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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为何会被鲁迅推为“人情小说”?它有哪些“人情味”?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清代小说分为“讽刺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等5类,而将《红楼梦》推为“人情小说”的代表作。

事实上,“人情小说”是鲁迅提出的新概念,却并没有给予严格的定义,谈到它的基本特征时,他说道:

“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

《红楼梦》也的确具有鲁迅所说的“人情小说”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题材取向是记人事;命意取向在于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事取向重在大旨谈情;价值取向则是重情弱理。

01 题材取向:记人事

鲁迅认为,《红楼梦》之类人情小说,首要一个基本特征便是“记人事”,他说: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

“记人事”看似平常的一句话,却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标明人情小说在取材上较之讲史、神魔等小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拓宽了题材的新领域。

所谓“记人事”,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说人情小说的内容,叙写的是平常人和平常事;二是该类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是紧密联系着当时的社会现实的。

《红楼梦》为何会被鲁迅推为“人情小说”?它有哪些“人情味”?

《红楼梦》是个纷纷攘攘的人生大舞台,聚集和活动着上千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就达三、四百人,称得上重要甚或典型的也有数十人。

这些人物中,既有贵妃太监、皇亲国戚、王侯伯公、高官大吏、老爷太太、公子小姐、清客帮闲等上层人物;更有丫鬟小厮、戏子轿夫、嬷嬷姨娘、杂工仆役、村姑农妇、穷儒贫妪、市井小民等下层人物;还有地痞无赖、优伶窃贼、商贾掮客、庄头门子、和尚遭士、巫婆庸医、贩夫走卒等三教九流中的一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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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人物社会地位不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有异于讲史小说中的英雄豪杰,也不同于神魔小说中的神灵魔怪,而是人世间的芸芸众生。

小说中所反映的人物生活,也只是日常琐事,不脱饮食男女,并无豪行壮举,英雄传奇,诸如迎送往来,婚丧嫁娶,问疾送药,请安叙礼,拜谒庆典,吃饭穿衣,宴筵餐饮,琴棋书画,吟诗行令,猜谜联句,听唱看戏,赏月观花,捕蝶钓鱼,打情骂俏,私相授受,闲谈清议,数黑论黄,使性怄气,吵嘴拌舌,怀春相思,动情伤感,妻妾争风,主奴斗心,偷鸡摸狗,贪财分赃……之类。

《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人事”,既非古人古事,如三国水浒,又非神人鬼事,如西游、聊斋;而是今人今事,亦即作者曹雪芹生活的时代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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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者在作品中采用障眼法,声明小说故事发生的朝代年纪湮灭不可考,写的是陈年往事,但稍懂得点历史知识的读者读了作品就会认识到,作品中所写就是康雍乾三朝时的生活,有着鲜明的现实性,而不是发思古之幽情。

“记人事”是人情小说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清楚地划出了人情小说与讲史小说、神魔小说的界线,而且开创了古典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纪元。

人情小说的出现,是小说创作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也是现实文学土壤上的应有产物,它通过丰富扩展古典小说的创作题材,使古典长篇小说别开一个新的生面。

同时,使古典长篇小说贴近了现实生活,走出了一条为人生的新路子,对后世文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启迪。

02 命意取向: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鲁迅认为,人情小说的再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通过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写炎凉的世态”。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曾说:

“空空道人从头一看,原来就是……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极为典型的书,人物经历坎坷、命运沧桑,由大兴大荣到大衰大枯,同时饱尝人情的大热大冷。

尽管前八十回写的贾府正处于鲜花似锦、大兴大荣的鼎盛时期。但作为作品神经中枢的前五回,尤其是“好了歌解”、“金陵十二钗判词”、“红楼梦曲子”,却早已预言了贾府和贾府主人们的衰落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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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歌》所体现出的“好了思想”,便是一种人生无常、富贵如梦的虚无和宿命思想。《好了歌解》中所说的:“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等语也透出《红楼梦》本身即是记写兴衰荣枯的书。

