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现代诗歌 诗家争鸣 | 陶发美:当今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

诗家争鸣 | 陶发美:当今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

小编按:当今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不仅让读者发问,也让诸多诗歌写作者发问。我国是诗歌大国,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底子;《诗经》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新诗已过百年。陶发美认为,当今不能出现伟大诗歌的最大原因、最本质原因是信仰的缺失。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只信自己。并且认为,虚妄是走向伟大的阻碍;虚妄直接摧毁的是伟大诗歌的殿堂。

诗家争鸣64期 | 陶发美:当今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

陶发美,笔名:南窗、小园春秋、缶玉乾坤,湖北赤壁人,现居广东深圳。诗人、批评家。人生信条:与伟大的诗在一起。主要作品:萤魂系列长诗《竹林童话》《时间涟漪》《光天化日树》《天车行》《窗帘曲》等五部(被称为“本世纪最后的抒情”),寓言体长诗《上邪!上邪!》;文学评论有《诗之形而上》《海子的情场》《存在与诗意》《谁写出了高尚的诗歌?》《中国诗人的五大历史之问》等。出版有诗集《萤魂》《狩猎者》、哲学笔记《庄子随笔》,主编有《中国诗歌民间读本》。

当今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

陶发美

谢冕先生在多个场合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今还没有出现伟大的诗歌;他又说,也可能出现了,是他没看到。

由此,生出一问:“当今中国为何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这一问,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里,把最初的人类生活也称为田园生活,他认为这个时期产生了最初的诗人,他们有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产生了诗,产生了歌谣一类的赞美诗。他所说的赞美诗,指的是《创世纪》。

我们有个成语叫“出神入化”,如果用这个成语去形容《创世纪》,其意思就是“神的启示”。世间万物都是神的旨意、神的创造。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汉语词典》在解释“出神入化”时,说的是“一种技艺达到了绝妙境界”。神性被忽视了,变成了技术性。

雨果还说到,《创世纪》这样的诗歌竖琴有三根弦:上帝、心灵和创造。这是不是说,我们的诗歌竖琴就只有两根弦:心灵和创造?甚或只有一根弦,仅剩下创造?如是,《创世纪》的伟大就是三根弦的奏响。与之相比,我们至少缺了上帝的介入。没有了上帝,也谈不上其他,其他的也就没有了,什么伟大好像也谈不上了。

那么,要说我们的诗歌也是伟大的,就必须跳出他们的审视标准。例如,我们要说《诗经》是伟大的,是什么样的构件成就了《诗经》的伟大?要说,《诗经》也有三根弦,就是物性、生活和创造。在《诗经》里,尽管没有像《创世纪》那样的神性表现,但它的自然物参与度极高,这反映了它的物性,反映了自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一种融合。

物性也是一种情怀,一种放怀于山水、寄情于山水的情怀。物性,是中国天道观的反映,物性体现了道家哲学。孔子用“思无邪”三个字评点诗三百,“思无邪”的理论意义在哪?就在道。道家思想之所以值得一说,只因它确实占有了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地位及理论高度。拿它放在世界思想史上,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极。

我们说,《诗经》有囊括大块的气质,也是从物性说的,从自然性说的,从道家思想说的。

《诗经》既是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古代的生活总集。有生活,就有了时代感。一定的生活是一定时代的生活,一定时代必有一定的生活。生活是艺术之源,也是艺术魅力所在。生活有喜有忧,有爱有恨,有怨有思,有失有得,所以心灵的承受是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性显现了心灵,生活也显现了心灵。《诗经》不缺生活,也不缺心灵。当然,《诗经》也不缺创造,比如它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还比如它的音律美学、它的天成节奏。

当然,“三根弦”的判别标准,也不应该代替了一切标准。《创世纪》的伟大,在于表现了犹太民族的诗性文明。同样,历代之伟大中华诗歌,即也反映了我们东方民族的独有诗性文明。

