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散文 / 鱼禾:界限

鱼禾:界限

1

人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我感到躲无可躲。人群减除了曾经必不可少的聚集现场,变成通讯录中的一个条目。随便打开哪一个,都是一大帮。它们甚至也不需要打开——只要有人在什么群里打个喷嚏,便会显现红色提示。小红点一颗又一颗。加上公众号、私信、通知……每颗小红点都是一个信息发布站。毫无疑问,我正在被这些小红点——被无从拒绝亦无休无止的喧闹所蚕食。

当然可以选择不看,就像选择不再饮用自来水,但这很难做到。人终究不可能把自己悬空。你脚下就是这样的河滩,不细淘你总是无法确定这堆沙子里有没有憋着点碎金子,那玩意儿有多少,成色怎样。在含金量不详的沙堆上,要是你还打算把一日三餐坚持下去,那就不存在淘还是不淘之类的问题。这些小红点,这不够干净的水和空气,这可能含毒的食物,这些泥沙俱下的事物就是生存构成,是“活着”本身。

试图拒绝生存构成的任一要素都得付出剔骨剜肉的代价。

饮鸩止渴当然是找死。但如果鸩酒被这样一些液体——海水,浑浊的自来水,不浑浊却含铅的自来水,澄澈却依然含铅的净化水……渐次代换呢?总有一个代换层阶让你觉得,行了,可以了,比如像这样,一大堆小红点闪烁,但这比锣鼓喧天的大街和广场较堪忍受,你清楚这已经成为人们(当然也包括你)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你会想那就这样吧,你把它们逐一打开,任凭几个小时、半天、一天、一个月、一年、很多年,在看帖跟帖中像沙漏里的细沙一样漏掉。

时间仿佛也含了杂质,成为一种令人不悦的“活着”的构成,不可缺少也不值得珍惜。

2

有确凿的测验数据表明,人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十五分钟,几乎所有被测试者都会选择随便“做点什么”,而不是待在那里“不动”。“做点什么”当然在大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意义,能做的事甚至无可选择。尽管如此,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的人总会选择“做点什么”——哪怕所做的事情令人不悦,哪怕是自己厌恶的事,哪怕是破坏。

实验者给出的解释是,在直觉中,“不动”意味着一个人正在“独自”思考(说胡思乱想也可以),而“做点什么”则暗示着在自己与环境之间建立某种关联,加入某种潜在的合作,比独自思考更合群。参与实验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做点什么”,再一次印证了人类作为生物的群居属性。

这似乎表明,人类对于“独自待着”有某种本能的不喜欢。

几乎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簇拥团结的,只有极少数例外。成群结队,仿佛是生物借以保持种属生存力的自然秉性。但是偶尔,因为造化的阴差阳错,孤独也会成为某些特殊生命个体的先天属性。

一九八九年初夏,生物研究者在以色列沿海发现了一只奇特的灰鲸。研究者追踪灰鲸的来历,发现它来自太平洋。这一程漫长迁徙的起点是北美大陆西南部的海域。它从那片温暖的海域出发,向北穿过白令海峡,再折向东,经由加拿大与格陵兰岛之间的结冰海域(即著名的大西洋西北通道)游到大西洋,又横贯大西洋,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最后,它游到地中海东岸,在那里滞留下来。犹如一场指向新月沃地的朝圣。

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鲸鱼群是靠声音频率保持联系的。但这只灰鲸的声音有点特殊,它的同类听不到。鲸鱼的声音频率一般只有十五到二十五赫兹,它们的听觉也大致只能对这个范围的声音有反应。而这只灰鲸的音频高达五十二赫兹。它所发出的声音信号,远在它的同类能够接收的音频之外。正如浩荡的地震波令许多动物惊恐逃窜,却被人类全然“无知”一样,灰鲸的声音不幸处于被同类“无知”的范围。没有同类能够接收到它的消息。相应地,它也只能听到自己这个音频范围内的声音,而接收不到十五到二十五赫兹的音频信号。五十二赫兹的音频,成为一道阻隔在它与同类之间的无形的界限。它的世界里只有自己。

但这绝对的孤单,是否也隐藏了造物者的特殊意图?固然,造物者的粗枝大叶、敷衍潦草无所不在,有些作品的制作简直可谓用心残忍。但这只独自完成了比人类最初的远航更艰苦卓绝的旅程、独自到达神圣传说中的应许之地的灰鲸,显然并不是造物者手下的残品。

这更像是一次隔绝试验。

这试验会不会扩展到鲸类以外的物种,比如人类?在人类的少数个体内部,是否也布设着一种五十二赫兹的先天性?那种对于独处的迫切,也许并不是刻意要把自己与人群隔开,而只是对于天赋的顺从?

3

我长到十来岁的年纪才有了第一张自己的相片。为了那张相片,我和几个玩伴专意走到离家五公里以外的一个小镇。小镇叫宜沟,有一家新华照相馆。

我们在新华照相馆的镜子前仔细梳辫子、整理衣服,逐个走到一张颜色不详的幕布前,在一张方凳子上坐下,乖乖配合着照相师傅的指挥——来,坐直了,抬头,脸往这边扭一点,左肩抬高,再抬高,坐直,好了笑一笑……浑身的骨头都绷得僵了,脖子挺得发酸了,脸上的笑也僵了,才听到一声咔嚓。师傅写了一张凭据交给我们,说,过七天来拿。

