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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迟子建:七十年代的四季歌插图

春:外祖母的灶火外祖母说:“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我撅起嘴,磨蹭着走向院子的柈子垛。

柈子就是柴火,七十年代的大兴安岭,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柈子。鲜树不能做柈子,得是风干了的被狂风掘了根的倒木,或是虽然站立着却已被雷电打死的枯树。将它们锯得一截截的,再用斧子劈成块,柈子就成了。柈子有松木的,也有白桦木和水冬瓜木的。松木柈子大多有松油,烧起来火焰旺,金红色,散发出浓烈的松香气;白桦木柈子的火焰橘黄色,香气也有,不过非常淡,得觑着鼻子仔细闻;青皮的水冬瓜木柈子,火焰倒是好看,能发出太阳般的白炽光焰,可它没香气,而且不抗烧,在炉膛趴上半小时吧,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外祖母一看家人拉回了水冬瓜,就会撇嘴,好像谁领来了一个病病怏怏的丫头,非要做她的儿媳似的。

柈子垛高高的,我矮矮的;柈子垛像头肥实的花母牛,而我则是它蹄子旁可怜的蚂蚁。我讨厌抱柈子,一不留神,柈子身上丛生的木刺,就会扎了我的胳膊或手。刺扎得浅,用针挑出来,忍个瞬间的疼痛就是了;若扎得深,难以拔出,皮肉就像是钻进了一条毒蛇,火烧火燎的,晚上连觉都别想睡安稳!外祖母分派我做活的时候是1970年,我满六岁。那年夏天母亲将我送到漠河乡的外祖母家。由于年幼,在父母身边时,我不做活,见天的除了吃和睡,就是淘气。可是外祖母觉得像我这般大的女孩该调教了,所以母亲一把我撂下,她就教我抱柈子,倒尿罐,抹桌子扫地,洗手绢和袜子,这些小活,她认为不可小视。

我不愿意外祖母叫我“猫儿——”,我有小名的,叫迎灯。只不过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托儿所与小朋友抢苹果吃,挠伤了人家的脸,就落下个“老猫”的外号。外祖母一叫我“猫儿——”,我就气鼓鼓的,感觉自己不是人,跟猪狗一样了。

外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又矮又瘦。她明净的瓜子脸,骨碌碌的黑眼睛,快五十的人了,看上去却一派少女的神情。她头发白得早,那发髻套里塞着的头发就像一网银鱼!她喜欢白衣黑裤,不管太阳多么晒,她的肤色都是白皙的。她说话语速快,跟她干活一样利落。无论冬夏,她总是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外祖母家的早饭从不对付,稀的干的都得有。干的永远是烤得外焦里嫩的火烧。稀的呢,秋冬时节是粥,小米粥或是玉米糊糊;春夏时节依仗着菜园的蔬菜,汤就登场了。菠菜、小白菜和西红柿,是汤的主角。汤的配角永远是香菜,外祖母把它们切成碎末,每种汤出锅时都要撒上一层,让它们像绿珠子一样在汤上滚动。除了这些,外祖母还得给外祖父准备酒肴,他一早一晚要喝酒的。酒肴是煎鱼,或是小葱拌豆腐。外祖父晚年在公社打更,晚出早归。他早晨交完班,大约五六点钟的样子。他一进家,外祖母就把酒菜摆上桌了。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外祖父坐在圆桌旁喝酒的时候,还得掌灯。等他喝完酒,我从炕上爬起来,油灯就灭了。天边是红的,外祖父的脸膛也是红的。不过外祖父脸上的红,是酒气给熏染的。太阳出来了,外祖父倒在炕上睡去了,馋嘴的我顾不得梳洗,直奔饭桌,享用剩下的酒肴。

我和外祖母睡在东屋。东屋有一铺大炕,刷着蓝油漆,光溜溜的。光溜到什么程度呢?不仅能照人,猫在上面走,往往爪下打滑,侧歪了身子。被褥整齐地摞在炕梢,用蓝方格布苫着。为什么不能放炕头呢?因为炕头挨着火墙和灶坑,它们烧得太热的时候,被褥就成了烧饼,会被烤成焦黄色。那时候的布匹和棉花凭票供应,伤了被褥的脸皮,损失可就大了。

