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藏族，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主席团委员；代表作有诗集《阿来的诗》，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行刑人尔依》《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群山》《三只虫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阿来散文》《草木的理想国》等；中篇小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飞行。
蒙特港。圣地亚哥。利马。
又一个国家：秘鲁。
聂鲁达去过秘鲁，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写到过秘鲁，古印加帝国的心脏。
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这是拉美那一个时代的作家的共性。古巴的卡彭铁尔这么认为。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这么认为。墨西哥的帕斯也有同样的意识。
飞机落地，人脸的拼图大变。没有那么多棱角分明的欧洲脸了。印第安人的脸错落着，黝黑发亮，饱满浑圆。
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华人。有个统计数字，有华裔血统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
这些华人脸和印第安人的脸叠印着，有些难以分辨。其实也无需分辨。遇到这个国家天主教大学里的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华人，姓邓，讲着很好的中文，和我握手时，他说：“我是秘鲁人。”
我在他的学院要做一个关于略萨的演讲。本来，想偷点懒，一路就讲聂鲁达好了。爆炸文学时期那些拉美作家，似乎没有人把自己当成某一国的作家，而是把自己当成整个西班牙语美洲的作家。
记起博尔赫斯的一首诗。是写他的曾外祖父苏亚雷斯上校的。
这个人是一位为南美洲摆脱殖民统治的战斗者。他不是为一个国家战斗。博尔赫斯曾经为他的一本翻译为英文的诗歌集作过很多注解。关于这首诗的注解也很长。他写了他曾外祖父的一生行迹。这位苏亚雷斯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814年参军成为一名掷弹骑兵。1816年随军翻越安第斯山参加解放智利的战斗。“他曾经在恰卡布科作战（1817年2月），几天后又领导了一次大胆的壮举，在瓦尔帕莱索港口俘获了一艘西班牙双桅战舰，他的十四名士兵和七名水手制服了船上的八十九名船员，这使他晋升为少尉。1818年，他参加了在坎查•拉雅达失败的战斗（3月）和麦普的胜利（4月），在后面那场战役中表现极为英勇，因此立刻被升为中尉。第二年，他在比奥•比奥和契兰作战，1820年又投身于秘鲁战役。12月，他在那里的帕斯科战斗——仍然战功卓著，被提升为上尉。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参加了另外至少六次行动，再次提升了军衔。1824年，在玻利瓦尔指挥下，苏亚雷斯在著名的胡宁战役中成为当日的英雄。后来他在阿亚库巧作战，被玻利瓦尔提升为上校。”
这或许可以说明拉美作家在国家意识以外还有一个强烈的泛南美的共同意识。
在这里，有人提醒我还是讲一个秘鲁作家为好。
这么一来，我熟悉的秘鲁作家就只有略萨了。于是，我定下演讲的题目：《我就是略萨笔下的阿尔贝托》。
阿尔贝托是小说《城市与狗》中的一个人物。那些不安于现状的犯上作乱的军校生中的一员。这个人有写作爱好，在小说中的绰号就是“诗人”。他与书中人物的共同点是，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也共同经历：痛苦，迷茫，反抗，沉沦。他与书中人物的不同点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对这种生活产生了质疑与反思。文学帮助人超越。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我可以是阿尔贝托，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是阿尔贝托。台下，坐满了印第安面孔。我想，那些腰扎武装带的军校生们，也应该是这样的面孔。
“印第安人，从他的皮肤/逃往古老无限的深处，从那里，/有一天像岛屿那样升起：失败了，/变成了看不见的空气，/在大地上裂开，把他/秘密的记号撒在沙地上。”（《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呼唤你的名字》）
