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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虫:叶圣陶在重庆(外一篇)

叶圣陶

经年流寓全家瘦——叶圣陶在重庆(外一篇)

“故乡且付梦魂间,不扫妖氛誓不还。偶与同舟作豪语,全家来看蜀中山。”叶圣陶举家西迁,是下了一番决心的。虽然他在苏州青石弄5号有一套四间小房,但为了抗日,为了保留其所在的开明书店这份文化事业,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1937年8月16日,开明书店总厂悉被日寇炮火摧毁,损失惨重。创办人章锡琛和同仁范洗人、叶圣陶商量拟在汉口重振开明。但年末从上海运往汉口的书籍、纸张、机器等,在镇江白莲泾全部被日军围劫。为大局着想,章锡琛先回上海,毕竟那里还有一点人力物力可利用,而范洗人则先行重庆,为开明书店西迁做准备,叶圣陶暂时在武汉留守。“开明四老”中的夏丐尊和王伯祥给叶圣陶写信,劝他回上海。但他觉得彼时上海就如孤岛,周围全是日寇,“凶焰绕之”。

他也不愿回苏州。他在给夏和王的回信中说,“生活既艰、妖氛尤炽”。因为“八一三”后,苏州失陷,维持会的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汉奸。这批人有田、有钱、有享用,临到危险,变节登场。叶圣陶不愿与这些“名流”同处一地。

他决意西迁重庆。他说:“近日所希,乃在赴渝。渝非善地,故自知之。然为我都,国命所托,于焉饿死,差可慰心。幸得苟全,尚可奋勤,择一途径,贡其微力。”12月26日,叶圣陶带着全家八口人登上了“民族轮”,轮船在次日早晨开行,经四日而抵宜昌,后又转“民主轮”,于1月6日启程,经三日到达重庆。

初来重庆,叶圣陶便给上海“丐、邨、山、伯、调、均、索”几位写信,告知种种情况。这些人都是他交往比较深的朋友,比如夏丐尊,不仅是文学上的至交,也是生活上的亲家。这些通信后来被整理出来,以“渝沪通信”“嘉沪通信”为题,整束地发表出来。暂时落脚复兴观巷2号,那是叶圣陶的外甥刘仰之的家。不久,他就与范洗人共同租赁在现属于渝中区的西三街九号。此房共三层,层各两间,为开明书店办事处,月租四十块。叶圣陶一家就住在三层。

叶圣陶向诸公汇报了房子的情况:“家具均前此房客所遗,我们范围内有大小写字桌各一,藤椅四,几四,橱二,自己仅借了二床一塌,又买了一床。布置之后,居然楚楚”。他在玻璃窗上贴了薄皮纸,以隔绝外景,倒也悠然自得。

饭菜都是自己动手。晨起点燃煤炉,烧水洗漱,外出买菜,买菜者由家人轮流值任。买菜回来,粥已煮好。早饭之后,又准备午饭,忙到中午。下午五点左右,又准备晚饭。九点以前上床。

来重庆前,叶圣陶的打算是开个书店,“既以糊口,亦遣有涯”。到了之后,发现此路不通。靠写文章赚些稿费,兵荒马乱之际,没有心思。厚着老脸从教,失业者又多,且一个外地人,无复容其插足。一时间,他的心情又转变为怅怅无欢了。

但重庆的日常吸引着他。橘子又贱又好吃,劳力也不值钱,轿子人力车都很便宜。但他不坐车,一方面山城路陡,坐车上坡下坡惊险,另一方面觉得车夫可怜。天气阴沉时,觉重庆之冬如天压眉宇,令人胸怀不舒。隔天忽晴,一扫心中阴郁,又想和友人大书特书。和苏州不同的,这里冬天的蔬菜吃莴苣、豌豆苗、菜苔,而到了次年三月,又在吃香椿头、枸杞头之类的菜了,并且“女子的胳膊都露出来了,宛如江南季春初夏光景”。他观察到,重庆难得有风,只偶然刮上一阵,以显示其脾气。

