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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知道马一浮的名字，便开始留意他的各种遗迹。最初是在南方一家博物馆里看到他的手稿，古拙中幽思流传，起伏的墨迹间拽出一片灵光。那字很是自然，看不到匠气与俗气，在静穆里升起一股暖意。细看章法里透出的一切，仿佛也有佛音的缭绕，旧文脉悠然流动着。友人说沙孟海对他的书法评价很高，以“凝练高雅”视之，看得出来其修养之深。
江浙一带的文人欣赏马一浮的都是书斋气浓厚的人，丰子恺、叶圣陶、夏丏尊都写过关于他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只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阅读，传播的范围有限。有一次遇见一位浙江老友，忽说起这个话题。他也觉得奇怪得很，虽有阅读马一浮的渴望，但却没有什么门径。马先生留下的一切，众人都很陌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些纠缠着生存隐秘的语言，已经没有谁能够听懂了。
那个时候我也是如此，在杭州西湖边上，至今还流着他的某些故事。有一次造访他的故居，所见不过几道痕迹，远去的人影，飘忽而朦胧。西湖边上的人，和我一样，很长时间未必懂得马一浮的价值。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个人物太旧，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在面临他的文字的时候，仿佛有什么挡住了自己的视线。
也许冥冥中的机缘，那次杭州之行后，我很快得到了一套马一浮的著作。有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小友，因为取稿费而得以认识，交往的时间也有十几年了。他懂得中医、研习佛学，业余时间多在北京广济寺里读书。他知道我从西湖归来不久，就劝，读读马一浮好，会让自己静下来。于是把自己珍藏的厚厚的三卷本《马一浮集》赠给了我。
小友没有读过大学，但真的学识很深，他在杂览中形成的学识，带出了一股仙气。比如对于新文化的认识，对于儒学和佛学的看法，都非流行的调子，好似也染有马一浮的气味。他不太看得起学院派的人们，以为真的学问不是操作出来的。我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其思考的问题很深，谈及一些话题时，完全是另一套话语。
我后来想起此事，觉得有趣得很。不是学界的朋友推荐马一浮的书，竟是民间的读书人暗自传播马一浮的思想。这与马一浮本身的经历，似乎很是相似。章太炎说学在民间，真没说错。
而我身边的朋友，与我一样都是新文学的研究者，对于国学领域的一切知之甚少。马一浮一生所思所写，都不是时代流行的，与新文化不在一个层面上。说他是一个旧式人物也是不对的，因为他又是懂得西学的人。只是其目光不在今天的热闹的世界，在他那里，有着另一种梦想。
张中行对于马一浮的学识佩服得很。他在一篇文章里，大致勾勒其学问的特点，在诗文方面也有人不及的地方。他认为马先生才高，学识过人，又言行一致，走的与古人为伍的路子。这在当代是一个奇迹，在新文化席卷天下的时候，实在是特立独行的人。
我开始搜集他的相关资料后，发现了解他的困难。在我们被历史惯性驱使下前行的时候，他却反转着身子，走到清冷之地。那是鲜为人知的所在，问津者寥寥无几。可是马一浮坚定地认为，要疗救国人之病，自己的选择或许有些用处。
因了对于马一浮的补课式的阅读，我突然感到，研究新文化的人，如果不了解相对立的一些重要人物，那么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是片面的。当与其文字相遇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别样的世界。在古奥的词语间，历史空白深处的一片被忘却的绿地渐渐显现。我很快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他的隔膜，恰是对古老文明的源头的无知所致。马一浮对于我们而言，是打通古今的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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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留下的资料太少，有时只能从有限的手稿与图书里猜测他的形影。他个子不高，身上有着南方人的特有的气质。因为留着美髯，言行中便有古风流转。面对所留下不多的著述，如果玩味起来，则非今人的哲学语言可以说清。
马一浮1883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绍兴上虞，逝于1967年。他很小回到绍兴，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898年在绍兴县应县试，他得了第一名，而鲁迅、周作人则名排其后较远的地方。他少时读书甚多，有许多知识是无师自通，后来渐渐有了大名。看相关的材料会发现，许多读书人见到他，都被那气质所吸引。李叔同、谢无量、宗白华对其颇为尊敬，且受到了他不小的影响。在杭州一带，他像似一个传奇，以逆时风的方式，拽人们反身自望，在远世风的地方深味世风，留下不少的趣谈。
