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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允芳:辜负胸中十万兵——陆游的爱与哀愁

赵允芳,女,江苏丰县人,文学博士。曾在新闻一线行走11年,现供职于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为《传媒观察》(江苏新闻研究所)副主编。已在《上海文学》《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作家》《中国作家》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小说、历史散文及当代文学评论。其中,21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寻根·拔根·扎根——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9年卷),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多篇历史散文、文学评论被转载并获奖。另出版随笔集《变形记》等。

陆游的一生,是纯粹的一生。

他始终如一地眷恋一位才情女子,始终如一地图复一座完整江山。他的爱与哀愁,皆与这二者相关。

只可惜,陆游的一生,是被辜负的一生。

因为母命难违,他被迫与心爱的妻子离异。多情、深情如陆游,既辜负了唐琬,也辜负了自己。唐琬悒悒而终后,陆游一生都在复杂失落的心境中度过。以至于到了晚年,那种负心负疚之痛仍让他辗转难眠,无数次地梦回沈园。

因为力主北伐,他空怀抱负,屡经坎坷。而在晚年,为了支持韩侂胄的“开禧北伐”,他不惜在病困之中为其写下一篇《南园记》,却终因后者所发动的“庆元党禁”而被迁怒,由此饱受“晚节不保”的诟病和曲解。

陆游长寿,一生经历了北宋徽宗、钦宗,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六个皇帝。但所谓寿则多辱。出生于南、北两宋之间的陆游,注定要成为这一段历史的受力点。

1.一个大风雨的早晨

陆游出生的时间和地点,颇富意味。

据《陆游年谱》——

“(陆)宰由寿春赴京师,中途泊舟淮河岸。平旦,大风雨,务观生。”

那是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的十月十七日。

“平旦”:天刚蒙蒙亮。

当时风大雨急,是一个极不平静的早晨。

一只停泊在淮河岸边的客船上,忽地传来一阵新生婴儿的响亮啼哭声,这使一船人骤然陷入了忙乱之中。这是淮南东路转运判官陆宰所乘船只,他正在奉诏进京的路上,受任京西路转运副使一职。因为携家带口,又因为天气原因,从寿春前往帝都开封的途中,满载着家人、家当的小船一路走走停停。这一年,陆宰37岁。刚刚出生的婴儿,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因为是自己宦游途中所得,他为其取名为“游”。陆游成人后,又得字“务观”。

很多人附会,陆游的名、字,乃是陆宰夫妇倾慕秦观秦少游文采而来。但另据清代查慎行的观点,陆游的名和字,当取自《列子•仲尼》篇中的“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句。而秦观字少游,其出处,恐也源自于此。列子为老、庄之间道家学派的重要传承人物,陆氏一门,皆深受道教影响。陆宰家富藏书,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道家学说,从中寻章摘句给儿子取名字,当在情理之中。

陆游自己也深受道教影响,尽管一生漂泊忧患,却每天练习道家功法。如其“焚香读书户常闭,少年曾预老聃役”,说明他很早就开始接触道家学说。《学道》《道院偶成》等诗,又记录了他在青城山等地的炼丹之举,以及调养气息的养生方式。这些都使他受益匪浅——

“已迫九龄身愈健,熟视万卷眼犹明。”

陆游高寿,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宣和七年十二月,也即陆游出世两个月后,宋徽宗强行禅位给长子赵桓,是为钦宗。钦宗改年号为“靖康”。而此时尚在襁褓中的陆游哪里知道,这个寓意美好的年号,却即将成为赵宋王朝奇耻大辱的代名词,而他自己的一生,也都将在雪耻复国的慷慨激愤中度过。

20岁时,陆游就拥有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豪壮情怀。只可惜,“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他以满腔热血写就的万言平戎策,没人理会,无人赏识。他“学剑四十年”,却是“虏血未沾锷”,徒有“醉胆空满躯”……

陆游一生不平静。他出生时的天气,已然是个预兆。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四日。这一天,也是风雨大作。

诗人此时已退居家乡山阴的一座小山村,他的67岁生日才刚刚过去不久。这一天,他在无边的孤寂中听风观雨,连写二诗抒怀。

其一:

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

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

其二: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因为天气原因,诗人这天没有出门,独自待在专门辟出的一间维摩室,在此打坐练功。为避免干扰,静修期间,他不用仆童侍候,一切从简,仅需一床、一杖,方便行止。唯一只狸猫陪伴他。门窗外,四边山林如波涛翻滚,疾风骤雨听来撼天动地。屋内异常地昏暗,湿冷,诗人燃起了溪边捡来的柴火。火苗忽明忽暗,映红了诗人沉思的面庞。暖意袭来,狸猫舒适地蜷缩在诗人怀里打起了瞌睡,不知不觉,诗人也睡着了……

风雨意象,几乎贯穿陆游的一生。

他在晚年,尤喜欢写雨。读他的《剑南诗钞》,处处是雨——

春雨,新雨,久雨,复雨,晴雨……

似乎只要有雨,就能触动他提笔遣怀。但无论自然界的风雨,还是政客们巧施人为的政治风雨,再严酷的环境,都无法浇熄他心头的抗金火焰。以至于在1192年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他虽步入老境,身在孤村,心气却无丝毫的衰败,仍旧强烈渴望着“铁马冰河”的战斗生活。

陆游的这种血性与情怀,后来又成为了一种家传,令人动容!

史载:陆游有七子,孙辈甚众。他的孙子陆元廷闻宋军兵败崖山忧愤而死。曾孙陆传义在崖山兵败后绝食而亡。玄孙陆天骐则在崖山战斗中不屈于元,投海自尽……可以说,陆游族裔的血性,一直忠心伴随着南宋小朝廷,直至覆亡的最后一刻。

正因如此,梁启超一再写诗,赞叹陆游“亘古男儿一放翁”。清代赵翼则认为:“宋诗以苏、陆为两大家,后人震于东坡之名,往往谓苏胜于陆,而不知陆实胜苏也。”周恩来也持此论,认为“宋诗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他们将“苏陆”并举,其意却并不在于褒贬彼此,而是客观地指出,苏轼虽坎坷跌宕,却无陆游“靖康之耻”的刻骨经历,其诗词文章的情感浓烈与精神内涵也自然有所不同。

2.唐琬并非表妹,陆母绝非无情

沈园,是陆游的伤心地。

这里,是他与唐琬离异后唯一邂逅之处,也是二人永诀之所。沈园一见,二人互诉衷曲的《钗头凤》,从此成为人间绝唱。

“老来多健忘,惟不忘相思。”

“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浅未忘情。”

68岁之时,陆游重游沈园。此时,园主虽已三易其人,但陆游与唐琬的凄美爱情故事,却并没有被忘记。他40年前题在墙上的那阕《钗头凤》,早已被刻在了一块石头上,成为沈园的一部分。睹物思人,压埋在陆游心底里的那份怅然再次汹涌,他情不自禁,赋诗感怀——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

75岁之时,诗人又一次重返断肠旧地。已是白发飘零的陆游,竟然再一次落泪了。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沈园春水荡漾,诗人伫立桥上,痴想当年他与唐琬在这里临水比肩的恩爱往事,陈年旧伤又一次被生生撕裂。他自知来日无多,但即便化作稽山上的一抔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是何等的专注与深情!

后世文人由此叹惋他的《沈园》二首,为“绝等伤心之诗”。

逝者已矣,唯生者多悲。

关于唐琬,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她为陆游舅舅的女儿,表兄妹二人自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但据于北山先生《陆游年谱》:“唐氏(唐琬)与其母夫人(陆游母亲唐氏)为姑侄之说,未可轻信。”而随着学界的进一步考证,事实真相已然尘埃落定——

陆游和唐琬之间,并无血缘关系。

那么,一直以来的“姑表说”,到底从何而来?

