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一天傍晚，北京一座大型商场9楼，两排书架中间，一幅海报落地摆放：黑白两色里，作家笛安盘腿坐在沙发上，几个大字列在左侧——“暌违五年，转型力作”，底部注着“人民文学奖”。
斜前方，80后作家笛安离听众一米远，手拿话筒，把谈论主体限制在“我”，以“城市文学”为题，从村上春树出发，漫谈童年记忆、中国文学、现代性……说到结尾，她有点羞赧，总结自己只是随便聊聊。
文学聚会结束，读者手拿新书《景恒街》等笛安签名，一个男孩手里的书颜色特别，封面上写着“龙城编年史”。
几个喜欢笛安超过五年的读者自称“老粉”，等着问候笛安几句。男孩手里的《龙城编年史》是其中一位送他的，取名自笛安代表作“龙城三部曲”。他们把书中情节按年份整理好，编成一本小书，反复摩挲，等着笛安有一天再写本续集。
反思“当下”
笛安近照
“她这些年好像不怎么写了，听说是生了小孩。”新书《景恒街》尾声，笛安借书中人物之口提到自己的近况。
上一本小说《南方有令秧》出版后，她写写停停，四年过去，临近五年，身边朋友开始用怒其不争的眼神看着笛安。
2016年，笛安动笔，预计写个当下发生的、纯粹谈恋爱的故事。两年后，小说完结，爱情桥段在全书退居二线，“当下”的气压迎面而来。小说开头，公司破产，老板向员工告别：“是我的错，是我太过于理想主义，忘记了资本没有耐心听听我们的梦想。”没过几天，新创业项目“粉叠”启程，由两位过气艺人发起，随即登上新闻头条，但没过两年便失去资本的青睐，又一次告别梦想。
描述当下并非易事，笛安每写完一章便发给记者魏玲试读。此前，魏玲的财经特稿被笛安偶然读到，这篇记录资本寒冬与投资狂潮的非虚构作品说出了《景恒街》发生的时代背景。魏玲常被问道，这样写北京创业潮，是否有现实感、有说服力？
第一部分推倒重来两次后，笛安不惜笔墨，详细描述了“粉叠”APP的运作逻辑。粉丝在这里拥有决定偶像生死的权力，根据经济贡献大小，各归其位，做到最顶端的是“蓝粉蝶”，能在经纪公司与粉丝之间斡旋，通过引导流量的走向来左右巨星的诞生。
魏玲一直把目光聚集在男主角关景恒身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小男孩，带着很明显的渴望，差不多要把自己燃烧”。
“粉叠”是关景恒的执念——必须证明偶像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人心都是可以操纵的，才能释怀为什么自己当初参加选秀后没有红。
这并不是一个成功学的故事。“粉叠”的融资进程从天使轮走到B轮，在最冒险时被投资公司放弃，小说结尾，关景恒回到起点。魏玲从中读到盖茨比式的悲情：“成功”不再梦幻，人愣在原地，被自己的渴望击中。
这也是笛安最想说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对人的侵蚀有时很可怕。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主动谈起跟随关景恒的创业者阿南，一夜暴富后，他的手上多了个造型夸张的骷髅头戒指，违和而惹眼。笛安总结：“一个人刚刚改变处境的时候，通常会买一样特别难看的东西，标志自己已经在花钱这件事情上更自由了，这是真的。”
她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不想再碰原来的母题——那个青春的、执念的、用力的战斗少女已经不见，第一次，充满野心的男主角关景恒和他身后的时代占据大量篇幅，叙写青春转入对成人世界的描摹。
笛安愈发觉得表达自我没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构建一个世界。
新书正式发售十几天前，笛安到杭州领奖，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最佳长篇小说奖颁给了《景恒街》，她是获奖的第一个80后作家，头三届得主是麦家、刘震云、毕飞宇。
评委李敬泽评价：“在创业、融资、商战故事里融入办公室政治与都市爱情的情节，世故里含纯真，功利中有体恤。”
到这个时刻，笛安已经入行16年。
