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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我有一棵树

好几次,我回陕西老家的时候,父亲指着院子背后的一棵梨树问我,把这棵梨树给你,你想干什么?

我说,小时候嘴馋,最想让它长果子,后来没有衣服穿,最想拿它烧火,前几年喜欢看书,最想用它打几个书柜,梨木的书柜应该是最好的书柜,现在呀,好多事情都想开了,希望它什么都不干,陪着父亲一直好好地活着。有一次,我反问父亲,你呢,你最想用它干什么?父亲说,那棵树是隔壁人家的,隔壁人家舍得吗?我说,我只是假设。父亲说,年轻的时候,看到什么树都想把它砍掉,如今老了,就想让它一直长在那里。

我说,长多久?

父亲说,两百年。

我说,为什么呀?父亲想了想说,不单为自己,也为了上边的老鸹。老鸹就是乌鸦。有几只老鸹哇哇地叫了起来。父亲说,你还认识吗?我说,老鸹怎么不认识?父亲说,上海没有老鸹吧,我上次去上海怎么没有看到老鸹?我说,或许有吧,它们可能躲起来了。

据父亲不久后传来的消息,那棵梨树被隔壁的男人砍掉了。我问,砍掉干什么了?父亲说,砍掉打棺材了。我说,梨树能打棺材吗?父亲说,有什么办法啊,他们家山上砍光了,除了核桃树之外,只有这棵树可以打棺材了。怪不得父亲有些忧伤,因为那是村里最后一棵梨树,从屋顶上看过去,春天一树花,夏天一树白,还有一个老鸹窝,多么美又多么温暖,何况它没有变成女儿的嫁妆,竟然成了一副棺材,显得好不凄凉。

我的命运真正与树扯上关系,可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年冬天,吃完早饭,父亲把斧子磨了磨,笑着对我说,你跟我上山行不行?我说,上山干什么,我要放牛呀。父亲说,上山砍树呀。我说,砍树干什么?父亲说,给树洗澡呀。我说,爹你哄人,人都洗不上澡,哪有给树洗澡的?而且树又不脏,怎么洗呢?父亲说,你看看,树是不是黑色的?我说,叶子是绿色的,树皮是黑色的。父亲说,树一烧是不是会冒烟,烟是不是很呛人?我说,是呀,都把人熏死了。父亲说,所以说,树比人脏多了,你今天跟我去山上,帮我给树洗洗澡吧!

听说要给树洗澡,我就心动了。我说,我不会呀。父亲说,我可以教你的。我在腰上别着一把小斧子,跟着父亲上山了。那座山在我们家背后,要爬六七里远的山坡。我和父亲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发现小河已经断流了,有些悬崖上还有水,已经结成了冰碴子,像溶洞里边的钟乳石。我说,没有水,拿什么给树洗澡?而且也没有盆子呀。父亲说,人洗澡要用水和盆子,树洗澡就不需要了。

我看着满山的白雪说,你要拿雪给树擦身子吗?父亲说,那会把树冻死的,你跟着我,到时候你就晓得了。我跟着父亲爬上山顶,树大起来了,也茂密起来了。父亲抡起斧子,一边砍树一边说,你是不是想继续上学?我说,是呀,连小哑巴都在朝前念书。父亲说,家里油盐酱醋要钱,你上学也要钱,不然钱从哪里来?我没有哄你,我们是烧炭来了,烧炭不就是给树洗澡吗?我也哄了你,洗澡多舒服呀,这里摸摸那里搓搓,但是烧炭很辛苦,要砍树,要断树,要起窑,要装窑,要出炭,要埋炭,要背炭出山,还要背炭去卖,差不多有三十六道程序。

我说,烧炭就是烧炭,怎么会是洗澡呢?父亲说,给人洗澡用水,给树洗澡就得用火,我考考你吧,给蚯蚓洗澡用什么?我想了想说,也用火吗?父亲说,用火不就把它给烧焦了?给蚯蚓洗澡要用泥巴,蚯蚓在泥巴里一钻,浑身就干净了。

我说,我们上山给树洗澡,真的为我上学?父亲说,那还有假?不然我拉你干什么!父亲说着,碗口粗的一棵大树就被他砍倒了。我心里有一丝丝温暖,像自己刚刚泡在温水里,给自己洗了一个澡似的。

第一天,父亲砍倒了二十多棵大树,我修掉了二十多棵大树的枝丫。第二天,父亲提着一把斧子上山的时候,我把自己的那把小斧子也磨了磨,跟在了父亲的后边。有小伙伴问,你上山干什么呢?我说,我去给树洗澡呀。有小伙伴问,有女人的屁股看吗?我说,当然有了,每棵树都有一个白屁股。我想把他们一齐哄上山,但是被他们家的大人给挡住了,说树屁股就是树桩,有什么好看的。

我与父亲烧好的第一窑炭,正好赶在后半夜出炭。我们黑咕隆咚地赶到山上,用泥巴封住了烟囱,打开了窑门,把一个大铁耙子伸进窑里——铁耙子全是铁的,估计有三米长,有二十斤左右重。用铁耙子把木炭一节节勾引出来,放入先前挖好的坑里,然后盖上一层泥巴,像埋人一样埋起来。

我看到过无数的树,有丝密树椿苗树,有桃树梨树杏树,有漆树橡树栎树,有松树白桦树五倍子树,有柿子树毛栗树核桃树,却是第一次看到刚刚烧好的木炭。它只有火苗,没有烟,也没有一点黑色。它干净得真像刚刚洗过澡的女人。其实,女人再洗,总有一些地方是黑色的,也不可能通体都是透明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像木炭那么干净。

父亲说,你来试试吧!我把大铁耙子伸进窑里,感觉自己靠近的,不是一节节木炭,而是刚刚洗完澡的女人。父亲笑眯眯地说,我没有哄你吧。我说,没有。父亲说,是不是洗得很干净?我说,比女人洗得还干净。父亲说,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抽了抽鼻子说,有火苗的香味,木炭竟然也是香的。父亲说,等会儿还有更香的。

父亲摸出两个苞谷棒子,剥在一个铁锨上,架在木炭上边,炒起了苞谷花。不一会儿,山上就飘起了苞谷花的香味。旁边的树林子开始沙沙地响。我问父亲,那是什么呢?父亲说,可能是野猪,也可能是獐子,它们想吃苞谷花了。我说,它们会不会冲过来咬我们呀?父亲说,你别怕,它们最怕的就是火,这些木炭红通通的,它们根本睁不开眼睛。四周黑漆漆的,那些动物围着转了几圈,有些可能是转晕了,或者被火光照花了眼睛,咕咕嘟嘟地滚下了山坡。