过了七天,我们又跑到宜沟。在照相馆油漆斑驳的柜台上,平生第一次,我看到自己的模样被印到了一小方布纹纸上。

印在布纹纸上的图像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肃穆,跟平常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完全不一样。相纸上的人看上去矮小、胆怯,一副不知所措的[屁] [从]样,像座位调整时的新同桌,崭新而突兀,未经商量就派发给了我,叫人又紧张又好奇,还多少有点嫌弃。这个黑白小人儿和我想象中的自己相去甚远。但相纸在眼前放着,铁证如山,由不得我不认。

拍相片是瞒着祖母去的。祖母认为拍相片会被摄去元魂,不吉利。我偷偷拍了相片,却又怕真的丢了元魂。我想知道祖母说的故事是不是真的。祖母一边纺线,一边断断续续给我讲三魂七魄的事。她说每个人都有三个魂儿:一个叫胎光,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人的阳气,人的命势;一个叫爽灵,是从爹的血脉里传来的,是人的慧根;一个叫幽精,是人身上藏的阴气杂念。祖母说,幽精平时被胎光镇着,人的灵气足足的,一拍相片,胎光就给吸走了,幽精没了镇压,会出来啃慧根,人被啃了慧根,就会发痴。祖母的絮叨让我惶惶不安。我看着相片,想起照相机黑洞洞的镜头,一时三魂凌乱:那东西会不会来啃我的慧根,我会不会发痴呢?

而我从大人的评语中反复获得的对自己的印象,正是那个黑白小人儿的底片。家人和邻居扎堆儿聊天,常常拿我和病弱胆小的姐姐做比较。姐姐的性格被称为“忐”(意为懦弱),我被称为“歪”(意为脾气大,不乖顺)、“势强”(霸道,说一不二)。邻居说,你家大妞性儿忐,二妞可不敢惹,这妞比个小子还势强,歪着呢。家里大人也不卫护,就笑哈哈地承认,可不,歪着呢,一天到晚就她难缠。他们数落着我的种种劣迹来印证我的“歪”和“势强”,说一阵笑一阵,像在谈论着一桩桩传奇。

一个人来疯的孩子对这种谈论很是得意——这些言谈貌似哂笑,骂骂咧咧,在她听来却像是赞赏。她无意中总是努力让自己匹配这些评语。

我常常替人打抱不平。偶尔因对手太强大吃了亏,也绝不叫苦。我乐于在大人面前炫耀,放学路上把谁揍了一顿,在课堂上怎么捉弄老师,等等等等。我的讲述会略过心里打鼓和踌躇不前,略过对方的挑衅和拳头,略过把别人打哭以后的心软和后悔,略过老师的责罚,只描述我是怎么欺负人的,直说到大人的巴掌就要拍过来,才洋洋得意地住嘴。别的孩子受了欺负总是找大人告状,让大人帮着讨回公道。这种事我可不干。我羞于承认自己的弱,任何时候都不为自己辩白。只要有人到家里告状,大人问都不问,便断定又是我欺负了人。他们嘴上作势骂着我,拿出家里好吃好玩的送给“被欺负”的孩子做补偿,向人承诺“好了好了,回头打死她”,等人走了,倒也并不认真责罚,顶多朝我脑门儿上戳一指头,“把你势强的”!仿佛他们也看穿了,我的“势强”不过是虚张声势,这“势强”后面还有东西,被藏着掖着,他们知道,但也懒得计较。

我常常在没人的时候拿出那张相片反复端详。

黑白小人儿的脸像一枚鸭蛋。眉毛又细又淡。眼神儿躲闪。笑得外强中干。好像随时准备往后退。真[屁] [从],我想,太[屁] [从]了。我找出一支黑色圆珠笔,给她加了两道笔直上挑的眉毛。这一下,一切都对了。黑白小人儿面目焕然一新。黑白小人儿像戏台上的武生,穿铠甲,戴羽翎,横刀立马,威仪棣棣。他目光如炬。他眉心生出红火焰。

4

自我放大,也许是普遍的生物本能,连蚂蚁都不例外。它敢推动比自己大几倍的物体。有的蚂蚁拥有奴隶。哪怕有一天在凸透镜的焦点处瞬间化为灰烬,蚂蚁也不觉得自己弱小。蚊子也不觉得。它的吸血装置构造复杂,犹如一部精密仪器。一只母蚊子刺破什么庞然大物的皮肤吸血的时候,大约和我们凿通一处温泉的感觉差不多——哈,地热,资源,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液体全是我的。

此刻我坐在一间屋子里,在一张桌子前,像每个上午一样,灌下一杯茶,打开笔记本。但我其实只想抓辆越野上路。过一段时间不跑跑长路我就手脚发痒。上路,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或者重蹈曾经走过的长途,驶过冰河或泥沼,跑到人迹罕至之地,停车四顾,人迹断绝——这才是能够取悦自己的事。但这些只是幻觉。此刻我就困守在这张桌子前,对着一小方屏幕,发呆或者絮叨。我当然知道,在发呆或絮叨和肆意远行之间有大阻隔,所以对向往中的很多事,也只是止于向往罢了。在向往的荒野里飞奔意味着必须运送肉体。必须对它,对这个要吃要喝要休息要排泄的东西妥当安排。越是在刻苦的环境中你越是得像个老黑奴似的小心翼翼伺候自己。这关涉太多,太麻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曾有的肆意偃旗息鼓;不知什么时候,你就从一个虚构的霸王变成了窸窸窣窣的小人。