作完这个演讲，几个听讲的人还共同送了我一份礼品：一瓶当地酒和一件印加风格浓郁的小工艺品。
接下来，要去里卡多•帕尔玛大学。
这是一所有名的私立大学。校长和我见面，照例介绍一些学校的历史，说大学的命名用的是创建者里卡多•帕尔玛的名字。接下来，这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罗莎女士请我去一个叫山海楼的“吃饭”去吃饭。这话是不是有点夹缠不清？“吃饭”是一种中餐馆。一百多年前来到秘鲁的那些华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秘鲁化中餐馆。所有这种秘鲁化的中餐馆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吃饭”。虽也有好些中国菜式，主打通常是炒饭。比在中国，炒饭中多了肉，重盐。这也是入乡随俗吧。
罗莎女士以前也教过文学，谈起略萨并不陌生。她打着手势对我说，聂鲁达是左派，略萨是右的。我说，略萨先是左倾的，后来转向右边了。罗莎女士说自己也是左派。她说，年轻时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前，她也见过些中国人，在莫斯科。这让我有些奇怪。后来是别人告诉我，罗莎是乌克兰人，美国籍。她长得金发碧眼，个子高挑，风度翩翩。在肤色和头发都一片黑色的秘鲁人中显得鹤立鸡群。她问我还读过哪些拉美作家，我说了一串名字，说到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她说，年轻时见过。她又问我去过南美的哪些国家。我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
她又问，还想去哪个国家？
我说，古巴。
她又说，年轻时候就认识现任的执政者劳尔•卡斯特罗。她问我如果在古巴见了这位卡斯特罗准备说什么。
我说，改革。
她笑着翻翻手掌：我倒希望他继续革命。
我想问她，因为这个所以她作为一个美国籍的乌克兰人就一直呆在秘鲁？
但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话题又回到文学回到作家身上。她说，正在跟中国有关方面合作，要把这所大学的创建者里卡多•帕尔玛的作品译为中文。她要我留下地址，说那书一出来，就马上寄赠给我。我松了一口气，没有读过里卡多•帕尔玛的作品是因为还没有中文版。
现在以孔子学院的师资为主打，在这所大学开了一个西汉翻译班。
在这个班上，我把那个已经讲过的关于我们都可能成为阿尔贝托的演讲又重复了一遍。
在利马，从下榻的酒店出来不远，就来到了海岸边上。那是一道近百米的高岸，太平洋在下边。每天早上，海岸边雾气弥漫。那是太平洋上的热洋流带来的水汽遇到海岸上的冷气流而形成的。
利马几乎不下雨。当太阳升起来，这些冷飕飕的雾汽就被驱散了。
海洋在远处融入蓝天。近处，是城市的建筑。离开城市，就进入了赤祼裸的黄色荒漠。离开城市，是为了去看荒野上古代印加帝国的遗迹。村落和神庙的废墟。被发掘过的墓地的遗迹。神庙遗迹上建筑起来的西班牙殖民军的军事堡垒也成为了废墟。远处，是绿色的田野和安静的村落。
那些田野是由安第斯山上融化的冰雪水灌溉出来的。
那些水流还未入海就被干旱的土地吸取干净了。
海上的风吹过来，扬起了荒漠上的沙尘。
风吹动着，几只羊驼在荒漠中啃食耐旱的灌木。
城中的博物馆。陈列着那么多的印加文物，黄金的、陶的、石雕的。关于神，关于生产，关于生活，关于性的神秘与欢愉，还有麻和羊驼毛的精美绝伦的纺织品。
关于那些陶器，聂鲁达写道：
“黑色的奇迹，神异的材料，/被盲目的手指举升到光明。/在小小的塑像身上，土地以/最秘密的东西，为我们开放了它的语言。”（《智利的诗歌总集•陶工》）
关于那些纺织物，聂鲁达写道：
“在那里，织机一根线又一根线地/摸索着重新建造起花朵，把羽毛/升上它艳红的帝国，交织进/宝蓝和番红，火的线团/及其强烈的亮黄，/传统的闪电的深紫，蜥蜴的砂砾似的碧绿。”（《智利的诗歌总集•织机》）
还有这些说得很好的话：
“我们也感到了搜集古老梦想的使命。这种梦想沉睡在石雕上，在古老的断碣残碑上，以便将来别人可以在上面安置新的标记。”
“我们继承了数百年来拖着镣铐的人民的不幸生活。这里最天真的人民，最纯洁的人民，曾经用岩石的金属造就了奇迹般的塔楼和光彩夺目的珠宝的人民，突然被至今尚存的可怕的殖民主义时代征服并使之失去了声音的人民。”
利马，古老的印加文化除了博物馆里的那些，已经颓然风化。
利马，新城是现代化的。水泥，钢铁，玻璃。
利马，旧城，是西班牙殖民时期所建。旧城的中心是武器广场。据说，利马城的构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武器广场上最重要的建筑是一座天主教堂。殖民者当年在美洲出现时，先是刀剑，继之以上帝和圣母以及十字架。
“一万名秘鲁人，/在十字架和利剑下死去，/鲜血染湿了阿塔瓦尔帕的锦袍。/皮萨罗，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残忍的猪，/缚住了印加的胳膊，/暗夜犹如一块乌黑的火炭，/已经降临到秘鲁。”（《征服者》）
