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灯灯
十点人物志原创
“荆棘女王”独木舟
采访当天，独木舟刚刚回到北京。
她出了新书，最近忙着跑签售会，和许久未见的老读者们见见面。
小说《此时不必问去哪里》，依然是独木舟擅长的青春题材。主角是两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小镇姑娘李空空和中产精英周宝音。因为一次寻常的公司会议，两人在北京相遇，结为好友。
空空和宝音生长环境迥异，性格也大相径庭。但在相近的人生阶段，她们拥有这个年纪的女孩普遍的困境和矛盾——对工作迷茫，对感情倦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用独木舟的话说，“我们虽然不在同一条船上，但我们在同一场风暴里。”
这是独木舟三十岁后的第一本小说。
今年疫情期间，她把自己关在北京的家里，花了小半年写完这个故事。她保留着一种老式的写作习惯，先写手稿，写满了三四十张A4纸，再逐页整理成电子稿。
虽然还是青春小说，但和过往作品最大的不同是，这本小说里关于爱情的部分，明显少了，也淡了。浓浓的疲惫和倦意扑面而来——无论是空空还是宝音，在分手时刻，都特别冷静且真诚地对前男友说了同一句话：“对不起，我不爱你。”
这确实不太符合独木舟的一贯风格。
从17岁开始在《花火》、《爱格》等言情杂志发表小说至今，独木舟被读者们封为“荆棘女王”。残酷，疼痛，虐恋，是独木舟作品里具有标志性的一部分。
发表第一篇小说时，她还叫葛婉仪，是湖南一个普通的高中女生。
那是2005年左右，青春文学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郭敬明、韩寒、安妮宝贝等80后作家一夜爆红，新概念作文大赛成了所有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心中的殿堂，国内的杂志也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
自由而热烈的氛围，让独木舟跃跃欲试。她开始写小说，然后给杂志投稿，一投即中。
这件事给她带来了成就感。
高中时期的独木舟不太合群，有些叛逆，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问题少女”。写作是少女情绪的出口。忧郁细腻的文风，正好迎上了青春疼痛文学的热潮，为独木舟积累了第一批读者。
大学毕业那年，独木舟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深海里的星星》。年轻女孩们为书中的爱情故事哭泣，在豆瓣上留下书评：“这本小说我不忍再读第二遍，因为会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独木舟红了。受出道作成功的鼓舞，她走上全职作家的道路。
早几年，小说一年写一本，从《月亮说它忘记了》到《一粒红尘》，炽烈的、悲伤的爱情，是她创作的永恒主题。书里很多句子在青春文学爱好者中流传甚广，例如：
“就算世界荒芜，总有一个人，他会是你的信徒。”
“世界上其实根本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事，针不刺到别人身上，他们就不知道用多痛。”
“所有的悲欢都是我一个人的灰烬。”
小说之外，独木舟也写散文和游记。
她热爱旅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每去一个地方，就要写一个故事。旅行对她而言，是认识生活的重要方式，也是灵感来源。成年后的许多重要朋友，都是她在旅途中认识的。
因为她，读者们也对一些遥远的陌生村庄产生了向往。她的第一本游记《我亦飘零久》，出版八年后还会有读者惦记：“舟舟你什么时候再写一本这样的？”
名利场的边缘人
2014年的长沙，独木舟接到了朋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朋友也是写字的人，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快来，北京有钱捡。”
那几年，国内IP市场大热。热钱源源不断地涌入，许多青春文学小说卖出天价。
大批作者顺势而为，纷纷转换赛道。除了售卖影视版权，有些人直接转行做了导演，编剧，或者KOL，持续活跃在大众视野里。
留下来安心写书的人不多了。就算写，也有更讨巧的办法——动笔前就和影视公司谈好合作，为其定制一个适合翻拍的故事。
独木舟说自己“没想那么多”，她只是隐隐觉得北京人多，文艺青年多，说不定会认识新的人，结交到新的朋友，就这样拖着行李来了北京。
她在三里屯附近租了一套老房子。房子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管道老化得厉害，她经常不得不半夜拿着皮搋子通厕所和浴室的下水口。
她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洗衣机，又趁宜家打折时扛回一张餐桌，一些碗碟和两把椅子，然后花两百多元网购了一张写字台，用来写小说。
朋友送给独木舟一株小绿萝，她插在玻璃瓶子里，每天写作的时候盯着，觉得这房子总算还有个活物。
朋友没有骗她，北京确实机会多。人们约在咖啡馆见面，一开口，聊的都是十几亿的大项目。