从年谱中知道，他在1899年赴上海，接触法文、英文、拉丁文。后来与谢无量、马君武等编辑《二十世纪翻译世界》，也算是睁开眼睛瞭望世界的人。1903年，他得到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的信任，去圣路易斯留学生监督公署任中文文牍。此后去过英国、德国、日本，阅读西洋图书时的快慰，从字里行间均可感到。他的文字古朴有韵味，非细心留查者不能解之。而一旦会心一二，便发现其间不可言说的妙处。
但域外的生活经验并没有引其到西学的路上，反而对于国故有了更为亲切的感觉。与鲁迅完全不同，不是急于从译介中输入学理，促进国人的进化，反而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于古代文明的迷失。而重新换回儒学与佛学的精神，对于现代国人而言，其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西化的选择。
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特例。我阅读他的日记，觉得在美国的日子里他的观念出现了变化。但也由于身体欠佳，衣食住行的不方便可能影响了他对该国文化的判断。他观察西方文明的路径时的一些思考，有着多维的思维方式，而个体生命的感受形成的西方文化印象，影响了他后来的道路选择。
马一浮去美国只有一年的时间，还担任过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的秘书，所以没有像胡适那样在校园里受到完整的教育。不过他的阅读却十分丰富，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赫胥黎的《天演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斯宾塞《伦理学原理》、拜伦的诗集、马克思的《资本论》，各类精神线索悉入眼底。他在美国的时候，对于国人的看法有了深入之处。比如看见留学生对于皇权的暧昧，便深觉其间的奴性之深。回顾历史时，对于旧的儒生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宋明以来，腐儒满国。”他看不上历代文人对于世间生活的解释。而在根本层面上，“中国数千年来，被君权与儒教之轭，于是天赋高尚纯美勇猛之性，都消失无余，遂成奴隶种性，岂不哀哉！”这种看法，是大凡留学美国、日本的青年都有的，可以说是社会观、文明观的类似表现。我们对照鲁迅、钱玄同、胡适留学的感受，几乎没有多少差异。
但从日记上看，身体欠佳的马一浮，不都沉浸在外在理论的思考里，他对于生命本身的体悟，也带有玄学的意味。他的感怀亲人的文字，敏感而切肤，文人柔软的东西很多。而刺激他发现故国文明的，也是域外的某些思想。养生与养心的内在体察，在其意识里也有闪现。1903年11月12日的日记写道：
近日，英国某医士论曰：以历史上，社会上之观察，人长寿者，以悭俭之人为多。盖其性不衍欲，勤谨谋生活，作息有时……多怨恨则令人瘦，发热惊恐则伤脑，伤心，能令人痴，为害最速者，莫过于忧愁，多忧愁则肺血少，舌本强结语塞，而目生翳，久之必死。（《马一浮集》第二册，28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日记心得与中医养生的理念类似，马一浮关注这类问题，就萌生了对于人生哲学的顿悟之意。这留下了其思想变化的伏笔。中国文明的问题，大约是心性偏差，走到伤脑、伤心的地步，而疗救此病，不得不从治心开始。
在国外一年的生活中，他受到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从美国宗教活动里嗅出初民精神信仰的气味，忽然怀念起春秋时代中国文化的图腾意识。日俄战争前后的日本人的爱国意识，则使其意识到国人眼光狭小的可悲。也是那个时候，陈独秀在《安徽白话报》上对比中日国民性，也说过和马一浮类似的话。马一浮感慨社会的沉沦，连带出己身的悲哀。他不像陈独秀、胡适向外求索真理的冲动，其文字中内倾的因素甚多。生命感受有时候多于对社会生活的感受。正月二十八的日记写道：
人生之快乐有五：一曰“荣誉”，二曰“优厚”，三曰“健康”，四曰“美丽”，五曰“平和”。对于此快乐而生之痛苦亦有五：一曰“毁辱”，二曰“贫穷”，三曰“疾病”，四曰“丑恶”，五曰“争斗”。此二“五”者，殆与人类社会相始终乎？社会之中，快乐之量多，而痛苦之量少，则为幸福进步；多痛苦而少快乐，则为罪孽堕落。今日中国之社会，五痛苦备之社会也，社会堕落，个人未有不堕落者，故即个人之身能自营快乐，亦一刹那顷即便消失不能保也。彼白种人能造快乐之社会，而自身亦享有社会之快乐。中国人不顾社会之苦痛，而唯知营自身之快乐。不知当为多量之苦痛所侵，终不得享有，岂不哀哉！（《马一浮集》第二册，306页）
感叹里对于国民性的失望一望而知。但这些没有激励其走向反抗之路，却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以为是国人的教育出现问题。在马一浮看来，中国的衰败，问题复杂，仅仅以西方的方式疗救社会，都是皮毛之见。中国未来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的教育，不都是西学的引进，而是对于传统的回归，即中国不是急于模仿西方，而是回到自己过去良好的传统里。因为宋明以来，中国好的传统其实已经断送掉了。
