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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索鲁:开往桂林的80次快车

绿皮火车、吃西瓜的新婚夫妇、200元的违禁大餐……一个外国人眼中的80年代中国。

保罗·索鲁:开往桂林的80次快车-爱读书

编者按:“如果早点把保罗·索鲁的作品译介到中国,以描写中国而出名的外国作家恐怕就轮不到何伟了。”某网友如此评论。虽迟但到,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Riding the Iron Rooster)中译本近日终于由后浪出版推出。

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是“孤独星球”那种背包旅行作家的代表,最早从1973年开始游历中东、印度、东南亚等地,他的火车旅行作品多次获得文学大奖。1980年、1986年,他两度来到中国。后一次旅行,他坐着绿皮火车,到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深入黑龙江朗乡、新疆吐鲁番等边陲小地。他碰到在英语角练口语的年轻人、做进出口生意的学生、经历过浩劫年代的知识分子……他像一个社会侦探,用细致入微的笔触,记录下一切让他着迷或讶异的人、物件和风俗习惯。

索鲁的作品以语言尖刻、擅长揭短著称,但你不得不承认,他的文字的确记录了80年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与喜怒哀乐。对习惯了变迁的国人而言,这份记录显得陌生而又亲切。以下摘自索鲁《在中国大地上》之“开往桂林的80次快车”。

文 | 保罗·索鲁

一对青年男女牵手走进了车厢隔间,这在中国很不常见。然而,他们给出的解释却很有中国特色。

“我们今天早上结婚了,”男的说,“现在要去桂林玩几天。”

他们要去度蜜月!这男的二十多岁,非常瘦,贼头贼脑的,身穿一件皮夹克,脚蹬一双尖头皮鞋,很是时髦。女的穿一条长裙——长裙和牵手一样,也是火车上难得一见的风景。她的裙子用蓝色绸缎裁制而成,有一圈花边装饰,尽管与黄色短袜和红色鞋子搭配得有些奇怪,但是裙脚很高,我可以看到她的双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她的腿型有多好看,而是她敢于把它们露出来。中国的妇女穿衣极少露腿,如果有的话,可以说是十足的新鲜事。

“你们希望我换个隔间吗?”我问,“我很乐意的。”

“为什么?”男的反问道。

“这样你们就可以享受二人世界了。”

“你不会影响我们的。”男的说着,把他的包扔到了上铺,然后把新婚妻子推上了对面的铺位。列车从昆明开出后,他们坐了很久。夜色渐沉,已经是晚上九点左右了,这也许是他们第一次在一起过夜。显然,他们一个初为人夫,一个初为人妇。我真心愿意把隔间让给他们吗?当然不是。我只是在揣度这里的形势,但巨大的空间却干扰了我做出正确判断。在努力探求真相的时候,我总是需要些运气,所以我经常会在女人们翻开包时偷瞄几眼,看看里面有些什么。要是去别人家,我会开他们的抽屉,读他们的信件,还会在他们的橱柜里搜寻一番。如果有人掏出钱包,我会试着去数数他有多少钱。如果出租车司机把他和爱人的合影别在了仪表盘上,我会细细端详。如果看见有人在读什么书或杂志,我会记下名字。我还喜欢到处比价。我会抄下墙上的涂鸦和标语。我会找人翻译墙上的告示,尤其是那些讲述罪犯生平龌龊细节的布告(在罪犯被枪决前,这些细节都会被逐条列举和公布出来)。我会记住别人冰箱里放了什么,旅行者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我还记得他们衣服上的标签内容(“白象牌”工具、“三环牌”男士内裤和“标准牌”缝纫机之类的东西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我翻遍了各种宣传册来挑语法错误,还收集不同旅店的“入住须知”(比如有的会写“不得在浴缸内小便”)。因为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我会不停地缠着别人问来问去。所以,我真的会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不看看一对新婚夫妇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吗?