“从皮萨罗这一次/在领土线内的奔驰，/产生了目瞪口呆的沉默。”（《征服者》）
皮萨罗这个目不识丁的西班牙人，于1532年9月，带领177人和62匹马登上秘鲁海岸。他的小股部队穿越安第斯山脉向印加卡哈马卡城进发。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本和一支4万人的军队驻在该城。1532年11月15日，皮萨罗的部队到达卡哈马卡城。次日，他请求与国王谈判，并要求对方只能带5000非武装的士兵。天真的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本居然答应了皮萨罗的请求，前往谈判。结果皮萨罗抓住时机，令部下袭击已放下武器的印加人。这场不如说是屠杀的战斗，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西班牙人没有损失一兵一卒。阿塔华尔帕本被俘。
皮萨罗成功了。当印加国王成为战俘，皮萨罗又向印加人索取了价值约2800万美元的金银财宝作为赎金。勒索赎金的具体情形，也出现在了聂鲁达笔下：
“强徒们在那里/画了一根红线。/三间屋子/得要堆满金子银子，/直堆到他用血画的这条线。/金子的轮子在旋转，夜以继日，/殉难的轮子在旋转，日日夜夜。/人们刮着地皮；人们摘下/以爱情和泡沫做成的宝饰；/人们捋下新娘手镯臂钏；/人们舍弃他们的神像。/农夫交出了他的奖牌；/渔翁交出了他的黄金水滴……”（《征服者》）
用这样的方式，印加帝国交出了赎金，以赎回他们的国王。皮萨罗得到赎金后，却将印加国王处死。殖民者渴求黄金与财宝，但他们不是仅为此而来。
1535年，皮萨罗开始建筑利马城，作为秘鲁的新首都。最初就是从武器广场四周这些象征新权力形态的建筑开始。走进广场上的教堂。石头构建的建筑有沉甸甸的分量。教堂入口右手边，一幅巨大的壁画，主角就是身穿甲胄、腰挎利剑的皮萨罗。
教堂里面，地下室内，堆砌着成千上万的头骨。
据说，这些都是印加人的骨头。我没想到这些是印第安人的头骨，但的确是。被征服的人们改信了基督。他们觉得葬身在教堂可以得到新神灵的佑护。后来，埋骨在此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把死人身体的其它部分清除出去，以便容纳更多死去的信徒。这些头颅层叠成墙。空空的眼洞，空空的口腔。上面一层，烛火摇曳，管风琴声回荡。
临出教堂前，我又一次站在征服者皮萨罗的画像前。看着那个包裹在皮和铁的甲胄中的人。聂鲁达应该也在这画像前站过，他有一句诗，说那具甲胄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死亡。皮萨罗这个印加帝国的毁灭者，这个利马城的缔造者，最后也死于非命。他因为殖民者内部的争斗而被杀。聂鲁达的诗句又像拍击利马城下高岸的海浪一样发出轰鸣。这是《征服者》这首长诗中的一节《全都死了》：
“海水和虱子的兄弟们，食肉行星的兄弟们，
你们看见没有，船桅终于在风暴之中
倾斜？看见没有，石块
在疾风粗粝的疯狂雪片下被压碎？
终于，你们得到了你们失去的天堂，
终于，你们得到了你们该诅咒的城堡，
终于，你们空气中的邪恶的幽灵
在吻着沙滩上的足迹。
终于，在你们没有指环的指头上
来了旷野的小小太阳，死亡的日子，
正在战栗，正在它波浪的石块的医院里。”
走出教堂，利马城阳光普照。
一个在秘鲁工作的年轻的中国人主动来做导游。我们穿过老城，每一座建筑都是一段历史。好些窗台上，红色的天竺葵正在开花。我们来到新城，这位青年朋友告诉我，哪几条街道正是被略萨写进《城市与狗》这本小说中，是书中的阿尔贝托和他的军校同学们出来闲逛和追求爱情的街道。说是新城，但从街边的行道树看，它们站立在这里，看人来人往，也有上百年时光了。
明天，将前往当年印加王国的都城库斯科。
向南飞行。
从海岸向高海拔的秘鲁腹地飞行。
飞机降低高度，我看见了连绵的群山、平旷的高地，看见了穿行其间的闪闪发光的河流。我喜欢这样的高原景象，超拔尘世，阳光带着金属的质感。
机场很小。会有两个人在这里等我，预先雇好的司机，还有一个导游。预先告知会穿着有旅游公司标志的马甲。出机场口，寻找一阵，找到了那件马甲。那是一个沉默的印第安人，矮壮的身体，黝黑的皮肤和头发。
他递给我两片干燥的干树叶：“古柯，古柯。”
这不是毒品吗？
“嚼几口可以抵抗高原反应。”
我没有高原反应，但我还是把干树叶塞进口中，咀嚼，并期待着某种反应，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穿过闹哄哄的人流去往停车场。作为中国人，我虽然不喜欢这样的纷乱，但很习惯这样的喧嚷与纷乱。车开上街，一直在爬坡，横切过一条横街，下一条街道还是继续往上，让人觉得这座城市是斜挂在山坡上的。街上拥挤不堪，走过一支又一支盛装的游行队伍。游客也因此蜂拥而至。导游说，这里正在过一年一度的持续一周的太阳节。我不太喜欢这种过于喧闹拥挤的被称为“节日气氛”的气氛。导游不知道这个情况，他说，我们今天不在库斯科停留。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乌鲁班巴，印加文化的伟大遗迹。这一天是6月21日。导游说，回来那天，6月24日是节日的最高潮。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已经为我短促的行程作了最合理的安排。