叶圣陶喜欢喝黄酒,在“渝沪通信”中,不仅叙述了很多酒事,也多次提到了酒的价格。初来时,外甥刘仰之为了招待他,特地买了“浙东”黄酒二斤,每斤一元,“真吃不起”。后来朋友诵邺所开的酒店的酒也涨价,一种是四角八,一种是六角四。范洗人以旧价预订一坛,“以后更将节省地喝了”。但和上海的酒价比起来,重庆的酒还是比较便宜。“我人既耽曲蘖,欲求经济,不妨去黄而就白。此间白酒曰大曲,味亦醇净,饮半茶杯亦复陶然适意矣。”除了经常去诵邺处和朋友聚会,平时每晚都与范洗人对酌两壶。他坦言于个人方面已无所怨言,唯一揪心的是“春回何日耳”。

先谋生路。2月,受同乡才俊、巴蜀学校首任校长周勖成之邀,叶圣陶始在这里代国文课。每周授课时间十一小时,月薪25元。每天八点出门,十二点回来,挤公车,上坡下坡,均很吃力。作文有六七十本,须三个半天方了。后又受曹禺之请,在国立戏剧学校教写作练习。为生计着想,虽几番推辞,最终答应陈子展、伍蠡甫,去当时北碚区的复旦大学上课。每月共计可得100元。

戏剧学校每周二时,只教十数学生的一班二年级,比较容易对付。复旦每周八时,是最吃力的。“惟往北碚须溯嘉陵江而上,舟行五六小时,较之乘沪车更为气闷。到后须两宿而归,预备,开讲,改卷,其事至劳困。今为预想,殊感吃不消。然既已实逼处此,则只有硬着头皮做去耳”。有时碰到江水暴涨,嘉陵上溯,出现“沙水”时,旅客皆怀着一种警戒之心。浪激入舱,一客衣衫尽湿,起立欲移座,而人皆促渠速坐下。

但所谓复旦大学,简陋荒凉。办公处为供奉着禹王的道观,教室借用一小学课堂,学生居村中闲屋。中国文学系全系数十人,有的功课只一人选上。但叶圣陶讲课却很认真,且习惯用高音,语语用力,一下课就疲惫不堪,看见椅子就坐下,再也不想起来了。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叶圣陶发现巴蜀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多不配十余岁学生的胃口。而所谓“习作”,叶讲得吃力且学生大半很茫然。“闭门所造之车难合外间之辙”,他认为至少初中国文教学还得另起炉灶,重辟途径。当然,他与夏丐尊合著《文章讲话》《阅读与写作》,与朱自清合作编写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等系列丛书,这都是后话了,也是他欲改变教育现状的证明。

他对教育的发展,怀着一种真挚的关切。见报纸登载南京组织中陈群教长在编新课本,他就很想看看他们编的课本,说的一套什么话。吃请,初见顾荫亭,觉其不懂教育。他也对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文理大师顾毓琇提出了质疑。顾毓琇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有次假惺惺询问叶圣陶对中等教育的意见,叶圣陶见他马褂长袍,一身官气,还未来得及开口,顾毓琇便转身而去。他看到顾的演说,讲的都是陈立夫那一套,十分鄙弃。

叶圣陶觉得国民党的教育工作是很失败的。他在通信中记述了一个叫李步青的人,与顾荫亭至好,吹嘘创立了“卡片识字教学法”,初级四年课程可以缩至两年教毕。顾荫亭为国民教育司司长,并兼中央大学教授,立马命令在汉口办一训练班,之后又在重庆举办,花费甚大。而李步青所讲毫无道理,只是每月得三百元,其子其媳挂名指导,每月各八十元。听者勉强坐在那里,惟一的好处是每月有二十元。叶圣陶说有次前往做临时演讲,得车马费10元,他亦自省“七千元浪费中,弟亦有分赃之嫌矣”。他向吴研因商量,看能否一起对顾荫亭开炮,不可再让他开第三个补习班。吴研因只是笑笑,不再回复。

叶圣陶在重庆总共10个月。此间他在创作上几乎是停滞的。上文已经提到,一来兵荒马乱无心作文,二来需要谋生。但他闲暇时,还是想写一点东西。刚开始,他想写一些童话,借以自娱。后来因忙于教务和生计,遇到索文者,便应付一下了事。

“云彬在汉编杂志颇起劲,拉弟列名编辑,每半月也得勉强做一篇(1938年2月24日给王伯祥、徐调孚信)”,“前因黄、江二老复刊《国讯》,被拉为基本撰稿者,勉强作了一点文字(1938年8月7日给王伯祥的信)”……