步行上班经过的滨河公园种着许多观赏桃树。这些树每年暮春都会繁花累累,然后在枝丫上挂满桃子。那些圆鼓鼓的小毛桃很诱人,每年我都忍不住会摘一颗,放到闲置的茶荷里让它阴干。几天工夫水分就会散失殆尽,毛桃会变成一枚小小的木乃伊。薄薄的桃衣纹理卷曲,回环勾连。我是从十年前开始步行上下班的。自从我开始步行上下班以后,每年都会存下一枚小小的木乃伊。不用标记也可知道它们的年份。阴干的时间不同,它们的颜色也不一样。它们在一只小棺材一样的茶荷里杂乱无章地堆着,仿佛从那年以来我所经过的十个春天也这样堆叠起来,毫无章法。

里面的桃核是不是还活着,我看不见,也不能推断。据说如果温度和湿度适当,桃核的活性能保持近百年,比人还经活。可惜它们没有腿,不能自己跑到泥土里去。这活性也就只能是被保存的活性,是不能实现的活性。

隐形的缠裹与生俱来。在被隔绝的意义上,我们和一枚毛桃没什么区别:我们长在枝丫上,被阳光照耀,被虫子啃噬;我们从一朵凋落的花底下悄悄长出、长大、成熟,发出迷人的甜香,然后被吃掉,剩下核,被种入泥土,进入下一番轮回;或者像这样,刚刚长成个桃子的模样就被一只好奇的手从树枝上拧掉,被放在一只棺材一样的容器里慢慢阴干,作为某个毫无意义的年份标记,或竟是作为岁月本身杂乱无章的喻体,被随意堆放。

无限轮回,或成为一成不变的仪式,看起来都是永恒的。但这也同时印证了生命的全程被动。在这种被动之中,你怎么抱持始终不渝的目的?作为某种链条上的一环,作为无数个接踵而来的春天里的一次开花结果,你怎么可能另有一个与你的背景相脱节的目的?

5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我被几个朋友拉到中原福塔顶层的观光玻璃栈桥上。

栈桥悬空,离地三百米。踏足玻璃栈桥的一瞬间,我大脑缺氧,意识一片空白。一阵眩晕过后,我很快回过神儿来。第一感觉是彻骨的寒冷。奇异的极寒瞬间灌注全身。确凿无疑,就是极寒,我被冻住了,四肢动弹不得,似乎稍有挣扎就会断裂。我感觉自己在膨胀,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沉重。那一瞬间我唯一能记起来的就是不知何时看过的一份资料——在寒带存活的生物体型都必须足够大,要庞大得足以抵御极寒才能存活。

在足以致幻的恐惧中,我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那个评语——“势强”。没错,我体内有一种强劲的“势”正在膨胀,它是倾向地面的,它正在把我连同这座塔,拖向地面。我被自己的庞大所累,正在不可阻挡地向地面倾斜。

每置身某种陡直而没有非透视封闭的高处——高楼的外置电梯,过街天桥,悬崖,观光塔,山间的悬空栈道或吊桥,哦,比如有一次是晋北悬空寺——理智便难以说服直觉。剧烈的身体反应总是让我难以再坚持要挑战自己的决意。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膨胀,立足之地开始摇晃、旋转,向某个方向倒下去。额上冒汗,脸色发白(别人的转述),下意识地攥紧或倚靠身边最近的固定物。我甚至不大敢看影视片中的楼顶打斗或游戏,更不敢看跳楼的剧情。那种情形让我感到头晕目眩,心口揪扯。我转过脸去,心里在喊,天哪,非人类。每一次由于参观而不得不走在一段玻璃栈道上,哪怕离地三尺,我都会感到十分别扭。我当然确信玻璃不会碎掉,但是直觉却不吃这一套,直觉在报警,提着的心就是放不下,我难以自禁地觉得一脚踩下去玻璃会裂开。

小侄子在不满周岁的时候,曾经被弟弟放在木盆里,端到悬空的外凸式防坠格栅上。防坠格栅是封闭的,承重数吨,放上去一个孩子毫无危险。刚刚当上爸爸的弟弟只是变着花样逗孩子玩,万没想到,那活泼爱笑的孩子在悬空的金属格栅上顿时呆若木鸡。尽管弟弟立刻把孩子抱了下来,但是,小侄子还是被吓到了,整整一天,安静异常,一双小手碰到什么都会紧抓不放。弟弟懊悔地说,没想到小孩儿也会恐高。数年前,弟弟曾经买过一套位于二十五层的房子。那房子位于一个文化广场西侧,视野极好,是四室两厅三卫的子母房,一大一小两套可分可合。谁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转手又卖掉。他说,他在那套房子里住过一夜。房间一直像树一样在摇晃,他说,太恐怖了,从高空坠落的幻觉怎么都克制不了。父亲病故之前,我们带他到开封去玩。在通向龙亭的台阶上,一向讲究仪态的父亲往扶栏外看了一眼,竟突然恐惧得四肢着地。那时我想起小侄子受到的惊吓,才意识到恐高是遗传的。

对陡直高度的恐惧在这个家族的血液里代代承继。与我们全部的经验和努力无关,与我们的理智和胆量无关——这恐惧,也是天赋。

在福塔顶层的玻璃栈桥上,我终于像个病人一样倒了下去。倒下时隐约听见一个声音,不要向下看,不要向下看。我在朋友的声音里醒来。我努力依照他们的提醒,站直,向前看。好的,我没有膨胀,也没有坠落。但我的双腿正像点燃的蜡烛一样在融化。过了好久(他们说,其实也就一两分钟),朋友们一边一个攥着我的胳膊建议,来,走一步。我勉强站起来。我看了看,退回去更近。于是我退回去了。

