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尽管这句话自有背景，但还是一次次被用于重大公共灾难之后，对诗人的诘难。“在人类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诗人和诗歌更应该承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崇高使命。”在第四
哲学家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尽管这句话自有背景，但还是一次次被用于重大公共灾难之后，对诗人的诘难。
“在人类正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诗人和诗歌更应该承担起引领人类精神的崇高使命。”在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开幕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的发言道出了与会诗人共同的心声。
12月，第四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举行，来自国内外的60余位诗人以主题研讨会、朗诵会等形式就多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让诗意为疫情肆虐的时代增添了温暖和力量。
诗歌周开幕式上，中国作协主席吉狄马加致辞
世界正被重塑，诗人不能缺席
肆虐全球并还在蔓延的新冠病毒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世界。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不同地域的人们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后疫情时代，我们该如何更深思考我们的存在，诗人应当如何进行书写，成为本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关心的一大话题。
本届诗歌周以“我们共同的星球——见证诗歌的温暖和力量”为主题，正是基于此的一个回应。在吉狄马加看来，“（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不亚于上一个世纪至今所爆发过的两次世界大战，这场疫情所带来的国家间的关系、地缘政治的关系、不同族群的关系、不同价值体系的关系、不同经济体的关系，实际上都已经被深刻重塑。而诗人不能在此严峻的时刻缺席。”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诗人梁平自疫情爆发以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以诗歌介入这场全人类共同的遭遇。在他看来，“不著一字不一定是洁身自好，留下文字也绝非馒头蘸血。一个诗人在这个春天保持沉默，如果把沉默引以为至高无上，比一个战士临阵脱逃，更羞耻。”
疫情之下，写诗并不可耻，面对这个时代最大的主题，不写才是更羞耻的事。梁平说，一个诗人有对人类情感和公共事件表达的冲动，非常值得尊重，因为诗人表达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但他也提醒，“不要写得花枝招展，因为那是极其不合宜，跟事件不匹配的。”
阎安直言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坐下来讨论诗歌，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新冠疫情证明了人类无论民族、国家、信仰多么不同，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们应该像伤痛自己一样，为人类的伤痛而悲哀。”在阎安看来，疫情的突发，将全球化对汉语修辞表意功能的冲击放到了最大，疫情成为一场深刻的革命，“包括对人的一切，人的最本质属性的，语言属性的，这样一场革命。”
开幕式上，表演者用诗歌诠释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疫情促使诗人思考人类终极命题
疫情以来，身为《诗歌月刊》主编的李云，接触了大量书写疫情的诗歌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但也存在大量泥沙俱下的作品。他从编辑角度，建议诗人对疫情的写作要力求逼近真实、道出真言、抒发真情。唯有坚持“真”的根本立场，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诗人要有超敏感意识，对稍纵即逝的过程进行敏锐地捕捉，从生活中捕捉诗意。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全球流行病，只聚焦一个点写不出来好的东西，面对全人类的共同的灾难时，诗人要有全球意识。
新冠疫情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它不仅考验全球各个国家应急处置的能力，还考验着道德考验着人性。诗人邰筐提醒大家，“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想一想，这也许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次警告呢？让你不再那么自信，不再那么狂妄，不再那么疯狂，不再斗天斗地，让你学会和大自然和平相处，让你更珍惜生活，更热爱这个世界。”