他一直很想写一篇《书巢记》。7月22日信中说待这两天回复完各处的信即开始作文,8月7日的信中说《书巢记》尚未动手,9月24日信中说《书巢记》久蛰胸中,自觉颇不坏,只缘忙乱无暇写出。

在由叶圣陶的孩子叶至善、叶至诚编选的《我与四川》这本书中,除了书信,确还是写有一些短文和旧体诗。所作短文有数篇,只有一篇《生命和小皮箱》收入,写于1938年2月26日,后发表在《新民报》。旧体诗有《宜昌杂诗》《江行杂诗》《长亭怨慢·颂抗战战士》《卜算子·伤兵》《卜算子·难民》《题伯祥书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来渝将演<民族万岁>为题二绝》《今见》《闻丐翁回愁为喜奉赠二律》《自北碚夜发经小三峡至公园》《策杖》,落款是1938年。但在刘增人所著的《叶圣陶传》中,《卜算子·伤兵》《卜算子·难民》是写于1937年9月,在上海救助难民的吴大琨回到苏州,诉说了伤兵和难民的情况,叶圣陶闻而所写。从后面写到的叶圣陶在重庆的情况,“伤兵”“难民”应该写于来重庆之前。其他应该是来重庆之后所作文。

叶圣陶以小说创作为主,在1938年7月22日给王伯祥的信中,提及“居然作了一篇小说”。估计《我与四川》照顾到体例,没有收入。到底是哪篇小说,这个需要深究。

他对歌曲一道,也颇有野心,但也是迄未动笔。“近来文坛颇主旧瓶装新酒,以弟为苏州人,嘱编弹词。弟以为弹词这种形式,在现在根本要不得,无已,还是大鼓为宜。因此又有编大鼓词之想。”大鼓词未见,倒是给巴蜀学校作了一首校歌,一直传唱至今。

这个时候,他的文学交流还是比较多的。宋云彬在汉口创办大路书店和《少年先锋》刊物,请叶圣陶作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叶圣陶担任了主席团成员之一;接受中苏文化协会的邀请,任中苏文化协会研究部副主任。尽管他以为“中”不甚了了,“苏”尤其弄不清楚,委以研究,实属滑稽,但因战时,大家要尽可能多做点事,只得应之;《抗战文艺》创刊,他任编委;谢冰莹在重庆《新民报》编辑副刊,他支持并帮助;后又被黄炎培聘为《国讯》旬刊的编辑委员……他认为曹禺“能干,诚恳,是一位好青年”,初见老舍,说他“忠贞热忱,大可钦佩”。

总体而言,叶圣陶在重庆,生活还是比较紧张。虽然他给三个学校上课,每月能收入100元,但他们家八个人在一起的开支确实太大了,伙食费一个月共用60余元,每人平均8元。此外,叶圣陶的大儿子叶至善、女儿叶至美在1938年四月底入国立四川中学(分三个地址)读书。均为自费,学费须各交39元,制服费各10元,光是这加起来就有98元,每人每月膳食费各6元。次子叶至诚在1938年9月10日入巴蜀小学读书,同样需要花钱。

除了吃饭和孩子上学这些,叶圣陶还有一些别的支出。比如在“渝沪通信”中,叶圣陶委托朋友预订一套鲁迅的全集,且要最便宜的版本。开始担心编辑委员会会把每页的字数排得太少,“不经济,版式也不好看”,又叮嘱友人转告,希望把日记和碑版造像编辑收入,还有鲁迅的旧体诗和字。在收到以后,终于心安,“排校均不坏,看之可喜”。计老太太去世,叶圣陶恳请王伯祥代支50元给硕丈等等。

两个孩子四月底入学,叶圣陶在五月末就辞去了复旦大学的教职。理由是本来就跑得辛苦且危险,而学校这次送来的薪水,糊里糊涂少了几十元,与聘书不合,遂以“醴酒不设,穆生去楚”不再去了。到了8月,叶圣陶自己盘算,下半年仍在巴蜀教学,“若仅此一处,决难敷衍,必须另想办法”。

重庆在夏天十分酷热。由于水土不服、肠胃病盛行的原因,家里先是次子叶至诚患了痢疾,中医看了三次不见疗效,转复西医,买了瓶装的“药特灵”,共二十五粒,卖七块半。之后是夏丐尊的女儿、叶至诚的妻子夏满子发热腹泻,买了一个疗程的中药治愈。紧接着,叶圣陶的妻子胡墨林突然腹痛而泄,发烧三十九度七,她为了节省药费,用夏满子的药方自为加减。最严重的是长子叶至善,得了伤寒。在当时,伤寒是一项致命的病症,幸亏友人戴应观介绍从南京来的中医张简斋,虽省去不少费用,但最后连西药共花费200元左右。而他也因为这些事情,“两颧高起,双臂骨出”,“亦甚瘦矣”。