经过了走玻璃栈道的极端恐惧,我仿佛获得了对高度的短暂免疫。平生第一次,我斗胆坐到了百层高的旋转餐厅的玻璃幕墙边用餐而没有感到不适。但那免疫力只持续到我从高塔上乘电梯落地。极速电梯从一百零一层降到地面只用了十八秒。我看着层高显示屏。数字迅速翻滚。十八秒的坠落,在玻璃栈道上的感觉迅速恢复——极寒,膨胀,立足之地倾斜……我走出塔楼的时候口舌麻木。

我落地了。我告诫自己,再也不要登高了,不要不自量力,不要企图克服天赋,不要到这些界限之外的地方去。

6

相片上的黑白小人儿已经变得模糊,醒目的唯有那两道笔直上挑的浓眉。威仪棣棣。这个来自邶风的句子多年以前曾让我心中惊喜。从知道它的含义时起,这句子便参与了我对自己的想象:

我心如席,不可卷也。

我心如石,不可转也。

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虚构中的那个人穿铠甲,戴羽翎,横刀立马,目光如炬,眉心升起红火焰。虚构中的那个人命势强劲,灵智锐利,百毒不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经在一所高校从教七年。因为要求板书,而那所高校当时还没有升降黑板,我必须穿着足够高的高跟鞋才能对付。我不认为给大学生上课还需要板书,但当时没有别的辅助,板书课程大纲是规定。我个子太小,即便穿上高跟鞋我的手也够不到黑板顶端。我只得踮起脚,把第一行字写得尽量靠上。九十年代初的高跟鞋简直就是刑具,细跟,尖头,鞋底和鞋帮有一种冰质的冷硬。脚很累,太累,课时连续的时候它们酸胀得似乎随时都会爆裂。筋骨的紧张从脚心一直蔓延到后脑,令人几乎难以正常思考。我只得向教务处申请,我的课程不要联排——脚踏刑具似的高跟鞋连续坚持两个课时,对我而言已经达到忍受极限。

紧张还不止于此。

每逢有课的前一天晚上,我都会反复检查闹铃。上课迟到超过一分钟,属于“教学事故”之一。而我太贪睡,容易睡过头。所以要定两遍闹铃。这些倒还罢了,习惯了也就没什么。要命的是,我的秉性里仿佛有一种自我折磨的特质——对于正在做的事,我受不了一处不完美。我受不了自己的讲述论据不确,受不了讲述呆板或板书凌乱,受不了我的课堂上有学生走神儿或不耐烦。

备课完成之后,我常常靠在沙发上,把几个小时的课程默默“预演”一遍。“预演”常常会在一些细枝末节处反复打转,黏滞许久。沙发上的人闭目塞听,心思专注,仿佛面壁参禅。直到两个课时的讲解在“预演”中被打磨得浑圆平滑。第二天,我在讲台上一边踱步一边东拉西扯聊大天的样子,骗过了许多人的眼睛。就连前去听公开课的老教师也觉得我的状态很放松,说,“这货在讲台上大模大样,跟个收租子的老地主似的”。事实上我只是忍住从脚底蔓延上来的胀痛,把默默预演过的过场——那些层层叠叠的一二三四,那些衔接和转换,那些典故、引述,以及为着逗乐的装傻,又过了一遍而已。很好,我感觉到了。台下的每个人都被我带着,没有一个开小差。他们专注而且惬意。随时会有人扔出问题。问题不出所料,我心里掠过一丝得意,这些或呆傻或刁钻的问题,都被我预先料到了。

这外强中干、自欺欺人的状态弄得我苦不堪言。

后来,当我突然提出离开高校跳槽到一家机关单位的时候,许多人大惑不解。高校收入尚可,稳定,清闲,被认为是最适合女人的职业。离开高校到一个并不显赫的机关单位,貌似脑子进了水。谁也不知道,我离开高校跟弟弟放弃那所户型完美的房子,原因是一样的。自幼以来伪装的势强,那硬撑的虚荣和难以言表的力竭,让我有一种恐高般的致幻感。我需要的只是想象中的机关工作的闲散——可以坐下来工作,不必穿刑具似的高跟鞋,不必连续几个小时把自己摆在讲台上,不必在上班前一天晚上反反复复预演,不会一不留神儿就酿成责任事故。就是这个几乎不能构成理由的理由,让我毫不犹豫地跳了槽。

所有的撑持和逃脱,都印证着看到相片的第一眼所获得的直觉:我跟我的幻象。一组叠影。两个互不认账或互相抵消的人。

7

从幼年开始被反复怂恿的“势”仿佛一直在积蓄能量。一种不可思议的势能,它的起点在云霄之上,它化身为格外旺盛的精力,化身为百死不悔的执意和近乎轻妄的自信,暴雨一般迎头落下,强悍,不容置疑。似乎总也消耗不尽的精力四面流溢。而任何一种念头,一旦兴起就不可遏制。

充沛的精力导致的芜杂,和某种对于空旷的嗜好往往势不两立。

许久以来,我不停手地为自己增加着什么,有时是学历,有时是职位,有时是对某个陌生体系的了解和掌握,有时是某个交往圈子,有时是虚名浮利,有时是和衣食住行无甚关系的物件。同时却又不能容忍赘物,不能容忍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像个最新版本的杀毒软件,对一切“多余的东西”——某种令人不堪忍受的物品,或某种令人疲惫的人际关系,某种实在难以热爱的事务,等等——实施着凌厉的不留余地的清减。

