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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对列强的逆袭:大沽口之战清军痛打英法联军,伤亡比1:10

咸丰九年(1859年)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晚清对列强一次难得的胜利,它发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1856年,英法分别以“亚罗号”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出兵中国。在1858年5月20日攻占大沽口炮台。

大沽口是京津门户,炮台一下,清军全线溃败,英法联军几乎未遭抵抗就在6天后兵临天津城下,6月22日和6月27日,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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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条约》并没满足英法胃口,一年后,英法借换约机会再次挑起战争,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由此爆发。

英法联军共计出动11艘舰艇,掩护1160余陆战队登陆,计划迅速夺取炮台后,同上次一样长驱直入。

要知道,在一年多以前的第一次大沽口之战里,英法联军可是仅仅花了2个多小时就占领炮台,打得清军落花流水,自身只付出10余人阵亡的代价。

孰知战役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从下午3时第一炮打响起激战到第二天午夜,联军付出94人阵亡,369人受伤,舰艇被击沉4艘,重伤5艘,并有2艘被俘虏的巨大代价,结果却是大败亏输,非但没能占领大沽口,反而被在水陆两线都被清军击溃,一路逃到杭州湾,清军则仅有32人伤亡,交换比超过1:10。

战争结果倒了个,清军仿佛列强附体,不可一世的英法联军成了煨灶猫。

大清对列强的逆袭:大沽口之战清军痛打英法联军,伤亡比1:10

啥原因,让外战外行的清军突然雄起,击败称雄世界的老牌列强。

归结起来有两句话:清朝的重视、英法的轻敌。

清朝的重视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清军脆败,让咸丰皇帝下决心整顿大沽口防务,毕竟京津门户之地能让敌军随心所欲登陆,哪个王朝也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挑选哪位大臣负责是个问题,挑来选去,咸丰把目光落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身上。

为什么选僧格林沁,一是他根正苗红,出生于蒙古科尔沁旗,1825年西风科尔沁札萨克罗郡王爵。大清皇帝既是蒙古大汗,皇室又长期与蒙古通婚,算得上是一家人。

这时清朝的宗室子弟已几乎挑不出什么像样的人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琦善、奕山、奕经等让朝廷大失所望,僧格林沁在八旗子弟中已经出类拔萃。

二是即使放到满汉官员里挑,这位亲王也算得上能力出众。僧格林沁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屡立功勋,大败林凤祥、李开芳居功至伟。咸丰四年,僧格林庆已凭军功晋封“博多勒噶台亲王”,赐号“湍多巴图鲁”,威名震于海内。

如此,僧格林沁成为不二人选,履新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全面负责大沽口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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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王是懂军事的人,一番察看下来,他不由得胆战心惊,大沽口炮台兵疲将弱,防御不修,如果敌军再次来袭,根本就无力抵挡。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立即进行整顿,在地势较高的双港东西两岸修建了十三座炮台,配置了若干火炮,其中有六门重炮,两门重达12000斤,四门重10000斤。

大沽南北岸原有炮台已毁,僧王下令重修并加固,安装12000斤重炮两门,10000斤重炮六门,还有两门5000斤重炮。

这样设置,大沽和双港炮台可以互相呼应,比原来周密不少。

然后又增加兵力,把炮台守军人数从1600人增加到3000人,同时抽调关外八旗马队5000名作为机动力量,以充实守军防御。

有了兵和炮,还少不了训练,僧格林沁对训练要求严格,限期要求兵丁达到他要求的标准。并规定提督在每年二月到十月必须住在大沽,战时必须亲临前线。其他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等军官必须随营操防。

好不好看效果,实战之后,英法联军承认“中国人在瞄准射击和操炮方面已足以和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媲美”,这话多少有些过誉,但在大沽口一战中清军表现出来的战斗素质,确实是远超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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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战中,还要看到指挥官的临场指挥能力。

咸丰皇帝为了不给英法进兵的口实,有“不要先开枪炮,以顾全大局”的禁令,这道命令如同一道紧箍咒扣在清军将士头上,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之所以脆败,各炮台不敢主动开火是原因之一。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人欺负到头上还要等着对方先开火,先手往就已失去了,对装备和兵员都不如对手的清军来说更是如此。第一次大沽口之战里,各炮台等英法军舰首先炮击后,才先后发炮抵御,但为时已晚。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就不同,僧王也曾先礼后兵,派人照会英法指挥官,要求他们遵照安排,在北塘登陆。但英法联军恃强拒绝,直接把舰艇开入内河,并开始破拆清军所设在河中的障碍。

要是等他们破拆完毕,瞄准炮台发炮后再行还击,先手早就没有了。

僧王当机立断,果断下令开炮,并调整炮位,集火敌军舰队司令贺布所在旗舰,几轮炮轰后,旗舰被击沉,贺布身受重伤,敌军舰队队形被打乱,败局已露,这正是兵法之中的“擒贼先擒王”。

即使司令受伤,联军也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顶着炮火派出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企图拿下炮台扭转败局。

这时,统帅亲临前线就看到了实效,他亲自率领2000蒙古骑兵督战,在枪林弹雨中来回驰骋,军官们谁也不敢懈怠更不敢逃跑,军官卖力了,士兵也就愿效死力。

以往联军只要一冲锋,清军就大多失去了近战的勇气,丢下武器扭头就跑,这次不同了,在僧王督战下,官兵奋不顾身保卫炮台,哪怕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在激战中殉国,也不肯稍让,打得英法联军心惊胆战。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称得上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一系列措施有效提振了大沽口的防御,打出一场对列强难得的完胜,无疑功勋卓著,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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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的轻敌