动物似乎都怕火,也就是怕光。比如在柿子树比较多的时候,每到秋天柿子熟透了,大家天黑之后,就带着手电筒守在柿子树下边。果子狸太喜欢吃柿子了,所以活得特别地惨,每次它们刚爬上柿子树,还没有偷吃到柿子呢,大家就打开手电筒,直直地照着它们的眼睛。它们被手电筒一照,便趴在柿子树上不敢动弹了,树下的人端起猎枪,瞄着它们的脑袋,慢悠悠地一枪,就把它们给放翻了,命中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果子狸即使幸运地活着掉在地上,照样会被埋伏着的几只狗给抓住。

柿子树必须嫁接才行,原生态是长不出柿子的。好在嫁接的时候,非常容易成活,用野海棠、野山楂和野李子树都能嫁接,还可以在一棵树上嫁接不同的品种,所以好多柿子树上边,既长火罐柿子又长磨盘柿子。柿子吃法花样百出,第一种是漤柿子,适合磨盘柿子,从夏天开始,如果想吃柿子了,就把青柿子摘下来,放在温水锅里泡着,水里撒上碱面子,两天左右就脱涩了,变得又脆又甜。我们经常捡一些被雷雨打下来的小柿子,埋在河水中间的沙里,几天时间也可以吃了。第二种是软柿子,比如鸡蛋黄柿子,秋天把红柿子摘下来,可以堆放在阁楼上,等软了再吃。第三种是冻柿子,什么品种的柿子都可以,把它们堆在屋顶上,上边蒙一层苞谷秆,等冬天下几场雪,上几道霜,柿子被冻硬了,变成黑色的了,吃起来就非常非常甜。第四种是削柿饼,适合火罐柿子,把柿子皮削掉,然后串起来,挂在树上,经过风吹日晒,就形成了柿饼,最好吃的柿饼还应该放在瓮里,捂上几个月,捂出一层白霜——其实那不是霜,而是凝结出来的糖。

按说柿子这么多吃法,柿子树应该受到尊重,可惜柿子不能长久保存,勉强吃到春节,过了春节天气转暖,就全烂掉了,最关键的是,它属于寒性食物,平常人吃多了就胃胀、便秘,尤其吃了生柿子,大便都困难。肠胃病患者以及外感风寒咳嗽者也不宜食用,女人大姨妈来了不能吃,孕妇更要忌用。柿子没有什么药用价值,也没有多少商业价值,加上它自身没有良性繁殖能力,村里人天长日久就懒得嫁接它了。

柿子树渐渐消失,果子狸也好不容易熬成了保护动物,可以明目张胆地上树摘柿子吃了,可惜它已经莫名其妙地绝迹了。随之绝迹的还有狗。村里人也不养狗了,说是狗除了叫几声,其他什么用处都没有。别说养狗了,如今连牛也不养了。我放过几年牛,那时牛可以拉犁耕地,牛粪是最好的肥料,如今耕地不需要牛,施肥不需要牛粪,杀牛吃肉也不如杀猪吃肉——牛长得慢,没有肥肉,猪长得快,又有肥肉,大家养猪攀比的,是看谁家的猪膘厚,对于爱吃肥肉的村里人来说,再养牛自然是不划算的。

出完炭,天就亮了。父亲装了一背篓热乎乎的木炭背回家,大部分堆在厨房里——新烧的木炭轻飘飘的,是舍不得立即卖出去的,会在厨房堆放一段时间,为了让它们回潮,在周围再浇点水,分量自然增加不少。木炭一冷下来,我发现它又变黑了,比树皮还要黑,可以用来写字。父亲拿木炭给我制成了笔,让我在地板上写字。我们家大门上,外边墙壁上,至今还留着好多字,也有一些算术题,都是用木炭写的。还有几条留言,比如,饭在锅里,钥匙放在门头上,夏天谁家借镰刀一把,等等。这些字,不全是我写的,多数是父亲和姐姐写的,还有我哥和我妈写的。我妈和我哥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们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唯一留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每次见字如面,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妈弥留之际,村里下着大雪,父亲问我妈想吃什么,我妈说想吃油条,父亲提着油壶赶到镇上,在供销社赊了两斤菜油,大姐提着盆子在村子里借了一升面粉,等我们把油条炸好,端到我妈面前的时候,我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最后一个愿望竟然落空了。当时大姐拿起木炭,一边哭着一边在厨房的墙上记了一句:在某某家借面粉一升,爹在供销社赊菜油两斤。

木炭写出来的那些字不会褪色,家里几次粉刷,父亲都没有擦掉它们,仍然保留着它们。它们清清楚楚的,宛如一切刚刚发生。

我问父亲,洗完澡的树为什么又黑了?是不是变得更脏了?父亲说,它不过是睡着了。父亲铲了一锨子木炭,引着了。平时大多数时候,烤火都用柴火,会冒出滚滚的浓烟,熏得人直流眼泪。但是木炭不会冒烟,一旦烧着了,它会冒出蓝色的火苗,红通通地烧下去,直到变成一把灰烬。

村里通拖拉机之前,木炭是要顺着一条羊肠小道,被背到二十里之外的车路边,卖给城里人拉回去过冬的。村里通拖拉机之后,没有几年工夫,山上就没有多少树可以烧炭了,剩下的那点树,大家掰指头一算,也觉得烧炭是不划算的。在随后的好多年冬天,父亲又千方百计地烧过几次木炭,谁家需要熬中药的时候,父亲就送人家一些,剩下的一直堆在那里,等着我们这些儿女一回家,父亲就旺旺地烧一炉木炭火,在火灰里埋几个土豆,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烧土豆,坐到深更半夜,有时候也坐一个通宵。等我们前脚离开了家里,父亲后脚就用水把木炭火浇灭了。他自己一个人是舍不得烤木炭火的。

一家人围着木炭火,多数时候什么都不说,少数时候聊聊庄稼,聊聊山山水水,聊聊谁谁去世了,聊聊谁谁发达了,当然还要聊聊外边的世界。每年也就聊这么一次,因为村里不久通了电话,大家偶尔找机会打个电话,彼此只是问候一声,报一个平安而已,各自身上发生的灾灾难难,因为害怕对方担心,平时都瞒哄掉了,只有这时候才会暴露出来。

