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人物 汪曾祺“人间玩够了,我走了”

汪曾祺“人间玩够了,我走了”

汪曾祺“人间玩够了,我走了”-爱读书

汪曾祺生前,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也正是这样的脾性,使他闻嗅到一抹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也成为了拥有赤子之心的人。

这个老头儿的第一嗜好是吃,文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从高邮咸鸭蛋到昆明米粉,他的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趣事。尽管活在这世上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

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让人感慨世事无常,让人不得不在口罩的裹束下反思:该怎样度过这一生?在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有不同的命运轨迹,也将有不同的归宿,但一切的前提是:好好活着。像汪曾祺先生那样,在兵荒马乱的岁月湍流中,不慌不忙,好好活着。

1937年,昆明冬夜的街很黑,犬吠的声音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好像低声的哭泣,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这一晚,日军占领江南,警报在西南联大长鸣,学校的师生纷纷往郊外奔逃。

众多纷乱中,十七岁的汪曾祺不慌不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点心,朝着有松林的地方藏身。

同学们都说他跑错方向了,很危险。

他边吃边躲,笑着说道:“那里有松子可以吃,死也不做饿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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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画面: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

从抗日战争时在炮火连天中读书,到被下放农村改造。

在汪曾祺77年的人生旅途中,他总觉得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汪曾祺历经时代的变革,一生所遭受的磨难不可谓不多,他却对生活自始至终保有热情,从未自怨自艾。

去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这个老头儿的第一嗜好是吃,文人气里混杂着烟火气。

从高邮咸鸭蛋到昆明米粉,他的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趣事。

汪曾祺是个凡人,亦是个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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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认为人生如梦,自己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他,他不能不爱它。

对于世间万物,他都持有一份关切之心。

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正月十五元宵节。中国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日,到了这天,家家户户吃元宵,南北皆然。

他自认为沾了这个光,于是每年自己的生日都不会忘记。

汪曾祺的家乡是江苏高邮,在运河的旁边。运河西边,是高邮湖,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那里的水总是柔软的,静静地流着。

水不自觉中成了汪曾祺后来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他平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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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他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母亲在他三岁那年因身患肺病去世了。

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金石书画皆通,还是个体操运动员。

他后来在书中写道:“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

读初中后,汪曾祺的父亲建议他写魏碑,写《张猛龙》。他买来一种稻草做的高二尺,宽半尺,粗而厚的纸,每天写满一张。

十几岁时,汪曾祺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与父亲对坐饮酒,抽烟一人一根,那叫一个痛快。

十七岁那年,他恋爱了,在家奋笔疾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多年父子终成兄弟。受父辈影响,汪曾祺养成了随性、淡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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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汪曾祺

战乱年代,他勉强读完中学。

1939年,汪曾祺带着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当时他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

那年,汪曾祺19岁,沈从文37岁。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后来的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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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沈从文

他常常从沈从文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

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

这一师一徒,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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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南联大学风自由,汪曾祺爱玩爱吃的天性得到了充分释放。

他常常逃课去逛翠湖,和同学泡茶馆,下馆子,吃遍云南小吃。

什么汽锅鸡、乌锅贴鱼、腐乳肉、火腿月饼之类的云南名吃他都吃了一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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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穷了,他就给同学当枪手代写文章,赚点零花钱。闻一多看完文章后,赞不绝口:“比汪曾祺写得好多了!”

汪曾祺除了爱吃,还爱酒。

有一次他喝得烂醉,瘫在路边。沈从文经过,以为是个难民,走进一看,才发现是汪曾祺,只好和几个学生一起把他从街上抬回宿舍。

灌了好些酽茶,他才清醒过来。

汪曾祺的室友,后来的历史学家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这样描述他:

“那时候的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喝酒,很颓废的样子。”

没人相信,这个学渣日后会成为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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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天性爱玩,但阅读量极广,他常常因为一本喜欢的书,在图书馆通宵研读,颇富文名。

沈从文对他更是偏爱,不仅给他的习作课打出120分的高分,还将他的作品寄往各大杂志,称比自己写得还好。

沈从文说他:“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汪曾祺年轻时读书很杂。大学时读过尼采和叔本华,后来读过一点萨特。

有一阵,他迷恋上了庄子。但是他感兴趣的是其文章,不是其思想。

汪曾祺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总会接受一点儒家的影响。

他觉得孔子很有人情味儿,从《论语》里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性格的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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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学后,汪曾祺在昆明郊区一个联大同学办的中学教了两年书。《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也是在这几年,他遇到了后来相伴一生的妻子施松卿。两人同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也同从西南联大毕业。

1950年,汪曾祺与相恋六年的施松卿结婚了。

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和仪式,两人到一家小饭馆里吃碗面就算结婚了。

汪曾祺的子女曾经打趣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人都土得很,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

施松卿得意地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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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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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汪曾祺吃吃喝喝,肆意人间,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切都身不由己。

他也曾遭受过命运的蹉跎。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生活在了不理智的时代。”

1958年夏,38岁的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走之前,他留下纸条:“松卿,等我4年!”