我们称颂一些诗歌是伟大的,可以从文明说,也可以从历史说。

历史性也是一个重大标尺,就是说,它们是史诗。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史诗。

史诗的基本特征,就是原初性,或元始性。若以美学论,原初之美、元始之美,尤显珍贵。

它们的幽思、梦想、冲动,以及所反映的一切生活,皆体现了文明起点上,或初点上的面貌;是文明起点上,或初点上的歌唱。

它们代表了人类的原声,代表了历史的脉动。

它们光辉灿烂,不被时间湮灭,无愧于自然的、自由的、神性的、人性的回响。

从元始说、原声说,我们似乎已丧失了创作史诗的条件和资格了。

史诗题材似乎已不再亲近当今时代。

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史诗》一书的导言中,还提到了史诗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英雄精神。他列举了但丁、惠特曼、托尔斯泰等的英雄精神。他又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也许是伟大史诗的真正标志”。

布鲁姆提出的英雄精神,或“创造不衰的想象”,既是从作品说的,也是从作者说的。这一点,在我们的古代诗人及其作品中也是有充分显现的。

就英雄精神推及一下,也是一个诗人个性、命运或性情的彰显,如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就是证明。他们的表现也在英雄精神的维度之内。

若把英雄精神理解为战斗精神、战士精神,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现代史上的毛泽东就是证明,二者的作品不少有天才般的英雄品格,也不少有巍然的精神雕像。

布鲁姆既然提到了托尔斯泰,这意味着史诗的概念是延伸的。我们的四大名著都是可称作史诗的。只是从英雄精神说,作品的表现和作者的关系有所不同。若说曹雪芹有一种英雄精神的话,这种英雄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品《红楼梦》反射到了曹雪芹本人身上。就是说,曹雪芹沾了他作品的光。《西游记》有点不同,若说吴承恩有一种英雄精神的话,他的英雄精神无疑是投射到了一只猴子身上。一只猴子沾了吴承恩的光。那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英雄精神则是靠人物群像来衬托和展现的,从某个意义说,作者的英雄精神已献给了他的文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英雄之光、精神之光散射在一群人身上,散射在它们的文字之中。一群人和它们的文字互为沾光。

布鲁姆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那么,我们有渴望吗?这个“渴望”真的很重要。没有渴望,懒于渴望,贫于渴望,不敢渴望,必是英雄精神缺失所在,也是伟大者缺失所在。

我们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是伟大诗歌的创造者,也说我们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也是伟大诗歌的创造者。具体到他们的作品,虽有不同标准的侧重。但是,他们最大的共同是思想的大者、情怀的大者、思想艺术和情怀艺术的大集成者。

特别强调了一个“大”的意义。

就是说,他们不单单是一个仅能写诗的人。他们的诗,也是“大”的产物。

又要说到道家的“大”。

老子说:“道,强为之名曰:大。”(见《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不能名,又以“大”名之。在道家那里,“大”是道的一个别名,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网名。一说那个“强”是勉强的意思。但以“大”命名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起到了一个加强音的作用;我们看不见道,但看得见“大”。“大”是道的一个精神显像。

没有这个“大”,何以伟大?

以东西方的伟大作品来理解,他们作品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精神世界的辽阔和浩瀚,也是人性世界的辽阔和浩瀚。这也是一个“大”,最大公约数的“大”。

为什么要反复说到这一点,因为恰恰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今日中国诗歌的一个最重大缺陷。

虽然,从每一首诗来说,并不要求贯注多少思想,或呈现多大主题。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期待伟大者的诞生。

伟大者总是值得期盼的。

伟大者总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值得期盼的。

伟大者总是人类文明值得期盼的。

若说伟大者是思想制胜、情怀制胜、观念制胜,或者叫精神制胜,那么,在今日中国,诗歌更显现的只是一种语言制胜。

从广泛的新诗表现看,很明显的游戏充斥,不乏娱乐化、小品化的开展。但以积极而宽怀的态度看,今日新诗是语言诗歌,是语言艺术。这也是一个很正常、很中肯、很时代的评价。

伟大新诗的殿堂里,语言也应占到一席。

从语言说,今日诗歌的表现也不是要一概否定的,它们也是艺术的一类,也表现了今日诗歌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素养。