生活的捉襟见肘并没有让叶圣陶低沉下去,相反,他文士性格中的闲逸部分,又让这种内外忧患的日子多了一些美丽的色彩。刚来渝,找到住处,一切安顿好之后,“路上有售红梅折枝者,名曰‘太平花’,以二分钱买一枝,用盛油之瓦罐供之”;进入巴蜀学校教书之余,看到“碧桃海棠均含苞待放,每晨看看,为之心喜。花不必开在自己家里,有得看总可欣然”;而在休假回复朋友们的信之际,又说到“曾买大把海棠插于瓦瓶,因而颇忆苏州之一树海棠,不知今年花事何如”;看戏剧学校戏剧《奥赛罗》回来,“今夕初供晚香玉,不及上海的粗壮,漂流数千里,幽香不违,亦可慰事”。

叶圣陶在通信中也记叙了一家人在家里打小麻将的情景。一百和一角钱,输赢记账,打几个星期,结账一算,夏满子独赢,共得八块有余。于是她就做东,买了六块钱的酒菜,十人共吃。全体动员,忙乎一天。有红烧牛尾、红烧鲤鱼、红烧蹄子、猪脑汤、鸡,共十余种。笑谈盈室,达于户外,“共谓此乐不像逃难人所应享受”。

在9月24日的“渝沪通信”中,叶圣陶向王伯祥说上海报纸骂他不前进,他说自己本来就没有前进,“青年人之心理,我们均可原谅”。实际上,叶圣陶一直很关注抗日情况。他知道每次的闲逸,“非以自欣,实可共愧”。

在给上海诸公的信中,他虽几次提到长江战事渐紧,但确实“空袭不足为虑”。一是时间上,日军对重庆正式轰炸是1938年10月4日,而叶圣陶离开重庆转赴乐山是10月下旬。也就是说,叶圣陶在重庆期间,轰炸只是断断续续,零星式的,因而也没感到怎么紧急。第二,巴蜀学校有可容六七百人之防空洞,有四个出入口,进去则相通,头顶之山厚三丈,如果不是最大的炸弹,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他是个文人,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写了一些抗日诗词,《自北碚夜发经小三峡至公园》中“何能忘世虑,休说问桃源”,说的是对天然美好景色的陶醉,但又不敢全然陶醉的警醒;《所见》中“颇愧后方犹拥鼻,战场血肉已模糊”,表达了他对战事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他歌颂那些抗战的将士“问两字英雄,此外伊谁堪付”……即使参加同事的婚礼,他也作喜联不忘鼓励,“晓起卷珠帘,共看蜀中山水;闲来霏玉屑,应关宇内烟尘”。

7月12日,叶圣陶一家从西三街九号搬到了通远门外张家花园巴蜀学校。正是暑假期间,所以叶家可以暂住,等到开学再在学校附近找房子。老乡校长周勖成很照顾他们,说大约总是有办法。而他依然没有忘记欣赏校内的自然风景,“从未住过山林,觉幽趣甚多,不必出校门,巡行一周,可消磨半个钟头。随处有小林,有泉石,可憩坐而观玩”。

随着时势的变化,以及自己家中的支出逐渐增加,他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无奈。他说:“若欲再走,交通舟车与经济能力俱成问题。惟有置之不想,与大多数人共其命运而已。”当初的救国豪情已经完全殆尽,只剩下如何活着的当下考虑。然命运也眷顾每个人,就在家人接连生病、自己焦灼无望时,陈伯通邀请他去乐山武汉大学教书,他觉得乐山甚似苏州,过去或许有如在故乡之乐。于是也顾不上多想,愿只身前往(后只留女儿在北碚),“不为学问,不为文化,为薪水耳”。

1938年10月20日,叶圣陶全家踏上了去乐山的船只,继续在蜀中八年的漂泊之旅。这八年,他不仅实践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对现代语文的改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成为了后来的巴山蜀水名师,且影响巨大。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在重庆所经历,得残句“经年流寓全家瘦”,至今未补足篇章。在笔者看来,那完整的篇章已经不必弥补,因为生命闪着光芒流动,在某一个时刻回头,那残缺的也是完美的,且无法再容许做一丁点增删和修改。

