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的文学史上，郁达夫和鲁迅、张爱玲一样，是一个永远也抹不去的名字。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 郁达夫的抒情小说体现了二十年代时代潮流的一个侧面 ——浪漫而感伤、张扬个性、崇尚感悟 、表现自我的文学咏叹调 , 也从道德的角度、心理学的范畴对现代小说的表现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开拓,引领了一种以浪漫主义为其主要风格的小说流派。
郁达夫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小说、散文、旧体诗方面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但最有独特魅力的还是他的小说创作。他的小说多以失意落魄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描写对象, 往往大胆地进行自我暴露 , 富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息, 笔调洒脱自然 , 语言清新优美, 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他笔下的 “零余者 ”形象是世界文学画廊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形象。
本文旨在从小说集《沉沦》（包括《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三部小说）与短篇小说《空虚》入手，探讨郁达夫文学世界中的“零余者”形象。
自我放逐的忧郁者、颓废中深入骨髓的孤独
零余者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 找不到出路的不幸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其特征是 :身受压迫,地位卑微,备受岐视, 处境孤独、寂寞 ，开始觉醒,怀着个人主义的理想 ,有所追求 、有所探索,但理想破灭 ,找不到出路。比如 :《沉沦》里的“他” , 《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质夫” , 《烟影》、《东梓关》里的“文朴” ,更多的作品则直接称之为“我” 。
忧郁、贫穷、软弱 、坦率 、卑己是“零余者”形象的总的心理特征 。他们不但在物质上拮据 ,而更大的是精神贫乏。他们虽有强烈的欲望,却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毅力和行动 。沉重的现实使他们眼里的一切都不顺心 ,现实的一切都是触动他们情绪的因子 。
《沉沦》的主人公“他”是一位留学日本的青年,患严重的忧郁症。在学校里,他觉得教科书味同嚼蜡,毫无半点生趣。天气好的时候,他时常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到人连罕至的山腰水畔,去体会一个人的孤独与凄清,便觉得自己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
与孤独伴随着的是被压抑的爱欲和情欲,他赤裸裸地告白: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但他不敢接近日本女孩,便自怨自叹,只能通过自渎来释放自己的欲望,但事后又懊悔不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偷窥老板的女儿洗澡,于激动兴奋之余,又悔恨自责,便匆匆逃到凄清的梅园。
他在梅园里,怨恨着自己的哥哥,感叹着自己异国飘零的身世和孤独的人生。这时候,他听到一对男女在梅林的深处幽会,更加勾起了他难以压制的欲望。晚上,他到了一家妓院,经过一夜酗酒和放纵之后,他遥望着西方的故国,走向波涛的深处,口中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
《银灰色的死》，郁达夫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对自己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细致且毫不保留。小说中的主人公面对实际性问题总是选择逃避，想要做出实际变化却总没有勇气迈出象征性的一步；内心敏感细腻，却偏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明明自己内心受创，却还要表现出自己毫不在意、刀枪不入的勇士形象。
主人公 Y 君最后突如其来的死亡，看似无常实则感到情理之中。他在这个世上本就已经一无所有了，可面对“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饱经人间冷暖，世事沧桑的他，也是精神溃败的最后一击。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毫无征兆却又合情合理。
郁达夫小说中的 “零余者 ”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孤独、内省、敏感 , 他们缺乏正常人的人性发展的余地 , 转而以反常的病态向社会施以报复 , 也向自身实行自戕 。忧郁 、软弱、坦率 、自卑是 “零余者 ”形象总的心理特征 。他们经济拮据 , 而更致命的是精神贫乏 。他们虽有强烈的欲望 , 却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毅力和行动 。
现实的一切都是触动他们情绪的因子。他们的悲鸣透着渴求 , 夹着热望。忧郁自卑和变态的心理的后面是期待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和真挚的爱。而理想的破灭, 生活的贫穷 , 使他们对人生不再抱希望 , 只是诉说压抑的心灵感伤和绝望中的痛楚 , 诉说人的个性在社会的强力压迫下的扭曲以及自我价值得不到社会认同的悲哀。
“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灵与肉的欲望纠葛
怀才不遇带来的“生的苦闷”和得不到异性之爱带来的“性的苦闷”是郁达夫小说反表的。
《银灰色的死》中的“他”是一位留日学生,他一边怀念着亡妻,一边无法控制自己到酒馆买色买醉，最后为了吃饭,将亡妻留下的戒指也送进了当铺。他默默地喜欢酒馆里的女招待静儿,后来听说静儿要嫁人了,他便把自己的几本旧书当掉,换来的钱,给静儿买了嫁礼，之后他流落街头,因脑出血死在大街上。
小说跟《沉沦》一样,充盈着无法排遭的愁苦和压抑,表现了主人公在不甘沉沦中继续沉沦、在不想放纵中继续放纵的矛盾人生。灵与肉的激烈冲突,欲望和理性的无情撕扯,被表现得很充分。
小说《空虚》中的质夫在人生失意的时候,引起他回味的,依然是关于女人的故事。一年暑假,他到汤山温泉避暑。一个风雨之夜位独自住在隔壁的少女因为害怕,就跑到他的房间,躺在他的被子上睡去,这引起了他欲望的腾涌。
待天亮少女离去之后,
“质夫就马上将身体横伏在刚才她睡过的地方。质夫把两手放到身底下去作了一个紧抱的形状,他的四体却感着一种被上留着的余温。闭了口用鼻子深深的在被上把她的香气吸了一回,他觉得他的肢体都酥软起来。”