就这样，车子在人潮涌动中穿过一直上坡的街道，导游在说话，他的手指向一座座殖民时期的建筑，他在介绍景点，我没有太注意听。我的手指按着地图上的一个名字，乌鲁班巴。那是一个具体的地名，也是一条河流的名字。这是今天的重点。我正在穿过库斯科城，在日程表上，是此次秘鲁之行的高潮，也是尾声。
终于到了街道的尽头，城市落在了身后。雄浑壮阔的高原景色扑入眼帘。起伏的旷野尽头矗立着雪峰。道路攀上蜿蜒的山脉，又盘旋着进入土黄色的山谷。六月，是南半球的冬天。河谷中的田野上除了一些待收割的金黄燕麦，大片翻耕后的土地祼露在暖烘烘的阳光下。高大的桉树立在山前，龙舌兰一丛丛地长在路边。一个个村庄的基调也是土黄色的，因为它们的墙体大多由黄土夯筑而成，虽然房顶上是工业时代的廉价的色彩艳丽的覆盖物：蓝色的玻纤瓦或红色的带波纹的薄铁皮，还有墙上的涂鸦和广告，依然不能改变其土黄色的基本色调。
“我的梦并不是梦，而是土地，/我睡眠，包围在广大的黏土之中；/我活着的时候，我的手里/流动着丰饶土地的泉源。/我喝的酒并不是酒，而是土地，/隐藏的土地，我嘴巴的土地，/披着露珠的农业的土地，/辉煌的菜蔬的疾风，/谷物的世系，黄金的宝库。”（《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呼唤你的名字》）
这就是关于这片土地的辉煌诗章：强健的、雄阔而舒展的。
乌鲁班巴到了。
一个聚集了上千户人家的巨大村庄，斜挂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黄色的夯土墙构成了低矮的房屋、院落和复杂的街巷，高原的阳光落在墙上，增强了质感。穿过这个巨大的村庄，是一个游客中心。俯临峡谷的平台上，铺着干净桌布的咖啡座，干净整洁的卫生间。旅游业在落后地区强行植入一个代表另一种文明的世界。一些人来观看，一些人被观看。今天，我就是观看者之一。我在这平台上站立片刻。这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脚下深切的峡谷，对面是积雪的高山。转过身，那个巨大村子的全景就展现在眼前。阳光和同样是由阳光制造出的阴影，使得这个村庄显出史前时代般的沉寂。
村子的乌鲁班巴。
继续出发，公路沿着缓坡向上爬行。
然后，那个地方到了。
脚下的土地陷下去一块，仿佛一个火山口，呈漏斗状。在这个巨大的漏斗中，从最底部开始，是一圈圈平整的梯田，整齐的石阶，裸露在阳光下的干燥土地。几十层台地环环向上，越来越高，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开敞。难道这里曾像古罗马斗兽场一样有过血腥厮杀？或者像古希腊的圆形剧场一样，上演庄严戏剧？导游摇头说，都不是。不是斗兽场，不是希腊式的圆形剧场，也不是古印加帝国祭神的场所。
这是古老的印加帝国留下的最伟大遗迹。
古印加人在这里培育各种植物。可以果腹的农作物，可以装点花园的开花植物。这个漏斗状的封闭的地形中，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在这里，从低到高的台地上，居然可以模仿不同的海拔高度，保存和培育适于在不同海拔上生长的作物种子。因为背阴与朝阳的不同，土地干湿不同，还可以种植不同的耐旱或喜阴的植物。原来，这里是印加的种子培育基地，是一个原始的基因库！
我下到这个地坑的底部绕行一圈。想起以后遍布世界，也在中国土地上生根而养活了那么多人口的来自美洲大地的植物。这是一个不短的清单：玉米、马铃薯、番薯、西红柿、辣椒……当然，还有烟草。我在想，这些植物中的哪一些，全部或者某几种，曾经在这里被栽培、被驯化、被改良？
我站在两丛龙舌兰中间，点燃了一支中国造香烟，插在梯阶的石缝间，然后自己再点上一支。
“一股新的弥漫的香气/充满了大地的隙缝，/把呼吸变成了芬芳的烟；/原来是野生的烟草，抬起了/它那梦幻般的花朵。”（《大地上的灯》）
卖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也有植物种子出售。一串十来个塑封小包，不同品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豆子。一串十来个塑封小包，是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不同品种的玉米。
在车上，我入迷地把玩这些美丽的植物种子，有所想，也一无所想，只是痴迷于它们包孕着沉睡生命的神秘的美丽。
“玉米出现了，它的身体/脱下米粒又重新诞生，/散布玉米粉向四方，/把死者收在他的根下，/然后，在它的摇篮里，/看着植物之神生长。/胚胎与乳汁沉重的光/把风的种子播撒在/延绵的崇山峻岭的羽毛上；/这是黎明还没有睁开眼睛的曙光。”（《大地上的灯》）