父亲瞒哄过两件事情,让人听了十分难受。有一次他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想去厨房舀口水喝都动弹不了,想喊叫又喊不出声音。就那么躺了两天,迷迷糊糊之中,也许是该他大难不死,竟然有个疯子撞进了我们家,给父亲递了一碗凉水,又拿着父亲的几块钱,跑到小卖部买了两包饼干,把父亲给救活了。半年之后,我回家过年,别人告诉我说,你们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以后死在家里,烂掉了都没有人晓得。另一次是他抽烟,不小心把一座山给烧着了,在灭火的时候,他的眉毛胡子被烧光了,耳朵几乎被烧焦了,眼睛珠子几乎被烤熟了。他按照治疗伤口的土办法,买了一瓶太白酒,天天用白酒清洗眼睛。大姐几次打电话给我,想让我回去看看的时候,都被他阻止了。我接到的消息仍然是“爹的身体挺好的,每顿可以吃两碗饭呢”。

我大约有二十年没有见过木炭了。我对木炭的想念已经超过了对人的怀念。木炭的香味,木炭的透明,木炭的温暖,木炭永不褪色的痕迹,那是煤炭、电炉子和空调都无法相比的。当城里人与乡下人都不再用木炭取暖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相信父亲的说法:木炭是洗过澡的树。能用火洗澡的东西,它一定是无比干净的。

干净得超过了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

原来,我们村里什么树都长得挺欢的。

房前屋后有梨树桃树杏树,边边沿沿的长着漆树柿子树;山下有核桃树,山上有松树;阴坡有栎树,阳坡有橡树。橡树上边结着稠稠的橡子,冬天滚得满山都是,是野猪非常喜欢的食物,但是我们那里不叫橡树,而叫木耳树,因为不管枝呀干呀,砍下来一年半载就可以长木耳。

有一次回家,从一面山坡上经过,发现沿途的橡树皮被剥光了,露出白生生的肉。橡树与其他树不一样,皮是没有办法再生的,白骨森森的看上去就非常悲惨。我问,为什么要剥它们的皮?有人说,卖钱。我以为橡树皮是什么药材,打听下来才明白,是被城里人收回去,加工成了红酒的瓶塞子。这让我非常吃惊,立即想到上海,想到酒吧,想到高脚杯,想到一群抿着小嘴的男男女女,想到那拔也拔不出来的瓶塞子。

在各种树木中间,还夹杂着毛栗树、樱桃树、山楂树、海棠树、五倍子树。有许多叫不上名字,我们就给它们起名字。大叶子树,用叶子可以包粽子;臭虫树,可以把树皮埋在粮食中间除虫子;痒痒树,你挠挠它,它就使劲摇晃,是牛最爱吃的;狗叶树,有些像桑树,但是不能养蚕,是猪最爱吃的。它们统统都是野生的,每到春天,红红白白的花,把山山岭岭打扮得十分好看。

在我们村里,每一种树都有不同的命运。有用的树,就会越栽越多越长越大,没有用处的树,就会遭到白眼和淘汰。

我刚刚进城的那阵子,在公园里河道边发现一种树,长得黑不溜秋的,多数是歪歪扭扭的,到了春天就开一树嫩嫩的白花,特别招惹蝴蝶与蜜蜂。我一问,人家告诉我那是槐树。因为从来不结果子,我们村里从来没有一棵槐树,偶尔有些药方子里要用槐花,只好去县城采摘了。我跟着城里人一起,大把大把地吃过槐花。槐花吃起来很香,有一点奶腥味,像从喂孩子的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在我的印象中,村里是有柳树的。柳树身姿婀娜,比其他的树敏感,可以更早地感知春天,有些像潇湘馆里的林妹妹。但是生在农村,面对一帮农民,它弱不禁风的美有谁能懂呢?而且它实用性不够,当柴火吧十分难烧,盖房子打家具吧又不成材。好在,它有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皮实,枝干不容易折断。村里人聪明,就避其所短,用其所长,用柳干来扳椅子:选择比较通顺的不粗不细的柳干,把关键的几个部位稍微削一削,放在火上烤一烤,它就软了,不用打铆就可以扳成椅子了。有一年小姐出嫁,我想和大姐一样,扳一对椅子送给她做嫁妆,突然发现村里死活找不到一棵柳树了。柳树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人们也不喜欢用椅子做嫁妆了,而是兴起打沙发了。沙发外边用的是皮革,下边安着弹簧,里边塞着猪毛,坐在上边软绵绵的,多舒服啊。当然还可以用柳枝编簸箕,可惜的是,自从引入了大风车,簸箕同样被人抛弃了。

柳树长在城里,尤其长在河堤边江水旁,真可谓“摇曳惹风吹,临堤软胜丝”,在下边相个亲约个会,自然有着依依如丝的味道。也许因为长在村里百无一用了吧,有些柳树是自己抑郁而死的,多数是被大家给除掉的,所以无论在小河边还是院子前,仅仅剩下一些用柳树做椅子的记忆了。

在我们村里,大起大落的是漆树。有一阵子到处都是漆树,长得最粗的是漆树,最招人喜欢的也是漆树。漆树有个特点,皮肤长得细嫩的人,比如女人和一些孩子,哪怕从下边经过一次,浑身就会痒痒一次,严重的还要起红斑。脸皮再厚的人,一旦沾了漆树的汁水,浑身也肯定会浮肿。就那样一种脾气火暴的凶神恶煞的树,在饥荒年月全身上下净是宝贝,大家既要躲着它,又要捧着它,像一手遮天的生产队队长。

第一,是割漆。家里要打家具或者打嫁妆的时候,大家拿着菜刀在漆树的身上割出一道道口子——口子很快会痊愈,非常像人的伤疤,一点都不影响它的生长。口子割成关云长的眉毛似的,在眉心处扎一个漏斗勺子,漏斗勺子下边再放一个碗,半天工夫就能接到一碗漆。漆刚从树里流出来,不是黑色的,而是乳白色的,一旦刷到家具上,干了之后才是黑色的,可以照见人影子。在没有工业油漆的年代,村里的柜子箱子椅子,都是用那些树漆刷的,不仅好看,而且不怕潮湿霉烂。

