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荷

一、大上海，小弄堂里的爱情故事

翻开用红色绢布包装的《长恨歌》时，一种浓重的上海气息扑面而来，她一下子把我拉向千里之外的大都市。

开篇一句“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开启了一段“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这些散文似的描述，大上海的小场景在王安忆的笔下潺潺流出，犹如戏剧中的序幕，音乐灯光背景一一亮相后，主人公很自然地走出来。从此，开始了她的爱和恨，情和仇的曲折人生。

记得有作家曾评价过关于作家作品的语言特点，说的是作家的作品很多都带有地方性的语言描述，《长恨歌》里，就有一种浓重的上海口味，这口味从弄堂里流出来，在闺阁里盘旋，经过王琦瑶的小屋，在大上海的各色人群中散漫开来，直至“碧落黄泉”。

作者先是从王琦瑶和她的闺蜜们写起，少女情怀一般的语言是零碎的，任性的，也是张扬的，含蓄的。

作者在写到王琦瑶第一次出场时是这样写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接下来，一连串的排比语描述了一个上海弄堂里的王琦瑶。“王琦瑶是典型的待字闺中的女儿”，“上海的弄堂里，每个门洞里，都有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掉泪”……

书中，作者用了一个小节的写作量很刻意地告诉读者，她笔下的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女孩，是故事中的“上海小姐——三小姐”，“是长痛不息的王琦瑶”，因为“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

随着这样的语言描述，接下来出场的“程先生”和“李主任”很自然地进入了王琦瑶的生活中，一个是为了爱情，一个是为了生存，这两个男人先后走进了王琦瑶的身边，也改变了这个上海女孩的未来命运。当王琦瑶告别了短暂的“包养生活”后，第一部分到此结束。

二、在作者笔下，上海口味的语言和它的故事一样精彩纷呈

第二部分第一章写到的邬桥，是作者很有胆识的一种跨地域式的加大写作空间的写法，它也是用来与大上海做对比的一个地方，更主要的是女主人公命运的一个过渡。

她说“邬桥这种地方，是专门供作避乱的”，“桥这东西是这地方最多见也最富含义的，它有佛里面彼岸和引渡的意思”。

作者的含蓄语言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许就是具有上海口味的语言特色吧！王琦瑶没有在邬桥生活下去，正是体现了她不安分和不甘于平庸的性格。大上海始终是繁华的，是引领时尚的大都市，是每个上海人不愿脱离本土的主要原因，也是邬桥人阿二等一些外省人不顾一切要进去的主要原因， “从来没有它，倒也无所谓；曾经有过，便再也放不下了”。

从此，王琦瑶的情迷人生开启了，也应了《长恨歌》中的那一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除了邬桥这个片段，书中描写的全部是上海生活，从人到物，从风情到建筑，穿越四个年代的跨度，把一个活生生的大上海浓缩、展开，把一个个人物剖析、串联，作者用自己独到的眼光探索和思考了一个城市的变化，一断历史的进程。

其中，作者用自己切身的感受叙述了这种变化，她说“上海的天空终是这样，被楼房挤成一线天，光和雨都是漏进来的”，“在上海的顶楼上，居住着许多这样与世隔绝的人”，“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时尚，全都是实心眼的”，“这城市变得有些暴风急雨似的，原先的优雅一扫而空”，“她们如同每一代年轻人一样，以为历史是从她们这里开始的”……这种类似总结性的的语言是作者写作的一大特色。

三、作者的写作方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故事的最后，作者用了一种宽容和无奈的口气结束了王琦瑶的一生，“对面盆里的夹竹桃开花了，花草的又一季枯荣拉开了帷幕”。真是“不思量，自难忘”，掩卷沉思，王琦瑶的故事不再单纯是她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整个大上海的缩影，从民国到解放后，一个平民百姓的平凡经历，恰恰是一个城市的重大变迁。作家无法从国事政治上描述一个国家，只能借助一个人的口，一群人的变化，一个时代的影响，来展现历史。

我很钦佩作家对国民的洞察力和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她从生活中的一米一盐写起，从一个人的成长和衰败写起，从下午茶到舞会，从片场到“上海小姐”，从“程先生”到“李主任”，从“邬桥的阿二到瘪三的长脚”，作者总是能以小看大，以点带面，表面上看她写出的是主人公身边的琐碎和细节，延伸的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而实际上加深的却是小说的厚重感。有人说，作家应该用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写作来进行创作。我想，《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一种写法。

本书荣获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并于2000年获得我国文坛上最具荣誉的大奖——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