在《收获》杂志中篇小说头条发表处女作，是笛安“二十年生命里最美好的一天”。
大一的夏天，笛安从法国回家，掏出一沓子纸，题目写着《姐姐的丛林》——是她花了三个月，像流水一样敲出的。父亲李锐是著名作家，他把小说拿给《收获》编辑之前，笛安把自己的姓隐去，以“笛安”署名。她没抱太大希望，以为除了家人朋友没人觉得自己写得好。
很快，天分开始推着笛安往前走，两部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都被《收获》看中，短篇小说《圆寂》获《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2006年，笛安《芙蓉如面柳如眉》后记中宣告：写小说是我对抗生活的方式，不是生活的任何一部分。
但两年后，笛安清楚地意识到天分已向自己挥手道别，自己并不是天才。到第四部小说《东霓》，她在后记里残酷地剖析自己：“也许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后，上天赠给他们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只是黑夜尽头阳光照亮的那桌惨不忍睹的残羹。”旁人很难理解，作家不靠天分如何写作，笛安笑笑：“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只有那么多。天分不可或缺，但能给予自己的仅此而已。
这时，笛安想起成千上万的读者告诉过自己，某本书里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她更加发现自己没那么特别，“你要是真的特别，怎么能说出这么多人的感受？”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热爱虚构而已。回溯童年，笛安小时候总喜欢在脑海里玩游戏——幻想一个没有自己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自己完全创造。“热爱虚构的人从小到大，精神上永远有一部分没有活在当下，一开门就能看到另一世界”，笛安知道说起来有些荒谬，但这是真的。
写小说的人必然得有文学的修养，得有很大的阅读量、懂人生、很敏锐？“不是的，”在她看来，小说家的核心只有一个——虚构的本能，而本能让人快乐，这让笛安与自己和解。
就是“写不出来”
“畅销书作家”的头衔似乎是一夜之间，落到了笛安头上。
2009年，笛安正在巴黎昏天黑地地写着硕士论文，看到郭敬明在MSN的留言：自己的小说《西决》上市两周后，加印了。郭敬明问：“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笛安感到茫然，满脑子都是没写完的论文。她退出MSN，收拾好去图书馆的帆布包，临走前，轻描淡写地跟当时的男友提了一嘴。
打开门时，男友突然问：“你不会离开我吧？”笛安说，神经病啊，走出去带上了门。
这次加印量为10万册，此后一个月内《西决》又被加印两次。笛安突然从一个翻滚在毕业边缘的学生成为了站在时代潮头的青年作家，大踏步地进入了人生的另一头。
主流文学界也喜欢《西决》。一年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把最具潜力新人奖颁给笛安，颁奖词和销量一样厚重：“笛安有一种写作的野心，一种掌控语言和代言一代人青春的野心。”
全书以郑西决的视角叙述一个普通家庭里的爱恨情仇，郑家三个年轻人的生活里，不时闯入上一代人的故事，两代人矛盾纷杂，却又最终团聚在一张全家福里，一同等待家族里最小孩子的降生。
同年获得年度作家的苏童在《西决》出版前早早地读完全书，作了序。他在序言里评价，“（全书叙事手法）就像保龄球中对三个前哨球的有效撞击导致了‘全中’，整部小说的叙述方向因此显得清晰简洁，而且锋利。”
回国拿奖时，笛安已经注册了博士。但没过多久，笛安从巴黎飞到北京，创作冲动最终覆盖学术前景。同学聚会，大家畅谈未来，轮到笛安，她没敢讲想靠写作吃饭，怕朋友接着评论：你真的打算饿死啊？后来，笛安扫了眼银行账户，《西决》的版税够两年租房子吃饭，稍微心安。