诗人施施然回忆起今年春天，“我们在封闭中度过了整个春季。窗外，柳枝绿了，桃花、杏花、玉兰、海棠渐次绽放出鲜丽与芳香。燕子在檐下翻飞，鸽群在空中翱翔，猴子和梅花鹿堂而皇之奔走在没有车辆和行人的街道……一切仿佛都是自由的，只有人类被禁锢在玻璃窗内，一步也不能离开。疫情期间，除了力所能及地为抗疫做些捐款捐物的实事，隔离在家也是在为抗疫做贡献。诗人观察世界，也记录人类心灵的沟壑，我想说，这就是诗歌的力量，也是诗人的担当。”
疫情期间，很多文化活动都改成线上方式进行，这客观上使身处中国的俄罗斯诗人伊琳娜·丘特诺娃有了更多机会参与全球各地的诗歌活动。“疫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原来无法参加的活动现在可以参加了，也使我不断思考这个因为疫情到来的全新的时代，”丘诺特娃提出了“诗人为谁写诗”的问题，认为优秀的诗歌是具有历史价值的，“诗人描述今天怎么面对新的情况、人类呈现出怎样新的状态，在历史上会有价值。”
斯洛伐克诗人马里昂·马霍认为，由于全球化，任何国家都无法在闭关自守中实现繁荣昌盛，任何国家都无法自行解决诸如贫穷、战争和环境灾难等全球性问题。“我们需要真诚的对话来理解彼此，讨论必须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为了世界和平、全球发展和环境保护，所有国家都必须采取行动。”
诗人康伟认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再来回顾今年我们共同走过的抗击疫情的历程，特别是在诗歌领域中来反思、探讨、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康伟表示，疫情的发生深刻影响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
回头再看诗歌和诗人的表现，康伟认为中国的诗歌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很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他表示，由此引发的关于诗歌写作伦理，诗学项目，诗歌的社会现象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具有特殊意义，“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期间，可以出现经典性的作品。”
哥伦比亚诗人李戈在杜甫草堂朗诵
在多元和个体差异中，巴蜀诗歌新风气正在形成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地，成渝地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中国诗歌版图上重要的一块。从楚辞到陈子昂、杜甫，再到欧阳江河、柏桦、张枣、翟永明、李亚伟，这些古典和现当代的诗人，或生于本地，或客居于此，留下了许多重要乃至伟大的作品。在他们的照耀下，新时代的诗人如何再出发，也成为本届诗歌周关心的一大问题。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诗歌表达”沙龙上，诗人、《环球人文地理》总编辑李海洲认为，地域性写作永远属于世界的一部分。“四川话和重庆话是最接近诗歌语感的语言，就像闽南语和粤语更适合音乐的节奏一样，我们用川话在写作，融合地域性特色，保留川渝诗歌的传承。”李海洲表示。
李海洲说，新一代诗人在“野蛮”生长的同时，也要回归写作本身，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所谓的代沟出现，但人和人之间的代沟就是通过作品的交流来消解。
作为四川诗人、《草堂》诗刊编辑李龙炳认为，对于川渝新一代诗人来讲，能在这样浓厚的诗歌环境下创作是莫大的福分，但同时又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和难度。
“巴蜀有非常优秀的诗歌传统，太多的大师，已经留下了太多优秀的范本，如今说到巴蜀诗歌，基本上还是第三代诗人的影响力。在这样的环境下，新一代诗人的发展难度太大了，由此出现的一个现场就是，中国诗坛对当下川渝新一代诗人的认可度是不高的。”李龙炳表示，“生长在中国诗歌高地是莫大的福分，但对于新一代诗人来讲，如何突破第三代诗人的阴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一直致力于将民族文化和楚地文化融汇在诗歌创作中，在他看来，诗是通神的技艺，“这在少数民族地区很普遍，万物有灵、灵魂崇拜，这片土地上原有的宗教信仰、民俗习惯，民间文化背景都可以融入到现代写作中去。”
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概念，内涵极其丰富。在阿库乌雾看来，随着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推进，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新的巴蜀诗歌风气。“成渝民族文化多元，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诸如三星堆、金沙，长江文明都会成为成渝诗歌的创作灵感。”阿库乌雾表示，“而当今乃至未来，城市对我们的塑造，也影响了新的城市诗歌、诗人群，我们依然要走多元化之路，还原诗歌自身的自由精神、自由审美，城市诗歌更需要多元和个体差异性。”
朗诵会上，阿库乌雾朗诵起自己的彝语诗歌《招支格阿尔之魂》。
据悉，本届诗歌周由四川省作协、四川省文联、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等支持，成都市文联、成都市文广旅局、五粮液集团公司主办，成都市文联《草堂》诗刊社等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