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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曾是国军少将,开国又被授予少将,彭德怀:那我顶多就是中将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场。经过中朝联军的浴血奋战,终于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逼到了谈判桌上。而在这两年的激烈谈判中,美国人却充分领教到一位中国智将的厉害,他便是开国少将——解方。美国军方学者赫姆斯说他是:“最难缠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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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原名解沛然,1908年11月出生于吉林东平。少年时代,解方就学于奉天三中,在同学中品学兼优、出类拔萃。解方一直梦想着东渡日本,在那里学到高明的医学知识,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然而在1927年,少帅张学良却改变了他的志向。

当时,张学良想将自己的弟弟张学铭派往东瀛学军事。他听说解方品学兼优,于是想让其一起前往东京陪读,好有个照应。为了打消解方的疑虑,张学良向他阐述了“大医医国”的想法。听了张学良的指教,解方感到治病救人是拯救国民,学武用兵、外御强寇同样是拯救国民,两者殊途同归。因此解方放弃了当医生的梦想,而是投笔从戎、效命疆场。从此中国少了一个高明的医生,多了一个智谋百出的名将。

在日本,解方就读于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按照规定,解方在第三师团第六联队当兵,而联队长正是我们熟悉的岗村宁次。在日本,解方尽显其“学霸本色”,最后综合成绩名列第一。然而由于解方曾在“济南事变”中,厉声谴责日军的屠杀行径。因此,校方将解方的名次改为第三。但即便如此,解方仍获得天皇裕仁御赐的军刀。要知道,即使是日本本土的军人,能获得军刀的殊荣,都屈指可数。

回国后仅仅一年,日军便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从此沦入敌手长达14年。而此时的解方,正在天津协助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张学铭。11月18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带领特务团队潜入天津,想在此地策划一场“九一八”式的暴乱。然而23岁的解方却见招拆招,带领天津保安队大败日本特务。遭遇惨败的土肥原贤二懊丧地说:

“没想到学生把老师打得这么狠。”

家乡沦陷,让解方心急如焚,他一直希望能跟随东北军一起打回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却让解方的希望一次次成为泡影。不仅如此,解方所在的东北军还被强迫派往前线攻打红军。放着外敌不打,偏要陪着老蒋上演“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丑剧,让解放万分懊丧。无心恋战、士气低落的东北军根本就不是红军的对手,今天少一个旅,明天少一个师。蒋介石,完全是在借刀杀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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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屡战屡败,解方开始逐渐被自己面前的对手——中国共产党所吸引。其后,他多次阅读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对其中抗日救国的思想感到佩服万分。于是思想逐渐倾向革命的他,秘密接洽自己的故友,身为中共地下党的苗浡然。在苗的感染和启发下,解方终于认定,解放故乡、驱逐日寇、让国家富强非中国共产党不可。

此后,解方便成为了中共在东北军的内线。按照党的指示。解方多次向张学良阐述“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在解方的潜移默化下,张学良最终决定发动西安事变。必须要“逼蒋抗日”。而在“西安事变”发动前的4月,解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在兰州,驻扎有大量中央军的军队。若想要保障“西安事变”的成功,就稳住兰州。于是解方自告奋勇,于12月12日潜入兰州。解方巧妙地设置了一场“鸿门宴”,将与会的中央军将领全部逮捕迅速逮捕,并干净利落地将当地军队全部缴械。

“兰州事件”,彻底解除了西安的后顾之忧,壮大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声势和实力,为“逼蒋抗日”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解方的身份是少将参谋长,实际并没有兵权。而他却利用自己的智谋“空手套白狼”,因此这次事件,又被称为“参谋造反”。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去往南京,随后开启了他数十年的囚徒生涯。而群龙无首的东北军,从此被分化瓦解。从1936年到1940年,解方一直在原东北军51军中为党进行地下工作。然而到了1940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导致51军的地下党暴露。因此解方不得不撤离,紧急前往“红都”——延安。在那里,解方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毛主席幽默地说:

““解放”同志,你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你的名字就改为“解方”好了,不要再“解放”了!”