随后虽然与这位日本少女多次见面,但这位少女有她的表哥陪着,他所有的幻想都落空了。他也曾狂热地喜欢过一位女留学生,认为她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处女美”,但几年之后再见,发现这种美在这个女人身上彻底消失了。
在这种变态性心理的描写中, 我们看到, 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中 , 无论是儒家的礼教纲常为人们构建的心狱, 还是道家以清静无为向人们显示的幻境 ,或者是中国封建观念体系的凝滞的性心理意识, 都极大地摧残与压抑了自我的自然欲求, 使人的本性遭到扭曲 , 变得软弱、卑微 、病态 ,最终形成变态的性心理行为 。
颓废色彩与变态心理、内心欲望的极度张扬
郁达夫的作品常常带有颓废色彩和病态心理的描写,这也是他常常为人所话病的原因。
《沉沦》中的主人公把手淫看作极大的罪恶，所以每次完事了都要吃鸡子喝牛乳，但是还是忍不住每天“犯罪”。糜烂的生活和扭曲的心理趋势他偷窥旅店老板女儿洗澡，被发现了的他自责地跑去梅林躲起来。
他偷看旅店老板女儿洗澡，在苇草里偷窥男女交欢，到最后找妓女寻欢。每一处都有详尽的心理描写，场面却只是含蓄地用几个词象征性地概括，比如“在席上醉倒”明明就是翻云覆雨了，但这构不成色情却足以撩起情欲。
最后，郁达夫花了大笔墨来写他与妓女交欢之事。当时他内心是矛盾无比的。“可怜他那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个大大的难境里去了。”花钱云雨，他却是无比自卑的，认为“可恶的东西欺负我胆小”，“几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来”。
《空虚》写留学生质夫在日本正在洗澡，那位因为昨夜风大害怕、来和他同宿的少女，又来和他同浴，于是，主人公起了生理反应起作用了，他想着平复下来，“但是在这禁果的前头他的政策终不见效”。
这类明显与社会正常伦理要求相抵触的内容、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是很常见的。就阅读效果来说,这类内容并不能给人带来美感，但是回到作品创作的年代,必须承认郁达夫这类作品对压抑的性欲望的大胆暴露,在五四这个人的解放的时代具有重变意义。《沉沦》出版以后,曾遭受很多人的非议,周作人及时作文为之辩护,认为它“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郭沫若认为:
“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稿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酸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土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到作假的困难。”
由此不难看出,郁达夫虽然渲染了很多情欲的内容,但他不是像通俗言情小说一样,只是为了追求感官的刺激,而是渗透着由社会运动、家国兴亡和个人命运带来的痛苦,是作者倾注情感的真挚之作,面他对人的欲望的肯定本身就是人的觉醒的重要内容。所以说,郁达夫的颓废,是觉醒者的颓废，他的作品,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异乡漂泊的自我放逐、自卑敏感与浓烈深邃的国家民族情感
“零余者”形象最为突出的是“自卑情结” 。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象生活在“自卑”的大海之中 , “自卑”的风 ,“自卑”的浪,时时缠裹着他们,吞噬着他们,他们在异性面前对自己的经济贫困和地位低下过于敏感,对传统观念和现实因素的阻碍畏之如虎 ,对自我缺少充分认识和把握。
他们悲悲切切埋藏自己的爱 ,逃避于自己幻想所创造的完美世界之内,把现实的痛苦掩藏于虚幻偏执狂的白日梦中 。自卑 、忧郁的情绪徜徉于纸上 ,低回伤感的情调郁结于笔下 。
“神经过敏而又自尊心颇强的质夫,觉得初次成功 ,大约也是靠他这时候的这点奴隶性质而来的。”、“他心里非常爱她,然而她送饭来或替他铺被的时候, 他总是装出兀不可犯的样子来 ,他心里虽然想对她讲几句话, 然而一见了她 ,他总不能开口 。”“天生胆怯,从小就着自卑狂的我……从不敢自家吹一点小小的气焰 。”、“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 。”
这种“自卑情结”不仅仅是作者心理特征的投影 ,同样也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子民”地位 、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缩影,是时代的悲哀。
《沉沦》中的主人公渴望真正的爱情，但“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这种“弱国子民”的心态,使他不敢接近日本女孩,自怨自叹。晚上,他到了一家妓院,经过一夜酗酒和放纵之后,他遥望着西方的故国,走向波涛的深处,口中断断续续地说着:“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最后的声音,是他饱受压抑之后的哀泣,也是一个弱国子民渴望祖国富强的悲鸣。尽管他渴望祖国富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得到异邦女子的爱情,能够满足自己对爱的渴望,但这番告白,仍然让人动容深思。
小说《空虚》中的质夫,日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想回国做一番事业,但回国后发现“中国的社会不但不知道学问是什么,简直把学校里出身的人看得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相反,那些不学无术之徒则能飞黄腾达。他苦闷之余,又返回日本，继续漂泊。
可以说，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漂泊异乡是小说主人公忧郁的一大原因，同时对祖国民族的炙热情感与身为弱国子民的自卑敏感也令主人公的情绪更加惆怅。这也体现了在国家风雨漂泊的时代背景下，知识青年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的主人公,即“零余者”形象，都有着相似的气质和命运,这反映了郁达夫小说中“自我形象”的近似性。
他们恃才傲物,鄙视社会上种种庸俗、恶劣现象,不愿同流合污,但常常怀才不遇、生计窘迫,落魄潦倒;他们“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而又负载着不堪忍受的感伤”;他们情感丰富,爱欲强烈,渴望着灵肉一致的爱情奇遇,但现实常常击碎他们的梦想,于是他们在痛苦中放纵自己,在酒色的沉迷中获得短暂的解脱,事后又是无尽的悔恨和自责。
郁达夫笔下的这一自我形象,充分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觉醒以后面临的困境，点缀了五四启蒙文学的辉煌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