“这就是住所，这就是地点；/在这里饱满的玉米粒，/升起又落下，仿佛红色的雹子。”（《马克丘•毕克丘之巅》）
种子库乌鲁班巴。
道路变得险要起来、陡峭起来，贴着山壁盘旋向下。这样的道路让人坐直了身子，表达对危险的敬意。
车突然靠边停下。
我看见了又一个乌鲁班巴。
在种子培育地和庇护所的乌鲁班巴之后，看到了盐的乌鲁班巴。
那是像一幅巨画一样斜挂在峡谷对面山壁上的闪闪发光的盐田。看上去，像是云南哀牢山中的哈尼梯田。从高处泉眼里流出的盐泉把一块块池子灌满。泉水不是在灌溉青翠的稻子，而是正在阳光下蒸发水分，变成一池池正在结晶的盐。“盐取代了崇山峻岭的光辉，把树叶上的雨滴，变成了石英的衣服。” 那些盐池因为沉淀于盐中的矿物质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有点暗绿的是松绿岩的颜色：“你石阶上的松绿岩，是祭司的太阳宝石里，刚刚产生的光亮的蛹。”有点泛红是铜的颜色：“铜装满了青绿的物质，在没有埋葬的黑暗里。”更多的盐田被太阳辉耀，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还有水晶一样透亮的白色，光芒一样的白。也像是固体，“是徘徊的月亮的石块。”
远观一阵，我们驱车靠近盐田。循着窄窄的小道，循着渠中汩汩流淌的盐泉，走进盐田，被淡淡的硫磺气味所包裹。站在盐田中间，还可以望见山坡下方的峡谷。那是低海拔的平整宽阔的峡谷，那也是乌鲁班巴。平畴沃野的乌鲁班巴。乌鲁班巴河灌溉着万顷良田的乌鲁班巴。印加帝国时期，这里就是王国丰饶的粮仓，因此名为“圣谷”。
良田沃野的乌鲁班巴。
下到圣谷时，来到乌鲁班巴河边，天已经黑了。
旅馆在隔镇子有些距离的一个安静的院落里。餐厅的茶台上，摆着一只装满古柯叶的篮子。我加了两片在热茶里。看着干枯萎缩的叶子在水中慢慢舒展开来。除了和其它树叶一样形态完美，青碧可爱的视觉效果外，喝到肚子里，也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效果。
第二天，乘坐旅游火车顺乌鲁班巴河而下，去往马克丘•毕克丘。
起先是林木稀疏村落稠密的开阔原野。越往低海拔走，峡谷越来越狭窄，两边的山壁越来越陡峭。河岸边不时出现一些层层石阶垒出的梯田。印加人是善用石头的大师。有些梯田还有人耕作，有些显然已经废弃许久了。但那些规模宏大的石阶依然岿然不动，在海拔较高的地带，它们依然祼陈在干旱的土地上。当海拔越来越低，山谷中的风变得潮湿起来，这些石头建成的遗迹，就被繁茂的雨林淹没了。
火车在一个喧闹的小镇上停下。出站口有另一个导游在等待。同样，我凭借那件马甲上的旅行社标志认出了他。还是一个矮壮黝黑的印第安人。这是马克丘•毕克丘站，他说马克丘•毕克丘不在这里。镇子分布在一条湍急溪流的两边。镇子对着一面巨大的高达数百米的悬崖。导游望着背后的山坡说，马克丘•毕克丘在那上面。他还告诉我，上山的旅游车一小时后出发。然后，他就消失了。我们用二十分钟就走完了这个满是餐馆、客栈和卖廉价旅游品的小摊的镇子。然后就沿着铁路走出好长一段。我爱路基下碧绿的河水，有时雪浪飞溅，有些变成碧绿宝石色的深潭。雨林中空气潮湿，充满了那些异国植物的芬芳。一些色彩艳丽的鹦鹉停在高大的我不认识的热带树木上。我后悔没有随身携带一本热带植物指南，来帮助我认识这些瑰丽的树木。因为我以为，来到这里，有一本聂鲁达的诗集就足够了。
在汽车站，导游又出现了。他陪同我们登上的大巴车，沿着盘山路，在丛林中向着高处攀爬。
“于是，我在茂密纠结的灌木林莽中，攀登大地的梯级，向你，马克丘•比克丘，走去。”（《马克丘•毕克丘之巅》以下未经标注出处的诗句都来自这首诗。）
马克丘•毕克丘，现今通常的译法是马丘比丘，但我读的王央乐先生译的《诗歌总集》译为马克丘•毕克丘，这也是我二十多岁时第一次知道这个伟大印加遗址时的译法，所以，至少在这篇文章中，我也跟从这个译法。
马克丘•毕克丘距库斯科120公里，坐落在安第斯山上最难通行的老年峰与青年峰之间陡窄的山梁上，海拔2400米。马克丘•毕克丘是印加统治者帕查库蒂于1440年左右建立的。一般认为是印加王室贵族的避暑地。旅游指南上推荐一条从库斯科翻山越岭到这里的徒步路线，据说就是当年印加人使用的古道。这个地方因为其遗世孤立，皮萨罗于1533年攻陷库斯科后，也没有被他们发现。此后，印加王室的遗族还在这里避居了三十多年，以后，这些人突然消失，巨大的建筑群被雨林吞没掩藏。至于这个遗址为什么被遗弃，那些印加人又去了哪里，则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三百多年后的1911年，它才被美国探险家重新发现。
今天我们所走的路径正是美国探险家开辟的路径。
也是当年聂鲁达来到这里时攀爬过的路径。
“跟我一起爬上去吧，亚美利加的爱。”
“兄弟，跟我一起攀登而诞生。
给我手，从你那
痛苦遍地的深沉区域。
别回到岩石的底层，
别回到地下的时光，
别再发出你痛苦的声音，
别回转了眼睛。”