那年,汪曾祺38岁,施松卿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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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妻子施松卿

从这之后一直到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施松卿始终守着3个幼小的孩子艰难生活。

一个文弱书生每天要扛170多斤的粮食,还要砌猪圈、刨猪粪……别人都苦不堪言,汪曾祺却乐观得很。

旁人的悲观情绪没有影响到他,不自由的日子里,他除了看书,还下河摸鱼,用吃与玩打发时间。

他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接近不惑之年的汪曾祺展望前路,如雾里观河,模糊不定,却从未心灰意冷。

有次劳动的时候,他捡到一个大蘑菇,舍不得吃,等到过年回家时,给家人做了一道蘑菇汤,还感慨道:

“我当了一回右派,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后来文革来了,汪曾祺被发配到偏远的马铃薯研究站。早上起来,他到地里掐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就开始对着实物画“马铃薯图谱”。

在旁人看来枯燥的生活,他总能想办法找到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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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期间,他让妻子寄的最多的就是稿纸和毛笔,而且毛笔还得是汪曾祺点名要的那种鸡豪毛笔。

在浩劫岁月里还能有这种闲情逸致,汪曾祺怕是空前绝后第一人。

女儿汪朗说:“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住那些悲苦的东西,更不愿意将它们诉诸文字。”

汪曾祺其实写过不少反思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有一种温润含蓄的笑意。

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如水般温和,甚少悲观处世。他说自己的性格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人。

有人曾问汪曾祺:“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回答:“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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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幸运,在命运的凛冽侵蚀下,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

渐至晚景,老汪一家人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膝下的儿女也渐渐长大。

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

夫人叫他“老头儿”,三个儿女也这样叫他,就连他的小孙女也这样叫。有时外人来了,弄得人家不解: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

汪曾祺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讲究什么父道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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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全家福

汪曾祺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只有喝多了酒之后,他才敢为自己争取地位:“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有年轻作家到家里来,见到汪曾祺很紧张,两个女儿就安慰他们:“别怕,他在家里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他还乐在其中。”

儿子谈恋爱,汪曾祺也像当年自己的父亲那样,采取“闻而不问”的态度。

了解,但不干涉,尊重孩子的选择。

在汪曾祺看来,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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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人。他不求深刻,只求简单。

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是好玩的东西。比如没事的时候会为栀子花鸣不平: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人雅士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吧,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的文字中,没有那种大悲的东西,也没什么华丽的词藻,常常带着一股幽默与坦率。

他文章写得好,全家人都同意。唯一投反对票的是孙女:“爷爷的文章一点也不好,和别人的不一样,没词儿!”

当时她上小学,老师让班上的同学从名著中找点花哨的词藻用在作文中。她在“老头儿”的文章中认真找了半天,毫无所获,于是很不开心。

汪曾祺听了之后哈哈大笑:“没词儿,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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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有人曾问汪曾祺为何写作,他回答: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坦荡谦虚的回答中,透露着几分天真与玩世不恭。

生活可以好玩,但是永远不要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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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大概算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

现实主义,顾名思义就是真实地写自己所看到的生活。

汪曾祺声称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可他对笔下的人物是有着强烈共情心的。

他自小生活在那条简单的街道上,接触的便是平常的市民。但汪曾祺并不鄙薄他们,他从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发现了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

他试图让后人从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中,得到安慰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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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评价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

只是作为士大夫,不是应以天下为己任吗?

在汪曾祺的眼中,没有那么多宏大的主题,只有眼前热腾腾的烟火气。

大多数人对汪曾祺的第一印象,都来源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那篇《端午的鸭蛋》,能滋出油来的红彤彤的高邮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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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这么称赞自己家乡的鸭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你的味觉便是你的乡愁。

爱写美食,当然也爱做美食。例如那道著名的塞馅回锅油条,看得让人直流口水:

“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肥瘦各半的猪肉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捅,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极酥脆,闻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汪曾祺是极少热爱做饭的文人,他的好手艺声名远播。

每当有其他地方的学者来北京采访汪曾祺时,中国文联不让大家去饭店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在汪曾祺的家中大吃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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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家人或客人吃自己做的饭菜盘盘见底,那一脸得意的笑容甭提多开心了。

菜市场是汪曾祺最喜欢的去处,在他眼里,生活就该是热气腾腾的: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汪曾祺当然也心怀苍生,因为苍生一直在他的笔下,认真地生活。觉得日子难熬,就喝口热汤。

人间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却散发着浓郁的温情与天真之气。

晚年的汪曾祺,养成了静坐的习惯。他家里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窝在沙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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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悠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故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会逐渐在他的眼前清晰,生动起来。

这样连续坐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汪曾祺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

在一个午后,汪曾祺重新拾起笔,发表了《受戒》,字里行间没有丝毫抱怨,依然一副温情从容的闲适。

对此,他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争的人。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无趣。

汪曾祺抱着这样的心境生活着,让世间万物不困于心,洒脱地游荡于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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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6日,77岁的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对小女儿说:“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还没等到女儿将透亮的龙井端来,他已经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汪曾祺生前,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也正是这样的脾性,使他闻嗅到一抹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也成为了拥有赤子之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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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啻于跌宕年代的理想主义。通透如汪曾祺,看尽人间百态,仍然愿意热爱世界。

他生前曾说: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老先生已然如愿。

后人在他的经历与文学作品中,看见他对所有苦难微笑示意,之后将它们化成浩渺烟波与人间草木。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得到了某种愈发坚定的勇气。

尽管活在这世上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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