外祖母喜欢讲鬼神故事,晚上她钻进被窝,嘴里就会蹦出妖魔鬼怪,我听了害怕,一怕就想撒尿,可尿罐搁在门口,屋子黑漆漆的,我不敢下地。

外祖母只好翻身摸出手电筒,射一束光为我壮胆。往往我撒尿后哆哆嗦嗦回到炕上,她就不说故事了,大约觉得我听怕了再去撒尿,浪费手电筒的亮儿不划算。外祖母睡了,我却睡不着,想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局,于是就用“痒痒挠”把她挠醒。外祖母的枕头下除了放着手电筒,还有一个用晒干的玉米棒子做成的痒痒挠。我挠醒她,问:“姥姥,后来怎么样了?”外祖母迷迷糊糊中嘟囔着:“怎么样了——”然后叹口气,说,“这么样了——”随便讲几句,给鬼神一个去处,把我打发了,复又睡去。她也不能不睡,不仅一家人的早饭等着她做,一个院子的牲畜和家禽,也会在醒来后,张着嘴朝她乞食。

漠河乡那时也就二百来户人家,几乎家家独门独院。房子大都是木刻楞的,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由于与苏联交界,而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尽管从外祖母家到界河走一刻钟就到了,大人也不让我们小孩子独自到江边玩。说是对岸高鼻子的老毛子坏,万一江上的巡逻艇靠过来,把我们抓过去,就会喂狼了。

那时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苏联那么坏,太阳却要从它们那儿升起呢?因为从东窗望出去,近处的是私家菜园,再远一点的是公社的黄豆地和麦田,而过了麦田,下一个坎儿,就是黑龙江了。黑龙江的这岸是漠河乡,对岸就是苏联的山峦。每天早晨,我是看着太阳从那儿升起来的。

外祖母家的东边,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太。她七八十岁的样子,独居。她个子高高,肤色白晳,高鼻深目。她是建国前逃过来的,嫁了个中国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可是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那个男人怕受牵连,抛下她和孩子跑了。

苏联老太太的儿子我只见过一个,他那时四十多岁了吧,沉默寡言,黛黑干瘦,光棍一条。他膝下有个叫春生的十多岁的男孩,是他弟弟过继给他的。春生是个三毛子,浓眉大眼,不灵光,总干傻事。每隔一两天,他都要来给他奶奶劈柴挑水。做过乡长的外祖父,不让我去苏联老太太家玩,说她家政治上有问题。我不懂政治,只懂得愣头愣脑的春生是好玩的,春生奶奶家的蚕豆是诱人的。所以春生一来,我就从自家菜园越过栅栏,跳到她家的菜园,再溜进门去。那道木栅栏比我高不了多少,鸡都跳得过去,别说是我了。她家的狗认得我,一见我就摇尾巴。我乐意看春生干活,喜欢听他说话,更愿意进屋吃蚕豆。苏联老太太喜欢穿条宽松及膝的古铜色裙子,头上包着三角头巾。我一来,她就把我抱到一个高背椅子上,端来蚕豆给我吃。她炒的蚕豆浓香酥脆,妙不可言。我嘎嘣嘎嘣嚼蚕豆的时候,挂钟里的钟摆滴答滴答地摇摆,一副馋昏的模样。

苏联老太太基本不说话,像个哑巴。我吃蚕豆的时候,她坐在一旁专注地看。等我吃完了,她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拉着我的手,带我跳舞。她跳的舞,基本就是驴拉磨似的转圈。估计我满脑子的糨糊吧,转个三五圈就迷糊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栽倒,然后放声大笑!春生一听见他奶奶笑,会撇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扶着门框,探着头,跟着嘿嘿乐。

外祖父睡了一头晌,下半晌就精神了。若是冬天,他下午会提着弯把锯,将整根的木头横在人字形的锯架子上,截柈子。拉锯声流水一般,清脆悦耳。偶有喑哑,那是松油捣的鬼,它们黏着锯齿了。锯末子白花花的,像雪花。锯末子不能扔掉,将它们稻谷似的扫成一堆,转年春天晾干了,可以撒在天棚顶上,做房屋的保暖层。而其他季节,外祖父下午是在菜园劳作,打垄、铲地、拔稗草、架豆角架、间苗、施肥或是打农药。外祖父在菜园干活的时候,我喜欢凑过去,缠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跟外祖母的不一样,没有鬼神,都是人的故事。