从此以后,解方正式由“解沛然”,改名为解方。而他的智谋,也从此正式公开为中国共产党所用。

解放战争时期,解方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在战争中,解方可以用“智谋如泉涌”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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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也说了,解方是一个“大学霸”,博闻强识、智谋超群。从八路军到解放军,解方的任职基本都是参谋长。而他参与组织、指挥的那些战斗和战役,大多都打得非常漂亮。有熟悉内情的老人说:

“一些仗打得好,往往就是解方的一个建议。”

如果仗没打好,就会有人称:

“这仗没有听参谋长的,这仗就打成了熊样。”

在作战前,解方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情报。例如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解方就几乎将南宁街头所有关于海南风土人情的书籍全买了过来。不仅如此,解方还仔细阅读了当地的《潮汐表》,甚至连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都淘了过来。

正是因为如此,解方海南岛的解放军战士才能避开汹涌的海流,在大雨的掩护下前进,最终直捣黄龙。因此后来提到海南岛战役,很多老兵都表示我军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因为有两个“大贤”,一个是勇不可当的韩先楚,另一个就是智谋百出的解方。而没有解方的具体操作方案,韩先楚以险制胜的决心也不会那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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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军解放海南岛后不久,朝鲜战争又爆发了。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一溃千里,美军眼看就要打到鸭绿江。而在当时还在武汉东湖休养的解方却主动请缨,要求入朝作战。此后,他将作为中国人民支援的参谋长,前往朝鲜抵抗美国的侵略。

到达中朝边境的安东后,解方接所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帮助25万志愿军秘密入朝。当时,美军占据空中优势,到处都是四处游弋的战斗机。数十万大军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敌军察觉。

然而这一点难不倒解方参谋长,他命令战士们昼伏夜出,避开敌机的侦查。同时,解方还命令作战科、侦查科带领工兵团干部,寻找合适地点架设浮桥,要求两小时内可以架通,一个小时内即可拆卸。在晚上,我军利用浮桥,源源不断地进入朝鲜境内;到了白天,浮桥都已成功拆卸,敌机根本找不到我军的踪迹。

过了江后,解方细致地修订了各军的开进计划,过江后如何防止拥挤,到了朝鲜应如何隐蔽休息。所有的一切,解方都安排地妥妥当当。

就这样,25万志愿军成功越过鸭绿江,而拥有各种现代侦查手段的敌军竟浑然不觉,这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由于隐蔽得当,骄横的麦克阿瑟丝毫没有意识到“联合国军”的前方,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志愿军战士。因此在第一次战役中,美军遭遇了惨败,王牌骑一师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为了进一步地歼灭对手,彭德怀决定即刻发动第二次战役。而在此之前,彭德怀急切地将解方召到司令部:

“快派人把咱们的战地诸葛亮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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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志愿军中,解方的智谋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因此大家都将他称为“诸葛亮”。到了司令部,彭德怀便问他:

“诸葛亮,你把根据我所说的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思路所制定的作战方案,给大家讲讲吧!”

原来,麦克阿瑟将第一次战役的失利视为一场意外。因此他并没有停下进攻的脚步,而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想要饮马鸭绿江,实现“圣诞节前回家”的狂想。而彭德怀则将计就计,决定诱敌深入,将敌军引导入我军的包围圈,然后狠狠地打。为此,彭德怀命解方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对此解方郎朗说道:

“目前,敌人地面部队开始试探性进攻后,我军应该派出部分兵力节节阻击,边战边撤,逐渐减少阻击时间,使敌人误认为我军兵力不支,每况愈下。在撤退路上,可有意识地丢弃一些破旧枪支、器材,给敌人造成我军溃不成军的错觉。主力部队则潜伏在崇山峻岭之间,严密伪装隐蔽,布下天罗地网,只等敌人钻进口袋,我们就可以瓮中捉鳖了!”

随后,解方将自己制定的作战方案递给所有首长看。彭德怀看完作战资料后眼睛一亮:

“好,这个方案制定得非常周密和详细。”

那么解方的作战计划有多细致呢?举个例子。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前,解方有鉴于敌机对我军后勤线的严重威胁,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他要求各部队一切人员、车辆都必须在黄昏和拂晓前活动,不准住民房,要在树林挖坑隐蔽;做饭、烧水都必须在夜间进行,白天不准冒烟;在隐蔽区行驶的车辆,必须消除轮胎印,要推广汽车拖树枝灭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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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方的指挥下,志愿军果然“踪迹全无”,呈现出“一溃千里”的败像。而敌军果然被我军后退行动所迷惑,麦克阿瑟更是狂妄地说:“中国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因此敌军不仅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反而还加快了进攻速度。然而美国人做梦也不想到,他们的王牌部队正一步步走入我军的圈套。