第二,是打油。到秋天,把一串串的漆籽摘下来,磨成粉放到锅里一蒸,拿到油房里一压,就成了主要的食用油。村里有一个公用油房,三间房子大小,屋里支了一口大锅,专门用来蒸漆籽的,支着的压榨设备,都是村民用木头和石头制造的。打油的时候,先把漆籽放在大锅里使劲地蒸,蒸好了热气腾腾地放进油闸,然后提起一个大油锤。大油锤一百多斤重,使劲地撞击加塞,油就被压榨出来了,顺着油槽汩汩地朝下流,流进盆子里就凝结成了油饼。漆油一热就化了,一冷就结成了硬邦邦的大饼。当时整个村里的人很少能吃到菜油或者猪油,基本是吃漆油的。漆油颜色和样子都像白蜡,吃着的感觉和味道也像白蜡。在夏天吃,没有什么大毛病,而在冬天吃,饭还没有吞下去呢,在嘴里已经结成块了,粘得牙缝里都是,弄也弄不干净。还有就是吃完饭,不敢喝凉水,一喝凉水肚子就痛,恐怕把肠子粘住了。

第三,漆树尤其一些老漆树的根上,会长大树菇子,白里透红的,细细嫩嫩的,看上去比女人的舌头还要鲜嫩。而且数量很大,一次能采半盆子,把它们一个个撕开,撒点盐放在锅里一炒,真是鲜美无比,嚼起来感觉像肉。刚出生的小乳猪,它的肉恐怕也没有那么嫩吧?不过也奇怪,我从来没有采到过大树菇子,但是父亲雨过天晴之后出去转一圈,多数时候是不会空手的。我问起来,父亲笑着说,它们都是我的耳朵,怎么能躲过我呀。有一年,我实在饿得慌,采了另外一种菇子,不是漆树身上长的,回来炒着一吃,全家人又是发烧又是呕吐,医生说是中毒了,让我们每人喝了十二碗开水,把肚子快撑破了,才保住了小命。

漆树慢慢消失的原因,我是非常清楚的,一是染家具不需要割漆了,因为有了工业油漆,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二是大家生活改善了,慢慢不吃漆油了,开始有猪油,后来有黄豆油,再后来有菜籽油与芝麻油。人不吃漆油了,拿来喂猪应该可以吧?谁晓得,猪吃着吃着,把嘴巴粘住了,而且肚子也痛,像疯子一样转圈子,险些在猪圈里撞死了。父亲心有不甘,每年都把漆籽摘下来,打几个大油饼放着,后来彻底放弃了,随之油房也关掉了。

漆树失去意义之后,受不了各种各样的冷落,身上开始长疤和腐烂,陆陆续续地死掉了。其他树死了,可以砍下来当柴火,但是漆树死了不能当柴火。漆树非常好烧,烧起来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但是无论闻到它气味或者沾到它汁水都会导致人皮肤过敏。漆树发挥余热的机会都没有了,显得十分凄凉。没有人搭理它,没有人砍掉它,没有人让它躺下来安安静静地离开。它必须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站在风风雨雨之中一点一点地腐烂下去,直到化入泥土中变成泥土的一部分。

如今在村里只剩下三棵漆树了,是父亲故意留下来的。照着父亲的意思,什么家具都可以用工业油漆刷,只有棺材还得用割下来的树漆刷。父亲说,棺材是要装着尸骨埋到地下的,你看看油漆有那么黑吗?油漆能经得住水浸虫子咬吗?父亲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有一次河道改造,要把一位老太爷的坟迁走,大家把坟挖开,但是埋下去几十年了,棺材不仅没有散架,而且油光闪亮。把棺材板一揭,除了胡子眉毛头发落光了,尸体上的其余部分竟然完整无缺。从棺材里爬出一条蟒蛇,闪了一道金光就不见了。据说那不是蟒蛇,而是龙。大家都说,老太爷已经化成一条龙了。当时父亲坚持说,什么都不是,而是用树漆染的棺材,潮水进不去,所以留下一个不腐之尸,里边比较舒服,所以蟒蛇才愿意在里边安家。

在我们村里,最苦的是桃树。桃树和女人一样,自古红颜多薄命,除了野生的桃树,如今一棵都没有了。原来最大的一棵桃树,超过了碗口那么粗,是父亲亲自嫁接的五月桃,每年五月收麦子的时候,甜甜蜜蜜的桃子就熟透了。它长在我家院子外边的墙根上。我家院子外边是隔壁人家的庄稼地,桃树下晒不到阳光,所以从来不长庄稼,按照隔壁人家的说法,连种子都捡不回来了。隔壁的男人与父亲谈过几次,让把桃树枝子修一修。父亲可以修松树枝子,也可以修橡树枝子,但是死活不修桃树枝子。父亲说,你修它的枝子,它会痛的。隔壁的男人说,你经常上山砍树,它们就不痛了?父亲说,橡树、松树和桃树是不好比的,我把橡树、松树砍下来,可以长木耳,可以打家具,我把桃树砍下来,能干什么?隔壁的男人说,可以打桃木梳子呀,也可以烧火呀。父亲说,小树枝子能打梳子?烧火半顿饭也煮不熟吧?隔壁的男人说,你不修也行,长了桃子应该一家一半。父亲说,除非这块地也一家一半。隔壁的男人一生气,拿起一把斧子把桃树砍了一条大口子。

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让几个人来评理。父亲说,很简单,树根长在谁家地里就是谁家的,他家老母鸡还跑到我家院子里找东西吃,是不是下了蛋也一家一半?虽然没有评出个理,第二年夏天,那棵桃树却死了。大家都明白是隔壁的男人害死的。因为那年春天,开过一树桃花之后,从四面八方爬来成群结队的蚂蚁。它们来了一拔又一拔,在树根下边欢天喜地地爬进爬出,开始搬一朵花瓣就走了,后来干脆赖着不走了,在树根下边打了洞,安了家,吃了睡,睡了吃,当成了自己的家。到夏天,树根被蚂蚁掏空了,结了几个病歪歪的桃子,就干巴巴地死掉了。

父亲对我说,蚂蚁从哪来的?是隔壁的男人招来的。我说,他又不是蚂蚁王,哪有那么大本事。父亲说,你尝尝桃树下边的泥巴,是不是甜甜的?我抓了一把泥巴放在舌尖上,果然甜丝丝的。我说,像放了红糖。父亲说,蚂蚁比小孩子更喜欢吃糖,他在桃树下边埋红糖了。我是相信父亲的,因为别说是红糖,吐一口唾沫星子在地上,马上就会招来一群蚂蚁。针对那事儿,隔壁的男人呵呵一笑,说蚂蚁是活的,谁能说清楚是从谁家跑出来的呢?