他们抽了会儿烟,窃窃私语了一阵,又唰唰地翻起了杂志。我写道:

晚上十点十六分,这对新婚夫妇没有任何活动。他们安心惬意地呼吸着。我好像听到了鼾声。其中一个可能已经睡着。故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香烟的烟雾让我困扰不已,这趟列车由上海铁路局负责运营,到处都破破烂烂的,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正常工作。风扇一直不转,门锁被扯掉了,座位扶手早已变形脱落,行李架是坏的,车窗也无法推动——最后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隔间里又热又呛人。这对新婚夫妇要么是睡着了,要么就是当我不存在,这是件好事,因为我掏出瑞士军刀旋开了窗锁,拆下了窗户边框,把玻璃往上推了6英寸(15厘米),然后又把五金件安装回去,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我动过手脚了。随意破坏火车上的东西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就连打破了车上的茶杯都要罚款。

整个夜晚上铺都寂静无声,所以我没什么好写的,但这似乎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沉着淡定。

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岩石遍布的贵州省,到处都是金字塔形的石灰岩山丘和花岗岩峭壁。这里葱郁而多石的风景和爱尔兰很像,人们住的不是石头小屋就是带有粗糙横梁的木屋,也非常具有爱尔兰风格。这些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坚固的房屋,每栋房子四周都用干燥的石头砌出了匀称平整的漂亮围墙,清楚地标示着它们的地界。

在这些大斜板一样的山丘之间,可耕种的土地极少,能种东西的平地也不多。要开垦菜地,只能靠修建梯田和挡土墙,而且要利用大石块来建造一切其他有用的东西,比如石桥、水沟、道路和堤坝。村子里到处是别墅和两层楼的房屋(一层楼以上的房屋在乡下很不常见),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石头砌的,屋顶则是拿石板做的。他们的坟墓同样坚固,也是用岩石盖成的:墓地就是村庄缩小以后的样子。

新婚夫妇从上铺爬下来去了餐车,那里早餐有米粥和面条供应,而我只是吃了些在昆明买的香蕉,又喝了点绿茶。我们经过安顺(“这里曾是鸦片贸易的中心”),在贵阳停了一会儿,然后我遇到了双先生。

双先生已年近七旬,面色红润,留有长须,头上戴着顶没有形状的帽子,手臂上套了个红袖章,这表示他是一名铁路工作者。但是他已经退休了,因为实在无聊,才回来做了月台监督员。

“我在家里待烦了,”他说,“这份工作已经做了半年,我挺喜欢的,但我不缺钱。”他说自己每个月可以领130元。

“你都是怎么花的呢?”

“我没结婚,也没孩子,所以钱都用在音乐上了,”他笑着说,“我喜欢音乐,我会吹口琴。”

“你买的是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

“都有,不过我很喜欢西方音乐。”

“哪种类型的呢?”

他干脆利落地答道:“轻管弦乐。”

在中国的车站和列车上,如果他们不放中国歌曲,放的就是轻管弦乐,比如《溜冰者圆舞曲》和《马来亚之花》,或者《卡门》中的选段。

“来贵阳的旅客多吗?”

“可惜啊,来的人很少。贵州省自1982年起才开始对外国人开放。有些人会路过,但不会停留。可是,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有一些很漂亮的寺庙,有黄果树瀑布,还可以泡温泉。你一定要回贵阳来呀,我带你转转。”

在中国,似乎越是偏远乡下的地方,人们越是热情好客。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这对新婚夫妇变换了装扮:男的换了一件夹克,戴上了一副太阳镜;女的则换了一条花呢短裙。他们时而抽烟,时而昏睡。他们如此疲惫,蜜月怕不是要提前结束了吧?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进入了贵州省东南部,这里的山更加青葱翠绿,其间有许多耕种后留下的伤疤和毁坏的梯田。前往桂林的路十分迂回曲折,因为一路都是山区。这些山虽然阻碍了道路畅通,但它们本身却非常好看——青草绿树覆盖在山的表面,远望就如同天鹅绒一般柔软蓬松。现在天气变热了很多,车上大部分乘客都睡着了,到达都匀(贵州省南部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时他们几乎没有动静。这地方看起来像墨西哥城,晴朗湛蓝的天空下,是黄色灰泥粉饰的大型车站和一棵棵高大的棕榈树。