聂鲁达在这条山道上攀登是1943年，他在自传中说，他觉得应该给自己的诗的发展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于是，在秘鲁盘桓，登上了马克丘•毕克丘遗址。当时还没有公路，他是沿着这条山道骑马上去的。
我坐在车里，周围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车停下，停车场上簇拥错落着更多不同肤色的面孔，数十种不同的语言如泡沫翻沸。四周还是雨林高大的树木，从这里开始步行，一步步接近那个伟大的遗迹，道路仍然在上升，这正合我意，我想我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来靠近马克丘•毕克丘。但是，当道路横向一道山梁，毫无准备，那片在电视、在图片上已经看见过无数次的石头遗址就出现在眼前。轰然一声，一片光芒就在眼前辉耀。大片的强烈阳光反射在那些层层叠叠的石头建筑之上，在我的脑海中回荡，仿佛火焰颤动的声响。导游在身边说着什么。咕咕哝哝，口音浑浊，仿佛一只小口陶缸里沸腾的马黛茶。虽然是第一次抵达，这里的一切早就熟稔于心，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我不需要别人来解说的地方，但我需要他的声音，我也需要自己手持相机时连续响起的快门声音，不然，这里就太寂静了。虽然有那么多游客，有些在身边，有些已经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废墟，但一切还是显得那么寂静。这些石头压着石头的建筑自有一种宏伟的力量，用寂然无声宣示出来。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聂鲁达来到这里的时间是1943年10月，也是23日前后。年谱上只说他10月22日到达利马，然后前往库斯科和马克丘•毕克丘，11月3日已经回到智利圣地亚哥。虽然不知道他到达这里的具体时间，但眼前所见却还和当年一模一样。
他在自传《我承认，我历尽沧桑》中写道：
“我从高处看见了苍翠的安第斯山群峰围绕的古代石头建筑。急流从多少世纪以来被侵蚀、磨损的城堡处飞泻而下。一团团白色薄雾从维尔马卡约河升起。站在那个石脐的中心，我觉得自己无比渺小，那个荒无人烟的、倨傲而突兀的世界的肚脐，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属于它。我觉得在某个遥远的年代，我的双手曾在那里劳动过——开垄沟，磨光石头。”
是啊，完成这样辉煌的建筑需要多少劳动、多少劳动者。
那么多的巨石，预先经过打磨，使之平整而光滑。垒成了墙体后，两块巨石之间的缝隙中甚至插不进一把最锋利的刀子。这些建筑是了望哨，神庙，祭坛，粮仓，王的宫殿，侍从和卫兵们的居所。穿行其间，有或明或暗的水道和曲折复杂的通道一起把分布广泛的建筑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些五百年前六百年前就被打磨光滑层层垒砌的石头建筑，墙体大多完好无损，但都失去了顶盖。它们向着天空敞开。每一个房间都是一个空格，排列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图案，似乎有某种寓意，又或者就是一种几何图案，并没有意味什么。这个房有一块石头，当太阳从窗口照射进来，落在石头的某一部分，人们就会读出季节与时间。现在，那块石头中央的低洼处积存着一些昨夜的雨水，正在被强烈的阳光蒸发。这里，建筑群中央的高处，还有更大的巨石，是向太阳神献上人牲的祭台。现在，石头是那么光滑洁净，散发着雨水的味道。这座凝聚了印加人智慧、劳作和财富的建筑，成了可以吞没所有声音的废墟，寂静，以寂静获得永恒。
“独一深渊里的死者，沉沦中的阴影。”墙头上长出一丛仙人掌，我就站在它多刺的宽大叶片的阴影之下。
导游还跟在身旁，还在嘟哝解说词，其中最频繁的那个词是：印加。
“印加，印加。”仿佛咒语一般。
可是印加已经死了。他们曾经非常伟大。现在，是一个印加的后裔，靠在游客耳边不断重复印加这个名字来谋取衣食。旅行社配发的T恤不怎么合身，他表情漠然的脸上有悲伤的浓重影子。
不如听聂鲁达对印加人说话：
“从殷红色的柱头，/从逐级递升的水管，/你们倒下，好像在秋天，/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如今空旷的空气已不再哭泣，/已经不再熟悉你们陶土的脚，/已经忘掉你们的那些大坛子，/过滤天空，让光的匕首刺穿；/壮实的大树被云朵吞没，/被疾风砍倒。”
“等到粘土色的手变成了粘土，/等到小小的眼睑闭拢，/充满了粗砺的围墙，塞满了堡垒，/等到所有人都陷进了他们的洞穴，/于是就只剩下这高耸精确的建筑，/这人类曙光的崇高位置，/这充盈着静寂的最高容器，/如此众多生命之后的一个石头的生命。”
“石块垒着石块；人啊，你在哪里？
空气接着空气；人啊，你在哪里？
时间连着时间；人啊，你在哪里？”
是的，人道，激情，创造，文化，就是要在废墟中呼唤人的觉醒。没有人能回到过去，即便在过去辉煌的现场也是如此。但可以渴望新生，新的生机，新的成长。文化的要义是人的成长、人的新生。