靠写作吃饭这件事很浪漫。采访时，笛安提到那些年头，一脸满足。那是“幸福的日子”——凌晨两点睡，中午十二点起，下午两点吃一天的唯一一顿饭，其余时间几乎都宅在室内。
但笛安还是把这几年称做“瓶颈期”。从《西决》开始，面前空白的文档，绝望感袭来，写作这件事本身开始拷问她。她不讳言自己就是“写不出来”——不能准确写下自己想写的文字。
写《东霓》，word文档里面的两百多页，印象中没有一页从头至尾流畅完成。为了衔接两个场景，让一个片段显得自然，一两百字要写好几个小时。笛安劝自己，就尽兴这一次，后一部《南音》，笛安一遍遍对自己说，这个小说是为了求“输”而写的。
《东霓》、《南音》和《西决》，三个故事都发生在“龙城”，原型是山西太原，一到春天总刮沙尘暴。笛安18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此，眼见这座典型的工业城市带着繁华和欲望从八十年代走来。直到2012年，郑家另两个年轻人——东霓和南音轮流讲完了两代人的美好与幻灭，由此组成的“龙城三部曲”持续畅销，把笛安送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
同年，榜单上柯艾文化的签约作者占了六分之一。郭敬明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依然畅销，《全世爱》、《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等情感治愈系小说大卖。郭敬明甚至为旗下作家落落策划了创作转型，书写“剩女”话题的《剩者为王》销量不俗，拿到320万的版税。
笛安开始第一次签售、第一次尝到连着好几个小时应对十几个记者的滋味，读者在自己面前欢呼、在网上论坛为自己的书写得好坏而争吵……属于畅销书作家的“成功”扑面而来，笛安有时觉得妙不可言，有时觉得不真实。
青春：标签与共鸣
“龙城三部曲”完结后，笛安写了本历史小说——《南方有令秧》，故事发生在明朝。写到结尾，屋里只有笛安和她的电脑，她感觉“像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山顶，刚刚目送一群远去的神话人物”。
2015年，她告诉媒体，自己的终极梦想是写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作品。
笛安开始成为畅销书作家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笛安的作品是“沟通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龙城三部曲”最后一部《南音》书背面也印着：以严肃文学之姿打入青春文学市场。
“严肃文学”和“青春文学”是大众熟知的识别标签。此说一出，笛安的位置似乎清晰了。
但上一代人惯用的文学评价范式已经没法让80后作家真正信服。
当被问到做青春文学的作者是怎样的感觉，作家消失宾妮想了几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其实挺抵触的。”对她来说，自己写作那五年，从没有写“青春文学”的自觉。现在，她更愿意把之前叫做“青春期的写作”。至于自己名字前面的“学院派写作”头衔，宾妮噗嗤一笑：“这其实是公司自己掰出来的。”
七年前一场研讨会上的发言也让笛安记忆犹新。研讨会名为“东亚青少年流行文化”，笛安还未完结“龙城三部曲”，左边坐着coser(cosplay玩家)，右边坐着乐手，对面是个大学教授。学社会学的笛安发问：“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出生于1980年后的年轻作者们尽管经常受到来自评论界的批评，却的确可以赢得非常广大的读者群，赢得同龄以及青少年读者们的接受和共鸣？”
答案可以复杂到成为研究课题，也可以简单到只有一句话——一代人青春的共鸣。但无可否认的是，当回答变得眉目清晰，告别的日子也近了。
依然是这一年，消失宾妮停笔，转行做了编剧，至今没有再出版小说。2015年前后，她和出版社的人聊天，对方说道，实体书已经卖不了几本了，甚至悲观地说已经没有什么人看实体书了。“而现在，”她描述这个包围自己的世界：完整的一天已经被手机阅读、短视频瓜分掉，“留给文学的时间很少。”