“金陵十二册正册”及“副册”、“又副册”中的所有女子都在“薄命司”中,这就是预示着他们皆为炎凉世态中的悲剧性人物。在“判词”中,她们或是“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或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或是“哭向金陵事更哀”,或是“枉与他人作笑谈”。

“红楼梦曲子”十二支,也支支都是悲曲哀音,凄凄惨惨戚戚,预示着书中十二位主要女子的悲欢离合经历和不幸的命运。尤其是收尾之曲《飞鸟各投林》更是高度概括了全书的基本内容,隐喻了贾府前程的最终趋向。此曲唱道: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昌明隆盛之邦,诗札簪缨之族”的贾府最终结局,竟是“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是何等的沧桑巨变,世态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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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第二回冷子兴以局外人身份演说荣国府时,也曾说道: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可以说,作者在这儿是借冷子兴之言,指出贾府外盛内衰的现状,预示着将来毁灭的命运。

《红楼梦》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具体的生活描写中,也时常透露出贾府必将由荣而枯的炎凉世态。如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前托梦给凤姐道:

“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期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秦可卿看到了贾家盛中含衰的现实和盛极必衰的趋势,并进一步向凤姐提出置祭产、立家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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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第二十二回中,元宵节间,身居深宫的元春和贾府众亲眷做猜谜语游戏,作者便将贾家的命运和众姐妹的命运寓于谜面谜底中,暗示着以后的衰败与毁灭。

如元春谜语的谜底是“爆竹”;迎春谜语的谜底是“算盘”;探春、惜春谜语的谜底分别是“风筝”和“海灯”。

贾氏四姐妹的谜语都含悲麻辛酸之气,以至贾政见了为之伤怀不已:

“贾政心内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响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盘,是打动乱如麻。探春所作风筝,乃飘飘荡荡之物。惜春所作海灯,一发清净孤独。今乃上元佳节,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为戏耶?’心内愈思愈闷……”

作为荣府之主的贾政,在上元佳节的繁华热闹中,也感到了前景的不妙,不胜悲戚。固然贾母及元春姐妹的谜语,并非是有先见之明地自叹家世和身世,而只是作为全知全明、总揽全局的作者,将荣枯兴衰世态炎凉的立意寓于她们的谜语之中,借人物之言寄作者之意。

曹雪芹在此回的回目中就直接点出了“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小说中的谜语皆谶语,此回也为小说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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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夫人抄检大观园是贾府由荣入枯的直接转折点,这种自抄甚至可以说是对后来遭抄的预演和暗示。自此而后,贾府便开始逐渐显露出衰败的光景。第七十六回写道贾珍与众妻妾夜宴会芳园,正当醉意朦胧之时:

“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且“恍闻得祠堂内槅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色惨淡,也不似先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

这贾氏祠堂墙下的“长叹之声”,也暗寓着贾氏先祖对后人沦丧的无奈和叹惋。整部《红楼梦》便是对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衰败的深长叹息,可以说,这叹息声和悲凉气渗透进小说的每一字里行间中,构成了小说的基调和底色。

小说的第十八回,本是写“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大兴土木、广置器物、至兴至盛、至喜至乐的,但深谙小说底色的脂评却道:

“至此方完大观园工程公案。观者则为大观园废尽精神,余则为若许笔墨,却只固一个葬花冢。”

这个集荣国府荣华富贵之大成的“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必将成为红消香断、“一抔净土掩风流”的葬花冢,正是世态炎凉的形象写照。

03 故事取向:大旨谈情

鲁迅在谈到人情小说时,曾说道:

“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

如果对“离合悲欢”、“风流放纵”不做过于机械的理解,完全可以将其引申为男女情事,或者说爱情。

小说第一回中,作者就借空空道人的眼光,说该作是“大旨谈情”,且“实录其事”,尽管作者经常采用画家的烟云模糊法,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真真假假,但这“大旨谈情”四字,应该视作是实话实说。

《红楼梦》为何会被鲁迅推为“人情小说”?它有哪些“人情味”?