于北山先生认为:“周密《齐东野语》谓陆游妻系唐闳之女,‘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以姑侄骨肉之亲,非逐之门外,迫其仳离不可,违情悖理,殊属可疑。经反覆探索,始知‘姑侄’说不确,应作‘族姑侄’方符实际。”

他从南宋陈鹄的《耆旧续闻》,到刘克庄的《后村诗话》,直至宋元之际周密的《齐东野语》,详细厘出了一条所谓“姑表说”的出笼脉络:唐琬的父亲为唐闳,曾任郑州通判,为徽宗宣和年间颇有政绩的鸿胪少卿唐翊之子,山阴人氏。按照古人给小辈起名定字的规矩,唐闳的兄弟,也自然皆以“门”来框字命名。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而据陆游族谱记载,陆游母亲出身江陵唐氏,陆游的曾外祖父,则是北宋刚正不阿的著名谏臣唐介。唐介的孙辈们,却皆从“心”字命名,如懋、愿、恕、意、愚等,而并无以“门”字命名之人。由此,陆游和唐琬之间,并非很多人所臆测和惯性沿用的表兄妹关系。

但于北山先生并未就此罢休,他根据陆游《渭南文集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王明清《挥麈录》以及《宋史·宗室世系》《宗室列传》《公主列传》等的记载,进一步考证出周密何以在《齐东野语》中提出了“姑表说”。他认为,误解正是源自人们对刘克庄《后村诗话》中“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的误读。文中的“某氏”,即指唐琬唐氏。“某官”,则是赵士程,也即后来唐琬被逐出陆家后再嫁的第二任丈夫。但刘克庄说得明明白白,是指赵士程与陆家有“中外”,也即所谓姻亲关系。原来,陆游的母家显贵,其姨母瀛国夫人唐氏,是吴越王钱俶后人钱忱的嫡妻、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赵士程则是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是陆游姨夫的表侄子。至此,于北山先生断定是周密在读刘克庄诗话时错会了句意,轻率下笔,最终造成了这一浪漫的误会。

是否表兄妹,并不会影响陆游一生挚爱唐琬这一事实。但这一误读,却使一个人背负了千年的骂名。

这就是陆游的母亲唐氏。

很多人将陆、唐二人的爱情悲剧归因于她,这实在是很不公平。

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姑表说”,不仅为陆游唐琬的凄美爱情凭空涂抹了一层沉重的阴影,同时也使陆游母亲唐氏在历史上的泼蛮恶名,堪比《孔雀东南飞》里驱逐刘兰芝的焦母。至今,仍有太多太多的文章有意无意地沿袭“姑表说”,将陆母塑造成一个不通情理的封建家长,却很少有人从人之常情来寻思:倘是亲姑母,何以会对自己的亲侄女、且后来又成为自己儿媳的唐琬如此冷面无情?

而挥去历史的迷雾,剥离掉这层所谓亲缘关系的陆母唐氏与唐琬之间,也就只剩下较为单纯的婆媳关系了。这有利于我们客观探求导致陆游当年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

关于陆母唐氏,并没有多少史料记载。但一个人的性情品格,还是可以从她的家族背景来做一些大致的了解。这里,就不得不要提到陆母的祖父,唐介。

唐介,字子方,为北宋著名谏臣,和包拯、赵抃、吴长文、欧阳修被誉为“宋廷五凤”。在他身上,也和包拯、赵抃等人一样,同样深刻体现了宋朝独有的“文死谏,武死战”的言官风骨和文化自觉。宋仁宗宠溺张氏,导致她不仅在后宫恣意妄为,还扶持和利用当朝宰相文彦博,插手前朝事务,屡为伯父张尧佐争取要职。对于皇帝眼里的这位尤物,唐介却不识时务,先是婉言劝谏仁宗“断以大义,稍割爱情”,后见无果,干脆来一剂猛药,将张氏背后的利益集团来了个一锅端,指出文彦博正是“因贵妃而得执政”,请求罢免文彦博,意欲从根上拔除张氏势力。宋仁宗大发雷霆,威胁要先罢了唐介的官再说。唐介却不屈不挠,回道:“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终于将文彦博拉下马。唐介因此名动天下,朝臣皆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唐介有二子二孙。陆母唐氏以及瀛国夫人唐氏,都是唐介的孙女。陆游的母亲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受其祖父风骨个性的耳濡目染,胸襟格局自然非一般女子可比。祖父当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纯正刚烈,对她必有深刻影响。

如果说个人性情的隔代传承仍显得有些飘渺、牵强,陆游母亲对于儿子婚姻的干涉,则与另一个人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就是陆游的父亲,陆宰。

史载,陆宰虽一介书生,却非常富有民族气节。他目光深远,关注时局,对国家命运始终充满忧患意识。陆游曾在《跋傅给事帖》中,议及父亲当年的交游往来给自己童年留下的深刻印象——

“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

丑裔,即对南侵金兵的蔑称。

陆游出生的这一年冬天,金兵南下,两年后攻占开封。陆宰携家眷返回老家山阴避难。陆宰主战,无论在哪,家里来往最多的,皆是慷慨悲歌之士。耳濡目染之下,小小陆游已对“靖康耻”三字铭记于心。这也是身为父亲的陆宰对陆游最早的爱国主义启蒙。陆游一生饱满的爱国激情,其来有自。

也由此可见,陆宰夫妇绝非心胸狭窄、不可理喻之人,而是心怀家国、心有大义。陆游自幼聪颖过人,很小就展露了文学天赋,又因为绍兴元年其祖父陆佃被追复资政殿学士,父亲陆宰亦起复直秘阁,援例推恩,陆游在7岁时就“荫补登仕郎”,陆宰夫妇对这个儿子自然寄予了厚望。他们先后给陆游请了许多名师传授学业,又请人教习剑术,为的是能将其淬炼成才,文武兼擅,有朝一日能够为国驱使,有所大用。在为陆游择妻的问题上,陆宰夫妇必定没少思虑。他们原本以为,以唐琬之才情和识见,一定对陆游未来的仕宦生涯有所裨益,而绝不是相反。但令他们夫妇没有想到的是,陆游完婚后,却将父母多年的热望搁置一旁,学业懈怠,只整日沉湎于与唐琬的二人世界,躲在小楼成一统,全然淡漠了外部世界的风雨飘摇。

陆游与唐琬完婚于1144年。

这一年,南宋小朝廷的江浙闽一带天灾不断,水害漫漶,溺死者无数。而此前不久,更是人祸连绵——1141年,岳飞含冤而死;1142年,宋金合议,划淮水为界。爱国志士无不激愤难当,视为“靖康耻”后的又一大辱;1143年,岳飞位于钱塘县西的宅院被朝廷收没,作为国子监、太学之用。此事再令当朝正义之士陡生兔死狐悲之意,心头再蒙浓重的阴霾……

1144年,一向有着“杀身翊戴王室”之志的陆宰56岁。仅从年龄上看,他虽算不上老迈,可身体状况已然糟糕。这一年离他去世仅剩4年不到的时间。陆宰此时一定是预感到了什么,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和焦灼。忽略掉这一点,我们将难以理解他对于陆游婚后沉迷小儿女世界的苛责与严厉。

陆宰不怕死。多少年后,陆游以一首《示儿》绝响天下,他所唱出的,也正是父亲陆宰当年的心声!“但悲不见九州同”,陆宰怕的,也正是自己临死都看不到一丝“王师北定”的可能与希望!

陆宰的可贵,却在于他即便绝望,却依然希望。

与金人划淮而治,令陆宰愤恨难平!但陆宰的一生,只能任凭无望的热情空自燃烧。他和许多主战派一样,均受到了太师秦桧的排斥和厌弃,陆宰无奈选择了居家不仕,空有一身的抱负,只能眼睁睁看着残破的江山再遭割辱。他愈加急切地寄希望于后辈的崛起!

从陆宰对陆游从小施予的严格教育来看,他几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儿子身上。陆游气猛才强,是他几个儿子当中最有可能实现自己抱负的一个,因此,陆宰也才会对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希望陆游未来能够文经武略、久播朝野,有朝一日,能够等到甚至有能力筹谋到一个与金人畅快一战的历史性时机。但这一切一切的前提,是必须进入朝廷选才的视野,走科举、入仕的主流途径。

可是,为了与唐琬厮守,任性、执拗的陆游甚至不愿意科考远游。

陆游其情其状,以陆宰的脾气性格,必定难以容忍。

据南宋陈鹄《耆旧续闻》记载,唐琬被逐的原因,是所谓“不当母夫人意,出之”。但这个对于家庭门楣影响不算小的决定,绝不可能是唐氏一人所为,而一定是陆宰夫妇反复思量后的慎重决定。

又据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

“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陆宰夫妇看来,“惰于学”的后果是严重的。但依人之常情,真正下决心逐妇之前,陆游的母亲唐氏一定多次出面苦心规劝,陆宰也不止一次地对陆游施以雷霆之怒。“数谴妇”之“数”字,让人可以想见其间家庭矛盾是如何步步升级的。可惜陆游年轻气盛,不以为然,并不懂得自己硬碰硬的后果之严重性。而原本尚有一丝转圜可能的婚姻,也终至僵局,无以挽回。

新婚燕尔,陆游缠绵于闺房之乐,原本无可指责。但正是陆宰生命行将烛尽之际的那份期待,过于沉重,过于迫切。而陆游又过于轻率,过于任性,才导致了陆唐悲剧成为必然。

很多年后,陆游自己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他以《示儿》诀别儿孙之际,他一定在那一刻,懂得并原谅了父亲当年的铁腕无情。

唐琬后来再嫁南宋宗室赵士程。后者不仅对唐琬前史毫无芥蒂,且对她用情极为深挚,颇能说明唐琬非同一般的才情魅力。

唐琬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用诗词讴歌、爱恋她,并让世人从此记住了这样一位有着一双红酥小手、痴情断肠的南宋女子;另一个,却选择了终生沉默,而只以自己温厚的臂膀陪伴、支撑着一位绝等伤心的弱女子。而他似乎并不在意,对方爱不爱自己。他只知道,自己深爱着唐琬。这就足够。

唐琬死后,赵士程终生未再续弦。

这位痴情的赵士程身份贵重。如前所述,他是宋太宗玄孙赵仲湜之子(也即宋太宗的五世孙)、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

他是一位真正的贵族。

唐琬一生,何其不幸。但她又何其有幸呢!