这次大沽口之战得以取胜,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英法联军自身,如果他们不是骄傲轻敌,未必就会落得如此惨败。

英法联合舰队拥有多艘巡洋舰,火力强大。但联军进攻时,大沽口炮台所在的白河口水位很浅,大中型军舰无法进入,因此英军只派出了11艘浅水军舰进攻。

这些军舰实际上是炮舰,都属于英国的克里米亚型,虽然级别有所不同,但其中最大的猎人号也只有1000多吨排水量,而其中9艘都是小型的克里米亚炮舰,排水量在二三百吨左右。

这些小型炮舰其实可以称之为炮艇,它们本身就是为克里米亚战争而设计的浅水炮艇,木质结构没有防护,主要目的是提供近岸火力支援,本来就不是用来与炮台对轰的,面对陆地炮台火力,只有在大中型战舰炮火掩护下才能有效生存。

法军则连炮舰都没派,派出的只是海军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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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仅派炮艇就敢于进攻严阵以待的炮台是因为条件所限,那么贺布少将的旗舰选择就可看出他的轻敌。他没有选择860吨的鸬鹚号或1042吨的猎人号作为旗舰,而是在“啄木鸟号”号上升起了他的司令旗。

“啄木鸟号”长32.3米,宽6.7米,是艘排水量仅为284吨的小炮艇,意味着一旦中弹就很可能遭受惨重损失。

贺布不管这些,6月25日凌晨,他乘坐着“啄木鸟号”一马当先,带领其他10艘炮舰闯进了白河口。

贺布或许是想趁着夜色掩护发动突然袭击,但清军已严阵以待不说,关键英法联军自己事先并不了解河口的水文条件,清军早已在河中布设了许多铁链、木桩等进行拦阻。

联军舰队只能停下破拆障碍物,行动早已被清军侦察到,炮台群在耐心等待着战机。

清除这些障碍花费了英法联军一上午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已有两艘炮艇搁浅。

僧格林沁还派出官员拿着照会去见贺布,劝说他们听从安排,从北塘登陆,但还是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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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情况是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不先声夺人就先遭受伤亡,于是僧王下令“各营大小炮位,环轰炮击”。

首当其冲的是“啄木鸟号”,这艘小艇骄傲地位于队列最前方,悬挂着代表英国皇家海军“中国特遣队”总司令的“蓝色方形旗”。

这等于告诉守军:打我啊,你打我啊!

无须客气,两轮炮轰下来,南炮台上射出的一炮正中“啄木鸟号”,实心炮弹将舰长威廉·赫克托·拉森中尉当场打成两段。

清军将领调度炮台纷纷集火“啄木鸟号”,这艘小炮艇又连中几炮,另一发炮弹击毙了贺布身边的参谋麦肯纳上校,同时导致贺布受伤。

“啄木鸟”号已无法坚持,开始下沉,手下将贺布转移到“负鼠”号,但“负鼠”号又立即遭遇集火,桅杆被打断,贺布被倒塌的桅杆压断三根肋骨,当场陷入昏迷。

激战一昼夜,英军4艘炮舰被击沉,2艘搁浅被俘,其余5艘也都被击伤,阵亡93人阵亡,受伤368人。美军军舰本来在旁边观战,一看形势不妙,高喊着“血浓于水”跑来拉偏架,但炮弹不长眼,也付出了一死一伤的代价。

可见,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的失误在于司令贺布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清军会向去年一样一触即溃,骄傲轻敌的心理导致他遭遇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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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获得了一场难得的大胜,如此来看,英法联军也不是不可战胜,只要清军战术得力,上下齐心,即使不说稳操胜券,也能给敌人造成不小伤亡,影响到他们下一步行动的决断。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固然扬眉吐气,但一年多后,胜负又告易手,一年前坚不可摧的大沽口炮台在1860年8月被英法联军轻易攻克。这次伤亡比又掉转过来,清军700余人战死,英法联军只有32人阵亡。

原因其实也是和第二次类似,上次获胜后的骄傲,加上对内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让清朝忽视了海口的防御。

英法联军则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出动了17000多人的军队,200多艘舰船,在北塘登陆后南攻大沽口炮台后路。

虽然政府和官员都提醒过僧格林沁防止敌人抄袭后路,但僧王骄傲地认为:

“北塘虽未设守,而左右系盐滩,北塘后路现有马队各营,该夷亦不能直抄炮台之后。夷兵果有三万,现在马步兵力,加之逐层布置,足资抵御”,既过高估计自己,又对北塘防御重视不够。导致了第三次大沽口之战的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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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第二次鸦片战争来看,清军的装备和战斗能力确实不是英法联军对手,但如果能有强有力的将领正确领导,采取正确的战术,不至于败得如此不堪。

可惜,僧格林沁当时已是宗室里最拿得出手的将领,取胜之后仍不免轻敌。当然,对清朝来说,这时最严重的威胁不是英法,而是太平天国。前者要钱,后者要命,这是导致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整体不堪一击的重要原因,也是三次大沽口之战先败后胜再大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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