陈匪石

外一篇

一息尚存,仍待商榷——陈匪石在重庆

陈匪石(1883—1959),原名世宜。江苏南京人。近世著名词学大家、词家。笔名取义于《诗·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后遂以此为名。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从政、教书,一生淡薄自守,长于音韵之学,尤以词学研究著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华岩寺为支援抗战,让出部分房屋供国民政府使用。陈匪石时任江苏省经济部参事,也随机关西迁,与经济部部分职员寄居华岩寺。他的女儿陈芸在《先父陈匪石生平二三事》中说:“为避免失节鼠辈的纠缠,毅然弃家,携子避难。……嗣后由宁至汉辗转宜昌,过三峡至万县,最后到重庆定居”。当时正值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陈匪石不得不将子女安排在华岩寺外租赁的茅屋,而自己因职务原因,暂时在寺内居住。

陈匪石的妻子于1929年因病去世。他难忘早年东渡留学,妻子把首饰变卖相助之情,故一直没有续弦,且从此蓄须以明心志。来到重庆后,生活更加艰苦,自身无人照顾,还要应付孩子的生活费、学杂费等开销。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没有放弃研究宋词,同时还笔耕不辍,写了很多爱国抗敌的诗词。如《念奴娇·巴山坐雨,久不得舍弟书》:

夜来风雨,信天涯、一样清明寒食。冶翠娇红浑见惯,梦里乡愁如织。冢卧狐狸,灰飞胡蝶,到处残鹃泣。空城潮打,东边淮月无色。 篱落一树荆花,移载何地,荏苒春消息。万里麻鞋三尺剑,吟望低垂头白。峡束滩危,城欹楼迥,雾满江南北。哀猿断续,为余啼破空寂。

上片写对故乡的想念,清明时节祖墓无人祭扫,景象凄凉;下片写战争期间兄弟分居两地,“万里”“吟望”句化用杜诗,复以巴山地势之险恶与雾满猿啼为情感之烘托,郁积悲深。此时期作词最多,词中情感或委婉或明畅,都与时局紧密联系,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其为友人所作序言,仍反复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时在华岩寺寄居的,还有一位名士,叫乔大壮。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先后到平汉铁路局、南京实业部、广东省商业所任秘书。抗战军兴,担任实业部主任秘书的乔大壮率全部人员迁往重庆。但此人嫉恶如仇,耿直磊落,宁愿在华岩寺草屋栖身,开荒种菜、作书治印维生,也不与污吏合流。他也是一位出众的词人,早年在南京时与陈匪石同为南社社友。避乱期间,两人互相切磋,填词吟诗,成了莫逆之交。《宋词举》初稿是1927年,定稿在1941年,全部是陈匪石在与乔大壮的共同探讨中商定的。陈匪石在《宋词举》的《叙》后“再记”里说:“避寇巴山,与乔大壮窟室相逢,辄共商讨,爰理而董之。”

当然还有与诸如潘伯鹰、张宗祥、商衍鎏等诸公交往频繁,一时间“云炮隆隆,若弗闻也。”而华岩寺当时的方丈是第六十五代宗镜大师。他德行高达,平素所交都是恬退高尚之士,陈匪石也是其座上之客。我们现在看到的《华岩寺志》中,就有两人交往之细节。陈应宗镜之请,为西南禅祖圣可的遗墨写跋:“明末遗民以书画逃禅者。八大石涛半千为最著。破山圣可师弟亦其流亚。且开三蜀象教宗风。圣可手创华岩寺。寺中藏有墨迹两幅。宗镜上人出示。如接明人风范也。(《跋圣师墨迹》)”。

陈匪石第二次来重庆已经是1949年的事了。受聘担任重庆私立南林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1950年学院因资金匮乏停办,陈匪石乃赴上海。他除了自己主讲《词学》《音韵学》《文字学》等三门课程,主要考虑的是聘请得力的教师和合理的安排课程。于是他去信给后来成为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的霍松林,希望他来教书。霍松林从重庆中央大学(后迁入南京,改名为南京大学)毕业后,在广州闲住,平素深受陈匪石的器重。当霍松林在试讲两周接到讲师聘书后,陈匪石还送了他两首五律《重晤霍松林》:

