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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控诉包办婚姻是铁链,16年后表白妻:屋子很静我在想你

文/潘彩霞

女性是诗人的理想,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

——闻一多

1921年底,闻一多即将从清华毕业,准备赴美留学。这时,他收到父母的来信,又是催他回家结婚的。

对于包办婚姻,他曾多次据理力争,可在那样一个父权社会里,显然无济于事。 苦恼万分之余,只能借诗抒发痛苦:

“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

就这样,1922年的新年,成了他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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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闻一多

父命难违,闻一多回乡成亲,但他同时提出三个条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闹洞房,以此来消极抵抗。

结婚那天,他早早就钻进书房看书,在家里人的生拉硬拽下,勉强理发、洗澡、换衣服,可当花轿到来的时候,他这个新郎又躲到了书房。

新娘叫高孝贞,出身官宦家庭,与闻一多是表亲。她读过私塾,没有裹脚,这在当时,已经非常难能可贵。然而,闻一多对包办婚姻恨之入骨,不肯多看她一眼。

蜜月里,闻一多靠读书和研究诗文排解痛苦,那期间,完成了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律诗的研究》。

经历过“五四”的洗礼,最终却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绝望之下,他给弟弟写信,痛说自己的不幸:

“大家庭之外,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

“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

他甚至决绝地说,“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字里行间,内心的愤懑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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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与高孝贞

回到清华后,闻一多渐渐冷静下来。婚姻已成事实,他必须对妻子和家庭负起责任来。

思考中,他首先想到的是,妻子应该去上学,接受新思想,而不是做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决定帮助她,于是给父母写信:

“我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

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我敢冒不孝之名,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信中,一向孝顺的他,称自己的婚姻为“一大牺牲”,言辞可谓激烈。他希望父母早日把高孝贞送去读书。

在他坚持下,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

去美国后,闻一多经常写信鼓励妻子:“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身在异国,鸿雁传书中,闻一多生出了相思之情。得知女儿出生后,这种情感越发浓烈,高孝贞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脑海。

源源不断的爱从心底迸发,很短时间内,他完成了一组长诗《红豆》。在诗中,他充满无限深情与思念:

“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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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孤身在外,人又热情似火,闻一多经常和留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因博学多才,曾吸引了一位外国女子,最终,东方伦理战胜了西方自由爱情。

他把决心写进诗里:“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不待感情萌芽,他便毅然把它掐死在了摇篮里。

1925年夏天,闻一多提前两年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他把高孝贞和女儿接到北平,开始了真正的小家庭生活。

脱离了礼教的约束,高孝贞也变得热情主动,家务之余,她和闻一多一起读诗看书,逗弄女儿。

闻一多终于感受到“男女间恋爱的情感”,他变得热爱家庭,午夜醒来,静听着妻儿的呼吸声,感到无比的幸福。他对朋友说,那是最美妙的音乐。

孩子们相继出生后,家里充满天伦之乐,家庭再也不是“一把铁链”,相反,变成了温馨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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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一家在武昌

好景不长,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1937年6月,高孝贞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探亲,闻一多与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炮声中,家庭被迫分隔两地。

危难时刻,他更加想念妻子,在信中倾吐思念:

“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今天早晨起来拔了半天草,心里想到等你回来看着高兴,荷花也放了苞,大概也要等你回来开,一切都是为你。”

后来,一家人终于在武昌团聚。

西南联大成立后,闻一多到昆明任教,徒步一个多月后,一到学校,他就接到高孝贞和孩子们写的信,欢喜之下疲惫尽扫。

在回信中,他兴奋地说:“我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不久,高孝贞带着孩子们来到昆明。时局越来越紧,供应越来越差,联大教授大多破衣蔽体,食难饱腹。人口多,负担重,闻一多的薪水根本无法养活一大家人,授课之余,他靠“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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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治印

生活艰难,感情却与日俱增。每到深夜,闻一多在灯下劳作,高孝贞就会悄悄端上一杯热茶,或者是一块孩子们都舍不得吃的点心。

困苦环境下,高孝贞学会了开垦荒地,种些时令蔬菜,她还带着孩子们下河打捞小鱼小虾,勉强改善生活。

即便如此,也常常捉襟见肘。为了一家人不饿肚子,闻一多决定戒烟。可是,高孝贞却坚决不同意,“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

“红锡包”没有了,“大前门”也没有了,劣质旱烟呛得闻一多咳嗽不止。

高孝贞心疼地说:“我来给你做。”

她挑选嫩一点的烟叶子,洒上一点酒和糖水,揉匀后,用刀切成细细的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用温火烘焙,制成的烟丝色美味香。

从此,闻一多吸上了他那著名的烟斗,他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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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右二)与联大教授

为了躲避空袭,在昆明八年,搬家八次,其间的担惊受怕、辛苦操劳可想而知。曾经的官宦小姐,如今布衣粗食。然而,清苦的日子里,一家人亲亲爱爱,这就是最大的幸运与幸福。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下,高孝贞不仅是他生活上的伴侣,还成为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特务们冲进西南联大殴打、杀害爱国学生,刽子手李宗黄喜好附庸风雅,他久慕闻一多之名,想请闻一多为他治印。

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毫无惧意:“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闻一多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中。他和李公朴举办反战座谈会,宣传反内战,争民主,呼吁和平。

青年学生拥护他,爱戴他,经常有逃难的学生慕名而来。虽然住房狭窄,生活困难,但高孝贞总是热情接待,极大地促进了闻一多的工作。

不出所料,在反动派的名单上,闻一多“榜上有名”,特务甚至悬赏40万买他的人头。

地下组织和朋友们都劝闻一多离开,美国加州大学也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他都一一婉拒,“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

他的每一项决定,高孝贞都坚定支持。对她的深明大义,闻一多非常感动,相伴20多年,对于爱情婚姻,他有了切身体会:“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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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全家在昆明

1946年7月11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遭到暗杀,闻一多不顾发烧、不顾危险,在清晨5时赶到医院抚尸痛哭。

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她明知,他就是第二个被暗杀的对象,含泪劝他不要往外跑了。闻一多沉痛地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

“为民主而死,我已经准备好了。”他去得义无反顾,她在家忧心如焚。

预料之中,四天后,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特务们的叫嚣让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当天下午,罪恶的枪声响起,他和长子闻立鹤都倒在了自家的大门外,年仅47岁。

为保护父亲,闻立鹤身中5枪,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高孝贞不顾一切地扑向闻一多,她的身上,沾满了他的鲜血。

李、闻相继遇害,举国震惊。毛泽东从延安致电慰问:“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遇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

为了孩子们,为了闻一多的仇,高孝贞必须坚强地活下去。想到他为坚持真理而死,她从此改名为“高真”。

在组织和朋友们帮助下,高孝贞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她继承闻一多的遗志,她的家成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点。后来,她又带着儿女穿越国统区,投身解放区。红烛的光芒,她要接力下去。

全国解放后,高孝贞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1983年因病去世。

爱情的花儿不会落,另一个世界里,有他在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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