1147年,陆宰为陆游另娶王氏为妻。

1148年,陆宰抱憾离世。

短短几年时间里,陆游经历了娶妻、离异、再娶、丧父……风波不断,挣扎不休,他不可能静下心来读书的。父亲的死,给陆游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并终于使他那颗不平、躁动的心略略平复。陆游开始回归父母眼中的正途,重拾科举。

陆宰到底没能看到陆游走上科场的那一天。唯一的安慰是,陆宰为儿子选定再娶的王氏,为陆氏一门添了一个大胖小子。

1148年,也正是陆宰去世这一年,陆游参加了乡试,主考官陆阜慧眼识才,将他一举选为魁拔。

1153年,28岁的陆游进京,参加了专为官员及恩荫子弟举办的锁厅考试,又被主考官陈子茂取为第一。

接下来,就该是礼部的会试了。

两个第一,足以证明陆游才学超群,本是好事。而按照这个势头,陆游是很可能来个“三甲及第”的。这将大大有助于陆游顺利走上仕途,最大可能地逼近父亲陆宰对儿子未来的理想规划。

谁都没想到的是,陆游在锁厅试拿得第一,已然开罪了当朝权相秦桧。

陆游对此有云:

“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送,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

原来,这一年,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和陆游一起参加了锁厅试。所谓锁厅试,清代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对“锁厅”专有介绍,解释极为扼要——

“宋现任官应进士试曰锁厅,言锁其官厅而往应试也。虽中,止迁官而不与科第,不中则停现任。”

这次的主考官陈子茂(字阜卿)为两浙转运司转运使,他必是爱才心切,才会对权相秦桧的招呼置之不顾,毅然将秦埙的名次排在了陆游之后。秦桧恼怒之下,欲降罪陈子茂,所幸秦桧很快病逝,没能顾得上。而陆游对陈子茂的知遇之恩自然一生难忘,多年后仍有“冀北当年浩莫分,斯人一顾每空群”的诗句,赞美他有伯乐之能。

但当时对于陆游而言,得罪秦桧的后果是严重的。

据《宋史•陆游传》:

“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

在礼部试中,为确保孙子秦埙拿第一,秦桧早作准备。担任此次考官的魏师逊、汤思退、郑仲熊等人,皆由他亲自拟定。从宋史这段记载看,主考官在批阅之后,一开始还是忍不住要将陆游置于榜首,也由此可见陆游的真才实学。秦桧自然很不满意,干脆直接指使主考官,硬生生让陆游成了落榜生。

一个“显”字,可见秦桧之急不可耐,可见其赤裸裸。

只可惜,秦桧机关算尽,最后还是没能得逞。

在最后点状元的殿试环节,宋高宗因早对秦桧把持朝政有所不满,再加之“读埙策,觉其所用皆桧、熺语,遂进孝祥为第一,而埙为第三”。也就是说,高宗亲自阅卷时发现,秦埙的策论无非是对其爷爷秦桧、父亲秦熺平时观点的照抄照搬,通篇毫无自己的创见,便当场把原定第二名的张孝祥点为状元,而只给了秦埙一个榜眼的位置,也即第三名。这应当也是高宗看在秦桧的面子上,才勉强予之。

尽管如此,陆游因为才高,横遭秦桧嫉恨而落第,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

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也就是1162年,宋孝宗赵昚即位后,在任命陆游为枢密院编修官的同时,赐其进士出身,这才还了陆游一个公道。

但以陆游的才学,他的仕途原本可以走得更为畅达,但他偏偏历史性地遇到了南宋最大的奸贼。一生都魂牵梦绕收复中原的陆游,在秦桧辱国当权的时代,注定要成为一个伤心人。

3.修史南唐,意在南宋

陆游一生,心系二“唐”。除了唐琬,还有南唐。

陆游不仅诗才了得,更具非凡的史才。他所撰写的18卷《南唐书》,在当时已经体现出过人的史识。后人对这部史书评价极高,如明代沈士龙比对陆游和马令的南唐史后,指出对于南唐很多大臣的忠逆言行,陆游皆“考补无遗”,“则马之疏漏可见,而陆之史笔足贵矣”。“然以陆视马令书,虽少十余卷,而芟薙稗秽,折衷诸家,殊得史氏家法。”明代胡震亨更是偏爱陆游史笔,认为陆游对马令书中很多重大讹误的校正删翦,“足称此书一大快也”!

但陆游何以会对南唐小国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

陆游之前,已经有多人涉史或专史南唐,如欧阳修、薛居正的新、旧《五代史》,还有胡恢、马令等人专门撰写的南唐史。南唐本为赵宋所灭,因此,很多宋代史家对于南唐本能地会采取一种胜者之姿,对南唐烈祖李昇、元宗李璟、后主李煜也并不给予帝王的“本纪”待遇,而往往采取贬制的方式,列入“载记”“世家”之中,或干脆以“先主书”“嗣主书”“后主书”等,以臣服小国的国主名位来有意贬损。

宋人的这种轻肆,不独针对南唐,对整个五代十国,也都是极为鄙薄的。如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评价五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宋人甚至以“五季”来蔑称五代,将这些国家仅只视为唐代藩镇割据政权的余绪而非正宗天子王朝。

总之,“五代无道”,是宋人的普遍共识。

唯有陆游,明确肯定了南唐是承袭李唐王朝的正统血脉,他也因此将“三主直称曰‘纪’,不必如马以‘书’字寓贬”。也就是说,陆游堂而皇之地将南唐三主列入“本纪”,这也是他与胡恢、马令等人撰著南唐史的最大不同。

尤为重要的是,陆游重修南唐史,自有他的深刻寄寓。他研究那段历史的兴趣点在于,当年的南唐,堪称一个“地大力强,人才众多,且据长江之险”的“隐然大邦”,但何以竟仅仅存国39年便遭覆亡?

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人治史,其用意也正在于史为今鉴,避免重蹈覆辙。陆游用心良苦,他特意选取了和南宋境况相似的南唐,其用心用意,显然在于为南宋困局找到一种破解之道。

清代的学者就曾对陆游的用意作此推测:“……得非以南渡偏安,事势相近,有所左袒于其间乎?”

当代亦有学者指出,陆游《南唐书》中,其文末诸多“论曰”,不乏对于得失兴亡、战略战机的精辟解读,但它们“非为南唐而发,乃为南宋而发也”!

正因如此,陆游的《南唐书》,比之胡恢、马令,更多了一份热忱与深痛!

在《元宗本纪》文末,对南唐这一曾经的“隐然大邦”何以成为历史上的短命王朝,陆游“论曰”:“若用得其人,乘闽、楚昏乱,一举而平之,然后东取吴越,南下五岭,成南北之势,中原虽欲睥睨,岂易动哉!不幸诸将失律,贪功轻举,大事弗成,国势遂弱,非始谋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

这简直是一部令人热血沸腾的兵书!

“百无聊赖以诗名”。诗人是绝不甘心只做一名诗人的,他做梦都希望自己能跟随将士们纵马杀敌,夺回富庶繁华的汴京,平定中原板荡之局势。

因此,这一段“论曰”,无异于一次激动人心的纸上战斗!亦是陆游对于和自己一样的主战派始终不得其用的一次淋漓批判!

他甚至更为尖锐地“论曰”:

“亡国之君,必先坏其纪纲。”

一个国家的覆亡,总是有某种缘由与征兆的,这其中,纲纪败坏往往是其肇始。南宋时期,内忧外患,上下腐败,党争惨烈,“虽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当于是观之”。陆游已然从当年南唐命运,看到了南宋末路。

陆游撰著《南唐书》,其心孤愤,其意深远!