“我只看见古老的人，被奴役的人，在田野里睡着的人。”
告别的时候到了，我站在一堆当年未曾用完的巨石的边上（未完成使命的石头，未产生意义的石头），下面，是平整的草地。这些草地以前是王室花园。花园漫过山脊，滑向另一边的山坡，又出现了，那些石阶造就的平整的条状梯田。直到悬崖边上。我有恐高症，看着悬崖下面很深处的河流，头晕目眩。
太阳已经当顶，是离开的时候了。
但我还想驻足凝望。
“我看见一个身体，一千个身体，一个男人，一千个女人，/在雨和夜的昏沉的疾风之中，/与雕像的沉重石块在一起；/石匠的胡安，维拉柯却的儿子，/受寒的胡安，碧绿星辰的儿子，/赤脚的胡安，绿松石岩的孙子，/兄弟，跟我一起攀登而诞生吧。”
“我来，是为你们死去的嘴巴说话；在大地上集合起/所有沉默的肿胀的嘴唇/……为我的语言，为我的血，说话。”
是的，巴勃罗•聂鲁达，他自觉担负起使命，为一切喑哑，说话。
临行时，我往水瓶里灌了些马克丘•毕克丘冰凉的泉水，在回程的路上，我往瓶中插上一支雨林中的热带兰花。紫色的，在纹理清晰的茎上仿佛振翅小鸟的兰花。兰花的仿生学，模仿飞行姿态的仿生学。
回程的火车上，它一直在我手中摇曳。
黄昏时分，回到库斯科。
当夜，睡在床上，听着窗外街道上人声喧哗，听着窗外街道上人声渐渐沉寂。
2018年6月24日，在秘鲁的最后一天。被阳光惊醒。
出门又是上坡路。导游告诉今天的行程，先上山，再下山。先城外，再城里。
行李也一并收拾好装在车上，游览结束，就去机场。
库斯科是古印加帝国的首都，海拔3410米。十一世纪，印加人就兴建了这座城市。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印加帝国达到它的顶峰，库斯科发展成为印加帝国辽阔疆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在印第安克丘亚语中，库斯科的意思“肚脐”，引申的意义是世界的中心。在以哥伦布发端的地理大发现前，印加人把库斯科当成世界中心，就像中国就是中央之国的意思一样。
城外的山顶，又一个印加古代遗迹，名字叫做萨克塞瓦曼。这里累积着更多的巨石。据说，有些石头一块就有300吨的重量。我们在这些石头中间穿行，但完全不知道这些废墟以前的用途。导游说，因为印加人没有发明文字。站在巨石阵中间的广场上，一边震惊和赞叹当年的印加人如何开凿加工这些岩石，如何把这些巨石运输到这里，如何将其垒成墙、门和某种用途的建筑，一边又感到不明所以，想问这些盘弄巨石的人目的何在？这样的感觉，在埃及的金字塔前，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前有过，在墨西哥玛雅文化的废墟上也同样有过。
然后我看到了那个高大的白色的耶酥雕像。
他站在废址边缘的一座小丘上，迎着太阳闪闪发光。这样的情景，在天主教的美洲不止一次见过。前些日子，在圣地亚哥，从聂鲁达故居出来，上山俯瞰山谷深处的圣地亚哥城，遥望城市另一边的安第斯山积雪的山峰。在我身边，就站着一尊同样颜色的高大圣母像，只不过，她面朝的是城市的另一边，她也在俯瞰城市里渐渐亮起来的灯火，朝着夕阳坠落的太平洋的方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座更加高大的耶酥像站立在城市的制高点上，俯瞰着蓝色的海湾和海湾边体量巨大的城市。
我站在库斯科的这位耶酥身边，东方群峰之上，太阳正在升起，照亮了那些平缓的土层深厚的峡谷。太阳照亮古印加强大的基础，它丰饶的农业地带。
“我睡眠，包围在广大的黏土之中；/我活着的时候，我的手里/流动着丰饶的土地的泉源。/我喝的酒并不是酒，而是土地，/隐藏的土地，我嘴巴的土地，/披着露珠的农业的土地，/辉煌的菜蔬的疾风，/谷物的世系，黄金的宝库。”（《亚美利加，我不是徒然呼唤你的名字》）
阳光也照亮了山坡下方的库斯科城。
库斯科城是砖红色的。
印加的库斯科城不是这颜色。
印加的库斯科城是闪着金属光泽的石头的颜色。
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攻破了这个城市，使之遭到毁灭的命运。掠夺者为了得到黄金与宝石，毁掉了宏伟的神庙。当然，也不止是黄金，更重要的是要用他们自己的神代替印加人的神。新的神君临了库斯科。我现在就站在他的造像前，和他一起俯瞰着早晨灿烂阳光下西班牙人建造的砖红色的库斯科。
西班牙人在印加人太阳神庙的废墟上建筑教堂和修道院。印加人的广场改变为武器广场。又是武器广场。几个月后，在古巴，我在哈瓦那旧城中心也到过一个武器广场。殖民时期的库斯科因为波托西的银矿开采而繁荣，而1650年的大地震使这个城市毁于一旦。1670年，城市按照巴洛克风格重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库斯科。除了需要超拔高度的教堂和市政建筑，这个城市所有的屋顶都覆盖着赭红色的瓦，这是整座城市红色的基调的来源。
聂鲁达曾经站在这里俯瞰过我眼前的景象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不管他站在哪里，看到的，缅怀的，深怀同情的，还是古老印加。他在这里歌唱过那个他已视为精神源头的印加。