新诗一百年,其进化有目共睹。

汉语新诗,尤其突破了在传统诗词上的语言困局,而展现了一个价值上的多维系统。所谓多维,即在意象、意境、意涵等方面的复杂性、模糊性和多重性。

所谓语言上的诗歌,即是诗意走在语言上。诗意不一定是奔流,但可以是浪花。诗意可以不从完整的篇章上呈现。或说,它们原本就不是整体,就像碎裂的青花瓷,其艺术不在于整体,就是一堆碎片。

还要看到,今日新诗并没有完全背弃传统的美学体系。比如文以载道、文之以德、神思、诗言志等。美学体系上的一脉相承,给汉语新诗打上了强烈的民族印记。

尽管也出现了一些西化的景象,一些异化现象,但这也不是全消极的,反而带来了新的丰饶。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破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多维系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新的丰饶?西化的过程影响还会如何?这些倒是值得再思考和回答的。

我们今天要谈伟大,若从积极一面说,至少看到了一些伟大的因子。

我们仍然怀抱希望。

语言的消极因素也是存在的。

大量的作品生于语言,又死于语言。

有人说,诗到语言止,实是到语言死。

从今日大量的官方媒体或民间媒体所推崇的、所发表的作品看,也包括大量的获奖作品,绝大多数只是语言上的诗歌,只是给了诗歌一个现代的、时尚的扮相。有的连一个“扮相”都没有。

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意象拼凑和罗列。

语言只创造了意象,语言只为意象服务。

所谓的意象美取代了诗之美。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作者极擅长此类表现。所谓创造力、想象力,不过是此类拼凑和罗列的比拼。社会上普遍认为的垃圾作品,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作品。

这个让我们陶醉的诗歌时代,也陶醉在一片意象的茫然之中。

这里是不是要有一个概念:单纯意象类诗歌。这又要说到一个成语,就是故弄玄虚。就是语言上的虚妄、做派、不诚实,语言上的花招太多。

单纯意象类诗歌肯定缺了什么。缺了什么?这又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来了,缺了思想、观念,缺了气质、气度的东西。思想、观念问题,气质、气度问题,根本的就是哲学问题。

很多作品一看标题就看出气质上不去,气度也不够。这也是个哲学视野问题。哲学的缺失也是中国新诗的普遍病症。

本来,诗歌并不拒绝虚的东西。这个虚不是玄虚,不是虚空,不是虚妄,但可以是虚无。

什么是诗意?虚无就是诗意。

即说,虚无性是新诗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也是新诗的主要哲学特征。

当一个作者不具有必要的虚无修为时,怎样的语言花样、怎样的意象比拼也是无趣的。

一味的语言扮相和意象制造可以骗取读者的一时信任,但内质的东西没有,从来没有,历史也不会认账。

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一类所谓的意象之诗尽管耍了很多花招,尽管也被标榜为好诗,但它们离人类心灵是最远的,离历史是最远的,离伟大也是最远的。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在者的家。

一个哲学家最应该拥有的就是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发现的,就是他的家,他爱着,受他的统辖。

海德格尔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无限的奇妙的诗性世界。

他的世界最富有诗性。

诗性是什么,就是诗意地栖居,就是存在。

他的世界,就是他的家,就是那个诗意的栖居地。

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好的语言,才是好的诗歌语言,我们要有个分辨。就是说,好的诗歌语言才是存在的寓所,才是虚无的家。

语言,不为语言自身。

好的语言,只为存在而在。

存在或虚无,还原到诗学上来,也就是诗意的栖居,就是思想,就是情怀,就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好的语言,不只是为赢得一首诗,而是为赢得一个世界。