市场开始向影视改编敞开大门，2013年，《小时代》系列电影开始连映四部，累计票房15.1亿，只用了两年时间。尽管每一部都被诟病向钱看齐，大批的青少年粉丝仍买票支持。这也成为“青春文学”最后的流行——《爵迹》票房在2016年滑铁卢后，关于柯艾出品，几乎再无新闻。青春的接力棒传到下一代观众手中，属于80后作家和90后读者的旅行后会无期。“文化现象就是这样，持续不了太久。”宾妮看得很淡。
这不影响年轻读者找笛安说话，她的微博依然是很多读者的树洞：一个女孩曾经发私信讲自己和前男友怎么确定恋爱关系，在一起的地方，第一次去约会看什么电影，然后去吃什么……一连串陌生的饭店名字后，最后一句话埋在那里：“我们已经分手8个月了，笛安，你能不能帮帮我？”
笛安不知道回什么，那一刻顿觉各人有各人的苦。看多了，她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除去特殊情况，大多数人问的都是：怎样找到真爱、爸妈催婚怎么办、不喜欢我现在学的专业、不知道人生以后怎么走。这让她恍惚回到校园——那时候，身边同学聊来聊去，不也就是这几种“困境”？
“好像有人说这世界变了多少，（可）我一直不这么觉得。”
没法去大理
只是笛安在成长。
来北京快十年，笛安以女儿的出生为界限，把十年分成两段。
前一段，她感受到北京的混乱，总能看见和自己一样“不好好过日子”的人，和一小群搞文艺的朋友走到一起，抱团取暖，以某种高度在北京悬浮着生活。
后一段，她奔波在朝阳区三环到四环之间。
女儿两岁前，每个月都需要打疫苗；两岁后，由于脸上有颗红痣模样的胎记，学名“血管瘤”，笛安带着她抽血、吃药，跑了一年多。从丽都广场到蓝色港湾，两块商业区相距5公里，是笛安对北京最熟悉的地方。这一年最常见的人是皮肤科医生，每周都在见面次数里排到前三。
带着女儿跑医院时，她忘了自己是作家，甚至忘了自己。暂时的遗忘反而让她从职业写作中喘口气——她可以不必在生活中时时刻刻形成写作时那种“我想”“我觉得”的思维习惯。
她开始享受新手妈妈的身份。一次看完电影，女儿正打算乱跑，笛安熟练地从背后拎住孩子，抬头，一位读者跟自己打招呼。笛安把整个过程写成段子发到微博上，那名读者补充：刚挂完电话就看到了你，风中凌乱。
去年，笛安的团队在北京市区租了一间工作室，几个同事在二十平米左右的屋里办公。爸妈从山西到北京，帮忙带孩子。小朋友需要安定环境，定居顺义，准备在这里的国际学校，从幼儿园读到高中。笛安计划把钱都赚够就不做职业作家——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没那么大压力。
“有想过去别的地方吗？”
“（如果要去），足够说服我的可能就是小孩的教育，这是现在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我没法放弃北京，到大理去开民宿，然后让小孩真的在那上学。”
就像“龙城三部曲”中，郑家三个年轻人走出青春期后，即便去过北京、四川、美国、新加坡，兜兜转转，还是决定终老于原地。
老角色停止游逛，老读者也认为《景恒街》的女主角变了。这个叫朱灵境的成年女子把主角光环给了男主角关景恒，自己则退居时代浪潮的一角，毫无野心与攻击性。
但在结尾，朱灵境从八楼阳台翻到邻近房间，替朋友的婚外情顶包，随后辞职，像以前的女主角一样，亲手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多年老友消失宾妮一读到八楼阳台，马上认出这是独属于笛安的东西。
在她看来，笛安笔下人物的情感逻辑永远遵循某种浪漫和神性——属于基督徒的救赎。外人看起来无感的情节，对她本人来讲是必须，“当时一看，欸，这是笛安。”
在这本书的后记里笛安告诉读者，没能成为当初以为自己必将成为的那种作家，真的很抱歉。——这句话仿写了黄舒骏《改变1995》的歌词，那首歌处处流露的都是对过往的眷恋。
时间不停地走远，笛安觉得，青春已经消散，天道如此，无须多言。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