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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二本生

沉默的二本生

中国每年3000万在校大学生,

90%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

一本院校只占全部高校的13%,

高考大省如河南、湖北等地一本录取率只有10%。

 

二本学生自知不是什么“天之骄子”,

在媒体和社会舆论上也很少存在感,

大多数人都是默默上学、默默毕业、默默就业,

但是正是这批数量最为广大的年轻人,

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

正在由这个群体决定。”

沉默的二本生

黄灯教授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任教十余年,

观察了自己带过的4500多名二本学生,

记录为《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今年9月出版。

 

一条采访了十几名二本学生,

并专访了黄灯教授。

“这一代二本学生,

比起前人来,遇上了更为艰难的挑战。”

编辑 谢祎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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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二本生

《二十不惑》中出身平凡的姜小果

看鉴宝节目选专业,

毕业7年换8份工作

Max 90后 测绘专业

我出身于东北一个单职工家庭。高中时没有好好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高考分出来之后,专业是我妈拿着报考指南随便选的,一所二本学院的宝石鉴定。当时鉴宝节目很流行,我觉得听着也挺洋气,就同意了,但分数不够,最后调剂去了测绘专业。

这个学院是一个专业性特别强的工科学校,在一个特别小特别破的校区,面积跟大一点的高中差不多。基本从来没有讲座、出国交换、比赛活动,企业宣讲也没有,大企业的门都不知道朝哪开,毕业的时候也没有招聘会,就是来几个建设X局大队这类的,要的大多是体格健壮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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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不惑》女主姜小果毕业离开校园

我本身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大学就混过来的,跨专业考研没考上,也没继续考,毕业就回家了。

我妈是下岗职工,家里对我找工作这个事情也帮不上什么忙,就由着我自己各种盲目折腾了:受电影和杂志影响,我很想去时尚行业,但是背景完全不相关。投了一些当地商场导购的职位,人家又嫌我学历太高了。

测绘公司,培训机构,早教机构……我7年换了8份工作。我对自己说,下一份工作无论如何,死也要撑满两年,结果去的公司都是一年半年就倒闭,树欲静而风不止。

沉默的二本生

《二十不惑》剧照

可能拿着二本学历,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公司吧。我对二本学历的感受就是,往上升靠不了它,往下掉的时候也接不住。上二本还能混得好的,基本上都和这个学历没有太大关系。

去年年底我又辞职了,想考公务员。备考的时候,我以为其他人背景应该跟我差不多。没想到那些重点本科毕业、甚至是硕士毕业的人也来竞争。看看自己这个可怕的简历,我感觉前景很不乐观。

差七分只能上二本,

用了8年时间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

小周 94年生 计算机专业

高中以前,我的成绩都很好。小学、初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中考更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全校第一。

高中我的成绩就平平无奇了,一直维持在一本线边缘。最终高考差一本线七分,听家人劝说,没有复读,选择了离家近的省内二本,读的是计算机专业,方便就业。

大学刚开始,我还是很雄心勃勃的,目标是毕业后进BAT。但是后来我就慢慢被打击了。因为是二本学校吧,我的同学里面就没有特别热爱学习的。到后面,我也开始逃避,不认真学习。毕业找工作投简历,大部分都被直接拒绝,少数去面试的,也觉得我能力不强。

沉默的二本生

《二十不惑》剧照

最后我其实是走了一条和自己的学历没有太大关系的就业道路:考各种证书,当老师。

教师资格证还蛮好考的,但是考事业编制要难很多。我连考了两次,面试都没有过关,考到第三次才险胜,进了我们当地高校的图书馆工作。

进去之后我才知道,这是这所学校十几年来第一次招二本学历的人。我姑姑是一所中专的老师,她说有些小企业宁愿要大专生都不愿意要公办二本的学生,因为他们专业技能训练得更好,企业不需要再花额外的力气去培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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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就业了,但我对自己的学历还是有点自卑,最近学校新职工培训,我都不敢和坐边上的博士们搭话,总觉得自己和985高校毕业的人相比,是一个天一个地。

今年我报考了非全日制的研究生考试,希望能在学历上提升自己。

一线城市高攀不起,

不如回老家安稳度日 

晚秋 90后 中文专业

我能上二本,已经是学渣的逆袭。

我老家在汕头乡下,到处都是农田,家里六个兄弟姐妹。高中我读的是汕头市一所普通中学的普通班级。

大学期间,我对自己最低要求就是不能挂科。更多时间我都在外面打工,干的都是一本学生们看不上的活儿,比如周末去广州各个高校里摆摊,帮学生开电话卡充值。寒暑假去深圳的电子厂里做零件,一天下来能有100多块钱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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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冬雨在《后来的我们》中扮演一个小城女孩

那时我就决定,毕业后回老家工作。留在广州,一个二本学生并没有什么好的出路。我亲眼目睹有人毕业后换好几份工作,去上海打工,工资每个月只有3000块钱,生病都不敢去看医生,现在又换成去销售化妆品。

我现在在老家的中国人寿做文员,单位从家里骑二十分钟电动车就能到,工资水平也比汕头平均水平高很多。因为吃住都在家里,毕业三年存了一点钱,我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沉默的二本生

《后来的我们》剧照

越是二本学生,其实越没有折腾的资本,更要早点学会认清现实规则。现在遇到师弟师妹,我都会告诉他们要重视行测,因为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银行也好,企业也好,都会考行测。这样能少浪费时间,避免走弯路。

简历和面试也是有套路的,一定要懂一些。我们二本学生本来在学历上就处于劣势,如果在社会交往上太乖、太实在,就更难突围了。

黄灯专访:二本学生代表了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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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灯