这相互撕扯的秉性早已掌握了我。

某种莫名的厌倦总会累积到令人不能忽略的地步。我总是一厢情愿地估计,厌倦会在我的压制下自生自灭,但也几乎每一次,厌倦都不曾自生自灭。厌倦不仅累积,而且化合、膨胀,结果必是一场恶劣的暴发。这样的暴发规模并不大,也并不总是有显而易见的形式,所以,看上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我已经与某些事物之间划了一道界限。我很难跟什么人天长地久地相处,除非距离足够远,不常见面。为了减少别人的不适,我只好故意声明我的喜新厌旧,我对于间距的爱好。其实,我只是深知自己缺少那种始终如一的禀赋。

我很容易在一种旷日持久的相处中变得不耐烦。开始总是热情洋溢。热情澎湃而来,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但是,热情依然澎湃而来,难以克制。因为太猛烈,热情很快就用完了。这时候我才能冷眼看人。到了这个时候,疲惫往往也来了。开始,对方会被我的幻觉自动美化,但幻觉很快便会消失。眼睛一冷,我往往被真实的情形惊住——居然是这样的么?这怎么可能呢,我居然沉溺其中?尽管对方并没有错,对方也没有改变,但我被幻觉消退后的景象所打击,必会惊惶撤退。

在一番番被热情虚构继而被气馁拒认的友谊或爱情里,必然有一些,或全部,或局部,是真的吧。但是幻觉消失的时候,那曾经含在虚构中的真,也仿佛成了不堪斟酌的拟真。

8

去年春天,为装修刚刚拿到钥匙的新居,我与一家装饰公司签下合同。从形式上看这家公司做事很规范。他们对每个客户都会通过微信建一个服务群,群成员包括老总、分公司经理、设计部经理、设计师、设计师助理、工程部经理、监理师、工长,还有客户。

但这差不多只是个形式,真正打交道的也就是设计师和工长。设计师的职责似乎只是诱单。合同一签,设计师亦步亦趋的殷勤立刻消失。还有别的单子没有签下,比签下的单子更紧急。他一边支应着尚未签约的客户,一边找各种借口跟我拖延开工。而工长的忠厚之下埋伏着刁滑。他一路不停地建议,把建筑原件拆除换成他们的,加电路专线水路专线,这里拆一堵墙,那里砌一堵墙……不来?好吧。活儿干完了,他自作主张改了,加了,一脸无辜地说,记得跟你商量过的呀。浅灰色木纹砖本来素净淡雅,贴好一看,所有的缝隙都是雪白的,木纹砖贴出了水泥砖的效果。他又是一脸无辜,厂家的勾缝剂就是白色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用什么。然后建议,要不要加美缝剂,改成什么颜色都行。

他们操心的只是每个环节有多少利益可图,怎么才能赚到最多。这也没什么,毕竟人家为的就是赚钱。可恶的是他总要企图愚弄你,逼得你不得不见招拆招讨价还价。算计实在是太坏心情。即便如此,你的注意力也不可能穷尽每个细节。于是,双控布线遗漏了走廊灯,几处进出水接口因开槽深度不够因而微凸在墙面上,小吧台杯架因为进杯槽宽度不够所以我的酒杯统统不能悬挂,热水器与出水口的连接位置算错因而不得不加十几公分明管,诸如此类。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如此这般的旮旯会溢出预估。能自己修正的我就自己动手修正,不能自己修正的我也告诫自己尽量忍着不去做无谓的啰唆——木已成舟,说也无用。

这样的粗陋、不方便,几乎遍及各种事务,可以说是缺陷,但因为大家都能将就,也可以不算缺陷。如果你对所有的小毛病不将就,那就会显得太挑剔。挑剔是一桩累及人品的秉性,在伊城,这秉性被叫作“各色”。各色,意思是认死理,不宽容,和众人不一样,不好相处。这么一定义,你还敢认真么?

一般而言,如果跟对方难以在一个基准线上对话,那最好不要在需要高度默契的事务上合作。避免不对等的合作,也许是最灵巧的回避了——我认真我的,你敷衍你的,彼此不聚头,也就不至于因此自坏声名。但事到临头,我总是先信了人的表态。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特别善于事先承诺。你面对那么动人的表态,不相信简直纯属心理阴暗。

一次主题讲谈后,活动的承办方发布了未经校勘、意思拧转的“记录”。这在别人看来也许根本没什么。连活动主办方的一位搭档都说,其实根本没人看那么仔细。承办方都那么辛苦了,不感谢也罢了,还非得抠字眼么?但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意思拧转的“记录”。我平时甚至受不了一份文档出现姓名分行、太多的感叹号或省略号、首尾段落过长、分段太碎或不分段、引述多到没有几句人话、大词儿或流行语太多,等等等等。接受断章取义的转述仿佛吞下异物,我做不到。在建议修改无果的情况下,我只好选择了不转发。这努力隐藏的不满意,还是被对方觉察到了。然后的事可以想见。那几个人挺夸张地互相安慰:辛苦了亲爱的。感恩你的费心亲爱的。谢谢你的参与亲爱的。

我呢,成了一个抠字眼儿、挑刺儿、不知“感恩”的东西。我一见到谁随便使用“感恩”这个词就觉得腻歪。这实在挺滑稽的。这个渊源于宗教意义的词,本来是指人对造物主的感情,人与人之间无所谓“恩主”也无所谓“感恩”。我艾特了一下那个“感恩”帖,说,当你对人类表达谢意的时候,用“感谢”就行了。我一点儿都没有为自己的刻薄感到惭愧。想到许多次勉为其难的隐忍,我一下子松了口气。在某些时候显得不厚道也无所谓,我仍然不同意被篡改。