4.南郑光辉岁月

1172年,为宋孝宗乾道八年。

这一年,是陆游人生最为快意豪迈的一年。这一年,是陆游距离收复梦想最近的一年。这一年,也是陆游从高峰跌至低谷、诗风顿然一变的转折点。

据《放翁词编年笺注》:

“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驻汉中,辟幕府,以(陆游为)左承议郎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正月,自夔州启行赴南郑。”

乾道八年,正在川东夔州通判任上的陆游,被四川宣抚使王炎招为幕宾,投身军旅,参与征西幕府的各项事务。

正月出发,三月抵达。

一千多里路,且是调任军中,家眷无法随行,陆游单骑启程。

一开始离家,他曾有过短暂的迷惘、孤寂与伤感——

“我行春未动,原野今无花。稚子入旅梦,挽须劝还家。起坐不能寐,愁肠如转车。四方丈夫事,行矣勿咨嗟。”

正月里,春气尚未萌动,道路两旁的景象仍是一派肃杀。一路上,形单影只的陆游对家中情形不免牵挂。就在昨夜梦中,他还梦到稚嫩娇憨的小儿拽着他的胡须,央求爹爹回家转。醒来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一个人叹息不已。却转念又想,大丈夫当以四海为家。走吧走吧,不要再愁肠百结、婆婆妈妈。

随着行程渐远,季节已悄然由冬而春。

“春风桃李方漫漫,飞栈凌空又奇观。”

陆游一路饱览春色,渐渐从多愁善感的小儿女情怀完全转向了前方前线,心情也变得日益兴奋而迫切。

“但令身健能强饭,万里只作游山看。”(《饭三折铺铺在乱山中》)

他开始为适应军中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而有意识地调适心情、加强饮食。

“获厕油幕众贤之俊,实轻玉关万里之行。” (《谢王宣抚启》)

油幕,也作“油幙”。是指涂了油的帐幕,用来借指将帅的幕府所在。路远迢迢,一个“轻”字,将陆游的心情表露无遗。他恨不得日夜兼程,早一天抵达宋、金对峙的南郑前线(今陕西汉中)。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

“六十年间万首诗”,“集中十九从军乐”。尽管陆游从军岁月短暂,仅有七个多月,但他的诗篇,甚至达到十之八九的比例,都是在乐此不疲、反复咀嚼自己的这一段火热的军旅生涯。可以说,陆游竭其余生,都在咂摸品味、放大延续这段光辉岁月。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这是诗人后来所作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时过经年,南郑军营里的一切仍历历在目。由此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每一个场景、细节,他都已反复咀嚼、回味了无数遍。

军中气象,完全不同于大后方。

有宋一朝,马匹都是极为短缺的战略物资,南郑却集结了数万匹优良的战马,足以想见当时马嘶人沸的火热场景。

所谓“列厩”,是指供养战马食用草料的槽厩。从其排列有序的日常管理,可以遥想当年王炎治下的军营,可谓上下一心,秩序井然。大战前夕,大家都憋足了劲儿,精心备战,誓要夺取北伐的胜利。

军中生活并不枯燥。操练之余,各种欢宴娱乐、健身活动甚至称得上丰富多彩。尤其是晚上,华灯绽放,很多人聚在一起博彩,喧哗之声整座楼的人都听得到。长官们则聚在一起,笑谈渴饮。只听营妓的琵琶弦声,急急如冰雹;羊皮羯鼓,声声似急雨。

军人自然更喜欢竞技一类的运动,军中为此特意圈起一块很大的比赛场地,供兵士打球。既能嬉戏放松,又能强身健体。这里的打球,当指天水一朝至为流行的蹴鞠。

打球归打球,娱乐归娱乐,军事上却丝毫不敢懈怠。陆游襄助军务,参与帷幄布局。在其《怀南郑旧游》中,有“南山南畔昔从戎,宾主相期意气中”的回忆,可见他与宣抚使王炎志同道合,投缘相契。多年后,他在老家闲居,见到当年一起共事王炎帐下的周元吉,不禁追怀南郑相从的这段岁月,当即赋诗:

“阅兵金鼓震河渭,纵猎狐兔平山丘。露布捷书天上去,军咨祭酒幄中谋。”

也可见,他们当时的每一天都过得忙碌、充盈。

这一时期,陆游参与过多次阅兵、行猎、急行军等军事行动。

他曾多次亲临大散关——“扬鞭临散关”(《忆昔》),“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追忆征西幕中旧事》),“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等著名的诗句皆是佐证。

大散关,古代四大雄关之一,是关中与汉中(陕南)、巴蜀之间的咽喉要道,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宋金在此多有对峙。

又曾跟着大部队急行军——“踏营渭北夜衔枚”(《忆山南》),“独骑洮河马,涉渭夜衔枚”。衔枚夜行,足见此次急行军气氛之紧张严肃。战争气息扑面而来。

“平川月如霜,万马皆露宿”(《夏夜》),风餐露宿,扎寨安营,在前线军中是常态,但在诗人看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他的一首《十月暄甚,人多疾,十六日风雨作,寒气候方少正,作短歌以记之》尤为值得细读——

“昔我从行台,宿师南山旁。仲秋已戒寒,九月常霣霜。入冬即大雪,人马有仆僵。土床炽薪炭,旃毳如胡羌。果蔬悉已冰,熟视不得尝。猎骑荷戈归,争献狐与狼。是时意气快,岂复思江乡……忽焉风雨恶,纵击势莫当。颇疑地撼轴,又恐河决防。和泥补窍穴,乞火燎衣裳。霰雪虽未作,疾疠幸退藏。风炉荠糁美,瓦甑粳饭香。比邻共安健,相与歌虞唐。”

行军途中,临时宿师南山旁。战士们为改善伙食,纷纷纵马打围,归来后争相比耀手中的猎物。瓦罐里煮好的荠菜糙米粥,散发着阵阵热香,早已饥肠辘辘的将士们吃得好不香甜!驻地天气苦寒,又忽地风雨大作,赶紧和泥封堵帐篷四壁的漏风之处,湿透的衣裳则架在篝火上翻烤……虽然条件艰苦,众人的心,却是昂扬乐观的。

有时候条件还要更加恶劣。

“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山荞畲粟杂沙碜,黑黍黄穈如土色……”

天寒地冻,食物粗劣,经常吃不到热汤热饭,陆游的心却始终热腾腾的。他的胸腹日夜鼓荡着战斗的激情,充斥着“盘槊横戈一世雄”的诗意豪情。

真的要感谢渭北急行军中有陆游这样一位诗人,使我们时隔800多年,仍能真切感受到南郑前线那曾经非同寻常的一个个夜晚,感受到一群志趣相投的热血男儿渴望建功立业的豪壮情怀。

南郑之地,已极为逼近敌占区,与金人占据的长安城仅有一山之隔。王炎不止一次率众人实地勘察过前线地形。而陆游每次望着不远处的长安南山,就血流加速。“咸阳不劳三日到,幽州正可一炬空”,他恨不得立即飞身上马,扬鞭北伐,收复秦汉故都。

“安得从王师,汛扫迎皇舆……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螘殊。”

——《观大散关图有感》

据《宋史》,这一时期,“游为炎陈进取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

对于陆游的建议,王炎很多都采纳了。他在宣抚四川的任期内,一直有条不紊地广积粮、苦练兵,延揽人才,招募忠勇,建立地方武装等等,各项工作无不安排得妥当细致,是一位足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却无奈,“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

陆游诗句,成了整个南宋一朝恢复志士的命运写照。

乾道八年九月的一天,南郑将士翘首等来一纸公文,却是命王炎卸任还朝,赴都堂治事。这一回,倒并不是朝中的主和派占了上风,要打压主战派。因为接替王炎的,是虞允文。这位赫赫有名的南宋大臣也一样有着光复中原的夙愿。到任四川之后,他继续筹谋北伐事宜。只可惜天不假年,仅仅过了一年多,淳熙元年(1174年),65岁的虞允文便在四川宣抚使任上病卒。至此,轰轰烈烈的征西战备前功尽废,令人惋惜。

但由虞允文取代王炎,确是一次蹊跷的人事变动。

王炎苦心经营北伐已有四年之久,其间建树不凡,后来赴任四川制置使的范成大,就高度评价王炎宣抚四川之功——

“四年西略可万世,孤撑独立扛千钧。”