可是渐渐地，独木舟发现名利场也是需要钻营的，但她不擅长，“好多时候机会摆在眼前，我却后知后觉。比如吃饭，大家吃饭是去谈合作，我就真的是去吃饭。”
独木舟多次强调自己的性格，“不机灵，不会来事儿，从小就这样。”
她曾在散文集《万人如海一身藏》里写到过自己的童年、父亲和母亲。母亲年轻时吃过很多苦，自觉被生活辜负，因此面对女儿的时候，总是显得不够温柔。
她们是一对硬邦邦的母女。漫长的青春期里，独木舟习惯性地用冷漠和强硬做面具，抵挡漂泊岁月的恐惧和不安。
既敏感又骄傲的性格延续到成年，独木舟发现自己很难成为一个更圆滑，得体的人。周围的朋友都能将自己融入某个体系，和同事、老板配合着完成一件事。但她不行，她只能单打独斗。
她需要独处，过多的对外交际会消耗她的能量。出去吃顿饭，接受一次采访，她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能量。她一度怀疑自己性格有问题，“是不是注定没有能力成就一番事业？”
很快，一场更大的意外转移了独木舟对工作的焦虑。她生了一场大病。
那年，独木舟28岁。在生死面前，其他的烦恼显得微不足道起来。
她推迟了接下来的十几场新书签售会，停掉一切工作，一个人收拾好生活用品，住进医院，接受手术。她没有告诉妈妈，因为“不希望她看到自己的女儿浑身散发着血腥味，被推出来的那个画面”。
住院期间，同病房的人都有家人送饭，她只能点外卖，由门房阿姨递进来。最后门房阿姨都忍不住埋怨：“你为什么每天要吃那么多包子？”
她唯一一次求人来探望她，是让小姐妹带上洗发水帮她洗头。手术后一连许多天不能洗澡，头皮太痒了，被她挠出了血痕。
小姐妹帮她洗头发时，两个阿姨在旁边看，羡慕地念叨：“你看她的头发多好啊，又长，又多，又黑！”因为化疗，她们的头发都掉光了。
出院那天，医生对她说，往后五年一定要按时复查，没有问题的话就算彻底痊愈。
半年后她去复查，病情反复了。这意味她要开始第二次手术。一模一样的流程，她又经历了一遍，又一次挺了过来。
后来她在书里写：“我与深渊相逢，但我活了下来。”
独木舟说，生病这几年对她最大的影响，并非是让她对人生有了什么顿悟，而是她终于能够心安理得地拒绝社交，不再逼迫自己。
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她发现自己还是想做一个老派的，写小说和散文的人。她十几岁时这样想，现在依然这样想。用笨办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或许挣不了大钱，但她喜欢这种朴素的、简单的生活，因为这是她能掌控的全部。
她从中悟出的道理是——经历过无常的人，更懂得对生活要有恰当的期许。这比什么都重要。
女文青的进化史
青春文学风靡十余年，批评的声音从没断过。“矫情”、“浅薄”、“无病呻吟”是最常见的指责。
独木舟不怎么看网上的评论。她承认，青春文学和经典文学相比，厚度和重量都存在差距，但它带给年轻读者的安慰，同样不可替代。
回看自己的早期作品，即使有很多青涩的、不成熟的部分，但是书里的情绪，时隔多年，独木舟也依然能理解。
她形容十年前的自己，“就是一个非主流不良少女。”那时的她比现在更敏感，更锋利，“别人看来不过是一片落叶，在我心里就是狂风暴雨。”
独木舟相信这种情绪年轻人都有。“为什么那么多小女孩看我的书会哭，会把一句话记好多年？肯定是那个时候你表达了她想表达的，但她不知道怎么去描述的东西。”
那时，爱情在她的生活中比重很大，恋爱总是谈得轰轰烈烈，天雷勾地火。
独木舟坦言，在以前的恋爱关系里，她习惯视对方为灯塔，有仰望的成分，也带着学习的态度与他们相处。
不过，现在她不会了，“感情浓度最高的年纪已经过去了。”年岁渐长，她发现女孩的生活里还有很多和爱情同样重要的事情，比如工作，友情，自我。
但作为一个书写爱情的作家，她对爱情仍有很高的要求。比如，“爱情里面要先有友谊，两个人的关系要长久，首先得是好朋友”，“如果爱情磨损了，就不要在一起，这是留住爱情的唯一方法”，“不要和最爱的人结婚，因为每天去演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太累了”。
她依然相信爱情，也依然浪漫，所以她还能写。
如今，独木舟在北京过着一种简单的、平静的生活。
早晨起床做早饭，听几期《锵锵三人行》之类的老节目，然后看书。她这两年经典文学读得很多，耶茨，茨威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她越来越能品出其中的好。
偶尔约了朋友才会出门，其他的时间里，她就在家与乐高和史莱姆为伴，摆弄她的花花草草。
当下流行的短视频和电竞她都不甚了解，但她也并不太想拥抱它们。
她没有一个固定的写作时间，只要求自己每天多少写一点儿。长篇小说从动笔到定稿，半年内结束，接下来的时间，就用来旅行和休息。
作为作家的独木舟，越来越能体会“每个人都有他的苦”。她不再特别羡慕谁，逐渐接纳了自己的个性，和母亲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她肉眼可见地比前些年变得更柔软，平和，以至于第一次见面的记者和出版社编辑，总要问她：“你身上的点到底是什么？”
她大笑：“我就是一个没有点的人。”
没有标签，不想被定义，她说自己只想一本一本地，继续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