桃树不会长得太大,也不会长太长时间,是果树里最短命的,这是村里桃树绝种的本质。我家的那棵桃树死了之后,父亲并不砍掉它,让它一直竖在那里。有人问,树都死了,你还不砍掉呀?父亲说,那是蚂蚁的家,我不能把人家的家毁掉了。虽然那棵桃树枯干了,确实还有蚂蚁和虫子跑来跑去,后来成了一群鸡的天下。一群鸡在那里扑着,刨着,啄着,吃完蚂蚁与虫子,再吃吃旁边地里的庄稼,所以那块庄稼地荒得更加厉害了。隔壁的男人无奈,天天扔石头撵鸡,多数时候一撵就飞,不撵就来,有一次真把人家一只老母鸡砸死了,赔了人家两只小鸡。

让人意外的是,那棵桃树虽说死了,却在墙根下边又站了几年,到隔壁的男人去世,根还没有完全腐烂。我懂父亲的意思,他不拔掉那棵桃树的根,是想拿它当地界,地界没有了,日子长了怎么办?

村里的马铁匠,既会打铁又会打家具,有一年正月初六,父亲预备了两包红糖去找马铁匠。父亲请马铁匠,不是让他去打铁,而是让他以木匠的名义去家里打一副棺材。马铁匠问,给谁呢?父亲说,还有谁?给我自己呀。马铁匠说,你几岁了,不是属虎的吗,刚过四十吧?父亲说,已经四十好几了,黄泉路上无老少,有时候喝口凉水命就没有了,而且眼下闹灾荒,说不定明天就被饿死了。马铁匠说,我看你起码再活四十年,四十年之后寿木也四十年了,还不让虫子给操掉了?父亲说,预备着总不会错的,山上好点的树越来越少了,谁晓得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马铁匠提着斧子、刨子、凿子和墨斗等家伙,正月初八中午赶到了我家。马铁匠有点不情不愿,一是还在过年中,二是很少给这个年纪的人打棺材。但是马铁匠一进院子,看到房檐下堆着的几块棺材板,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父亲喜欢任何一种活着的树,只要看见那些树随风摇晃,他就很高兴。烧炭,打床板,做家具,点木耳香菇,不过是被生活所逼。如果生活有着落的话,他肯定舍不得砍树。每次无论砍什么树,砍多大的树,砍树干什么,他心里都有说不出的疼痛,似乎砍在自己身上。马铁匠也喜欢树,只是与父亲的方式不同。马铁匠喜欢那些死了的树,看到那些树能在自己手下死得其所,他就十分高兴了。比如有人砍了桃树,让马铁匠打几把梳子,他就十分高兴。他认为桃树一旦被砍了,只有做成木梳子,给女人梳梳头才是最好的归宿。比如有人砍了梨树,让他打几只箱子,他就十分高兴。他认为梨树无论是木纹、颜色还是味道,都适合打箱子,供小媳妇小丫头装一点针头线脑的尤其有意思。

父亲让马铁匠来打棺材,准备的木料既不是橡树的,也不是松树的,而是柏树的。柏树长得慢,木质比铁疙瘩还要硬,十年八年的木材根本打不成棺材。要想长到打棺材的时候,恐怕至少得等三四十年。柏树活着的时候,上边会结树籽,样子像大茴,味道也像大茴,所以大家经常用它煮肉。柏树砍掉之后经过太阳一晒,便会散发出一股子用大茴焖肉的味道。马铁匠笑眯眯地说,你终于把它们砍掉了?马铁匠欢快地架起了棺材板。对着柏树干活的时候,马铁匠才会感觉自己既是一个铁匠又是一个木匠。

柏树除了长得慢之外,不好打家具,不长香菇木耳,不长什么果子,不开任何花,当柴火烧吧,破不开,烧不烂。但是柏树寿命长,耐干旱,而且又四季常青,在城市里是有用武之地的,主要用以象征万古长青。在烈士陵园,在黄帝陵,在孔子庙,必定会有柏树的,都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地活着。

我们村里历史上有三棵柏树,全部长在老太奶的坟头上。我听父亲说,那三棵柏树是他五岁那年栽的。父亲在老太奶坟头上栽柏树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可以爬山的小毛孩子。那是春天,父亲随着我爷爷去给老太奶上坟,他不晓得从哪里弄来了三棵小树苗子,像三根草,扒开泥巴,栽在了坟头上。当时我爷爷问他栽树干什么呢?父亲说,陪老太奶玩呀。我爷爷说,为什么不栽几棵别的树?栽柏树有什么用呢?父亲当时的回答,让我爷爷吃了一惊。父亲说,柏树长大了,可以打棺材。我爷爷说,给谁打棺材?父亲说,还有谁呀?给我自己。我爷爷说,你才五岁呢。父亲说,等我长大了,树就长大了,打棺材要好大好大的树对吧?

三棵柏树长到四十年的时候,已经有盆子那么粗了,足够打一副好棺材了。

我们县城有个当官的,据说是个副县长,家有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本来想买一副水晶棺材——水晶棺材不会腐烂,而且非常好看。但是他老父亲死活不同意,说水晶冷冰冰的,自己有风湿病,躺在里边腰腿不舒服,棺材既然要埋在土里,像种洋芋种苞谷一样,还是木头的比较好。所以副县长把方圆几百里都找遍了,烈士陵园里的那些柏树不敢砍,最后相中了我家的三棵柏树。副县长找到我的父亲,一开口就是两百块。父亲不作声。副县长又加到五百块,父亲还是不作声。副县长咬了咬牙,开出了三千块,说可以抵几两金子了。被副县长缠得不行,父亲说,你别说几两金子,就是几根金条,我也不能卖。副县长说,为什么,不就是三棵树吗?父亲说,你看它们是三棵树,确实是三棵树,但又不是三棵树。副县长说,别那么玄乎,不就是图钱吗?我给你六千块吧,平均一棵两千块。父亲还是摇摇头,说你晓得它们是谁吗?它们是我自己!谁会把自己卖掉呢?副县长说,树就是树,就是长在坟头上的树。父亲说,我五岁的时候把它们栽在那里,它们的根已经扎到老太奶的身子里了,每次看到它们站在那里摇啊摇,我就把它们当成自己了。

多年之后,父亲告诉我,你想想,钱多少都是可以赚的,但是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到五岁,从头再栽三棵柏树了。