但问题,正出在这个“孤撑独立扛千钧”上。

这次人事变动的背后,是王炎宣抚四川期间的威望日增。这一点,是孝宗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如同当年“岳家军”令金兵闻风丧胆的同时,也让高宗皇帝睡不着觉,是同一个道理。因此,“孤撑独立扛千钧”,范成大诗句本意是夸赞王炎治军有方,为国家栋梁,但在脆弱的赵宋皇帝看来,却不啻于对其皇权的严重威胁。有宋一朝,从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开始,就为后世历代赵宋帝王埋下了警惕手下将领也来上演“黄袍加身”的种子。王炎政治命运的急转直下,在赵宋王朝几乎是一种必然。

更何况,王炎个性很强,他曾经大声嘡嗒,批评“士大夫议论太拘畏”。无所顾忌的性格,在官场上永远都不是优点,反倒很容易惹火上身、招致物议。这从他回到临安后仕途命运急转直下可以看出端倪。淳熙二年,他甚至被人诬告“欺君”。范成大《寄题潭帅王枢使佚老堂》诗里的“危言岌岌愁鬼神”,深意正在于此。王炎这一天大的罪名后来虽被洗雪,但已是身心憔悴,淳熙五年便与世长辞了。可谓凄凉。

王炎离职,幕府星散,对陆游是一次难以想象的重挫。

政治的莫测和人事的复杂,使陆游深切感到此生抱负难酬。他重新又回到那个歌舞升平的成都,但已物是人非,一切恍如隔世。

曾经沸腾的热望,一变而为彻骨的绝望。

他每天借酒浇愁,放浪形骸。又因爱而恨,诗里字句都是愤怒和批判。

这一时期他的《关山月》,同样写到了战马——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前线将士空临边,厩马肥死,弓箭断弦。

而他初至南郑时,“阅马列厩三万匹”,厉兵秣马,只争朝夕。

前后比照,怎不令人扼腕痛惜!

淳熙十三年,陆游61岁。

此前他遭人弹劾,蛰居山阴已然五年。他原本可以忘情,忘掉破碎的山河,拥眼前一池风月。可他偏偏壮心不已,老而弥坚,提笔写下著名的《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瓜洲渡一句,是指隆兴年间,南宋抗金名将张浚在镇江备战北伐期间,时为镇江府通判的陆游与他多有往来,献计献策,还曾受邀登上楼船,参与激动人心的大阅兵。可惜符离之战,宋军大败而归,张浚由此被贬,陆游也因力劝张浚用兵、议论以建康为都城、指责权臣结党营私等等,而被调任建康府通判。因此,瓜洲渡、大散关,都成了诗人心里永远的痛。

愤怒出诗人,是因为愤怒滋生勇气和力度。

5. 陆游打虎

南郑时期,不得不提一件大事:此间,陆游曾有亲手打虎的壮举。

陆游在其《剑南诗稿》中,不乏对自己当年亲手刺虎经历的记载,字里行间,满是自豪。如他写于南郑归来的翌年,也即乾道九年(1173年)的《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而对于当时的情形和细节,他又在《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中有追加性的描述:“腾身刺猛虎,至今血溅裘。”陆游刺虎时,身上所穿的貂裘溅上了血迹,时隔很久仍依稀可见,洗之不去。陆游在后来的《怀昔》诗中对此事再行追记:“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至今传军中,尚媿壮士颜。”可见陆游刺虎已在军中传为美谈,广为人知。淳熙元年(1174年),陆游又在《闻虏乱有感》中写下“前年从军南山南,夜出驰猎常半酣。玄熊苍兕积如阜,赤手曳虎毛毵毵……”老虎被打死后,诗人还帮着众人一起拖拽老虎,和其他猎物堆放在一起。诗人记录了自己对于老虎皮毛的真切触感,极为真实可信。

陆游晚年,对于当年刺虎壮举仍是津津乐道。如其《建安遣兴六首》其六:“刺虎腾身万目前,白袍溅血尚依然。圣时未用徵辽将,虚老龙门一少年。”《三山杜门作歌》也对此事有载:“南沮水边秋射虎,大散关头夜吹角……”

他的《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更是下笔如昨——

“耽耽北山虎,食人不知数。孤儿寡妇雠不报,日落风生行旅惧。我闻投袂起,大呼闻百步,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从骑三十皆秦人,面青气夺空相顾……”

整首诗,有群像,有特写,有表情,有动作,更有背景气氛的渲染、现场效果的营造,极富画面感。

有意思的是,学界对于陆游刺虎是否真有其事,却至今存疑。

如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介书生,陆游是断不可能完成打虎之举的。且宋人笔记不见记载。

还有人提出,陆游笔下的猎虎诗句并非写真纪实,而是诗人为了夸张渲染前线军中的猎捕场景。

更有观点将诗人笔下之虎解读为金人的虎狼之师,是诗人渴望亲上战场杀敌雪耻的浪漫主义笔法。

钱钟书也对其打虎一事提出质疑:“(陆诗)或说箭射,或说剑刺,或说血溅白袍,或说血溅貂裘,或说在秋,或说在冬……此等简直不像出于一人之手,因此后世师法陆游的诗人也要说:‘一般不信先生处,学射山头射虎时。’”钱钟书文中所引之诗,为清代康熙时人所作。也由此可见,这件事自古一直有争议。

事实上,细观陆游诗作,令人产生疑窦,无非是他关于猎虎的动作用词各不相同,并由此带来所用武器的前后“矛盾”。如既然是“射虎”,那么使用的武器当为弓箭;而“挺剑刺虎”,自然是使剑;“奋戈直前虎人立”,武器此时又变成了曲头横刃的长戈。

那么,到底是陆游在夸张其词,还是真有其事呢?

从现实可能性而言,认为陆游书生弱质而不可能打虎的说法,当首先可以排除。因为,陆游的剑术相当不错。他在《醉歌》中说到自己“学剑四十年”,又在《太息》中有“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之说。

他在《融州寄松纹剑》一诗里,对自己的剑术更是多有夸耀:

“十年学剑勇成癖,腾身一上三千尺。术成欲试酒半酣,直蹑丹梯削青壁。青壁一削平无踪,浩歌却过连花峰。世人仰视那得测,但怪雪刃飞秋空。”

剑勇成癖,可见陆游绝非文弱书生一枚。

也可以想见,一旦情况危急,他是出手很快的。腾身三千尺,虽是夸张,也可见其有不错的轻功。

值得重点说说的,还有陆游佩戴的宝剑。

诗题中说到的融州,即北宋时期设立的融水郡,今为广西融水县,属柳州辖下。融州的松纹剑,又称蟠钢剑等。相传发明者是干将、莫邪,起源久远,为古代著名的宝剑。所谓松纹,即宝剑身上通常铸有龟文、缦理、流水、芙蓉、深渊、高山、大川、流波、冰释等纹样。锋口暗藏锯齿,锋刃坚韧犀利。据说,这种宝剑“惟融人能作之”,“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当地人对这种剑极为珍视,一旦拥有,终身佩戴。汉人如果想要得到一把,“非杀之不能取也”。有宋一朝,松纹剑还曾被作为尚方宝剑,可见其珍贵难得。

陆宰对陆游寄望甚重,从小就请人教习剑术,研读兵书。后来陆游曾写过洋洋万言的《平戎策》,可见其不仅懂得剑术,更懂战略。在南郑军中,陆游襄理军务,与前线将士也少不了切磋。而得到一把别人馈赠的松纹宝剑,自然激起他满腔的豪情,忍不住要在半酣之际炫耀一番自己的武艺了。

另外,自淳熙十五年(1188年)七月开始,陆游还担任了两年多时间的军器少监,掌管兵器的制造等事务,也可见其对兵器是非常熟悉的,否则不会被委以此职。

陆游还因为诗中对于打虎时间秋、冬说法的不一致而遭人诟病。但这也并非诗人表述上的自我矛盾,更不是诗人记忆混乱所为。而是他和老虎遭遇的时节,当为秋末冬初。这时的南郑已十分寒冷,如陆游在《十月暄甚,人多疾。十六日风雨作,寒气候方少正,作短歌以记之》中,对这一时期的天气就有“仲秋已戒寒,九月常霣霜。入冬即大雪,人马有仆僵”的描写。更何况此诗所写的,才只是中秋,可想而知,季秋之冷寒,对于陆游这个浙人而言,已经堪比江南之冬。陆游在离开南郑前线两年后的一首《蒸暑思梁州述怀》诗里,就有“季秋岭谷浩积雪”的说法。

由此可见,陆游刺虎,当为秋末冬初的一个雪天。

既然打虎有其真实性,那么据陆游“刺虎”“奋戈”等的不同表述,有人又提出一种可能性:南郑时期,陆游一共杀了两只老虎,一为剑刺,一为投戈。

第一次,是挺剑刺乳虎。据陆游《怀昔》诗:“扬鞭临散关”“飞雪暗岐山”。时间为“欲暮”之际,天色将黑未黑。此时,天空飞雪。“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这一次是与一只乳虎遭遇,大概事出突然,陆游用的是身上的佩剑,貂裘也来不及脱掉,以至于溅上了斑斑血迹。