外祖父从山东逃荒过来,吃尽苦头,早年在老沟给日本人采过金子,见多识广,所以他的故事很传奇。他说日本工头坏,动不动就使鞭子,但做饭的日本人好,和善,烤的烧饼管够吃。他说苏联人讲义气,漠河乡发大水时,他们开着快艇来救中国人。不过苏联士兵不好,帮着收复东北时,尽睡大姑娘。他还说以前这地方窑子很多,不仅是中国的,连俄国的日本的窑子娘们也来做营生,从淘金汉怀里掏钱。窑子和窑子娘们是干什么的,我懵懵懂懂,就问他的钱也被掏了吗?他很生气,伸出大巴掌要打我。我赶紧逃,一边撒丫子跑一边喊:“哈酒了!”外祖父的山东腔总是把“喝酒”说成“哈酒”。没想到我故意气他,他倒呵呵乐了。

外祖父比外祖母大了近一旬,四方大脸的。虽然他脸上皱纹不多,但因为驼背了,给人衰老的感觉。他当乡长的时候,常拿自家的东西给公家,气得外祖母拿起拴牛的绳子,威胁他要上吊。外祖母并非小气,只是觉得公私要分明。母亲对我说,闹饥荒的时候,家家吃不饱,外祖母看着邻居家断了顿,一家老小几天没吃东西,全都饿倒在炕上,便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米匀给邻居救命。自家的米少了,她就用一把米煮一大锅粥,上面撒点干萝卜缨子。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外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会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

外祖母最盼春天了,一到这时节,能种地了不说,桦子也省下了。而严冬时,户外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火炉和灶坑就是两个大肚汉,得不住嘴地吃柈子。外祖母每天清晨生火,得先清理炉灰,一掏就是半桶。而春夏时节,三五天掏回炉子就行。

外祖母在调理灶火上很有一套,她知道做什么饭使什么柈子。蒸馒头和炒菜要用旺火,这时候进炉膛的是松木柈子;熬粥和煎鱼要用文火,能压得住火苗的桦木柈子是首选。而家里若是来了客人,要即刻做饭,就抱来蓬松的干枝桠,火焰很快能升腾起来。外祖母站在炉灶前,善于对锅里的食物“察言观色”,若是鱼煎得泛黄了,粥咕噜咕噜冒泡了,汤泛出鲜香气了,她就把柈子往外撤一下,让火焰减弱;而炒锅包肉和煮饺子,火一定要拨得旺旺的。隆冬的夜晚,怕火断早了屋子凉,外祖母会放上一块湿柈子,压在火炭上,让它慢条斯理地燃烧。所谓湿柈子,就是鲜树。它们水分足,不像干柴那样容易起烈火。鲜的松树和桦树是不能砍伐的,违法,但柞木可以采,所以外祖母夜晚填进炉膛的湿柈子,就是柞木了。柞木满脸黑斑,看上去老气横秋的。我们睡了,柞木却寂静地燃烧着,做我们的守夜人。

由于爱灶火,外祖母爱看别人家的烟囱。她能从飘出的烟的颜色和姿态,看出人家烧的是什么柈子,还能从炊烟的浓淡上,判断人家的饭是做好了,还是正在高潮。虽然她并不与东头的苏联老太太走动,但时时记挂着她。外祖母早晨起来出了院子,总是习惯地望望她家的烟囱。看到那座房子有炊烟升起,她就放心了。

我来到漠河乡的第二年冬天,外祖母有天发现苏联老太太家的烟囱没有冒烟,觉得奇怪。挨到中午,见烟囱仍无声无息的,她慌了神,赶紧打发家人去报给春生的大爷。春生的家人得了信打开门后,发现苏联老太太已经硬了。

参加苏联老太太葬礼的人很少很少。春生不知道死是什么,企图把他奶奶从炕上扶起。待他发现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时,他哭了,我也哭了,因为我再也吃不到那么好的蚕豆了。窗外的麻雀在半空中飞着,就像老天淌下的大颗大颗的泪滴。