那时候到域外留学的人，都希望引进外国的思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西方的历史有自己的逻辑点，但马一浮认为西化派的人只见其表，难解其里。而就哲学的层面上讲，东方思想与西洋文明在根底上亦有相似之处。英法的文学，流淌着希腊的乳汁，东方的艺术，与《诗经》的传统有关。“希腊古诗歌，洒然有《风》《骚》之遗，英法诸家篇什所祖。德最晚起，制作斐备，尔雅深厚，乃在先唐之上”（《马一浮集》第二册，350页）。这是类似于西方古典学的感叹，在学理上可以说是一种灼见。从源头上思考文明的起伏之路，至少从教育理念上讲，是说到了问题的本质。
他虽翻译过一些域外的文学作品，但并没有模仿这些篇什去从事写作，也未沉浸在西洋艺术的美意之中，而是越发体味到传统诗文的好来。这从其诸多诗文可见一二。他并不想置换审美的元素，反而愈加感到远古的表达有纯然的美质。就那些文字的修养而言，非常人可及，精神越发带有六朝前的意味。在面对西学东渐的大潮的时候，他的选择也有很大的挑战性。
我们这一代对于他的转化很难理解。他由西学反观国故，回到传统文化的路径去，是不同于那些遗老遗少的。人格上，他非趋时之人；学识上，南学、北学尽在胸中。就文章气韵与格局看，马一浮的世界里其文也悠悠，其思也漫漫。多年过后，那些即使西学的成就很大的人，面对他也不得不持礼以待。
然而，能够在心灵层面与之交流的人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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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阅读博物馆藏的《青年杂志》，意外发现了谢无量遥致马一浮的诗歌。其调颇为诚恳，挚意中流溢着仰慕之情。陈独秀刊载这首诗，也有对马一浮致意的意思。陈独秀当年在杭州的日子，与马一浮有过许多交往，对于其学问的欣赏是不难看出的。谢无量与陈独秀、马一浮都是朋友，他在杂志上透露出的信息，依稀让人想起民初文人间的特别的友情。
《青年杂志》创刊号（1915年） ，后改名《新青年》
谢无量的才学不俗，他与马一浮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比如都懂儒学，对于先秦诸子的文本极熟，可说有许多心心相印的地方。他们一同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彼此颇为相通，内心互感的地方殊多。大约在1904年，两人在日本再次见面，他们之间对于学问的感觉，都在交流里彼此分享过。如一起言及佛学，都是在儒家的语义中思考问题，以儒入佛是一致的。而面对儒家哲学时，思路也有重叠的地方。马一浮谈论国故，从整体上言之，大处着眼，微观落笔。讨厌近代以来“私智小慧”，所以常常见出天地之气。谢无量无论讲哲学还是文学史，也是纵横捭阖，洋洋兮有阔大的情怀。而他们于古诗文和书法上的心得，也彼此映照，各得妙处。今人研究马一浮，不得不读其写给谢无量的信札，其间流露的思想很多，民国学术的另一景观，于此可以透视点滴。
谢无量与马一浮聚少散多，对于老友牵挂很深，这实则是学术境界接近的缘故。他们对于历朝诗文的见解，尤其对于文化走向的思索，多在陈独秀、胡适这些人的话语逻辑之外。新文化人引西学入中国，乃是填补国故的不足，比如对于科学思想的引介，对于民俗学、人类学的翻译，都填补了空白。但马一浮与谢无量，是在寻找传统失落的东西。传统的衰败，乃外因、内因交织的结果，但传统美好的一面，其实与古希腊文化庶几近之，只是没有被发现罢了。马一浮要做的是，重新发现儒道释内在的伟力，并于荒漠之地唤出远古的灵思，给我们心灵以可以栖息的地方。
有趣的是，我所在的中文系，曾是谢无量工作的地方，冯其庸回忆青年时代与谢无量的接触，感到其身上的奇气。在研究谢无量时，不能不提与马一浮的关系。由谢无量推及到马一浮，那代学人的品位，当能够浮现很多。马一浮一生写给谢无量的信件最多，留下的有一百一十一封。他们间的诗文唱和精神对接，颇多温情。这和一般的旧文人的互往很像，但又多了近代人才有的开阔的视野。1908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瘞影陋巷，忽荷赐诗。耀灵惊天，九幽以烛。何期候蟲之鸣，仰承河岳之应。其文则葩，其志则圣。曹刘有所未能，无论晋宋。向妄以三谢为比，吾知过矣。杨雄岂唯西道孔子，直是汉兴一人，非今日无量之谓而谁谓乎。（《马一浮集》第二册，352页）
这是对于朋友的夸赞，都非溢美之词，就学问的深与词章的雅而言，谢无量的成就，在彼时确高人一头。他的《中国大文学史》也是鲁迅研究文学的参考书，至于《中国哲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佛学大纲》开创性研究，也是引领风气的。
那信的最后，马一浮谈到了自己的状况：
索居累载，望道如雾，思退就北面，讲问所业。奉令德之之薰闻，窃余光以自照。（《马一浮集》第二册，352页）