另一次,是与北山虎的一次执戈相接。据陆游《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此诗,时且五鼓矣》,这次是“蹴踏山林伐狐兔”,诗人亲自参与了一次有备而来的大规模围猎行动,从骑有30位当地秦人。他们“夜宿沔阳驿,朝饭长木铺”,此行主要目标,是找到吃人无数的北山虎。这天也是一个雪天,大伙儿“雪中痛饮百榼空”。此时喝酒,一是暖身,二是壮胆。“日落风生行旅惧”,也是日落之际。虎行生风,往来行人听到了动静,纷纷骇然四散。陆游却是大叫一声,投袂而起,那声音竟传到了百步以外。“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老虎冲到他的面前,像人一样立起来,仅从身高气势上就足以把人吓得魂飞魄散。陆游却奋戈向前,不惧不退。这是怎样的一种气魄!老虎受伤,血流如注,龇牙怒吼,声震山崖,就连随从的30名秦人都吓得脸色铁青,喘不过气来……

但细细推敲这一种说法,发现无论是剑刺乳虎还是投戈北山虎,两次的时间一为“日暮”,一为“日落”,时间吻合;又都是下雪的天气;这便很容易让人想到,陆游诗中多次提及的刺虎、箭射以及投戈等等,或都指向同一次打虎壮举。老虎很难被一击而亡,而既然是一次众人的围猎,必定有人拿剑,有人持戈,弓箭手更是不可或缺。只不过陆游在此次狩猎中起的是主导作用。

陆游打虎,壮则壮矣,可惜却愈见其无力。

“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他的松纹宝剑上,一滴虏血未沾,反倒是虎血日久未干。

“平日铁石心,忘家思报国。即今冒九死,家国两无益。”

陆游杀敌不成,空有抱负。他愈是夸耀当年的打虎壮举,便愈见其现实处境中的失落悲凉。

6.细雨骑驴一“放翁”

南郑时期的陆游,诗情澎湃、诗风昂扬。朱东润在《陆游传》中说他:“到达南郑以后,陆游的诗变了,他的气概沉雄、轩昂,每一个字都从纸面上直跳起来。”这个“跳”字极为形象、精准。陆游这一时期的诗,的确充满了动感,节奏快,有如一匹待发的战马,奋蹄嘶鸣,跃跃欲试。

“文章憎命达”。老杜此言,却像一个谶语,许多人都走不出这个怪圈的。

陆游也不例外。

陆游诗的伟大,并不在诗人命运的畅达、战士理想的实现,而恰恰在于他在南郑时期,只是“奋蹄”,只是“待发”,只是壮怀激烈,只是“自许长城”。但他终于没能等到纵马疆场、痛快驰骋的那一天。没了现实的寄托和释放的途径,他只好再次转向他的诗歌——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首《剑门道中遇微雨》仅只四句。但人们对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却并没有充分的认知。

诗人离开大散关后,一路骑驴,向南向西。临近剑门关时,下起了小雨,诗人却风尘仆仆,不歇不息。他的打扮有些儿滑稽,脱下了戎装,换上了棉袍,无奈酒渍一块块一团团,已经变得脏兮兮——想想,那该是怎样一种喝法?一定不是小酌微醺,不是浅斟轻唱,而是闷酒一碗接一碗。诗人想把自己灌醉,却终究明白:一入剑门,收复之梦便要被彻底斩断关外了。

诗人此刻还带着宿醉,骑在驴上,晃晃悠悠、嘟嘟哝哝——

骑驴,没劲。

骑马,真好!

这样一种颓废的样貌,和不久前那个盘槊横戈、衔枚夜行之人,简直判若两样。

“细雨骑驴”,多少人记住了这首诗,是因为这个孤独寂寥的身影和诗意朦胧的画面。但骑驴之人的内心,却并不那么诗意。他只有悲凉、悲苦、悲愤。

他在《书愤》中曾经自许“塞上长城”。他最渴望的,是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投身战场,收复中原。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陆游自小受父辈思想熏染,对自己此生的使命非常清晰、肯定,那就是参与经略中原、博取丈夫功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陆游并非那一时代的个例,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并非文弱书生,他们懂军事,通武略,有血性,敢担当。如辛弃疾就有着“他年要补天西北”的冲天豪气,有着“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誓言呐喊。陆游长辛弃疾15岁,两人不约而同,向岳飞看齐。辛弃疾有《美芹十论》,陆游则有万言《平戎策》,假使历史给予他们机遇,凭此一策一论,足以成就南宋历史上两个了不起的军事家。

但陆游和辛弃疾一样,终于悲哀地发现,自己此生将最终只能落脚为一个诗人。拔剑补天、收复中原,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将注定只是个人的执念和妄想。《剑门道中遇微雨》,也正是陆游经历了瓜洲夜雪、南郑驰骋之后,对个人的命运,第一次有了清醒深刻的参悟和认知。

清代赵翼在其《瓯北诗话》中说:“放翁诗之宏肆,自从戎巴蜀,而境界又一变。”

但其实,陆游诗的真正转折点,并非大散关,而是剑门关。

大散关岁月,陆游距自己的政治理想仅只一步之遥,也是其爱国主义情怀的一次大喷发,但并非其诗词成就的最高峰。

清代赵翼对陆游诗风的变化有过一个概论:“(陆诗)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表面看这一论述非常完整,观照了陆游诗歌早年、中期而至晚年的整体风格走向,但实际上,此论却忽略了陆游南郑之后的诗歌面貌。南郑归来的陆诗,既不“宏肆”,也不“平淡”,而是愤怒、沉郁、悲伤。陆游南郑时期的诗词留存无多,但从仅存的作品来看,总体基调是奔放而豪壮的,即所谓“宏肆”,这也十分吻合他这一时期的心情。但唯在其从高峰跌落谷底,经历过那种一脚踏空的瞬间,陆游的诗歌,才因其失落、因其悲切、因其愤慨,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批判张力,成为梁启超眼中的“亘古男儿”。赵翼之所以提出宋诗中“陆实胜苏”,也正是因为陆游笔下张扬着一种愤怒的力量。

回到成都后的陆游,失落、失重感更强,此间写成哲理性很强的《思归引》:

“善泅不如稳乘舟,善骑不如谨持辔。妙於服食不如寡欲,工於揣摩不如省事。在天有命谁得逃,在我无求直差易……”

这是陆游对过去积极进取、价值抱负的一次自我否定。

这首诗的末尾还有:“仕宦真当弃鸡肋”。

这时候的陆游,不仅对自己执戈王前、战死疆场不再有期待,就连置身官场他都厌倦不耐了——“此身不堪阿堵役”,他只把成都当做自己稍作休整的小憩之地。如果不是他很快遇到了范成大,或许他真的就此“轻舠下峡”、“鹿门隐居”去也。

据《宋史•陆游传》:

“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

与陆游同被后世称为“中兴四大家”的范成大,此时正好从广西调至成都,任四川制置使。但还未就任,旋即改任管内(成都路)制置使。陆游为其所邀,担任了安抚司参议官一职。

这是两位大诗人的首次会面,却一见投缘,终生莫逆。

陆游原本豪放不羁,这时因抗金的抱负与个人的事业都受到挫折,更是借酒浇愁,放浪形骸。这下给早就看他不顺眼的主和派抓住了把柄,以“不拘礼法”“燕饮颓放”之名群起弹劾。迫于压力,范成大不得不将陆游免职。陆游索性自号“放翁”,表示蔑视。

陆游至此成“放翁”。

此间,陆游《和范待制秋兴》一诗,吐露了当时的心迹:

“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螀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

陆游对于恢复中原的执着,让一些人简直忍无可忍。时为谏议大夫的何澹便跳出来弹劾他,“喜论恢复”,“不合时宜”。在一众投降派的围攻之下,陆游终因所谓“嘲咏风月”,被罢了官。陆游再次离开宵小充斥的官场,回到山阴老家。愤恨之下,他将自家宅院命名为“风月轩”,以示嘲讽。

7.晚年写记惹非议

后世不断有学人诟病陆游,认为他晚年亲近权臣韩侂胄,乃至于晚节不保,甚至批评陆游是一个“巨人与侏儒”“伟大与委琐”“功名与求媚”交织于一身的矛盾体。

而早在《宋史•陆游传》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时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

陆游只不过是给一个人新修建的园子写了两篇文章,怎么就成了屈节媚权之人?