父亲决定砍下三棵柏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原因是有一个瞎子,跑到我们家要饭,家里人都没有东西吃了,哪有东西给瞎子吃呀。瞎子很生气,掐着指头说,你过不了年。瞎子原来是一个算命的,当时人人的愿望就是有饭吃,所以每次瞎子一张口,人家就说,用得着你算吗,我自己的命自己就会算,明天照样吃不饱肚子。没有人算命,瞎子就沦为要饭的了。但是半年前,瞎子给一个人义务算了一次命,说人家吃不上当年的新麦子,那个人说,我家地里的麦子颗粒无收,当然吃不上新麦子了。说是这么说,那个人还是心发慌,在麦子刚刚壮浆的时候,就跑到县城从别人地里割了一捆麦子。麦子还没有熟透,磨粉擀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打了半升麦粒子,煮了半锅麦子稀饭。当他端着碗,一边从厨房向外走,一边得意地说:“谁说我吃不上新麦子了!”话音刚落,从房檐上掉下一片瓦,正好砸在他的脑门上,一下子把他给砸死了。

父亲明白,瞎子说的也许是气话,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决定给自己准备一副棺材,也算是冲冲霉头。

砍树前,父亲呼呼噜噜地抽着烟,坐在树下嘟哝了大半天。嘟哝的基本就是几句话,我对不住你们,我栽你们的时候有言在先,是要给自己打棺材的,我四十好几的人了,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两颗牙齿都掉了,半边头发也白了。那天下午,村里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雪,把整个山坡全部给盖住了。天冷的时候砍树是最好的,树比较结实,不会裂缝。父亲认为那是天意,回家把斧子反复磨了磨。父亲从来没有那样磨过斧子,一边磨一边用手试着锋刃,试着试着,大拇指被割出几道口子,血流下来把磨刀石都染红了。父亲提着斧子来到树下,抬头看了看树梢,跪下来磕了几个头。不晓得父亲在拜老太奶,还是在拜树。父亲说,我把斧子磨快了,砍得会利索一点。说着,扬起斧子,不到两个小时,就把三棵柏树砍好了。

马铁匠为父亲打棺材的那几天,总是笑眯眯的,而且两眼放光,感觉他面对的不是几块棺材板,而是自己奶子结实、屁股浑圆的女人。无论锛、刨和打铆,他都非常体贴。马铁匠有时候啧啧地自言自语:太硬了!世上有这么硬的木头吗?会不会是一块铁疙瘩?有时候摇摇头自言自语:太过瘾了!真是太过瘾了,这辈子不枉为木匠也不枉为铁匠了。

有一天,父亲挑水经过,马铁匠正在给棺材板刨光,他喊住父亲说,你站住让我看看!马铁匠像不认识父亲似的,死死地把父亲浑身上下扫了一圈。马铁匠对父亲说,我在想,你睡在这么好的棺材里,尸骨起码一百年是烂不掉的,恐怕要做神仙了,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神仙,神仙原来就是你这个[屁] [从]样子。

马铁匠平时打一副棺材,最多需要十天工夫,那次花了二十多天。年已经过完了,早到二月天了,冰雪开始融化了。父亲有些着急,总是不安地围着马铁匠。马铁匠说,你不要催我,一看到这些家伙,我心就嘭嘭地跳,我与自己媳妇睡觉也没有这样激动过。父亲说,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个好木匠。马铁匠说,我仅仅是个好木匠吗?应该还是个好铁匠吧!

棺材打好的那天,马铁匠有些恋恋不舍,这里摸摸,那里拍拍,叹着气说,以后再不会有了。父亲说,我们村里谁家没有棺材呀?马铁匠说,柏树棺材有吗?如果放在几十年前,我也栽几棵柏树,但是现在老了,来不及了。

父亲从几棵漆树身上割了一水桶的漆,把棺材里里外外地染了染。父亲每染一遍,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一遍。总共染了五遍,晒了五遍。正是二三月间,天气十分好,棺材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就散发出十分好闻的味道,在整个村里都能闻到那股味道,害得大家不停地流着口水说,谁家用茴香煮腊肉了——那可是家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年代啊。而且招来一群蝴蝶,朝我家的院子飞,有红的,有黑的,有蓝的,多数是白的,像一只只前世的精灵在房檐下翩翩起舞。蝴蝶在村里是不叫蝴蝶的,叫洋叶。它们趴在棺材上扇动翅膀的时候,真像一片片被风吹动的叶子,感觉木头又活过来了似的。

父亲看着完全打好的棺材,拍了拍,似乎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呵呵地笑了。

我妈看父亲得意的样子,就说,是棺材,你以为是家呀。父亲说,它是这辈子的棺材,不就是下辈子的家吗?我妈气呼呼地说,那是你一个人的家,我们这些人哪有家呀!父亲明白我妈的意思,便笑着说,我们一起死,就一起装进去,下辈子还是一家人。我妈说,如果不一起死呢?父亲说,谁先死就归谁好了。那句话说完不到一年,我妈就去世了。我妈下葬的时候,马铁匠也来了,他拍了拍棺材,摸了摸棺材,又看了看我妈,然后抹着眼泪说,这个女人真有福气。

在柏树之下,最不容易腐烂又不容易裂缝的只有橡树了。我妈去世之后的某一年冬天,父亲去山上砍了几棵大点的橡树,依然在正月把马铁匠请了过来,准备重新给自己打一副棺材。马铁匠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用了八天时间把棺材打好了。父亲十分消极,经常坐到我妈的坟头嘟囔半天。父亲一会儿说,我在你的坟上栽了柏树,它们长得太慢了;一会儿说,我给自己又打棺材了,是橡树的。

也许又是天意吧,隔了几个月时间,村里杀猪佬的儿子,放牛的时候遭到了雷劈,同时劈掉的还有我家的核桃树。按照规矩,那么小的年纪,用席子卷起来随便埋在哪块庄稼地里就行了。但是杀猪佬却拦着不让埋,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儿子十几岁了,虽然没有成家立业,你看他都长胡子了,应该有一副棺材了。杀猪佬那天晚上一身酒气,提着一把杀猪刀冲进我家院子,说我要杀猪,是你叫我来杀猪的吧?父亲说,我家还是猪娃子,怎么能杀呀?杀猪佬说,我想杀的就是猪娃子。杀猪佬趔趄着,朝自己手指头刺了一刀子。父亲看到血顺着刀子向外喷,说猪在圈里,你想杀就去杀吧。杀猪佬说,谁说猪在圈里?猪明明在我手指头上。杀猪佬说着,又朝自己手指头刺了一刀子。父亲说,你到底是真醉了,还是有别的想法?你家儿子是雷劈死的,又不是我劈死的,你缠着我干什么?杀猪佬说,因为你有棺材,他是一个大人了,村里的大人谁没有一副棺材?父亲才明白,杀猪佬是冲着那副棺材来的。父亲说,你别发疯了,要棺材你明天抬去吧。