再往南走,风景就有了明显变化:所见都是驼峰状的灰色山丘,大大的烟囱,还有垂直陡峭的舍利塔。它们是全世界形状最为奇特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山,因为每一幅中国画卷中都有这样的身影。眼前的风景近乎神圣,显然十分具有象征意义。所有的变化都是在瞬间发生:周围的山变得有点近似条状,看起来非常古老,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座已经石化的古城。此时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省份——广西,这里距离桂林市至少还有200英里(320千米),沿途都是中国古典画中的风景。

这片区域的主要作物是水稻,但水源却不充沛。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在广西看到这么多新颖奇特的抽水和灌溉方法。我大概见到了十种抽水装置,还看到两个小孩在踩链泵。根据李约瑟教授的说法,这种链泵自公元一世纪被发明起,设计就一直没改变过。我见到的所有水泵都要靠人工操作——没有发动机,甚至连水管也没有。他们用的最大而且最奇怪的工具是一个木制巨勺,大约有十英尺(3米)长,我看见有妇女用它来把低处田里的水舀向高处,但她并不是简单地先举勺然后再慢慢倒水,而是飞快地舀水泼水,仿佛在辛苦地演奏。

石灰岩山丘上有许多岩洞,这是广西一道奇特的风景。那些山本来就像高大的圆柱和宝塔,而岩洞则让它们看起来像是空的。后来我才知道,广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岩洞。虽然有些水流滴落形成的溶洞位于地下,但这些地上的洞都被改造成了住宅——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许多是如此。最奇怪的那些洞,看上去都像张开的大口,里面不但满是孔洞,还有很多如獠牙一般的白色钟乳石。

在那些宝塔似的山丘之间,有一方浅浅的水池,池里有一只灰白相间的鹤。鹤在中国人眼中是吉祥鸟,代表长寿。由于受到火车的惊吓,那只鹤飞走了,它盘旋着冲向高空,而我们则在隆隆声中继续前进,去穿越一幅似乎永远也展不尽的中国山水画卷。

餐车的厨房内,有位年轻姑娘一边刷着锅,一边唱着歌。

我知道呀你爱我,我在等着你,你要让我去哪里?

她用的是一把硬刷子,而那口锅的块头和她本人差不多大。厨房真是一个原始的存在:到处都黑乎乎的,里头有一个黑煤炉和一个已经开裂的水槽。到了用餐时间,它简直变成了铁匠的锻铁炉。这趟车上的伙食非常糟糕。午餐供应的是坏鱼干、令人作呕的肥火腿、腐臭的大虾和嚼不动的米饭。但我吃的是自己的香蕉,而且在四川买的花生也还剩下一些。

我们来到了马尾,一个位于石灰岩堆和深绿松林之间的车站。此处并没有城镇,附近的村落也只是零散地分布着。乘客们匆匆下车冲向了站外,那里约有50个人摆了桌子在卖黄色或紫色的鲜李、落满灰尘的香蕉和滚圆滚圆的西瓜。这是我到过的停车时间最长的一个小站,我确信他们是故意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下去买水果。

那对新婚夫妇买了个西瓜。他们回来爬上了同一个铺位,用折叠刀把瓜切成两半后,开始用一个勺子轮流挖着吃,你一口我一口的,不停地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那女的只有这一次没有在接二连三地抽她的“金牌”香烟,也只有这一次他俩是待在一起的,他们在凌乱的铺位上吃着西瓜,吃完以后也没有再分开。