“库斯科天亮了，
仿佛高塔和谷仓的宝座；
这个脸色浅黑的种族，
它是世界思想的花朵；
在它摊开的手掌上，
跳动着紫晶石帝国的冠冕。
高地上的玉米，
在田畦中萌芽，
人群和神祗，
在火山小径上来往。
农业，使厨房的王国
弥漫着香味，
在家家户户的屋顶
披上一件脱粒的阳光的外衣。”
诗中所写，是1533年前的印加。我们下山，朝着今天的库斯科，要进入那片泥土被焙烧过后的红色。
城里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太阳节在今天达到高潮。游行的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奏乐、歌唱、舞蹈。游客挤满街边的人行道，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很多身体接触，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来挤过那些身体：柔软的，坚硬的；肥胖的，瘦削的；暖烘烘的，冷冰冰的。终于到达了武器广场的边缘，又一队游行队伍且歌且舞地过来了。鲜花围绕的肩舆上，端端坐着一尊圣母像。人群向着圣母所来的方向拥去，人群又随着圣母所去的方向跟随。
这使得我终于可以走上武器广场前库斯科大教堂的台阶。
我问了导游一个问题，不是太阳神的节日吗？为什么抬着圣母游行？
导游说了句什么，他的声音低下去，我没听清，其实也没打算听清。
聂鲁达写过这样的情形，在《背叛的沙子》这首长诗里有一节《利马的迎神赛会》：
“人真多，他们用肩头/抬着神像，后面跟随着的/人群那么密集，/仿佛大海涌出，/发着深紫的磷光。”
“整个秘鲁都在捶着胸脯，/仰望这尊圣母的塑像，/只见她一本正经，装模作样，/打扮得天蓝粉红，/在汗臭弥漫的空气中，/乘着她糖果蜜饯的船，/航行在攒动着的千万人头之上。”
我穿过武器广场，身后，武器带来的圣母正被簇拥着远去，我走进教堂。
真是一座辉煌的教堂。那么多纯净的黄金在穹顶下闪闪发光。神像在闪闪发光。壁龛，布道台，一幅幅宗教绘画的边框都在闪闪发光。那是黄金的光芒。这些黄金，曾经装点过太阳神的威严，曾经是印加国王的荣耀。现在，都在这座天主教堂内闪闪发光。
我们在一幅幅绘画前流连，那是在印加之后展开的历史。新世界的历史。
导游提高了声音，他提醒我注意一些绘画和建筑的细节。他说，当初修建这座教堂，使用的大多是印加工匠。他们不甘心于印加文化的湮灭，所以，悄悄地在天主教建筑中加上一些隐秘的代表印加文化的符号。
我们浏览那些带着隐秘符号的地方，最后，站在了这座教堂最有名的那幅绘画前。
这幅绘画名叫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和达芬奇的同名画描绘同一个故事。耶酥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吃饭。他在画中平静地告诉，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向罗马人出卖了我。库斯科教堂这幅画正是对达芬奇名画的模仿。唯一不同之处，是耶稣和他门徒面前的食物，餐桌上摆的竟是印加人的佳肴——豚鼠。而且是一整只剥了皮的光滑滑的豚鼠，躺在盘子里，还呲着啮齿类动物的尖利牙齿。对那个画家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本土化？还是反讽？这个已经不得而知，也不重要，反正那幅画就醒目地挂在那里。
有趣的是后来的解读。我的印第安导游说，这是本土文化对殖民文化的反抗。而另一种更官方的解释是说，包括大教堂在内的整个库斯科的建设，都考虑了西班牙风格和印加风格的融合。
也许是的吧。也许都是的吧。
我倒是愿意重温聂鲁达的诗句：
“我不买教士们出售的/一小块天堂，也不接受/形而上学家为了/蔑视权势而制造的愚昧。”（《我是》）
一个半小时后，我将坐上飞机。利马。休斯敦。旧金山。成都。不管飞行多么漫长，但我此次有聂鲁达相伴的行程已经结束。
聂鲁达在他的自传中说得好：“他们带走一切，也留下一切。他们给我们留下词语。”
秘鲁，再见。
秘鲁，还是用聂鲁达的诗作为结束吧。用《诗歌总集》最后一首诗《我是》的结尾来结尾吧。这篇旅行中的读书记，以这段诗开篇，也以这段诗作为结束。这纯粹是一个巧合：
“我这些歌的地理，
是一个普通人的书，是敞开的面包，
是一群劳动者的团体；
有时候，它收集起它的火，又一次在大地的船上
播撒它火焰的篇页。
这些话要重新诞生，
也许在另一个没有痛苦的时光，
没有那污秽的纤维
粘染黑色植物在我的歌中；
我的炽烈的星星那样的心，
将又一次在高空燃烧。
这本书就在这里结束；在这里
我留下我的《诗歌总集》；它是在
迫害中写成的，在我的祖国
地下的羽翼保护下唱出。
今天是1949年2月5日，
在智利，在戈杜马.德.契那,
在我年龄将满45岁的
前几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