看得出马一浮在朋友面前的谦逊与坦诚，谢无量以世界眼光治国学，境界与情怀均大，让自己内省者多多。不过谢先生虽学识过人，但哲思方面，没有马一浮深切，即对于历史与哲学没有整体性的独特的思考。马一浮虽然著述不多，但心绪里有广远之气，站在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的层面，以原初式的生命体验与智慧表达，重塑着衰败的民族里的文明。真是“深之以玩索，通之以博喻”。
其实对于谢无量而言，马一浮比自己更有分量，因为其思想与人生态度，乃世间罕有的存在。在他眼里，中国学术的中兴，非有这样的人物不能为之。他们之间探索的问题，各有特点，而马一浮的凸显的价值，谢无量是深味一二的。
《青年杂志》后来更名《新青年》，编辑的思路，与最初有很大的不同，谢无量也不再给陈独秀投稿。至于马一浮，始终没有在这个平台出现过。本来，蔡元培欲请马一浮来北大主持文科工作，不料遭到拒绝，陈独秀后来上位，带出新文化运动来。马一浮虽然与陈氏亦有交往，但对于陈的选择，颇多保留。这本杂志成了新文人的园地，未能听到马一浮式的声音，说起来也是大大的遗憾。
当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人轰轰烈烈开展着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马一浮却在故土的小屋里独自徘徊于古人的诗文之间。他认为外面进行的世界在远离圣人之思，文明之树的枝枝叶叶，都与根本有关，而自己要扣问的是人类最为本然的存在。本然缺失，乃无根的漂泊，而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这样的漂泊之中。至少在他的眼里，迷路的人所依靠的参照，还是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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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叶圣陶曾与马一浮有过一点交往，赞佩之余，也觉得有不可思议的地方。这代表了许多新文化人的看法。民国建立初期，马一浮曾应邀到教育部工作过，细想起来，当与鲁迅在同一时期入职，彼此都是知道的。但马一浮很快辞职，他突然发现，教育部并不是适合自己工作的地方，时代的话语与自己的差异太大，而理想又不在一个空间。后来蔡元培又希望他来到北京加入北大行列做文科学长，他也拒绝了。
这个选择看出他的性格的独异，如此有学识的人却隐居起来，自然有很深的缘由。马一浮不愿意到热闹的地方，觉得中国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蔡元培眼里的事业。在他眼里，无论教育部还是北大，都在按照西洋的理念在改造中国，而不是激发国故中最重要的遗产。后者才是他最看重的事业。
新式学堂的逻辑，能否解决人的灵魂问题，在他看来是一个问题。几年后，北大卷起新文化运动风云，白话文渐渐取代了文言文，西学开始置换古老的国粹。马一浮看见这些，有点不以为然。他知道社会的变化常常从流行的观念中出发，可能还在表层结构里。他没有意识到，无论蔡元培还是陈独秀、胡适、鲁迅，都非一般的学人，他们的学术之梦，都在催促更为健康的文明。从教育和文学领域，拉起启蒙大旗，对于国人是一种新的引领。而马一浮的隐居思索，多在修身的层面，能够辐射到社会的机会，还是有限的。
不过那些喜欢清静和独思的人，倒是十分欣赏马一浮的姿态。李叔同就从其身上得到一股澄明之气，他出家的前后，也有一点马一浮的影响。而丰子恺的创作也得到了马一浮的点拨，对于其文笔与思想，多有垂恩之见。这些朋友，都懂一点域外的文学知识，又带有佛门的清音。李叔同出家后，时常感怀的就有马一浮，至于与丰子恺的友谊，已成美谈。他在朋友的行迹里，感到自己期许的某些东西，这些被其肯定者多多。在为丰子恺《护生画集》写序的时候，流露出很深的感触。他由佛理进入人心，从构图看出爱意，念及佛学里的自我净化和超脱之思，自乐于修身者的审美静观的美意。他从丰子恺的童心看出人性未得污染的可贵，又从李叔同的真挚选择中体察到中国人心性自洁的可能。推及此类风尚，马一浮觉得文化终究还有希望。中国民间的类似的存在如果多了起来，复兴文化旧业当并非空梦。
在马一浮眼里，现代教育不太容易造就心性完美的人格，反而是传统书院的方式可能通往圣人之路。1930年代，浙江大学多次递去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到该校任教。起初他并没有答应。可是后来日本人侵略中国，山河破碎，他的济世之情开始萌动起来。1938年，他终于接受竺可桢的邀请，出任浙江大学教职。
但这个选择是有一些条件的，即试图从事另类的教育尝试。战乱时期，浙大辗转外省，生活很苦。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教学热情。起初他随学校迁移到江西泰和，不久，又与师生们到了广西宜山。此间为学生讲述古代经典，所用方式不同于那些新式学人，带有书院的某些遗风。而能够像传统学人那样授课，是他的一个梦想。这个期间书院教育的念头便强化起来。1939年，教育部邀请他赴四川讲学，他关于书院办学的理念被官方接受。不久，复性书院正式创办，地址选在乐山县乌尤山的乌尤寺。