唯有在邂逅极少数的事物时,我的挑剔才会得到呼应。极少数的事物,有时候是一款材质精良的厨具,有时候是一支无损音质的《虚构》,有时候是一片瓦蓝如洗的天空。我们尽管不一样,但也总会有对某些事物怀有同感的时候。用过那样的厨具之后你也会扔掉所有粗制滥造的厨具,听完无损《虚构》之后你也会受不了哇啦哇啦大叫的狰狞乐曲,你也会明白,尽管美好事物是罕见的,但遇到它们的每一次,都会让人确认“挑剔”与“刻薄”的道义。

粗劣依然无处不在。粗劣并不因为我的不容忍就会减少。很多时候,他们解释,都是这样的,别人都没说这样不行。我注意到了,有太多的“别人”比我能将就。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那两个显得刻薄、不讨人喜欢的字眼——不行。

我说的“不行”太多了。在越来越多的不一致中,这些“不行”、不认可后面,往往跟着别人的愤怒和我的自疑:所有的不满意都只是由于,这些事情所达到的水准跟我心里那个标高有距离。那么凭什么,在我手里的就是标尺?

生活本来就被固定在这个当量之内,纵然百般着意、斤斤计较,事情也还是会按照这个当量固有的水准去展开。也许,和我匹配的就是这种漫不经心,这种煞白的地砖缝、意思拧转的记录、勉强达到流畅级的音乐、总是被雾霾遮蔽的天空。一边开车一边想要瓦蓝如洗的天空,难道不正是人们所说的“过分”?

9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刻薄秉性,我开始认识卫滨的时候,恍惚遇到了另一个自己。在许多沸反盈天的热闹里卫滨都是沉默的,从不主动交流。但凡开口,必是一语中的。我对这个话少的人有一种近乎尊敬的友谊。

卫滨跑过许多远路,而且车技过硬。我因此把他拉入了“七人行”。“七人行”是一个人员固定的自驾越野小组,每次出行带两部车。卫滨加入后,提出愿意独力负责团队后勤。八个人不算多,但因为每次行程漫长,且往往途经不毛之地,所以,后勤补给是一件最麻烦的事。虽然费用是分摊,但卫滨常常自己花钱贴补,尤其是一些非必要的补给,比如烟、酒、随身小药箱、环视太阳镜、频谱护膝,都是卫滨自己掏钱为大家添置的。开始大家还客气着,后来知道了卫滨令人瞠目的家底,也就不再虚套,什么时候缺了东西,就朝卫滨喊,总管,烟没了,总管,酒没了。随着卫滨的加入,越野小组出行途中的生活水准有了改善,在出行路线规划上也减少了一些补给上的顾虑。

团队名称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因卫滨的加入而改变。由八个人组成的“七人行”团队有一阵子变得气氛热烈,热烈得让我有点不适应。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人和人之间这样的热烈是不能长久的。不过我倒也惬意于这种热烈。毕竟,一个热烈的小团体,让人觉得仿佛多了一重结实的依靠。

随着交往渐深,越野小组里的人对卫滨的额外付出由最初的感谢到理所当然,再到习焉不察,最后,卫滨的额外付出成了义务。偶尔缺了什么,总有人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土豪”表示不满。卫滨跟他们不一样,不习惯当面辩解,更不习惯把不满表示得那么明确。卫滨表示不满的方式是,每次返回伊城后跟我单独喝场酒,闲扯他的出行心得。这闲扯里面当然包括了人物品评。沉默的人,眼睛真毒。他指出某个人的不堪时总是一针见血。我一边暗暗叹服,一边惭愧自己的麻木——是啊,越野小组也和任何一个群体一样,有专注于诱单的设计师和善于耍滑头的工长,只是我没有察觉罢了。

卫滨的挑剔从不直截了当——不指向当事人,而是跟我聊聊就罢。直到最后一趟同行,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卫滨的不满(有时候,我不得不说,卫滨的态度也许不止于不满,而是鄙薄)。但因为这些挑剔的准确,或许也因为我自己心里潜伏着未经甄别的不满意,我受了催眠一般,从对一个人的疑惑,到勉强敷衍,再到难以接受,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完成印象转换。可叹的是,我对人的不满从来是不知掩饰的。远行团队的人都感觉到了这种生分。这生分仿佛会传染,生分也在他们彼此之间扩散着。谁都不知就里,他们把这种匪夷所思的隔阂归结为“缘分已尽”。“七人行”出行的人数渐渐减少,乃至不得不解散。

“七人行”解散以后我总是回想起那些一起走过的长路。我兀自伤神,也常常无端想起卫滨眼神里偶尔出现的空白——我把那种含义不详的眼神称为“空白”,因为我难以理解它的含义,还因为每当那种眼神一出现,我都有一种直觉:谁又做错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讨嫌的话。

最后一趟出行只有我跟卫滨两个人。我们打算先到西安,加入那里的陕甘青越野大队,穿过秦岭和青藏高原到可可西里去。除了又加固了一下越野,途中所用装备单子是我列的,卫滨一样一样细心备齐。车到豫陕交界,我们停下来加油,在一家小馆子吃烩面。服务员放下碗筷刚刚转身,卫滨拍下一张百元钞,拖着我就要离开。我问他要干吗,卫滨说,你没注意?这女的看人的眼神像个鸡,我真怀疑这是家黑店。我回头看了看。那女人身形不错,走动起来风摆杨柳。挺好看的,我说。卫滨很惊讶,你没注意她的脸?一脸贱相。

那一刻,我又一次注意到卫滨的眼神。那种曾经多次出现的神情,我一直称之为“空白”的神情,在那一刻又出现了。只不过那一次因为针对外人,那种含糊其辞的“空白”陡然间显得含义清楚。