法国的丹齐格说:“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老虎。他从林中空地走出来,齿间含着一束鲜花。”(《什么是杰作?》第2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说得很形象。老虎嘴里的“一束鲜花”指的什么?不可能是语言本身,一定是别的东西,就是要表达的东西,就是思想、观念、精神、意旨方面的东西。

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伟大的要素,一个作家也不可能是“一只老虎”。

仅是语言上的花招,即是老虎,也不过是一只布老虎,不是真老虎。

丹齐格又说,“金句是没有身体的舞蹈。”(《什么是杰作?》第241页)“没有身体”指的什么?我的理解就是对语言自身的突破;“舞蹈”是什么?还是思想、观念、精神、意旨方面的东西。

金句,不在语言自身,同样是老虎嘴里的“一束鲜花”。

有人说,“诗言志”,作为一种传统美学已不适应新诗了。这里也应有一个重估价值的问题。“诗言志”三个字应该有新的价值特征。这个“诗”是什么?这个“言”是什么?这个“志”又是什么?时代发展了,“诗”在变化,“言”在变化,“志”也在变化。一些传统观念、传统美学需要有新的提炼和发扬。简单的否定或抛弃,会失去不该失去的。

再说虚无,虚无不是远处的雷声。

虚无在我们的美学体系也是存在的,比如在“诗言志”里,虚无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个“诗”变化了,“言”变化了,“志”变化了。诗——言——志,——这三者当然也有相应的变化。重估价值,就是重估这种变化中的价值,就是重估其虚无的价值,重估其新时代的价值。

今天,我们再讲“诗言志”,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新诗学,甚或一种新存在主义的东西来理解。

不能只讲“诗意地栖居”,而不讲“诗言志”。

“诗言志”等传统美学,一旦进入了一种新的诗学语境,一旦被重估,它们的理论成色会再度显现。

十一

还如,我们说到道家思想对诗歌的影响时,会想到谁,会想到老子、庄子,还有一个人也是应该想到的,还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思想大家。殊不知,海德格尔是受了老庄影响的。尤其是他对“无”的注视。他的理论谱系里就有中国的天道观。

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家思想的联系,自林语堂起,已引起了我们很多学者的关注。我以为,之于海德格尔,至少道家思想是他思考的一个重要基点,道家的光辉一直在照耀着他的窗口。

十二

黑格尔认为,“诗特别要在观念或思想中活动”。他是在进行诗与画的对比时说出这一观点的。他认为诗高于画。其理由是:诗永远在心领神会;在感性现实面前,绘画的表现是一种有限的欠缺,而到了诗这里,却是一种无可估计的富饶;诗可以不局限于空间的并列,还可以展现为时间上的先后承续,成为一种历史;诗的历史过程呈现于我们的观念里。

黑格尔是在谈论诗的一般美学原则,也是在谈论诗的一般精神原则,也涉及到诗的一般历史原则。

他所论及的观念原则、思想原则,或精神原则,或历史原则,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也是当今诗歌应该持守和践行的基本原则。

黑格尔的美学高度没有过时。那么,在这一美学高度上的诗歌,毫无疑问,也是一种伟大的追求。

十三

庄子、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就像不同洞穴里的灯盏,它们的光有些遥远,却是诗意的、诗性的。

这样的灯盏依然神秘而闪烁。

十四

那么,语言问题是不是出不来伟大作品的主要问题呢?当然不是。

如果说伟大的作品是奔流,语言就是舟楫,是帆,就是我们征服的工具。从今天的语言来说,它不应是走向伟大的障碍。

你要走向伟大吗?语言已准备好了。

语言,不希望是个玩物。

语言极愿意为哲学家服务,为伟大者服务。

语言希望的是个舞者,是思想的舞者、观念的舞者,精神的舞者。

语言希望的是人性的舞者、信仰的舞者。

十五

说了这么多,那么,当今出现不了伟大诗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可以单单归于思想、观念、精神、意旨等方面的差距么?如果还在这一问题的表象上逗留,这篇文章可以不写。因为思想、观念、精神、意旨等这些概念在我们的思维里是局限的,是桎梏里的东西,是被压迫着的东西。