书院在风景如此美丽的地方出现，看得出创办人的浪漫之思。这个地方“方志以为汉楗为舍人注《尔雅》处”。与新式学堂不同的地方在于，一切都与古风接近，课程设计和授课方式，不求功利，乃纯粹的精神冥思之所。我看到所邀请的学者名单与授课内容，暗自觉得这是逆时风的一种选择。随着熊十力、钱穆等人的到来，书院有了活力。西学所漠视的，被其所重。对于蔡元培式的教学理念而言，马一浮做了一次痛快的反动。
那个时候他的许多思想，都表现在《泰和宜山会语》《尔雅台答问》里。了解这两本小册子，其基本的精神都尽在眼中。不过要吃透他的思想，并非易事，他的学识与考辨，我们需细细体味方可悟明。
他认为要治国学，需先明四点：
一、此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
二、此学不是陈旧呆板的物事，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骨董；
三、此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道理，是自然流出的，不可同于机械；
四、此学不是凭藉外缘的产物，是自心本具的，不可视为分外。
由明于第一点，应知道本一贯，故当见其全体，不可守于一曲；
由明于第二点，应知妙用无方，故当温故知新，不可食古不化；
由明于第三点，应知法象本然，故当如量而说，不可私意造作，穿凿附会；
由明于第四点，应知性德具足，故当向内体究，不可徇物忘己，向外驰求。（《马一浮集》第一册5页）
开篇的几句话，乃治学态度的表述，当可窥见其走进国学的内在心境。远古的一切，不都是沉睡的什物，与今人也是息息相关的遗存。人类进化，总要失去一些人性的光泽，而国学里保留了先民的诸多美好情思与诗意，倘能一一勾勒，变陈为新，深嵌于人性内部，则国民精神当能保持温润之色，不再枯槁干瘪。
马一浮引用张横渠先生的四句话，指出立志的重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方为有大志向者的目标。这一切，不能不从国学中求之。那么，国学的基本框架如何？青年要掌握的精神要义是什么？马一浮认为，有一个可以统摄诸学的存在，那就是“六艺”。“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年余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马一浮集》第一册，10页）在讨论“六艺”的时候，马一浮目光四射，好似被远方的神圣之音所唤，内心萦绕着无边的爱意。他在阐释以“六艺”统摄诸子，以“六艺”统摄四部，以“六艺”贯通人心与西学思想时，不乏灼见，言他人所未言，谈古人所罔见。剔除了孔教的陈腐意识，仿佛还原了先儒的话语环境，让我们聆听了消失在时空里的远古圣音。
没有几个人对于先秦诸子的理解是这样的思路。在其述学的文字里，被凌迟的儒家学丰满地显出姿容，而各个时期的思想的短板与瑕疵亦不被放过。在马一浮眼里，今人对于儒学与诸子百家的理解存在问题，不能明晰地见到古人的真意。而面对古人学说，倘不能优劣互见，高低悉明，总有一些问题。言及百家之学时，他曾说老子得《易》为多，而流于阴谋；庄子得之《乐》之意为多，而失于流荡。这些古说如不辨明，当存问题，可能被引入歧途。准确把握诸子思想，以“六艺”观照一切，当会有百家之思归一，殊途而同归的收获。
复性书院的开办方式与新式学堂不同，所学内容被看成老朽的存在，被新文化吸引的青年不免对于这种办学理念存在疑问。马一浮其实不断在回应各种质疑，特别是对于新文化运动诸君的选择，表述自己的看法。而他在讲学中也在阐述自己的思想与新学并非完全隔绝：
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且勿误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旧的，切勿误为重保守；是普遍的，是平民的，决不是独裁的，不是贵族的，切勿误为封建思想。（《马一浮集》第一册，23页）
他站在历史的高处呼唤旧影的重来，期待儒学的复苏，不能不说也有乌托邦之想。这些精神，青年一代要真正理解，其实需要时间。他明知此处的难处，但愿意帮助他们扫除障碍，用心之真，感化了多人。我们现在阅读《尔雅台答问》，彼时的情形，便可略知一二。
《尔雅台答问》中的文字，看出他对于青年的循循善诱，表达间多心血的倾注。学生们来书问询学理的难题，回答间温情流转，词语间大有孔子的暖意。他认为明清以来的学者对于儒学的看法近于狭窄，而西方社会学对于人生的阐释也多简单之处。学问的根本是求己，而非媚外。他说：
象山有言：“宇宙内事，即吾性分内事。吾性分内事，即宇宙内事。”此语简要可思。故不明自己性分，而徒以观物为能，万变侈陈于前，众惑交蔽于内，以影响揣度之谈，而自谓发天地万物之秘。执吝既锢，封蔀益深，未见其有当也。足下‘唯欲’之说，或远为东原所误，近为西洋社会学家浅见所移。将来学如有进，必翻然悔之，望勿墨守以为独得也。（《马一浮集》第一册，517页）
此段陈述既有学理的阐释，也是其人生哲学的注解。一问一答中，阐远思之妙义，述己志于爱中。他对于儒道释的看法，与时风大为不同，在平淡中读出幽玄，于常态里梳理歧义。从词义的遗失间看出今人的短见，又能去蔽见明，得趣望道，把心学的隐秘一一道来，画出美丽的人文地图。这种书院里的交流和沉思，与都市里的学校的分科教育，真的有不同的意味。
