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伴君如伴虎的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下，作为一个人臣，义无反顾地恪守着崇高而政治道德理想并非是一件易事，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是常态，故大多人选择明哲保身这样的一种实用主义哲学，但总有一些人出于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情怀，岂因祸福避趋之，以奋不顾身的姿态犯颜直谏，在青史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佳话，成为万世景仰的楷模。
传统政治文化中最高统治者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子逆鳞而动的犯颜直谏具有巨大的未知风险，正因如此，那些胸怀坦荡的忠肝义胆的臣子才会被人铭记，留下了魏征、邹忌和淳于髡等一大批闪亮的名字。而陈元达的名字能够跻身其间，与其作为传统绘画题材锁谏图中的主角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他舍得一身剐的进谏的勇气和决心，并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让人印象深刻。
唐 阎立本（摹本） 《锁谏图》（局部）
锁谏这一典故在《晋书》中有着精彩的记载，十六国时期汉赵皇帝刘聪为其宠妃刘氏建造凤仪殿，而廷尉李元达知道后，冒死劝阻，而一怒之下的刘聪欲将李元达全家处斩，而李元达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直接闯入逍遥园李中堂当面向刘聪直陈利害关系，“先锁腰而入，及至，即以锁绕树，左右曳之不能动。”刘氏在后堂得知后，赶忙派人送上一张让刘聪赦免李元达的纸条。刘聪恍然大悟之后不仅赦免了李元达，同时将逍遥园改名为纳贤园、李中堂改名为愧贤堂。后人根据此事敷演而成锁谏图，意在通过“披图可鉴”的方式含蓄地表达规劝的寓意。
唐 阎立本（摹本） 《锁谏图》
提到锁谏图，最著名的就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锁谏图》这卷传世名作，尽管如今存世的乃是后人摹本，但由此得以佐证这一题材的源远流长。这幅作品以长卷的形制全面而生动地诠释了陈元达锁谏的跌宕起伏的过程，画面聚焦于陈元达将自己锁在树上拼命死谏的那一瞬间，整个作品以空间的分割表达线性时间关系，这种构图哲学极大地释放了画面的叙事性的表达。右侧绘制着李元达将自己锁在树上，后面两个侍卫要将他拉走，而前面由两个持笏的官员正跪在地上为他求情；而居中的刘聪正横眉怒视着李元达，周围围绕着一些侍卫；画面的左侧描绘的是刘氏遣人向刘聪送手疏劝谏的场景。三个部分互相呼应，近乎音乐中复调手法的运用有机地将整个事件融为一体。而在画面语言的运用上也别有幽致的韵味，通过那种躁动不安的笔触，以急促动荡的褶皱线条将刘聪愤怒激烈的情感和李元达慷慨激昂的情绪表现地淋漓尽致，而画面左侧，则以舒缓流畅的笔触，以近乎“春蚕吐丝”描的手法刻画出刘氏那种雍容娴雅的仪容，意在表达其贤良的美德。整幅作品就像一曲起伏悠扬的乐章一样充满着饱满而丰富的情绪，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将君王应该虚怀纳谏、臣子应该冒死诤谏以及作为妻后的应该具有的美德集于画面之中，这种多重意蕴使这幅画作成为这一题材的标本之作，成为后世一个经典的范本。
元 佚名 《锁谏图》