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园子的主人是韩侂胄。

韩侂胄,字节夫,今河南安阳人,南宋宁宗朝的宰相,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宪圣皇后之甥。所谓“外戚”是也。

对于韩侂胄其人,后人或曰“权相”“奸相”,或曰“抗金名相”。态度和评价,竟迥然不同。

韩侂胄最有影响的作为,可用四个字概括,这就是“开禧北伐”。

作为主战派,韩侂胄的主要政治成就,皆与北伐事宜有关。这其中,他干得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崇岳贬秦”。

宋孝宗时期,虽已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秦桧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其屈膝求和路线的拥趸也大量存在。

到了宁宗嘉泰四年,韩侂胄主持朝政后,力主追封岳飞为“鄂王”,高度肯定岳飞的抗金功绩。两年之后,在韩侂胄的进一步推动下,宁宗下令褫夺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并将他当年获得的“忠献”美谥一改而为“缪丑”。

可谓大快人心!

制词更是痛贬秦桧恶行:“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广为传诵。

韩侂胄此举,一方面沉重打击了朝中原本占据主流的投降势力,一方面极大地调动起了人们抗击金兵的积极性,为其后来的北伐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

开禧元年,也即公元1205年,韩侂胄加封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取出万两封桩库金,用作军需,开始精心准备北伐事宜。公元1206年5月,韩侂胄敦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禧北伐”。

伐金诏令一下,民心振奋,举国沸腾。

临安城内,处处可以听到人们的慷慨悲歌,民心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人人摩拳擦掌,准备痛快一战!

韩侂胄执政后,之前被冷落贬斥的主战派人士被一一起用。

此时已届65岁高龄的辛弃疾亦被委以重任,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赋闲多年,困居铅山,本以为此生抗金图复已然无望。他为自己终于等来北伐消息而激动不已!

辛弃疾奋笔疾书,填词多首,称颂韩侂胄——

“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

又有《西江月》:

“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此日楼台鼎鼐,他时剑履山河。都人齐和《大风歌》,管领群臣来贺。 ”

当时金国正在发生内乱,辛弃疾敏锐预言“金国必乱必亡”,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战机。他的观点也愈加坚定了韩侂胄收复失地的决心。

这次朝廷正式下诏伐金,曾因“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而慷慨激愤的陆游,自然也大为振奋。他同样对主持北伐的韩侂胄寄予了热望。这时的陆游,已是80多岁的耄耋之人,但他依旧壮怀激烈,情难自禁,以一首《老马行》,畅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老骥伏枥”的千里之志——

“老马虺隤依晚照,自计岂堪三品料?玉鞭金络付梦想,瘦稗枯萁空咀噍。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此间,又以“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征辽诏倘下,从我属橐鞬”的诗句,抒发了诗人准备随时率领儿孙们一起上战场的义气豪情。

可惜,开禧北伐终因将帅乏人,以及朝中乞和势力的暗中作祟,而功亏一篑。

失败的后果是严重的。

此前的“隆兴和议”,金国已然剥夺了南宋的称臣资格,金、宋两国皇帝改以叔、侄相称;开禧北伐失败后,更为屈辱,“叔侄”改为了“伯侄”。另外,增岁币银帛各五万,犒师银三百万两。

在金国的威慑下,韩侂胄被杨皇后、史弥远等朝中投降势力设计槌杀,并被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函首于金”。

南宋又一次以极为丑陋的方式屈膝和金。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极大反响,很多大臣纷纷上书,认为函首献金的方式有失国体。太学生也作诗讽刺:“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韩侂胄抗金失败,又惨遭谋害,无疑是个悲剧人物。《宋史》却为何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为“奸恶”?

韩侂胄的历史恶名,也跟四个字有关,这就是“庆元党禁”。

“庆元”是宋宁宗赵扩的年号。因赵扩的父亲光宗有精神疾患,致使朝野不安。从稳固江山大局出发,宗室赵汝愚和外戚韩侂胄联手,策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拥立赵扩登上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绍熙内禅”。但在事后的论功行赏中,赵汝愚却提出宗臣与外戚都不应言功。但问题在于,赵汝愚本人虽一再请辞,他最后却还是做了丞相。韩侂胄却仅仅官升一级,被授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离他期待的节度使一职,差得很远。韩侂冑为此大为恼怒。

赵汝愚升任右丞相后,尊崇理学,推荐朱熹担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朱熹成了帝王师。

正因为朱熹与赵汝愚的这种特殊关系,韩侂胄在政坛上的“崛起”,就是从打压朱熹和理学人士开始的。

朱熹从大局出发,和也曾参与“绍熙内禅”的叶适,一起力劝赵汝愚以厚赏的方式处理好韩侂胄的事情,所谓“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实质是警惕他生变。但赵汝愚不为所动。二人便预感不妙,认为“祸自此始矣”。

这件事,的确为此后惨烈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所谓“庆元党禁”,主要表现为韩侂胄所做的两件事:禁绝朱熹理学,以及贬谪宗室赵汝愚。

理学一名道学。因其始兴于宋,又称“宋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纳佛、道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领域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时期,一直存在着道学与反道学的明争暗斗。“绍熙内禅”之后,由于赵汝愚推重道学,反道学势力自然和韩侂胄拧成了一股绳。不久,韩侂胄即纠集力量,罢黜了朱熹。

朱熹仅只做了46天的帝师。

第二年二月,韩侂胄又指使官员以宗室不宜身居高位,否则不利社稷为由,请求宁宗罢免赵汝愚的右丞相。

赵汝愚在相位上仅只半年,也猝然下台。第二年,便惨死在贬谪的途中。

道学由此被斥为“伪学”,道学家则被打成“逆党”。

而由于“庆元党禁”的扩大化,又使得当时各学派领域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权力之争,最终演变为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浩劫,终结了此前一个时期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

而就在韩侂胄炙手可热之际,陆游曾经受邀,为其新建的一座园子写了两篇文章,一为《南园记》,一为《阅古泉记》。

他正是因此,被人打上了媚权的烙印。

《宋史》在陆游传记的后面评论道:“陆游学广而望隆,晚为韩侂胄著堂记,君子惜之,抑《春秋》责贤者备也。”又如清代王士禛《香祖笔记》:“放翁晚节,以韩侂胄《南园记》为世口实。”

据载,这座南园,为退居于慈福宫的太上皇宋孝宗所赐。韩侂胄将其整修一新,物色写记人选时,一开始找的是杨万里,而非陆游。

杨万里和陆游,同为南宋中兴诗人。诗坛大家周必大,赞誉杨万里,“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以杨万里的非凡才华,写篇小记,只不过是一挥而就的小事。

再者,杨万里也是反对议和的主战派人士,如他曾经批评符离一役的挫败带给朝堂内外的萎靡气象:“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可谓犀利!

而在当时,举国上下都对韩侂胄的北伐计划充满了期待。在这种情势下,为韩氏南园写记,杨万里当欣然为之。

孰料,杨万里却一口回绝。

《宋史》从杨万里的角度,再来讲述此事,自有另一种态度——

“韩侂胄用事,欲网罗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尝筑南园,属万里为之记,许以掖垣。万里曰:‘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所谓“许以掖垣”,就是许诺给杨万里以门下、中书省的要职。

一篇《南园记》,竟可换取如此显赫权位?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韩侂胄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于在文坛和朝中都颇有声名的杨万里,韩侂胄的此番邀约,无疑是意在拉拢、丰满羽翼。

史载,杨万里“为人刚而褊”。褊,有器量狭小、急躁、固执等意。对于韩氏柄国及其掀起的“庆元党禁”,性情刚直的杨万里不仅看不惯,而且忍无可忍。

据《宋史•杨万里传》:

“侂胄专僭日益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忧国也,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万里恸哭失声,亟呼纸,书曰:‘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十四言别妻、子,笔落而逝。”

可见他对韩侂胄成见之深!