我是黄灯,200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广东F学院任教,十几年里教过的二本学生多达四千五百多名,接近一半来自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

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年轻人的状况。

他们大多出身平凡,来自不知名的村镇,身后常常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是务农、养殖、屠宰,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学生能上二本,对于他们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我在一个班上统计过,70-80%的二本学生其实都是当地的重点中学毕业,有的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他们的生活境况的改变,完全依赖于当下的高考制度。经过应试教育机制的淬炼,他们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在课堂上很乖,习惯坐在座位上记笔记,很少向老师提问,考试前特别渴望老师能划重点。

很多学生在课下都不知道怎么和老师相处,肢体动作和眼神很不自在。我认为大学生已经是个成年人,和大学老师之间应该是很平等的关系,但我的大多数学生和老师相处时还延续着中学阶段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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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已》的几位女主角回到大学课堂

绝大多数的二本学生,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经常和我说,她北京的前同事,都是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不少孩子大学毕业后,因为嫌工作不满意,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想踏入社会,让父母特别发愁。

这种情况,在我的学生身上,几乎不会发生。他们即使家境再好,也乐意去外面发传单,去饭店端盘子。

长期被忽视的这些年轻人,

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石

二本学生这种“没有野心,追求安稳”的状态,和他们长期被忽视的状态有关。现在这个社会特别单向度,崇尚成功学,北大清华的学生曝光率很高,但普通的二本学生基本不进入大众视野,很难引起媒体关注,社会对他们的低期待会影响他们的自我定位,觉得自己就是没人关注的普通人,应该过普通人的生活。

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愿意考公务员。这可以说是二本学生的最佳出路,因为这是唯一一条对学历没有要求和限制的路。

如果二本学生想考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将来走学术道路,有些同学在面试这一关就会因为二本学历给刷下来,录取的难度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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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过重点大学里的招生老师,他们承认内部确实有这个潜规则,只是做得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学校也要保证生源质量,在本科985、211和本科二本的学生里,当然会选择前者。

学生们一开始不信这个邪,跌倒了几次,有的会放弃,有的就降低标准,录去非重点大学的专业里读研。

企业招聘也更青睐重点大学的孩子。炙手可热的互联网行业自不用说,一看学校是二本,可能简历关都过不了。新东方、学而思这种教育机构,也很少收非985、211学生。我们学校学生的师兄师姐出去面试,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大、暨大的人都在,那我肯定没戏了。”

沉默的二本生

而好一点的事业单位,基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招聘要求特别具体,像早就内定好了似的,学生去大概率会被刷。

二本学生的出路就这么几条,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

我2006级班上的52名学生,有十几人都进入了传统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有的父母是机关公务员,听从父母建议,很早就下决心考公,大学毕业后,顺利考进县机关。更多的学生,换过好几份工作后,最后还是决定回到考公的路上,并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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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的2006级毕业生重回办公室

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目,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80后仍能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

90后已无太多缝隙

我是70年代生人,1995年大学毕业,读的岳阳大学,按现在的标准看,也是一所二本学校。

我当班主任带了两届学生,分别是2006级和2015级,见证了80后和90后两代人的成长。

如果说70后的一代是幸运的一代,那么对比我2006级的学生,可以看到80后同样享受到了时代夹缝中最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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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伙人》中90年代的大学课堂

2006级学生毕业8年后,我做过一次统计,班上52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其中居住广州的有17名,居住深圳的有4名,其余的则大多回了生源地。

毕业时,班上没有一人选择考研,八年过去,除了一人选择读在职研究生,依然没有一人全脱产考研深造。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对自己的就业状况较为满意,并不需要通过文凭的提升去改变生存状况。

而90后的孩子就没这么好运了。和2006级学生比,“房价”已成为我和2015级同学之间不愿面对的话题。

2006级的这个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但2015级的这个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

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足。

2015级的学生,已有更多的个体,陷入了真实的迷惑和困顿。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企图从班主任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

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现实,念大学对我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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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伙人》剧照

年轻人要充分接纳自己的个人经验

随着对2015级这个班的学生了解的深入,我发现这一代孩子整个成长路径,和之前的二本学生比,最大的区别在于自己的生活跟真实的现实比较隔膜。

他们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打着激素成长起来的一代,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我的很多学生难以正视自己的出身,他们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的价值体系里,对标的都是网上的生活。对身边的真切的事实——自己的父辈,成长的社区,学校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了解的兴趣和欲望都不大。

有一个女孩因为家里很穷,从小听长辈说家里为了送你读书花了多少心血,整个人总是很自卑,觉得是自己造成了家里的负担,贫穷是原罪。

但她面对自己出身的态度,不是想着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面的人交往,临近毕业也不好好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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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他们不能充分接纳自己的个人经验,并从中获得实在的生存依凭的话,就特别容易陷入虚空。

所以在教学中,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通过写作、做田野调查、和爷爷奶奶聊天、关心爸妈的工作,来找回生命的真实经验,拉近和现实的距离。

有一个女生,主动来找我,带着她调查越南妈妈这个群体,在村子里做了两年,除了完成调研报告,我还鼓励她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

她的家乡,其实就有很多越南新娘,这个现象背后有许多沉痛的议题。她最后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身边人的真实故事,本来是发在一个小众非虚构平台上,没想到一下就引发了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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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就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本来是学人力资源的,后来考研去新闻系了,不仅得到了来自外界的认可,她自身也获得了另一种审视个人经验的视角,认识到这不仅是个别个体的事情,而是越南新娘这一个群体的事情。而且她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为这个群体做事,实现自我价值。

可能这才是二本学生应对现实的一个开端:接纳真实的自我。这样才能迸发出持续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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