任何读者和评论者,似乎都不会否认《红楼梦》写了爱情,但如果定为“言情小说”也欠妥,因为这部作品明显地不是为了爱情而写爱情。这些爱情描写都“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并另有深意。

《红楼梦》的基本构架便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为主线,贯穿始终,并穿插纠缠起其他诸多人物生活线索。自从林黛玉进入荣国府之日起,宝黛之间就由互悦互恋渐渐生出爱情,并日益发展深厚,至成生死之恋,谱下一曲纯真爱情的悲歌、挽歌。

从《枉凝眉》的曲词中,便可看出,贾宝玉和林黛玉最终是棒打鸳鸯,好事未成: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

《红楼梦》为何会被鲁迅推为“人情小说”?它有哪些“人情味”?

但作品中除了宝黛之间的爱情外,还写了贾宝玉与袭人、晴雯、薛宝钗、史湘云间的感情纠葛,写了王熙凤与贾琏,尤三姐与柳湘莲,薛蟠与香菱、夏金桂,贾环和彩霞等男女间的情事,细品之下,《红楼梦》就知其故事取向“大旨谈情”并非虚妄。

再者,《红楼梦》另有别名《风月宝鉴》。小说第一回有语道: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白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闻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甲戍本第一回又有一条脂批道: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甲戍本《石头记》所独有的《凡例》中,开篇即道:

“《红楼梦》旨义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

《红楼梦》为何会被鲁迅推为“人情小说”?它有哪些“人情味”?

由上可见,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之前,曾先创作过一本名曰《风月宝鉴》的小说;《红楼梦》创作之后,又以《风月宝鉴》名之。《红楼梦》与《风月宝鉴》既然共名,必然有内在渊源关系,且其大旨也都是谈“风月”。

“风月”二字,与“风流”、“风情”意近,可视作“爱情”的同义语,即指男女性爱、儿女私情。既然书名都以“风月”名之,那么小说必然是“风月情浓”,大写痴男怨女的风月债。

《红楼梦》“大旨谈情”,虽有“戒妄动风月之情”之意,但从作品实际来看,却是对宝黛之间一段生死恋情的肯定和礼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情小说即是爱情小说,人情之“情”主要是爱情之“情”。

04 价值取向:重情弱理

鲁迅所说的人情小说,除了具有上述三方面的特征外,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引申,即: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情、情感和彼此间的感情关系。《红楼梦》可谓这方面的典型。

自宋明来,理学大盛,清代亦然。理学高张“存天理,灭人敌”的歪旗,扼杀人的天性真情,要求人们非礼勿听,非理勿视,非礼勿言,非理勿行,非礼勿写。但曹雪芹却大胆地冲破理学的桎梏,不言理而言情,不说教而记实,写出一些鲜活的具有七情六欲真实情感的人物。

小说第一回中,作者借僧人之口道:

“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

《红楼梦》人物林林总总,每个人皆是性情中人,有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或笑或哭有血有泪,作品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甚至形成了各自的情感基调,如贾宝玉的痴情,林黛玉的苦情,贾母的温情,王熙风的泼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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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实乃一个情痴,痴迷于友情和爱情,尤其钟情于女性。在小说的第二回,宝玉说: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无论是小姐,还是丫鬟,贾宝玉都是一往情深。袭人是与他耳鬓厮磨的房中大丫头,为了规劝他,假意要离去,他百般挽留不应,便垂头丧气以至“泪痕满面”。为了能留住袭人,他便满口答应她自己最不情愿答应的两个条件:读书和改掉吃胭脂、爱红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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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更是他爱重的一个俏丫头,抄检大观园后被王夫人驱逐出园,他悲伤万分,并偷着去她家探访。晴雯死后,他亲撰《芙蓉女儿诔》以示悼念,以寄哀思,情词恳切,感人肺腑。

