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生活的苏北小镇，冷，是很扎实的概念，不像现在这样暧昧犹疑。
一
我们上学，从没有家长接送，总是一群孩子呼啸着来来去去。我家在东大街上坡处，一路向下往南，往西一拐就到小学。冬天路上结冰，远远跑起来，猛地一冲，滑出很长一段距离，扑通坐在地上。或是蹲下身子，让前面的孩子拉起自己的手，在冰面上飞驰，军绿色斜挎书包“嗒嗒”撞击地面。每个孩子都这样玩儿，鞋袜湿了，忍着。脏了，顶多被大人骂几句。
下课时候，孩子们玩着老旧游戏，踢毽子、跳皮筋、跳长绳。毽子踢得好的孩子，侧踢、后踢、两腿交换踢，几根鸡毛做成的毽子像粘在了脚上，旁边围一群孩子，脸上满是艳羡。长绳用稻草搓成，跳着跳着会突然断掉，打个结再玩。
旧时的冬天，雪并不稀罕。雪量没有北方那般惊人，但比现在大很多。早晨，我跟弟弟在院子里跳来跳去，踩出一个个雪窝子，雪粉“吱吱”作响，像被挠得痒了，忍不住笑。玩过雪的小手通红通红，过一会儿会有麻麻的暖意。爸爸清理出窄窄的小径，再将雪拢起来，扔到边上的花坛里，常常一个冬天下来，背阴处脏兮兮的雪都没有化净。他又搬来一架竹梯，上到平房顶，用铁锨把雪撮起扔下来，不然会冻坏房顶。忙到最后，他一件件褪下棉衣，那时候的爸爸多年轻！
旧时的御寒之物都是手工织就。我最喜欢的粉色围脖，是四舅妈跟四舅谈恋爱的时候给我织的。两端收边成心形，一颗心可以从孔洞里穿过，成对称的两颗。舅舅、舅妈生活了十多年后劳燕分飞，织那条围脖时，高大粗糙的舅妈，内心还有粉红的柔软。
一顶红色带檐的帽子，是妈妈最成功的毛线活。有八个突出的角，帽檐用塑料片衬起，并不很暖和。大人们都盼望有件军大衣，能将手抄在袖笼里；若有顶军帽遮住耳朵，就不会冻得红肿生疼。孩子们穿棉花套的冬衣，鼓鼓囊囊，像一只只移动的球。棉鞋也是手工做的，底子用布纳成，不禁湿，也不好看。
二
我跟大人睡一张床的时候，冬天，妈妈总是让我把脚搁到爸爸身上。她说我属蛇，凉骨头。实在大了，被分出去一个人睡，再就不到大人的热气。被褥单薄，脱下来的棉衣盖在被子上，没有电热毯、热水袋，每次进被窝都像酷刑。从医院里找来输液用的玻璃瓶，装了热水放进被窝里暖着。如果晚上舒展开身体，碰到冷却的玻璃瓶身，像被狠狠咬了一口。
念师范三年级那年，妈妈做子宫肌瘤手术。家里境况不好，连特别厚的被子都没有。妈妈说，躺在床上，就跟睡在凉水里似的。后来家境转好，她就一心一意置被子，大的小的，厚的薄的。我出嫁时候，她给我做了几床，都是十几斤棉胎，盖在身上压得慌。
少年时的我在冬天的早晨醒来，看到屋里的毛巾冻得挺硬，可以竖在脸盆里；搁在床头的玻璃杯，残水结成剔透的冰碴。墙壁单薄、门窗透风，寒气像幽魂似的贴地而行，不放过屋里的任何一样东西。当然，也不会放过人的皮肉。
夜晚，妈妈把棉鞋贴着煤球炉放好，鞋垫用火叉抵在炉壁上。睡前，炉子已经封了，煤球变成暗红色。空气里渐渐有股怪异的味道，微微酸臭，淡淡糊味。
被窝里，脚上跟手上的冻疮暖得胀起来，比白天胖大许多。斑驳的口子会裂开，渗出鲜血。没有人为这样的伤口大惊小怪，很多人这样、年年这样。除了手脚，冻疮还可生于耳廓、脸颊。即使不生冻疮，孩子们的手脸也皴裂得厉害，像砂纸一样磨手。
后来，我慢慢长大，再不见小时候的漫天飞雪。即使下，也是湿漉漉的，停留不了多久。路面上薄薄的一片冰，让儿子开心地玩了好久。我们经历的，他们再也看不到。
（《解放日报》2018.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