厨房的姑娘还在唱着歌,歌声充满了力量和感情。

我知道呀你爱我,我在等着你……

日落时分,我们来到了一个宽谷的上方,因为夕阳西下的缘故,整个山谷都没什么光亮,处于一片阴影之中。山谷的边缘都是浑圆的山峰,也在慢慢变暗,但它的两侧隔得很远,也许有30英里(48千米)宽。随着太阳慢慢躲去远山身后,天空下沉到了山谷之中;山谷很深,我遥望不到地面,看见的只有一片黑暗,显得它深不见底。列车还在往上爬,但在我们走完所有的上坡路前,傍晚时的橙色光线和火焰般的云朵就已消失不见。夜幕降临,我们开始在黑暗中前行。

车内的空气很闷热,我躺在凉席上读着历史冒险小说《绑架》(Kidnapped),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停下来睡觉。当我再次醒来时,车上的灯还亮着,我用橡皮筋把摇晃不定的门固定住。后来灯灭了。我又听见上铺传来了下午那种吃西瓜的声音,那对新婚夫妇正睡在一起。但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在吃瓜,因为几小时之前他们就吃完了。那声音听起来既丰富又透露着满足感,同时伴随着深深的呼吸,就如同一个好胃口的人吃东西时发出的声声感叹。黑暗中,他们正亲吻着对方。

凌晨四点,列车到达桂林。

***

“在中国,我们有个说法,”蒋乐松先生对我说,“除了飞机火车,样样都能吃。”他看起来很得意,继续补充道:“还押韵!”

“我们管这个叫半韵,”我说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和吃飞机有什么关系吗?”“‘We eat everything exceptplanes and trains’ in China.”他用英文解释了一遍。

“我明白了。除了桌椅,所有四条腿的东西你们都吃。”

“你这人真有趣!”蒋先生说道,“是的,树木、青草、叶子、动物、海藻、花朵,我们统统都吃。在桂林的话,吃的东西更多,比如鸟、蛇、甲鱼、青蛙,还有一些别的。”

“什么别的?”

“我甚至都叫不出名字。”

“狗?还是猫?”

我密切地注视着他。我曾无意中听到过一名旅客抗议中国人吃小猫。“你们吃小猫吗?”

“不是猫狗。”

“Raccoons(浣熊)?”我用英文问道。导游手册告诉过我,浣熊在桂林也很常见。

“那是什么?”他随身携带的英汉字典中并没有“raccoon”这个词。

他开始变得神秘兮兮的,环视了一圈,把我拉到身边说道:“可能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lackey,我从没听说过吃那个的。但是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们还吃——”他意味深长地吸了口气,“违禁的东西。”那声音真是令人兴奋:我们吃违禁的东西。

“哪种违禁的东西?”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中文名。”

“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呢?”我问,“蛇吗?”

“干蛇,蛇汤,这些都不违禁的。我说的是一种用鼻子吃蚂蚁的动物。”

“穿山甲,又叫鲮鲤。我可不想吃。现在吃这个的人太多了,”我说,“它们是濒危物种。”

“你想吃点违禁的东西吗?”

“我想吃点有意思的东西,”我模棱两可地说道,“麻雀怎么样?鸽子?蛇?甲鱼呢?”

“那些太容易了,我可以安排。”

蒋先生挺年轻的,刚做这份工作不久,但他有点太活跃了。有些年纪大的外国人喜欢跟人戏谑,就像喜欢被人尊重一样,而蒋先生就有和这种人打交道的本领,他爱开玩笑,却不甚真诚。我觉得他这副谄媚的嘴脸是故意装出来的,目的是破坏我的计划。
……

再次见到蒋先生是好几天之后的事了。那天夜里,蒋先生突然从我宾馆的一盆棕榈树后面冒了出来,把一个长得跟猴子似的男人介绍给我。

“这是我们的司机。”他说道。

“我姓齐。”那人说话时仿佛带着笑容。但他并不是在笑,只是在自报姓名而已。“我已经照您的要求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蒋先生说道,“司机会带我们去桃花——‘桃园饭店’”。