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遇我军围追堵截、遭致了空前的惨败,2.4万人灰飞烟灭。战线从鸭绿江一直推到了三八线。美联社称:“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

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解方时刻伴随在彭德怀身边。在繁忙的工作中,解方几乎从不出错。众所周知彭德怀脾气火爆,出了名的“爱训人”。出了错,就不免被批评。但是对于解方,彭德怀却一次也没有批评过。志愿军兵力最多时有多达百万,司令部最多时百余人,解方总能将各项事务处置地有条不紊。每到战役最紧张的时候,解方就是将行军床搬到作战室,随时处理情况。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取得如此大的战果,和解方的参谋团队是分不开的。

到了1951年6月,美帝国主义的“老虎屁股”终于被打痛了,两方势力终于进入了谈判阶段。而谈判人选,彭德怀想到了解方。作为军中少有的文化人,解方精通日语,粗通英语,参与过多次军事谈判,具有丰富的经验以及过人的口才,是谈判的不二人选。而到了谈判桌上,解方的表现充分证明了彭德怀的知人善任。解方的“唇枪舌剑”让美国人大吃苦头、颜面尽失。

谈判一开始,美方代表就疯狂叫嚣:

“我军是海、陆、空三军参战,现在双方虽然相持在三八线,但是我军在空军和海军上有绝对优势。因此在领土划分上,贵方必须给我吗补偿。”

于是美方代表蛮横地将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越38~68公里的开城、伊川、通州一线,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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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强盗逻辑,却遭到了解方巧妙而严厉地驳斥。解方说:

“你们是三军参战,海军、空军确实有优势。但别忘了,我军以一军对三军,就将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海了,还有什么谈判的余地呢?”

解方的驳斥,让美方代表哑口无言。最终美国代表恼羞成怒:

“就让炸弹、飞机和大炮去辩论吧!你们今天不给,将来我们自然会有!”

然而美国人的愤怒最终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在夏秋防御战中,美军倾巢而出,却被我军打得灰头土脸。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反而损失将近16万人。无奈之下,美国人又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谈判桌前。

在谈判桌前,解方据理力争,让美军的恐吓和利诱化为无形。解方曾义正辞严地对美方代表说:

“你们把眼睛睁大一点,现在人民的力量日益强大。过去你们随便来几架飞机、来几艘军舰就能把人吓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没有接受经验教训的本能,有什么本事,就尽管拿出来吧!”

在解方等谈判代表的努力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在美军眼里,解方是我方谈判力量的核心。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谈判的主要对手就是解方。”

美国军史学家赫姆斯也称:“解方足智多谋,是最难缠的对手。”

战后,彭德怀不止一次说:

“回国后,我想将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干外交,这样的军事外交人才,不多啊!”

解方曾是国军少将,开国又被授予少将,彭德怀:那我顶多就是中将

到了1955年授衔,进入最后审定阶段时,有人曾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背景复杂,不适合授衔。彭德怀听到这事后,勃然大怒,他说:

“我也是旧军人出身,元帅中有几个不是旧军人出身?”

在彭德怀的力争下,解方被光荣地授予少将军衔,而解方也成为我军中绝无仅有的双料少将。听说解方被授予少将,彭德怀觉得有些不满意,觉得评低了。他说:

“参谋长是少将,我顶多就是中将!”

对此,毛主席出来打圆场:“彭总还是要当元帅的嘛!”

然而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解方因为其背景,还是受到了牵连,在监狱里渡过了8个春秋。但即便如此,解方仍没有丧失对党的信心。在监狱中,解方每天仍坚持锻炼,他想的是,万一有侵略者打进来了,他就要求上前线。然而要上前线,没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因此出狱时,解方仍然健壮如牛,至少表面上看如此。

仅仅四年后,解方突然一病不起。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解方患上了食道癌。自知时日无多的解方,却没有选择住院,而是赶紧牵头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撰写抗美援朝战争史。作为志愿军参谋长和谈判代表,解方是撰写这部巨作的不二人选。

然而病魔没有给解方将军那么多时间,7个月后解方带着满腔的遗憾与世长辞。在他的计划中,还准备撰写《中共东北军党史》《西安事变》《东北军史》,这原本是几条命都干不完的活啊!

从东北军少将到共和国少将,解方的一生不可谓不传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解方的英魂却在人民心中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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