至于他和林黛玉的爱情,更是刻骨铭心,如醉如痴。宝玉挨打养伤,还不忘林妹妹,差晴雯送手帕以寄情思,林黛玉深解其意,“不觉神魂驰荡”。紫鹃以黛玉回苏州老家试探宝玉,宝玉竟“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惊呆病倒下去,迷了心窍,醒来又哭又闹,不放紫鹃回潇湘馆,生怕她和黛玉回苏州去。

贾宝玉虽然曾说“男子是泥作的骨肉”,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但并不一般地排斥男性,他与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的友情还是极为深厚的,也到了“痴”的程度。

贾宝玉可说是每根神经、每根血管、每个细胞里都渗透着一个“情”字,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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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的情感基调,打一开始便是凄苦悲凉。她虽出身世家,但过早地失去母爱,又加以体弱多病,遂养成落落寡合、多愁善感的性情。尚在童年时代,即千里迢迢进京,寄居外祖母家中,尽管备得宠爱,但终感寄人篱下,时生凄苦之情。

她的精神支柱,尽在和宝玉的相悦相恋,相依为命,而他们之间又常生误会,一波三折,故常自哀自怜,感怀伤心,以泪洗面,如《枉凝眉》曲中所言: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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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熙凤性情泼辣,感情外露,敢说敢笑,杀伐决断,人称“凤辣子”。她情感的表达形式主要在一个“泼”字。无论是周旋于贾母、王夫人、贾琏及妯娌姊妹之间,还是惩治她厌恶的贾瑞、兴儿、尤二姐之辈,乃至大闹宁国府,都是尽情而为。王熙凤为恶为善皆出本意,是真性情的人。

《红楼梦》人物众多,作者不仅写出了他们率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一个个情感丰富,血肉饱满,而且也写出了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即人情冷暖。

小说虽主要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内部的生活,但人物之间的关系却是错综复杂,有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祖孙关系,兄弟关系,姊妹关系,兄妹关系,姊弟关系,嫡庶关系,主奴关系,主仆关系等等。

随着贾府的由荣渐枯,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就逐步发生了变化,由暖入冷,譬如王熙风的渐渐失宠,林黛玉的备感凄凉,惜春与宁府的决绝,邢夫人与王夫人矛盾日深,贾琏与风姐的嫌隙增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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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回写道:

“这费婆于原是邢夫人的陪房,起先也曾兴过时,只因贾母近来不大作兴邢夫人,所以连这边的人也减了威势,凡贾政这边有些体面的人,那边各各皆虎视眈眈。”

表面看来安富尊荣,似乎只知颐养天年的贾母老太太,其实早已看出了贾府中的势利的人情关系,她直言不讳地说:

“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

第七十二回,写到贾琏听到贾雨村降职的消息后,当即说:

“真不真,他那官儿也未必保得长,将来有事,只怕未必不连累咱们,宁可疏远着他好。”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关系必将随着势利的变化而变化,在贾府的日趋没落中充分表露出来,正如探春所言:

“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轰轰烈烈的豪门大族最终崩溃了,而贾府中人也“飞鸟各投林”。世态炎凉带来人情的炎凉,人情随世情变化而变化。

《红楼梦》重在表现人物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彼此间的真实感情关系,拒斥理性说教,反对理学观念,仅从这一点来看,就是名副其实的人情小说。


综上而论,鲁迅将《红楼梦》名之曰“人情小说”,是独具慧眼的。作为一部人情小说,《红楼梦》在题材、命意、故事、价值取向诸方面别开生面,将小说的创作引向反映社会现实和作者的亲身体验亲身感受紧密结合起来,将现实主义创作进一步深化,对其后的小说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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