司机迅速戴上了一副手套,猛地为我拉开了车门。蒋先生坐到了前排副驾驶的位置。调整了镜子角度之后,司机把手伸出窗外做了个手势——尽管我们身处停车场,目之所及没有任何别的汽车——然后驶向了空荡荡的马路。开了50码(45米)左右,他又停了下来。

“出什么毛病了吗?”我问。

蒋先生先是发出了一阵胖男人般的笑声:“吼!吼!吼!”然后又用一种无聊的口吻补充道:“我们到了。”

“我们根本没必要开车,不是吗?”

“您是尊贵的客人!绝对不能让您走路!”

我早就明白了,中国人几乎见谁都这么说话。每次有人用这样正式又略带谐谑的口吻跟我讲话,我就知道自己又被忽悠了。

进桃园饭店前,蒋先生把我拉到一旁说:“今天我们有蛇汤喝,还有鸽子吃。”

“棒极了。”

他摇摇头:“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太常见了。”

“还有别的吗?”

“进去再告诉您。”

然而,进去之后他们在餐桌旁商量了半天,说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最后蒋先生跟我说:“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餐桌。现在我得走了,司机和我要去隔壁的小房间吃。请坐!不用管我们,您自便!”

同样,这也是个明显的暗示。

“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吃?”我问。

“噢,不行的!”蒋先生说道,“小房间是中国工人吃饭的地方,我在小餐桌上吃饭会感到很自在。”

我心想,有点太夸大其词了吧,但因为这顿饭我又有点过意不去,独自一个人吃好东西会让我觉得自己很自私。

我说:“这么大的桌子呢,一起吃吧。”

“好吧。”蒋先生故作敷衍地答应道,并示意司机跟他一起留下。

叫司机同桌吃饭是很平常的事——实际上,中国人在长途旅行中总喜欢把司机视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赴宴时会邀请司机一起,出游时会与司机同行,而且旅途中的每一顿饭都不会让司机缺席。我觉得应当鼓励这种文明有礼的行为,所以并没有提出异议,尽管这位司机只载着我走了50码。

“这顿饭是特别准备的,”蒋先生说道,“我们有鹤可以吃。可能还有一种叫鹌鹑的鸟吧。还有很多别的,连违禁的东西都有。”

“违禁”两个字并没有再让我感到兴奋,原因是这天夜里很热,同时我认为这个年轻人不大可信,而且自己也不是特别饿。

“我们喝两口吧,”蒋先生说着便倒了三杯酒,“这是桂花酒。‘桂林’就是‘桂花林之城’的意思。”

我们大口喝起了酒,这酒很像糖浆,还有点药味。

食物一波接一波地上桌——种类很多,但份量都很小。也许是觉得它们很快就会被吃光,司机开始不停地把往自己的盘子里装菜。

“那个是甲鱼,”蒋先生说道,“漓江里的。”“那个是违禁的,”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娃娃鱼,非常稀有,非常美味。这种鱼很难抓到,而且是违法的。”

这道菜是用小块的白色鱼肉加上调味汁炖煮而成,味道鲜美至极。司机正忙着用筷子扒来扒去,寻找着最肥厚的鱼片。

蒋先生蹑手蹑脚地靠近我,用中文含含糊糊地说道:“这是麂子,山里抓来的,也是违禁的,里面放了洋葱。”

“麂子是什么?”我问。

“一种吃水果的兔子。”

全世界都知道麂子是一种小鹿,而且被认为是有害动物,在伦敦郊外的高尔夫球场经常可以见到。马可·波罗当年曾在西凉王国发现过一种叫瞪羚的动物,外表和鹿也很相似,他在游记里写道,“瞪羚的肉也颇为可口”,还将干瞪羚的头和脚带回了威尼斯。