杨万里虽也是主战派,但他深知,战事绝不能凭一腔意气,随意开启。对于何时北伐以及如何北伐,他都有着自己的理性判断。如他曾在《与陈应求左相书》中,鲜明地提出了“守而取”的战略,也即先充实国力,而后再图谋恢复。而韩侂胄的北伐之策,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动兵残民”的武断专权之举,最终必将带来危及社稷、祸及民生的严重后果。

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被杨万里所言中。

文章事小,社稷事大。

杨万里当初拒绝韩侂胄拉拢,自有其犀利深远之处。

但问题就在于,对于韩侂胄同样的邀请,陆游竟然答应了,且连写两篇:《南园记》和《阅古泉记》。甚至又答应他“挂冠复出”。

据南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陆放翁》:“(陆游)官已阶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复出。韩侂胄固欲其出,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为词,有‘飞上锦裀红绉’之语……”

韩侂胄对陆游答应复出,喜出望外,在宴席上,甚至命他最为宠爱的小妾,为陆游等人又是弹琴又是飞舞,陆游则因此留下了赞美其舞姿的香艳诗词。

此情此景,似乎,正应了朱熹此前所谓“(陆游)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的预言。

既然非议主要源于他为韩侂胄撰写的《南园记》,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细读其文本,看看陆游是否有媚权之语、媚上之态。

《南园记》全文约800字,几乎一半的篇幅,是对于园林“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的景观介绍。这没什么问题。

从陆游此记可知,园林葺成之后,韩侂胄特意从其曾祖魏忠献王的诗句中,挑选出“和容”“寒碧”“多稼”“矜春”“忘机”等字词,分别为园中的亭台楼阁命名。陆游则从其一众题额中,单独拎出了“许闲”“归耕”二词,提出“则公之志,忠献之志也”。评价韩侂胄,既承袭了功名富贵,更承继了祖辈之志。

魏忠献王,即北宋名臣韩琦。

韩琦一生,“相三朝,立二帝”,堪称一代贤相,被欧阳修誉为“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社稷之臣”。去世后,宋神宗都为他“素服哭苑中”,并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号忠献,赠尚书令,配享宋英宗庙庭,可谓备享哀荣。而其子孙后裔,也地位显赫,如其长子韩忠彦,亦曾官至相位。如今,作为韩琦曾孙的韩侂胄也是大权独揽。

应该说,陆游《南园记》中对于韩氏一族“勤劳王家,勋在社稷”的赞誉,并不为过。而“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这一段文字,与其说是赞美,不如说意在勉励韩氏一门将“忠献之盛”代代传承下去。

陆游在记中,甚至并不讳言社会上对于韩侂胄的一些质疑——

“或曰:‘上方倚公若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

陆游却认为,质疑韩侂胄之人,是因为对于他的不了解。

“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

所谓“公之志”,正是之前所述的“许闲”与“归耕”。

“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功名。”

陆游的意思是说,从这两个题额的内涵来看,韩侂胄是一个知进退、明得失之人。而这样的人,无疑足当大任。

文末,陆游对于韩侂胄何以请他写记、他何以应允,也做了一番解释。他说,自己本是“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在看到韩公派人送来的书信后,自忖自己早已挂冠而去,并无世俗的功利之心,因此所写《南园记》才能“无谀词,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辞也”。

由此可见,陆游答应撰文,正是出于一片坦荡公心,而非趋炎攀附。

《宋人轶事汇编》认为,陆游此文有“警其满溢勇退之意”,只可惜,“韩不能用其语,遂败”。

《齐东野语》也不赞同陆游媚权一说,认为此文意在勉励权势正炙的韩侂胄懂得进退:“昔陆务观作《南园记》于平原极盛之时,当时勉之,以仰畏退休。”

《鹤林玉露》也认为陆游并无吹捧、过誉之处:“《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陆放翁》甚至提出,陆游文中“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本自不侔”一句,“盖寓微词也”。

其实,早在当时,周密就在《齐东野语》中为韩侂胄的恶名起了不平之意——

“(韩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当未尽然。”

而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

“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

这说明就连当时千方百计要致韩侂胄死地的金人,在得到他的首级之后,也以礼厚葬,评价他“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并谥以“忠缪侯”,赞赏其忠心。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开禧北伐失败的某种庆幸心理。

到了近现代,史学界也不断有人为韩侂胄鸣不平。

如邓之诚提出:韩侂胄其人其事,“不尽如《宋史》所诋”。种种非议,“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范文澜也认为:“……因韩侂胄反道学,长期遭到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依南宋《国史》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完全颠倒了历史的是非。”

对于韩侂胄其人,到底是“抗金名相”还是“权奸误国”,至今争议极大。而发生在陆游晚年的这件事,也只能说明他与韩侂胄基于北伐这一共同立场,才有所交集,却并不足以说明他依附韩氏,而至晚节有失。

陆游在韩侂胄推行的“庆元党禁”一事上,态度更是极为鲜明地予以反对,并在当时严酷的党禁环境下,与朱熹始终不渝地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8.世上再无此三翁

陆游当年因“燕饮颓放”遭到弹劾,愤而自号“放翁”。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晚称“晦翁”。

辛弃疾则因长期闲居于江西铅山县的瓢泉,得号“瓢翁”。

三翁都是震古烁今的大家。在当时,他们有着相同的抗金志向,其文化生命多有交集,惺惺相惜,为后人留下很多温暖的故事。

相比陆游与朱熹,辛、朱二人交游要更早一些,也更为深入。

在“庆元党禁”之前,理学、心学、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等,各流派学说激辩论争、互为启发,呈现出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学术繁荣期。其间,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是一次理学、心学的重要碰撞;而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对后世更是产生深远影响。

辛弃疾和朱熹交游甚多,对其理学思想有着较为充分的了解。在福建任上,辛弃疾还采纳了朱熹的“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的建议,取得可观的政绩。而辛弃疾遭弹劾落官,朱熹则为其斋室题写“克己复礼”“夙兴夜寐”,安慰他隐忍克制,修身养性,勿忘初心。

但辛弃疾力主恢复,渴望建功立业,为事功派,在思想上更趋近陈亮的永康学派。也因此,他与陈亮平时“话头多合”,喝起酒来,又是“高歌饮”,又是“中宵舞”,手舞足蹈,有如孩童。但这丝毫不影响朱、辛之谊。

辛弃疾在诗中称朱熹为“帝王师”。又在《酬朱晦翁》一诗中有“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诗句,高度评价朱熹成就世所罕见。

二人可谓“相交既久,相见亦深”。

朱熹被罢帝师后,还居建阳考亭。

随着党禁的逐步升级,朱熹不仅被斥为“伪学魁首”,还被反道学人士杀气腾腾地比作春秋时期被孔子施以“君子之诛”并曝尸三日的少正卯,一时间,“斩朱熹以绝伪学”的呼声甚高。

而为了将朱熹逼入少正卯一样的死地,反道学一派,也特意给朱熹罗列了和少正卯之“五恶”相近的所谓“六罪”,即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并奏禀宁宗“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

可见朱熹当时处境之险。

很多人慑于党禁的高压态势,纷纷与朱熹划清界限。辛弃疾和陆游却毫不避讳,和朱熹依旧诗书往来。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党禁正炽之时,朱熹病殁于建阳。

当其时,“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辛弃疾不顾禁令,亲往吊唁,还悲愤难当,提笔写下了《祭朱晦庵文》——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短短16字,却字字铿锵,绝不闪烁畏缩。

他还写有一阕《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以一句“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将朱熹比作西汉扬雄,认为其学说成就,必将如“江河流日夜”,流传后世。

陆游与朱熹,亦是惺惺相惜。

陆游晚年,窘困潦倒。他的《蔬食》《太息》《三山杜门作歌》《贫甚,戏作绝句》等诗中,皆有“今年彻底贫,不复具一肉”、“今年贫彻底,拟卖旧渔矶”的无奈自况,甚至到了“食不足以活妻子”“饥肠雷动寻常事”的境地。朱熹对此深为挂念,冬天特意给他寄去一床可以御寒的“纸被”。

这是一种用旴江藤纤维纸制成的被子,为朱熹所居福建与江西交界处的特产。从陆游“纸被无声白似云”的描述来看,这种纸被有着洁白细腻、轻软温暖等的特点。

陆游收到这个特殊的礼物,大为感动,以《谢朱元晦寄纸被》二首铭记此事——

“木枕藜床席见经,卧看飘雪入窗棂。布衾纸被元相似,只欠高人为作铭。

纸被围身度雪天,白於狐腋软於绵。放翁用处君知否?绝胜蒲团夜坐禅。”

朱熹去世,时年76岁的陆游为之痛惜不已——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他的祭文也不长,只有35字,却字字真挚,令人动容。

公元1207年,辛弃疾忧愤之中,病逝于铅山。

公元1210年,陆游与世长辞,临终尤有不甘,以《示儿》绝笔。

陆游一生渴盼统一。

但在那样一个时代,注定他的深情无人堪寄,他的热忱无处着落,他的情怀俱被辜负。唯700多年后的清人梁启超懂他——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陆游胸中,藏着十万雄兵。他们日夜悲歌,整装待发。只可惜,陆游终其一生,才悲哀地发现,他的“骏马宝刀俱一梦”。而他所有的诗歌,也都成了一首首伤心情歌。 

(节选自《天津文学》201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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