我们想象一下，在蜀国的山林之地，细雨蒙蒙中，书香飘动。马一浮静谧的身影，以及学子们闭户读书的样子，一定是有趣的景象吧。他的不动声色的表情里，流动着远古的洪亮之音，孔子的率真之态与释迦牟尼的慈祥的目光，都在其形影里折射出来。他那么虔诚地遥望远去的灵思，以招魂的方式，使懵懂的学子得以温情地沐浴。与新文化运动者和一些保守主义的文人比，他拥有的是不属于时代的、超越于左右的另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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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复性书院的命运多舛。开学不久，敌人投下的炸弹毁坏了许多房屋，有多人受伤。地方虽美，却并非世外桃源。马一浮文章里描述了乐山的地貌与水系，那些古朴美丽的精致蜀国风光，在战时多了忧戚之调。
抗战不久，国民政府颇为支持办学，所应允的条件，也使他有了信心。可后来发现，负责教育的官员还是老爷作风，对于办学的辅助力度渐渐减弱，而且倒是衍生出许多矛盾。先是教课人的理念与自己吻合的不多，教育人员的理念与其颇多差异。教育部还下令书院填报各种表格，上报材料，马一浮认为是干涉办学思想，影响精神自由，对于行政管理颇多怨语。时间一长，学生中能沉潜下来认真思考问题者又少，这使马一浮颇为伤心。还有一个是出现资金的紧张，为了刻书，不得不卖字筹款。一向崇尚纯粹精神的马一浮，无奈陷于俗务之中，现实的一切使自己感到，扰扰时风下并无清雅之地，欲救人于苦海的确大难。
最初的时候，他踌躇满志，在《告书院学人书》里，他说：“凡我书院同人，故不宜妄自菲薄，卒安于隘陋；亦不可汰然自许，有近于奢夸。”（《马一浮集》第一册，692页）而学问的长进，不是靠外力催促，而是自我的体味，学习主要是读书得间，在词语里玩味义理。所以他不求新式教育的知识的把握，而是心绪的安宁里的精神的完善。这在读书人间，已经不易做到。马一浮没有料到，自己的学生中能有自悟定力者，其实并不太多。他先前的设想，过于乐观了。
从给不同的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极为认真，对于书院的设计和教学都有自己的逻辑。但周围人对于教学的理解与其相左，以至于一些理念并不能都贯彻下去。在致钟泰信中，他写道：
弟意但欲得一二真正学子，伏处山谷，闇然自修，无声无臭，不涉丝毫功利之习，庶不失古人之用心。而友朋间持论往往不能尽同，独谣寡和，深有寂寥之感。乃知诚不能动物，学不能及人，过不自量，徒然犯手。将求闭门杜口，势又未容遽辍，风雨飘摇中，不敢妄期久远。然一日存在，弟不能不竭一日之诚。（《马一浮集》第二册，714页）
他那么热情，为了书院几乎倾注了所有心血。我们今天阅读他与各类官员和学者通信的内容，当可见其用情之深。但不久，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走到一片沼泽之中。在给谢无量的信里，他开始流露出不快的情绪，觉得自己多做所为，能够得到的回应甚少。“书院亦是不得已而后应，事至浅薄。且古调独弹，每为俗耳所诧。”（《马一浮集》第二册，361页）他坦然，入蜀之后，苦多乐少，办学中的苦楚一言难尽。“书院虽至浅薄，以浮之固陋，未足以继先儒素业，徒为时人訾，颇悔不遵括囊之训。”（《马一浮集》第二册，363页）从资料看，马一浮没有行政上的能力，或者说不善于教学管理。而与外界的交流亦非所长。这些都可忍受，但让他失望的是，学子中的俗音亦多，以功利之心来到书院，其实所得有限。他在给学生的信里一再强调与世俗的距离，但是在孤独的山中，他的表述随风而散，教学的隔膜之状，是他先前没有料到的吧。
最让其伤心的是好友熊十力与他的分歧，使书院计划蒙上暗影。早在多年前，熊十力到杭州拜访马一浮，两人遂成为朋友。熊氏那本《新唯识论》还是马一浮写的序言。他们在对于佛教与儒家思想的汇通，有相近的看法，彼此都有欣赏对方的地方。当复性书院创办的时候，他最早想起的教员便有熊十力。起初彼此甚欢，都在全力工作。但后来对于办学方式与教学方案，各自感想不同，矛盾渐渐显出。熊十力是个颇有个性的人，他对于马一浮的意见甚多，便告辞远去，使书院有了不小的震动。马一浮与朋友谈及此事，黯然神伤，这对于他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打击。
马一浮的困苦在于，一方面以为学在民间，从自由的理念出发从事教育，另一方面不得不受到外力的援助，否则无立锥之地。但接受援助，则不得不做些妥协，可是自己又讨厌变为外在的附庸。那么自由的办学之梦，也便慢慢破碎了。在内忧外患的抗战时期，他的设计只能在幻影之中，现实出现的是另一个世界。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儒学的复杂，后人一直说不清楚。作为修身之学，自有可贵之处。一旦沦为强制性灌输的工具，则亦演变成为奴性之学。儒在民间，则思想自由的空间大，走到庙堂，情况就大不相同。马一浮自己身上民间的痕迹很浓，这与康有为提倡读经的出发点存在不小的差异。但是因为儒教的清理工作在那时候还没有完成，马一浮教学理念不免旧式的独断因素，当他不能包容异己的思想的时候，与周围环境的紧张便不可避免。
这个时候的他，精神的脆弱还是流露出来。他其实遇到了新文化人相近的困境。如果不解决陈独秀、胡适、鲁迅所直面的问题，国学的复兴也是很难的。新文化人要铲除的社会积弊，也是马一浮要克服的障碍。但他似乎没有《新青年》那批人的锐气，选择中未必没有困顿之苦。书信里透露的心境和其梳理国故时的心境不太相同，回到古人的词章里的时候，比面对现实要惬意得多。