我把鸽子、蛇汤、麂子、鹌鹑、鱼肉和甲鱼都尝了一遍。这些东西的味道都很好,但中国的野生动物是如此之少,因此这顿饭让我感到既恐怖又压抑。这些动物在这个国家都濒临灭亡。我总是很讨厌中国人吃珍稀动物,比如熊掌、鱼唇和鹿鼻。我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老虎数量正越来越少,但中国人却仍在不停地屠杀它们,迷信地拿它们来治疗阳痿和风湿病,这简直让我作呕。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的行为也很恶心。这种吃法只能拿来供骄纵的富人消遣。

“您觉得怎么样?”蒋先生问。

“我喜欢甲鱼烧竹笋,”他继续说道,“麂子肉有点咸。”

“你以前吃过这个?”

“噢,是的。”

“司机觉得如何呢?”我问道,并且试图在心里描述蛇肉、鹌鹑和鸽子的味道。我笑了,心想不论什么时候,人们只要吃到野味,总是会说它们的口感像“鸡肉”。

司机一声不吭,没完没了地往嘴里塞着食物,他猛地把筷子伸向装甲鱼的盘子,夹了一些放进自己的碗里,然后狼吞虎咽起来。吃娃娃鱼时他也是这副熊样。

“他喜欢吃这个鱼。”蒋先生说道。

司机头都没有抬一下。他吃东西的样子就像在荒野中捕食猎物——时不时异常机警地停顿一下,眨眨眼睛,然后就像动物用爪子那样,飞快地把筷子伸向食物,把它们夹起来,迅速放进嘴里。

这些违禁食物吃得我后来有点想吐,那感觉就像一个印度教徒刚吃完牛肉汉堡。我表示要步行回旅馆,但蒋先生试图把我拉进车里,然而我还是挣脱了。再后来,他一边用热情的大笑掩饰自己的羞怯,一边把账单递给了我:200元。

这真是一大笔钱:这个数目相当于这些年轻人四个月的收入,也足够老外买一张从桂林到北京的机票;中国最好的“飞鸽牌”豪华自行车,两辆加起来也不过这个价钱;长城喜来登酒店一晚上的房费都没这么贵。用这些钱可以买一台好收音机,也足以支付上海一间小公寓两年的租金。在吐鲁番的巴扎内,这么多钱可以买到一个古董银碗。

我把钱给了蒋先生,想看看他会如何反应,但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他这是在敷衍了事。不论受到了怎样的热情款待,中国人总是无动无衷。然而,我坚持要一探究竟。”

司机对这顿饭印象很深吧?”

“根本没有,”蒋先生答道,“他吃过很多次了,哈哈!”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着——我在中国很少听见如此纯粹的笑声。

它仿佛是在对我说:我们经常这样骗老外。

身为老外的我,肯定被他们当作了从某个穷乡僻壤来的浑身毛的大鼻子怪物。在中国人眼中,外国人都是乡巴佬。我们的国家都是挤在“中原王土”边缘的蹩脚小国;我们居住的地方微不足道却又千奇百怪。他们曾以为,为了不被老鹰抓走,我们会把自己跟别人捆在一起。我们有一些社会很奇怪,里面全是妇女,她们盯着自己的影子看就能怀孕。我们的鼻子长得像食蚁兽,体毛比猴子还多,体味闻起来跟死尸一样。我们当中有个奇怪的种族,那些人胸口上长了个洞,只要用杆子从洞里穿进去,一个人就能把另一个人扛着走(译注:指清代小说《镜花缘》中描述的靖人国、女儿国、毛民国、穿胸国)。如今这样的观念大都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却造就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谚语,其中有的似乎也无不道理。所以,我刚才听到的笑声应当是发自内心的。

保罗·索鲁:开往桂林的80次快车-爱读书

《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 [美]保罗·索鲁,后浪丨九州出版社,陈媛媛 译,2020-12

——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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