一瞬间,我觉得筋骨发凉,仿佛衣缝里爬进一条蛇。

完美的卫滨看不惯一切——太热情或太冷漠,太直爽或太世故,太殷勤或太骄傲,太钻营或太潦草,太正经或太不正经。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种。而我正在适应这个完美的判断系统,努力成为一个“没有毛病的人”,一根企图丈量别人的标尺。这画地为牢的一年,我从自己的朋友圈中减去了“不像样”的队友、“不像样”的同事、“不像样”的同学、“不像样”的爱人。直到,在许多个午后或者夜间,我从睡眠里醒转,一睁开眼睛,第一念竟是觉得自己“不像样”。

我知道,我中邪了。

10

当彼人一直挂在嘴边的攀登雪峰成为一件对我而言再也不可能的事,当不得不说出“你自己去吧”的话,我正窝在沙发上进食。

身体之内的渐变正在显现它必然的形状。身体变得沉重,又或并非更沉重,而是身体的“势”改换了方向——它正在沉坠,与攀登反向。身体正在降落,它对所有的高飞便不再产生同情。这由衷的不认同,这对于当初的背叛,与骨肉的衰竭相伴生,完全不受意志的左右。没有什么比身体的局限更能让人尝到拘束于牢笼的滋味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没有气力再尝试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反生活”——在没有目的地的长路上,在宿营地,在筹备中或者休整期,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而我不得不试图和这副动不动就出故障的躯壳妥协。

我摸着弯曲一下都会疼痛的左膝,我的确跟不上那个行动迅如疾风的野人了。我说,你另外找个人去吧,找一个还能够跟你一起攀爬的,男女都行。

我曾对精神或灵魂之类的玄虚之物坚信不疑,以为人的判别力和意志力即便不能穿透一切,至少也是可靠的盾甲,足以抵挡一切对于自我的侵袭。只是,当身体在时间之中慢慢沦陷,那些被高举的附着物竟也随同沉落。毋庸置疑,人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认识,人对他人的好恶,都在随同身体转变。橘生淮北则为枳。正在衰败的身体之内,生长出来的是退守与防备。被我们企图一分为二的东西原是荣枯一体。它们甚至不是同一个体的内外面,而只是我们对同一个体的不同称呼。所谓精神或灵魂,就窝藏在体内的每一枚细胞之内,在肉眼不可见的分裂或收缩之中,犹如疼痛或饥饿,不是身体的衍生物,而是身体本身,是身体的枝叶上泛出的颜色。

人生到此,我才真的认清了那个被戴在我头上的“势强”。

那个亦贬亦褒的评语,从来就不是指称我的力量,它指称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由身体的蓬勃旺盛而自然形成的胆气和执意,一种由内而外的冲击,一种澎湃不可阻挡的生长,犹如火山灰冲天而起,犹如洪水决堤而下,建设,也毁坏,浇灌,也淹没。这箭在弦上的“势”,从一个健康皮实的孩子身上生发而出,一定曾让大人们暗暗感到某种含着醋意的欢喜,哦,这不知死活的孩子,好奇,生猛,什么都想试试,什么都敢招惹,磕破了头也满不在乎,吓破了胆也咬牙不认。这让他们的谈论充满了惊叹:哈,这孩子,歪着呢!

奔流浩荡,泥沙俱下。那一往无前的猛势终于在辗转跌宕的长路上慢慢消尽了力量。湖池澄净,水草蔓延,鱼虾滋生。一个少年,一个混账放肆的孩子,很快成为世事洞明的成人,再成为盘根错节的老者。

说出告别的一刻牵肠挂肚。

难以确知是什么导致了他和我的不同,但他的确和我不同。他依然混沌,流势还在。很难想象这个人也会颤巍巍地手拄拐杖昏然老去。这奇异的气势令人迷恋又惊恐。而我终被自己的力竭所困。看着这个野人,我也有一种含着醋意的欢喜。你去撒野吧,我说,找个跟你一样不着调的人同去。

那时我想起一位诗人。她耀眼的才华也终被喂养身体的力竭所困。她说,肉体是一堵墙。她自己亲手推倒了那堵墙。

11

有一阵子我常常梦见考场。一沓天书般的卷子摊在面前。题目太多了,我一道都看不懂。我对着那些题目苦思冥想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奶奶的絮叨:胎光吸走了,幽精出来了,慧根被啃了,人就发痴了。我想我是痴了。梦中的考卷上文字消失,文字化为一幅画像砖拓片,拓片上有一棵根系婆娑的小树,我认出那正是我的慧根,它正在被一只状如海马的幽精慢慢蚕食。终场铃响了,我在白卷上写下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总是由一些神符般的密码构成,我的手写下名字时仿佛被外力操控,我看着自己写下的名字却不能辨认。

梦境的奥义难以分析。

自幼至今,从未有什么考试让我感到过困难。除非故意自黑,我的每一场考试成绩都堪称“无损”。仿佛特为打击我的自负,梦中考场上那一沓天书般的卷子,终于把我难住了。

像梦中考场一样让我沮丧到自鄙的事常常突然降临。

一次网络故障就可以彻底制服我。故障像一座隐形的王屋山,挡在我正在走的路上。这是一座符号的王屋山,我丝毫不理解它的运作系统是怎样指挥了这场罢工。我不知道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电线与接口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逻辑联系。重复连接的尝试经过了所有可能的路径,错误提示始终不变。沿着错误提示追索下去,我一趟又一趟绕回最初的问题。那时候我一再想起让我交了白卷的梦中考场,我意识到的确有太多的题目是我不能进入的,那棵根系婆娑的小树在这里没有延伸它的枝丫。而这样如入五里雾中的绕圈,办公室的小孩一下便可跳开。他随便动了几个键,拔下某个插头再接上,故障排除了。我看得明明白白。在问题又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原样操作一遍,却一如既往,坠入那个永远不得其解的雾幔之中。其实完全可以放下它。但平地生波的故障像一片荆棘在胃部倒伏,那里有一大团郁闷结成了硬块。