书院的不顺，没有影响其学识的进步，而词章的表达日益精进。他的序跋与笔谈，文字古雅从容，见识都在逆俗之境里。而诗歌中忧患之思，显得比先前更为浓烈。外敌入境，炮火声中，杜甫式的悲慨流水般溢出。阅读他留下的文字，能够感到作为学者、诗人的马一浮清若林中之溪，明如夜幕之星。他在无趣里得到的有趣，也驱走了心头的缕缕愁云。
这是选择的代价，他所付出的心血，比起谢无量、陈独秀这些老友不差。与《新青年》那些作者比，他的挫折感，也同样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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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感动我的地方，除了儒学与佛学的造诣外，是他的文史修养里的境界。从他与弟子的交流里可以看到，晚清以来形成的史学观与文艺观，与他不在一个时空里。而对于新文化人的盲点，有时也持保留的态度。对于中外审美意识的差异，他颇为清楚，而理解历史，也非《新青年》诸人简单的思路。
1948年与熊十力（前排右三）、叶左文（前排左三） 等摄于杭州复性书院，前排中间者为马一浮。
就思想史而言，他觉得清代以来成就不大，唯顾炎武可驻足一观。章实斋《文史通义》开了不好的先河，“六经皆史”的思想，便使理学蒙羞，诱导后人对文化的理解出现偏差。他觉得章太炎、胡适都是走章实斋的路子，把经学的恒定的价值颠覆了。至于梁启超新史学中的理念，也是弱化了儒家的精神。到了顾颉刚那里，疑古之思漫漶而不得要领，就没什么价值了。现代文人，喜欢谈史，贬斥读经。马一浮认为，中国历史有自身逻辑，以西学的方式描绘当有问题。“今世自名为史学者，每以乱世夷狄之俗妄测古事，淆乱是非，不唯厚诬古人，亦深为心术之害。如以周公佐武王伐殷，拟于侵略，谓周人待殷人至残酷，周人为统治者，殷人则为被统治者，如此瞽说，不如不读古书之为愈。”（《马一浮集》第三册，975页）他所以抨击新史学的思想，可能与自己的理学意识的浓烈有关，看得出在基本文化走向上，他是逆晚清学术潮流而行的一个人。
马一浮谈诗学的时候，平和之中见出雅趣，其语不逊于王国维诸人，见识也在常人之上。他对于诗歌的法度颇为关注，汉语词章的内在性因由烂熟于心，故能言他人未言之理，于神悟里敲开审美之门，微茫之间飞出妙谛。他阅读古人，点滴心得亦有奇处，不以古人是非为是非：
后山学少陵，极有功夫，亦失之于瘦。其生处可学，涩处不可学。山谷才大，有时造语生硬，亦病于涩。东坡亦才大，但多率易，则近滑。从宋诗入者，易犯二病。少陵虽有率句，却不滑；虽有拙句，却不涩。义山丽而近涩，香山易而近滑。此亦不可不知。（《马一浮集》第三册，989页）
先生对于古代诗歌的体悟，都来自内心的咀嚼，故行文里多的是生命的温度。对比王国维、顾随的文章，马一浮自有高处。或说与他们并驾齐驱也并非不对。他自己善写旧诗，五言、七言均有佳句，诗经的韵味与唐诗之调款款而至，成为难得的诗人。
在西方学术长驱直入的时候，教育与审美都渐渐脱离旧轨，新学术层出不穷。在马一浮看来，西学自有自己的长处，但西方人对于中华文明隔膜的地方殊多，也不能以他们的观点简单勾勒自己的历史。他说黑格尔赞佩中国的丧礼，但却无法深知《祭仪》这类典籍。伏尔泰欣赏《赵氏孤儿》，却不知其在中土并非一流之作。在他看来，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有时停留在浅显的结构上，同样，我们要真正理解西方，也不能从“流”开始，而应注重的是“源”。他说：
西人所译中国经典，或纰缪百出，或礼俗不堪。吾人如能自译，庶几此学可明于海外。顾此亦大难。中国学术固需通明，西洋文字尤贵畅达，能通希腊、拉丁文，则西文原字不敷用时，不防自铸新词。中国人能为拉丁文者有马相伯，而年事过高。又于中国书阅读太少，亦难着手。林语堂等英文虽好，而见解错误，但足以欺西人耳。（《马一浮集》第三册，1043页）
可以说，在文化转型的现代，马一浮面对滚滚潮流，岿然不动于江心孤岛，看风云流散，帆影隐没中，孤身回望远祖遗绪，心系儒、释遗风。泼墨为文时，其语也诚诚，其意也深深。在国学日渐衰微之时，自成曲调，如幽林微火，给肃杀的时代以希望之光。如今阅读他的遗文，更能够感到在学术的层面，他的思想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校开办古典学专业，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并行，有些思路就是马一浮思想的延伸。他提倡的学问，如今被许多人所认同。据说浙江大学已经成立了马一浮研究院，那也是学术生长的必然。在面对传统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人物了。