拖了好长一段时间,父亲再没有打棺材了。一是父亲没有好心情,二是父亲实在找不到像样的树了。有一年大年三十下午,父亲把灯笼挂好的时候,刚刚转身呢,灯笼突然掉下来,把他的头砸出一条口子。父亲觉得太意外太不吉利了,意识到不预备棺材不行了,于是伤口还没好透,他就提着斧子上山了。没有太好的橡树可砍了,只好准备砍两棵松树,但是跑到山上一看,秀了多年的两棵松树突然不见了。那些年,无论是做床板卖椽子,还是点香菇木耳,都是村里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孩子上学没钱了砍一棵树,没有油盐了砍一棵树,婚丧嫁娶再砍几棵树。所以,树不仅仅少了小了,有些一夜之间就失踪了。

父亲空着手回到村子,一进村子就骂:那是留着打棺材的,难道谁家死人了?杀猪佬说,我们没有偷呀,我们没有上过山。马铁匠说,你到我们家楼上楼下看看,有没有你们家的树?我看不是村里人干的,恐怕是城里人干的,城里人现在什么都偷,别说两棵棺材树了,连现成的棺材他们也会偷的。

父亲最后一次专门为棺材而栽的树,不是柏树,不是橡树,不是松树,而是泡桐树。他没有在山上栽,没有在坟头栽,没有在地边栽,而是在自己家院子里栽。马铁匠问,你栽那种树有什么用?烧柴太泡了,做椽子太脆了,点香菇木耳根本就不长。父亲说,它有一身的毛病,但是它也有个长处。马铁匠问,树叶子可以擦屁股?父亲说,没有办法,只有它长得最快,长得太慢的话,我早就死了。

泡桐树当年就长到一人多高,五六年就长到盆子粗了。有了那些泡桐树,父亲并不急,又秀了好几年。因为泡桐树特别轻,特别软,刨起来容易,打铆也容易,马铁匠用了七天时间,就把棺材打完了。父亲割了两水桶的漆,总共染了五遍。那副棺材抬起来轻飘飘的,但是看上去是油光闪亮的,人往前边一站,能看到自己的影子,用手拍一拍,发出的声音十分柔和。马铁匠走的时候,父亲说,你不拍一拍?马铁匠说,又不是柏树棺材,有什么好拍的。马铁匠转回身,轻轻地拍了拍,又拍了拍,然后笑了。马铁匠说,拍着柏树棺材的时候,像拍着一个男人的肩膀,拍着泡桐树棺材的时候,有点像拍着一个女人的屁股。

父亲说,以后哪怕亲娘老子死了,这副棺材我也让不起了。

最后,我们村里剩下一种树还活得好好的,那就是显得无比孤单的核桃树了,原因是核桃越来越值钱了。

村口有一棵大核桃树,有什么事儿大家就聚集在树下。村口那棵核桃树长得又直又高又粗,枝丫够不着,爬又爬不上去,想摘几个青壳核桃剜剜不行,想上去掏个喜鹊窝更不行。树上的喜鹊窝有筛子那么大,喜鹊跑出来黑压压一片。有一次在核桃树下放电影,好像是《红高粱》,电影里唢呐一吹,喜鹊以为真有人在结婚,便一股脑儿地飞出来,喳喳地叫个不停,把电影里的声音都给遮住了,大家什么都没有听清,只晓得“我爷爷”在高粱地里把“我奶奶”的裤子给脱了。

最让我生气的,是每次往树下一站,头一抬,喜鹊就朝头上拉屎。所以我拿着竹竿子,想把那个喜鹊窝给捅掉,除了报仇,还想捅几个喜鹊蛋下来。我还没有跑到树下,父亲一把夺过竹竿子,朝我抽了过来。父亲说,喜鹊是专门给人报喜的,哪里是随便欺负的?我说,它朝我头上拉屎。父亲说,你不站在下边,屎能拉到你头上?我说,大家都站在下边,它就往我的头上拉屎。父亲说,你在下边都想干什么?人家畜生也灵醒着呢,那么大个喜鹊窝如果让你捅掉了,它们去哪里睡觉?我说,村里的树多着呢。父亲说,其他的树小,能承受得起吗?它们分到几个树上,那不就分家了吗?再说了,为什么这棵核桃树长得好,每年核桃结得稠?因为喜鹊的屎呀尿呀撒下来,在上肥料呀。我说,原来这样啊。父亲说,当然了,喜鹊把屎拉到你头上是你有福气。

核桃树曾经落难,树根被挖断了,伤了元气,一蹶不振,枝丫慢慢地死了,树心烂出一个大洞,常有黄鼠狼出没,是父亲把它救活的。父亲把核桃树救活之后,第一年春上,风一吹,雨一下,大核桃树就抽出了新芽芽,不多,但是挺有生气的。第二年,第三年,芽芽开始疯长起来,不几年又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核桃树,自然慢慢开始长核桃了。起初能打十斤八斤的,后来就超过一百斤两百斤了,有两只喜鹊不晓得从哪里又冒了出来,在上边搭了窝,开始生儿育女。

有人开始到村里收购核桃。核桃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无论是生着吃、炒着吃、磨成粉冲着吃,都有十分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核桃还有固精强腰、温肺定喘、润肠通便等药用价值,经常吃的话可以补脑子。所以核桃一年比一年值钱,最高一斤核桃仁子卖到了四十多块,足够父亲一个月的花销了。

我们那里的核桃个大、壳薄、仁子白,更加吃香。从七月份开始,核桃还是嫩泡泡的时候,核桃贩子就从四面八方吆喝起来了。核桃一值钱,人心就变了,不单纯了。原来串个门子,无论大人孩子,主人都会嘻嘻哈哈地抓几个核桃让大家吃;原来孩子放牛的时候,身上别着一把小弯刀,从青壳核桃剜着吃起,一直吃到光滑核桃,有时候还会摘一些,在山上挖个坑埋着,等冬天了再吃。如今再串门子,除非是亲儿孙亲爹妈,大家哪里舍得呀。别说核桃了,连瓜子也没有了,这恐怕是串门子少了的原因吧?甚至为了核桃树呀边角地呀的,闹出了不少矛盾,有骂人的,有打架的,有挖人坟的。