我执拗于独自打通这些关卡,即使这种打通毫无必要。被阻隔在自己并不曾设立目标的路上会让我懊恼不已。我坚信是有通途的,而且,我毫无根据地觉得我能找到,就像在梦中考场上我会面对一堆天书般的题目坚持到终场。终场铃在我脑中一遍遍响起,我跟那个路径之间依然隔着鸿沟。我跟我企图要解释的物事之间语言不通,只能平白猜测。我甚至不了解题目设置的前提。为什么点击一个客户端,无穷的信息便会在我眼前展开?在信息源和我手掌下的鼠标之间,都经过了什么?某个闪念,怎样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传导化为了可以瞬间被解析的文字、图像、视频?智力在这样的雾幔中左冲右突而不得其门。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题目的外围转圈。

这是一种极少经历的、令人无可着力的失控,犹如溺水——我凭着对自己水性的自信游到了一处深不见底的水域。水势浩荡,而我的力气用尽了。大水簇拥,举起我的脚,按下我的头。枝丫婆娑的小树在无形无迹的迷宫中倒伏。命势衰弱,杂念丛生,灵智隐蔽。

的确,有太多的事物远远大于我,有太多的题目是我不能进入的。形形色色的梦中考场正在毫不留情地打击那种虚构的“势”。它们会以乱码般的语言系统,把我变成一个根本不具备对垒资格的局外人,一个貌似势大力沉却无从措手的莽夫。

12

第一次想到时间的虚妄,是在新疆上空,在西行的飞机上。

彼时晴空万里,透过舷窗向下看,入目的是灰红色背景中大片大片的蛛网般的白色线索。蛛网是不规则的,线索的走势类似国画的披麻皴,气势夺人。那是山脉间已经干涸的河道。在这些自然弯曲的河道之间,偶尔会出现一段戗直的拉链般的色线。那是人工开凿的水渠。然后是断断续续的红色凸起,是传说中巨大的火焰山。仅仅用了十几分钟,那些曾需要数载苦行才能翻越的山脉便在下界晃过,让人觉得“天上方一日,世间已千年”并不是神话中的虚构——并不是飞机的速度有多快,而是天上相对于世间,距离是浓缩的,正如地球自转中的两极相对于赤道;进而,所谓“时间”,在“天上”也浓缩了。

我们寻常所说的“时间”,只是在和身体的涨落动定相关联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存在的只是星辰的位移。在浩瀚不可思议的太空中,有几颗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星球——太阳,月亮,地球,它们的相对位置决定了我们的年度、季节、昼夜、时辰、分分秒秒。“时间”存在的全部证据,不过是太阳的出没、月亮的圆缺、钟表指针在表盘上重复转圈,以及,一个人或一些别的生物,出生了,长大了,老了,死了。

更远的那些星辰离我们有多远?那种令我们终此一生也不可能看到尽头的距离,只能使用光的移动来描述。我们依附其上的这颗星球正在围着太阳转圈。光也出发了。这颗星球兜转一圈,光也向那颗星辰的方向行进了一年。这种可以瞬间穿越三十万公里的无形之物,它在奔赴某颗星辰的长途中走了一年,却还在这段路程的起点。一种特殊的光——我们的视线,正在投向某颗米粒般的星辰。视线穿过的空间只能在想象中展开。空间展开的过程在不可思议的距离中仿佛失去了尽头。看星星,意味着一个过程的无穷无尽,意味着时间的不存在,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巨大背景的双重失控——不仅不能思考,甚至不能眼见。这不可泯灭的隔阂,是意识对于物质世界、对于一切无限事物的缴械。唯有在这种遥远得令“视野”一词不再成立的空间中,时间才会被怀疑。

这怀疑从接触天文课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我盯着黑色背景中的太阳系模型,用力想象在那个乒乓球大小的蓝色球体上,我在哪儿,有多小。我想起小数点后面若干位的小数。再远一点,这个星球也像我一样渺小,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在那些模型旁边,所谓语文数学物理等等,都只是我们的煞有介事。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都是不成立的问题。人和天体太不成比例。我们这个物种所经历的全部所谓时间,都不够用来让一个人的视线到达某颗星辰。

很久以前,每到满天星星的夜晚,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米粒般的亮点,我总会被一种莫名的恐慌所包围,仿佛早已窥见了人世的轻忽与偶然。如今我陷在雾霾里,偶尔才能看见它们。我正在看着的是它们曾经的模样,是人类没有出现以前的模样,就是说我和它们并不在同一种时间之中。或许此刻它们已经消亡了,我看到的不过是它们消亡以前投射的光芒。那么,我和它们也不在同一重空间里。从始至终,我们一直处在这样的隔绝里,在这庞大不可思议的诡异中,在一种绝对的被动里。所谓时间,正和一切在视野之内的存在一样,只不过是虚拟中的又一道围墙罢了。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爱读书立场,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dushu263.com/40165.html
上一篇
下一篇

为您推荐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在线咨询: QQ交谈

邮箱: 200768998@qq.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节假日休息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