苏联老太太死于七十年代初,外祖父则活到了九十年代。他过了八十就糊涂了,一张嘴全是去了阴间的人,唤人家跟他喝酒,或是给他做饭。那一辈人中,跨过新世纪的只有外祖母,她是2009年中秋节的黎明过世的。

我回乡奔丧时,特意去寻老房子。没有想到,在乡间小路竟遇见了春生!他破衣烂衫,步履蹒跚,如果不是他的灰眼珠,我很难认出那就是春生!虽然不到六十,但他看上去像是八十的人了,满面皱纹,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牙也快掉光了。我叫了声“春生”,问他还记得我吗。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跟小时候一样嘿嘿乐了,指着近处我家已经下沉的老房子说:“咋不记得,你是这家的,一小可淘气了!”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春生告诉我,他大爷死了,他一个人过。我又问他娶没娶媳妇,他凄惶地看着我,说:“咋没找?娶了一个,跟我过了没几年,他妈的被人拐跑了。”我问他跑哪去了,春生摇着头说不知道,满面凄惶。

望着春生衰老的背影,我想起中秋节为外祖母守灵时,挂在天上的那轮圆月。那是多么圆满和光华的月亮呀。感觉那夜的月亮就是个炉子,而月华就是外祖母生起的灶火。是呀,外祖母选择月圆的日子升天,奔的就是月亮里那一炉好灶火吧。

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四十年前外祖母亲切地吆喝我的声音:“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可惜我现在抱着柈子,也无法送到外祖母的怀抱了。再说了,月亮里烧的是桂树呀。

夏:祖父与飞鸟

我从漠河乡回到父母身边,是1973年的夏天,读二年级了。

我们家所在的山镇叫永安,只有小学和初中。如果上高中,就得去离家十多里地的塔河。塔河是个林业局,有几幢红砖的二层小楼,在我眼里那就是圣殿了。

我们小镇是清一色的糊着黄泥的板夹泥房子。这种房子举架低,窗户矮矮趴趴的,夏天时敞着窗,鸡和狗进屋子,往往不走门了,越窗而入。它们有时腿脚不利索,蹬翻了窗台上的花盆,那就遭殃了。母亲会捉住调皮的鸡,用剪子铰掉它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让它飞不起来。对待狗,她动用的则是笤帚疙瘩,啪啪打狗头,让它长记性。狗当时是记住了,耷拉着尾巴蜷缩在墙角,呜呜哀叫,可是不出三天,它又撒欢跳窗了。其实被损伤的花盆都是泥盆,不金贵,栽植在其中的花儿,也都寻常,不过是玻璃翠、绣球、灯笼花之类。

我回到永安后,发现家里多了两个新成员,祖父和小叔,他们是从帽儿山来的。

祖父五十多岁,国字脸,剑眉,鼻梁挺直,眼睛黑亮,目光犀利,满头乌发,腰板溜直,声若洪钟,大踏步走路,一派硬朗之气。小叔十七八岁,圆头圆脑,整日舞枪弄棒,打遍邻里。他们住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有两片大菜园。

祖父衣着洁净,爱吐痰和皱眉,好像总是气不顺。因为父亲在哈尔滨擅自报名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断了祖父的城市梦,所以他对父亲有一股说不出的恨!据说我没回来时,祖父有回扛着斧子雄赳赳地来到我家门口,吆喝着:“老大,你给我出来!”要把父亲给劈了。

父亲是长子,叫“迟泽凤”。他有两个弟弟,二叔“迟泽鸣”,小叔“迟泽岐”。祖父祖母想再添个男孩,圆了“凤鸣岐山”的美梦,可惜小叔三岁时,祖母去世了。“迟泽山”没指望了,祖父便把小叔“泽岐”的名字改成“泽福”,只留下“凤鸣”。祖母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她的死与日本鬼子有关。祖父家在帽儿山的时候,有天祖母坐在院子洗衣,日本飞机突袭,一颗炸弹在附近落下,爆炸声吓破了她的胆儿,从此一病不起,没多少日子,丢下还在吃奶的小叔走了。所以祖父一提起日本人,目中喷火,咬牙切齿,说是中国跟哪国友好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小日本!他见我扛着红缨枪上学,最爱说的是:“杀鬼子!”红缨枪的枪头是木头的,为了使它看上去像金属的,刷了一层银粉。这样的枪头,连稻草人都扎不透,别说是血肉之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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