两岸沟通交流是民心所向。事件的圆满处理,向台湾同胞传递了大陆的真诚态度和两岸同胞亲情,更让台湾民众要求开放大陆探亲、要求“三通”的愿望更加强烈。

再看看当时的媒体报道,更能明白事件的意义。

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一位台湾老兵的文章:

20多年前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各省人士,自愿或被迫地随国民党来台湾,多少家庭破碎,多少骨肉分离!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摄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求,压在心灵最深处,只在深夜梦回之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谁无父母子女?谁无兄弟姐妹?从少年步入中年、从中年迈向老年,这样的等待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了?难道只有用这种非正常方式,才能和亲人见上一面吗?

香港《中报》发表的社论《通向历史的转折点》认为:从不接触到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

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黄学海说:预期蒋经国在衡量轻重之后对所谓‘三不‘政策会有所改变。

事实果然如此,华航事件点燃了台湾民众回归故土的激情第二年,数万老兵发起返乡探亲运动;在母亲节上,上万老兵又举行集会,合唱起《母亲你在何方》,整个集会哭声一片,令人动容。

迫于各方压力,到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终于宣布开放探亲,向两岸“三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至此,三不政策事实上已经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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