我们难以看到这些事物的真切面貌。

它们还有生命空间吗?几乎被一些陈腐的观念和事物挤满了。它们腹胀着,全然昏睡,很难被唤醒。

要更直接地说,不能出现伟大诗歌的最大原因,——最本质原因,——最根本原因是信仰的缺失。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只信自己。

十六

《创世纪》等巨擘史诗之所以能出现?就是神性,就是伟大信仰的不朽创造。

神性,之于我们,似乎不好听,畏葸着,害怕。

神性,它的本质是人性的,是人性的一部分,是人性之光,是人性的一种跳跃。

没有神性,能依靠我们的信仰制胜么?我们信仰道。道,也有神性。艺术性,也有神性。伟大的艺术,它的神性往往是很自然的一部分,是可爱可亲的。

神性,并不击伤我们。

神性的獠牙,是我们刻意安装上去的。

神性,深刻隐藏着人类的苦难和悲伤。

神性彰显人性。

我们常说的艺术之光,即是神性的、人性的。

以道观之,老庄自不必说,众生们以道创造了“诗三百”。最典型的还有陶渊明的田园诗、刘勰锡的美学大典《文心雕龙》,无不闪耀着道的辉煌。这里的辉煌就有神性的成分,即人性的成分。

什么天道?我们的态度在哪?

——敝帚么,不能自珍啊!

如果说物性反映了天道观,如果将天道称为一种古老的物性哲学,显然,我们离物性世界已太远了。

我们已深度陷入的是一个物质性的世界。

物质性,不等于物性。

物质性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让名利观成为天下第一世界观。

况且,我们已不讲世界观了,一切在名利上发声。

物质性已魔鬼般的侵入和占据了我们的世界。

魔鬼是罪恶的,也是致命的。它让伟大者窒息、泯灭。

十七

出不来伟大作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重性的。如前所述:思想问题、观念问题、精神问题、意旨问题、信仰问题、神性问题、人性问题。

缺失信仰,以名利为第一世界观,以致对神性、人性的蔑视会带来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虚妄。

一个写作者的虚妄,必然反映到作品上;作品的虚妄必然反映了人的虚妄。

虚妄,才是阻碍。

虚妄,构成了一个绝缘体,与生活绝缘,与时代绝缘,与历史绝缘;当然,也与伟大者绝缘。

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就是虚妄。

所有美好的东西、崇高的东西、伟大的东西,都不在话下,也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和进取了。

虚妄,才是走向伟大的阻碍。

虚妄是泛滥的,不仅是一个人、几个人,或一群人的虚妄,是整个诗坛的虚妄,是新媒体下的虚妄。

虚妄,直接摧毁的是伟大诗歌的殿堂,是美学的殿堂。

虚妄,正成为伟大诗情的第一杀手。

神圣不见了,崇高不见了,伟大又在哪儿?

不是有一些人占据了一些媒介,多发了一些作品,就声称要与屈原、李白、杜甫他们做朋友么?有的干脆就与屈原、李白、杜甫比肩了。

虚妄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民族、对民间、对生活、对时代的蔑视。

如果说,要做一个判断,伟大者将在哪里产生?当然只能在伟大民间产生。这个伟大民间也一定是在民族的情怀里,一定在生活的大潮里,一定在恢弘的叙事里。

这个伟大民间,就是伟大者的摇篮。

这个伟大者也不会在今日的各类圈子中产生。

各类圈子就是虚妄的产物。

看着各类圈子,想起老舍在《骆驼祥子》里说的,“他们仗着‘作派’维持自己的尊严”。有的占着圈子,说着“洋话”,就像拉洋车的,“甚嚣,且尘上矣”。

与其说一些人占据了某个圈子,不如说他们占据的只是一个祭台。把写作当作诅咒,把诅咒当作神器。

诅咒多了,神器最终射向了自己,自己也成了幽幽亡魂。

这个祭台还能为谁布设?

哀歌还能为谁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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