陈元达的锁谏的故事于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而这一题材在唐代宫廷绘画中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与唐朝那种包容开放的政治环境有关，据宋代《宣和画谱》记载，唐代长安人常粲也曾经画过陈元达锁谏图。及至宋元时期，这一题材之作在宫廷、文人绘画中依旧是一个热门题材被一遍遍摹写，据画史记载，宋代武宗元、张敦礼元代倪瓒等人都曾经创作过锁谏图。而黄庭坚等人也曾经品评过锁谏图，表示将陈元达描绘成胡人模样并不是一种好的艺术创作方式。宋代著名诗人刘克庄《锁谏图》一诗这样写道：“谠言直触大单于，赖有阏氏上谏书。若把汉唐宫苑比，玉环飞燕总输渠。”这首诗话外之意含蓄地批判了红颜祸水的意味。从这些评品的意思来看，锁谏图在宋代开始在艺术创作中有意带有一种疏远史实而更偏向于艺术美化的角度，体现了宋人注重含蓄优雅的美学观点。这点在藏于天津博物馆中的一幅元代佚名画作《锁谏图》中可以看出演变的脉络，这幅作品采用挂轴的方式表达陈元达锁谏的场景，在背景描绘中描绘了梧桐、松竹等寓意着高洁涵义的植物，端坐在中间的刘聪以及锁谏的陈元达从人物相貌上看显然与胡人形象相去甚远，在人物刻画的画面语言选择上以一种柔顺的线条去描绘人物形象，特别是刘聪的形象不再是怒目横视陈元达，而是神态安详地侧视着送上手疏的侍女，整幅画面有意淡化了君臣之间激烈的冲突，更加突出刘聪的形象，这种对画面主角“偷梁换柱”的艺术处理手法更衬托出作为君主要虚怀纳谏的博大胸怀，这种美颜后的画面更富有一种冲和淡雅的神韵，君臣之间那种箭弩拔张的紧张气氛几近于无，从而使这样的画面甚至带有一丝歌颂的意味，以含而不露的姿态将这个故事本身的劝喻意味平淡而从容地表达出来。
明 唐寅 《锁谏图》（局部）
明 祝文郁 《锁谏图》
清 黄初民 《锁谏图》
从锁谏图的艺术形象的嬗变也可看出这种图式在表达方式上的逐步平和，乃至渐行渐远以至于在明清时期的宫廷画中根本看不到这一题材的画作，这当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的转变有着某种正相关的联系，以致于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这样说道：“元达锁谏，……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但其实不然，明清时期这一题材在文人画中还是偶尔可见的，比如明代唐寅、杜堇、祝文郁以及清代罗聘、黄初民等人都创作过锁谏图，但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题材的画作更多的只是一种艺术创作上像阎立本的致敬。值得一提的是罗聘的《锁谏图》，这幅作品在构图上尽管在构图上以阎立本的版本为原型，画面中人物和背景上略有增删，以白描的手法通过爽利的线条将画中人物的面部神情以及衣饰等刻画地精妙绝伦，展现了扬州八怪中罗聘在人物画上的精湛功力，相比之下，明代不知名的业余画家祝文郁同样以白描手法创作的《锁谏图》就逊色不少。但从这一时期的各种锁谏图来看，尽管题材本身的内在寓意依旧没有更改，只不过从画作本身的针对性来看，似乎无可奈何中有一种隔靴搔痒、无的放矢的茫然情绪，给人感觉只是一种纯粹的技法的展示，这一题材由于缺少对现实的观照而失去了艺术的鲜活风采，亦步亦趋的千篇一律的构图难免给人有审美疲劳的感觉，已经与现实不再有一丝哪怕藕断丝连的干系，风干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像空空荡荡的招魂幡一样，让人有一丝怅然若失的滋味。在近现代随着绘画艺术商业化市场化的汹涌澎湃的潮流，这一题材更是不再被人提及，终至悄无声息地以“安乐死”方式在绘画历史的舞台上黯淡谢幕。
清 罗聘 《锁谏图》
梳理绘画史上的沿革变迁来看，每一个绘画题材的兴盛或衰落，都有着某种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与人们身处的现实环境以及人文心理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锁谏图这一题材风格的嬗变乃至最终消弭的痕迹，寓意着君臣关系在传统政治模式下的权重变迁的痕迹，最终君权在逐步强化中使这一题材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土壤。但从传统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锁谏图中所昭示的那种精神风骨一直都不曾真正绝迹，视死如归社稷心，不求明哲保身但求无愧社稷的这种为国为民的大我情怀，从来都是最值得景仰并倍加珍惜的一种正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