看到父亲救活的大核桃树每年卖了不少钱,有人就说,你又是填坑,又是糊洞,原来都是为了自己呀。父亲说,你们夏天是不是又可以乘凉了?放电影的时候是不是又有地方挂银幕了?围着这棵核桃树,大家自然打得不可开交,有人说这棵核桃树是他们家栽的,有人说这棵核桃树长在他们家地里,父亲说这棵核桃树是自己救活的。年年秋天在核桃成熟的时候,有的提着刀子,有的拿着棍子,在树下打成一片。最后有一户人家,男人让抢,女人不愿意抢,自己家里起了纠纷,男人把女人打了一顿,女人拿着一根绳子,干脆吊死在了那棵核桃树上,男人一气之下拿着斧头,把那棵核桃树给砍掉了。

为了核桃树,隔壁的男人与父亲也动过刀子。惹事的那棵核桃树长在我家的房后,我家的房后恰恰又是隔壁人家的自留山。核桃树还小的时候,夹杂在其他树木之间,根本没有被人发现,等长到碗口粗的时候,结了稠稠一树核桃时,大家才突然发现了它。等大家醒悟过来,父亲已经给核桃树填了一层土,修了几年的枝丫,说明那棵核桃树是有主人的。前几年的核桃全被父亲收了。有一年秋天天气非常好,父亲在院子里刮树皮,突然有一阵风吹过,把房后的核桃树一摇,两个光滑核桃落到了屋顶上,咕噜噜地滚到我家的院子里。隔壁的女人坐在门槛上,朝鞋底子上边绣花,一边穿针引线一边说,好美的光滑核桃呀。父亲说,你想吃吗?隔壁的女人说,你舍得呀?父亲说,不就两个核桃吗?父亲把两个核桃朝门缝里一夹,剥出核桃仁子递了进去。隔壁的女人在绣喜鹊,她腾不出手,便把嘴巴直接伸了过去。父亲喂了她一瓣,才发现隔壁的男人坐在门里边,正恶狠狠地看着他们。

隔壁的男人拿起竹竿子,朝那棵核桃树一阵猛打,把树叶子都打掉了。父亲说,你干什么啊?隔壁的男人说,你眼睛瞎了吗?父亲说,这是我家的。隔壁的男人说,你家的?你说过树要看根,树根明明长在我家山上。父亲说,这是我家房后,而且这树是我栽的。隔壁的男人说,你栽的?你在石头缝里栽树?你以为你是老鼠啊!隔壁的男人在树下打,父亲提着篮子在院子里捡。隔壁的男人一急,回家拿出一把刀子,直接朝着父亲冲了过来,第一刀抡空了,第二刀砍到石头上,把自己的胳膊震麻了。隔壁的女人看着要出人命,拾起刀子对着自己的脖子轻轻一抹,脖子就流血了。

父亲把拾起来的核桃朝地上一撒说,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隔壁的男人则坐在地上,龇牙咧嘴地捂着自己的胸口说,奶奶的,心都被震碎了。

近几年,父亲围绕着村里东看看西看看,总是唉声叹气地说,我一死呀,那几间房,那几块地,那几座山,不全归人家了?我安慰父亲说,你少种麦子苞谷洋芋,还是多栽一些核桃树吧。核桃树长大了,移不走,拔不动,别人想侵占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父亲说,家里没有人,长了核桃照样是人家的。我说,如果核桃多了,你还怕我不回来?我向你保证,万一你不在了,我每年八月回去收核桃,如果核桃卖的钱能养活自己,我就待在村里不走了。

父亲笑了,没有什么比儿子回去更重要的了。所以春天的时候,父亲跑到镇上,买了五十棵核桃树苗子,把原来种麦子种苞谷的庄稼地全部栽上了核桃树。几年下来,山上山下,房前屋后,甚至他自己的空墓边上,密密地栽上了核桃树。他感觉一下子又有了寄托,农忙的时候种种庄稼,农闲无聊的时候就给核桃树松土,给核桃树施肥,把核桃树下边的草一根根拔掉,甚至给核桃树捉虫子。虫子如果落在上边,肯定是要被他一只只逮下来,扔到小河里让水冲走的。到了冬天,大雪落到核桃树上,他怕把它们给冻坏了,就一棵一棵地给核桃树扫雪。

前年我回家过年,发现与那些破败的房子相反,那些核桃树倒是枝繁叶茂地长了起来。父亲指着一棵棵核桃树对我说,你得答应我,在我百年之后,看在这些核桃树的面子上,即使不能长年住在村里,每年八月也得回家一次。我说,这些核桃树长得多好呀,我怎么舍得扔下不管呢?父亲说,回来不要光顾着收核桃,顺便也给我们死人上上坟。

我说,放心吧,爹。

核桃树对于父亲,除了长核桃还有另外一种用途,就是做烟斗。核桃树枝子天生长得像烟斗,而且中间天然有孔,挑一些样子好看的砍下来,用烧红的铁丝捅一捅,就成了非常漂亮的烟斗。父亲有好多好多烟斗,拳头那么大的、勺子那么大的、指头那么大的,L形的、S形的、V形的、C形的,抽烟丝的、抽过滤嘴的、抽水烟的,每天天亮,他穿好衣服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我们家的门枕上,用五花八门的烟斗抽烟。他的心情不同,用的烟斗就不同,吐出来的烟雾也不同。抽烟丝的时候,基本与几位老人在一起,每人按一锅子烟丝默默地吸着,听着时光从他们的脸上静静地滑过;抽过滤嘴的时候,就是他想念儿子的时候,因为过滤嘴香烟是我买给他的,他会深深地吸一口烟,呆呆地看着门前的山头,似乎越过山头就能看到我一样;抽水烟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庄稼,都是树木,都是雨水,都是收成,那吧嗒吧嗒的声音,像是他与它们在交流。

父亲最后一次准备棺材的同时,还准备了一套老衣,意思是等他死了,不用麻烦我们了,自己钻进棺材,自己把自己埋掉。那套老衣金闪闪地挂在阁楼上,每次回家吓得我都不敢上楼。但是父亲毫不在乎,经常把老衣拿出来,放在太阳下边晾晒晾晒。有一段时间,大姐告诉我,父亲经常失眠,肠胃不好,嘴苦,便秘,饭量减少,还可能有心肌梗死。大姐问我怎么办,我说,赶紧把他带到上海检查一下,需要好好地治一治。

但是没过多久,大姐又打电话来,说是父亲不来上海了。我问是不是又舍不得那些庄稼舍不得那些树?

大姐说,不全是这些原因,而是他把自己的病治好了。

我问怎么治的,吃了什么药?

大姐说,他天天不睡床上,睡在棺材里,说是一躺到棺材里,心就踏实了,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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