执手兼悲喜,翩然吾子来。

饯春江令宅,吊古越王台。

远梦啼难唤,层阴郁不开。

西征新赋稿,多少断鸿哀。

我亦飘零久,颓颜隐雾中。

断肠春草碧,顾影夕阳红。

秋老怀孤隼,宵长感砌蛩。

浊醪温别绪,何地醉东风。

霍松林在安顿好日常起居、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才细读陈匪石的赠诗,于是百感交集,也作了两首《次韵奉酬匪石师》:

有意随夫子,麻鞋万里来。

已知新弈局,休问旧楼台。

孤抱向谁尽,蓬门为我开。

灯前听夜雨,一笑散千哀。

天地悲歌里,光阴诗卷中。

重开樽酒绿,又见醉颜红。

吾道犹薪火,浮生亦弡蛩。

绛帷还自下,秋树起西风。

从这个酬唱中可以看出,一个大度,一个谦卑,一个怀孤,一个作伴,惺惺相惜之感于词句的空白处散出。此后从1949 年9 月到次年4 月间的短暂相处,陈匪石对霍松林的影响更加深了。

两人以前是师生关系,现在是同事关系。南林学院位于重庆南温泉附近,当时游人很少,居民也不多。每逢周末,霍松林陪陈匪石出游,共看山水美景。陈匪石写了《南泉六咏》,便嘱咐霍松林也写一写,于是霍也写了六首同题。就在这样的“逼迫”下,霍松林竟然也积累了好几十首诗词。

陈匪石的另一部著作《声执》是在学校中的宿舍小泉行馆完成的。有趣的是,他每写一段,都请霍松林去讨论一番。这和之前定稿《宋词举》的情形相似。《声执》开始于1949 年10 月,1950 年元月脱稿,2 月修改,3 月誊清、作序,1960 年出油印本。为什么叫《声执》?陈匪石在《叙》里解释说:“昔释迦说相,法执、我执,皆所当破。词属声尘,宁免两执?况词自有法,不得谓一切相皆属虚妄。题以《声执》,适表其真”。虽然这是对那些以一切词律、词法为虚妄,弃而不讲的人说的,也同时可以看出陈匪石对佛法的浸润和运用。

陈匪石虽然曾在官场,但不善于其间周旋,也不屑于钻营拍马升官发财。他最愿意做的,就是治学和教学。关于他的词学造诣,我们不需赘言,《宋词举》和《声执》奠定了他近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地位。在教学这块,他的可圈可点之处也很多。

首先,他的教学,同学们会人手一册课本,这是其他教授没有的做法;第二,课本就用自己写的《宋词举》,每首词后,先校记,次考律,继以论词,全书不过6 万字;第三,有严格的教学计划,七十来个小时就讲完了这本书。他教学的高明,关键还在于“透彻无伦(唐圭璋语)”的解析。不仅对宋词在深度和广度上论述有极大突破,而且对句法、章法的解析,对于炼字、炼句、炼意的说明,以及整个词境的阐发,也都超出了课本中“论词”的范围。霍松林在回忆陈匪石时说:“他讲词,其词不啻已有,故诚于中而形于外,不仅语言极富感情,而且神采飞扬,须眉皆动,又极富于表情。四十多年过去了,陈老师吟词讲词的神情语调,仍往往浮现于眼前耳畔。”

陈匪石所著《宋词举》与《声执》,受到词学界的重视;但诗集与词集,一直未有出版。这是由于他对自己要求极严,一直在推敲修改。至1948 年,陈匪石经老友于右任与霍松林劝说,才同意油印几十本征求意见。

油印本的跋里,他说:“盖词之为事,条理密,消息微,惬心綦难也。尝谓即卑无高论,亦须妥溜中律,不涉鄙倍卑浅。斯未能信,曷敢示人。……日暮途远,姑徇其意,益以近作,过而存之。一息尚存,仍待商榷,若曰定稿,则非所承矣”。

诚哉斯言!

作者简介

吴小虫,1984年生,山西人;2004年开始正式写作,曾在《诗刊》《北京文学》《都市》《山西文学》《大观文学》《牡丹》《黄河》《星星》《诗歌月刊》《延河》《诗选刊》《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组诗以及随笔等;作品入选各种诗歌年选,曾获《都市》年度诗人奖、河南首届大观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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