遥想胡适、鲁迅、傅斯年、江绍原当年的国故研究，走的是逆传统的路径。他们多做社会学与民俗学的思考，或者引进考古学的思路，搜寻的是非正宗文化里的因子，以弥补旧文明之不足。那些学人在旁门左道里亦有心得，填补了文化研究的空白。但马一浮以为正音失之，旁门不通。需要的是雅音的建立。新文人的癫狂与诙谐之言，其实也是亵渎假正经的文化流脉，要恢复的也是古人的真音。彼此道路不同，内心有交叉之处。我们过于看到彼此的对立，而不知“道通于一”的道理，也不能不说是认知上的偏差。我爱鲁迅，但不拒绝马一浮。互补的精神，才可能避免了独断主义。马一浮的精神所具有的“纠错”隐喻，今人其实已经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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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他在许多地方像似恪守经典的犹太人，内心有一个不变的经文。我的这种感受来自一次以色列之行。大约七年前，因事造访了耶路撒冷。到哭墙下参观的时候，天色已晚。朦胧的灯光下，带着小帽的犹太教徒在那里默默诵经，有的热泪盈眶，不时见到目光虔诚的青年闭目沉思，好像在与远去的灵魂的对白。这时候，我想起中国的儒学大师们，那些稍有一点原教旨意味的人，也是如此吧。马一浮的形影也在那一瞬间出来。每个民族，都有为古代经典殉道的人，只是我们中国，现代以来少了许多。
大凡希望以古典学资源激活人类现代生活的人，多少是个乌托邦之人。传教士是一种类型人物，书斋里的一些学人也是这类人物。不过有人从雅正的方面出发为之，有的则从非正宗的路径里，壮大思想的道路。但其间不免流血、受难，或者遭遇难忍之苦。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少，原因也可想而知。
恪守元典的人的可爱与悲壮是并行的时候居多。他们有时看对了目标，却走错了道路；或者颠簸在苦路之上。韩愈于平庸之世期冀儒家道统的再生，柳宗元在妥协里也不忘古训的吟哦。他们能够于流放、受难里保持心性的自然之态，实在是内心有着古代圣者的精神的召唤在。为之而不失儒者的本态，乃中国脊梁们的伟岸之处。
我有时候想，马一浮一生隐居于世，不与他人为伍，抗战时的那次出山，却以失败告终，那是一种宿命么？李叔同先生说，失败与不圆满，才有自新的动力，以便更好地改过迁善。马一浮不因挫折而气馁，由此而更为精进，颇多远思，眼光在云雾之外，可谓定慧之人。但他的缺失，也带了一些启示，比如：为什么儒学无法在今天复兴起来？
先生对于儒学的态度，与孔教的维护者不同，不肯用后世的词语描述孔学，是看到思想的本源。但他没有料到，每个时代的表述都有自己的特点，模仿古人，未必得到真纯之意，反倒影响了传播。与胡适、陈独秀、鲁迅比，精神未必没有暗区在的。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文化为何与犹太文化不同。我们一直在失去过去的错位中延伸自己的历史。
胡适、陈独秀、鲁迅对于传统的态度固然有偏激的地方，但他们在面对儒教时，与马一浮的看法很近。只是不是回到孔子那里去，而是走出儒家的语境，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地。在面对传统的时候，许多新学人的研究值得关注。比如鲁迅以佛经语言与尼采词章重塑汉语，对于华夏文明的表述亦有内力，发展了孔学的表达。徐梵澄的《孔学古微》，就在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德国哲学的维度里重新审视，就多了浑厚气，儒家的美质也飘然而至。马一浮的恪守家法，因与时代过于隔膜，不被青年接受，自然是一大损失。而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上的古今衔接、中外悉通，其要义他没有看到。
每每想到此点，都不能不为之感叹再三。不过，马一浮的目光，往往落在时代之外，的确也映出时代的暗影。由于战乱而衍生的思想意识，在他看来可能都偏离了心性的中道，滑落于深谷之中。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喜谈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可能是那身上不变的儒者的气质，恰是今人缺少的存在。学者刘梦溪在《马一浮与国学》一书里称赞这位思想家，是一个“儒之圣者”。其一是有超越性的光泽，其二有“内在精神的净化”。这两点十分重要，可说谈到了其精神的根本。
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了那么多弯路，猛然回首，发现那个独自隐去的学人，早已说出了生活的某些谶语。脱离时代语境的人，可能更切中时代病脉。如此说来，他也是先知先觉的思想者吧。
我后来才觉得，一味喧哗者，有时不知思想何为。默默独行的人，却有明辨歧途的眼光，虽然他也有滑入歧途的危险。国人曾经那么钟情于现代性的道路，而马一浮的逆向而行的非现代性的沉思，却拧痛了现代性生长过程中病态的神经。他活着的时候，人们听不懂他，尚可原谅，因为黎明前里的人们看不到己身。今天的我们，终于从其飘逝的影子里看到那些失去的光泽。历史的前行，不免要遗漏珍贵的东西，马一浮就是那历史的拾遗者。他在趋同的时代，敢于大胆立异，即如《楞严经》所云“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异彼所异，因异立同”。在理解他的时候，我将此语看成了其精神的一个注解。然而也深深知道，自己的诸多感慨，也未必不是一种空谈，抵达他思想深处的，可能不太会是我们这一代人。
孙郁，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张中行别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