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个小庙供奉人性

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汪曾祺认为，沈从文追求的是“民族品德的发现和重造”，他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一文中写道：

综观一些作家的作品，大致总有一个贯串性的主题。比如契诃夫，写了那么多短篇小说，他也有一个贯串性的主题，这个贯串性的主题就是“反庸俗”。高尔基说，契诃夫好像站在路边微笑着对走过的人说：“你们可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就是他总结的契诃夫整个小说的贯串性主题。鲁迅作品贯串性的主题很清楚，即“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他作品的贯串性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和重造”。

沈从文追求美,追求美的人性，他所要表现的是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人性是沈从文笔下永恒的主题。

沈从文写都市小说以讽刺为主，但写乡村就是另一番不同之景象和心境了。他是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他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并致力于用文字宣扬这种美。沈从文倾向追求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正是这种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他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边城》构筑了一个世外桃源，讲述其中的爱情、亲情、友情与忧伤。桃园就是本土，原始的生存环境、情感则是人性最纯朴的语言，至于忧伤，那是美的属性。沈从文就曾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真正的美并不取悦于人，是让人追寻，并思索的。

“边城”是充满着人性的世界，不仅有和谐优美的自然风光，而且那里没有世俗的喧嚣，没有尔虞我诈，人们都质朴善良，一切都是那样宁静平和。

在国内政治斗争极其激烈，文坛上左翼文学盛行的年代，沈从文却抱着中立态度，专注于人性。他的作品既不属于革命文学，也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社会所理解，所以他是寂寞的。

至真的人情

那是一个真情实意的世界，青年男女的爱情，祖孙父子的亲情，人们相互之间的友爱，都是那样的纯真质朴，淳朴得表里如一，几乎每个人物都是善与美的化身。

老船夫尽管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可是为拒收过渡人的钱，有时恨不得要跟人吵架。

再看跟老船夫打交道的人，讲的都是那份情。船总顺顺平时“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急”，即便在自己儿子天保刚死时，还去惦记老船夫心里的不安，“‘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我这里有大兴场人送来的好烧酒，你拿一点去喝吧。’一个伙计用竹筒上了一筒酒，用新桐木叶蒙着筒口，交给老船夫”。大佬为了二佬驾油船下辰州，而二佬为了大佬有机会给翠翠唱歌了却不唱了。人们心里皆有别人，先人后己。那里没有冲突，更没有邪恶，有的只是阴差阳错的误会，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命，一切都是用良善维系着。

至善的人性

那是自然、自由的人之本性。翠翠是作者理想中爱与美的极致，“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清风、丽日、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副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爱爷爷，爱白塔，爱碧溪，爱过渡的人与物，总之对周围的一切都觉得新奇、有趣并充满着纯真善意的爱。她陪着爷爷，守着船，等待着渡人，渡过溪的人，同时又等待着被度，度自己终身的人。她是湘西过去古老生活下的人物，有内心的憧憬和期待，但不须明白，也不必追求，只是依着早期存在的法则和古老的节奏安分地活动着，生活着。

茶峒人也都是这样，他们各尽其力，各取所需，而又安于天命。如老船夫敬神守法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同时茶峒人也是壮实的，冲动的，向上的甚至还带点山里人特有的野性。“天保和傩送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帮里的风气，既‘对付敌必需用刀，联结朋友也需用刀’，故需要刀时，他们也就从不让它失去那点机会。”

茶峒人生活在原始的平等、互敬互爱的秩序下，祖孙、父子是平等的。老船夫总是坚持选亲得翠翠乐意，而顺顺起初也没有因为贪图碾坊而逼迫傩送的，后来的变故则是因大佬的死以及老船夫、翠翠的误解。主仆也没有什么欺压，两兄弟“向下行船时，多随了自己的船只充伙计，甘苦与人相共”。即便是妓女“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

挥不去的忧伤

然而沈从文的怀念，所描绘的古朴民风，即使在湘西也消失殆尽。他在《长河·题记》写道：“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沈从文表现的是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以湘西为背景，因为他生于湘西，长与湘西，并且湘西是个边陲，苗族与土族长期杂居于此，散发着浓郁的原始自然气息，有着异域的文化特质。

但沈从文并不只是要营造一个世外桃源，企图来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

看看《边城·题记》吧，“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觉，他用来自乡下的视角看城市，又以城市的眼光打量湘西的山水。

五四运动以来，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西文化交碰，在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的落差中，沈从文寄怀于过去，寄怀于山野，而这一切都不是静止的，古典式的，而是融入了现代人的大悲凉。在孤独与困惑中，他选择了回归，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寻求自己的出路，希图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拯救虚弱的灵魂，重造民族品德。

在人们纠缠于概念、理论的年代，沈从文却写出了超于象外的纯粹的美，淡化了时代，展示了人类最纯洁、最美好的灵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延续了知堂、废名作品中超道德化的境界，又开启了一代性灵小说。后来的汪曾祺、何立伟、阿成等作家似乎接受了他的某些暗示，他们都以泛道德化的目光打量生活，直面人性与历史，以及被流行色掩盖了的真的人生，特别是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明显有着《边城》的影子。

亦真亦幻的梦境

一层朦胧的面纱笼罩着整部小说，如烟、如雾、如飘渺的梦，普希金曾说过，“一切往昔都是美好的”。《边城》是怀旧的，沈从文怀着对农人与兵士不可言说的温爱，叙说了一段悠远的梦，理想人性的梦。《边城》有写实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讲，那毕竟还是湘西过去的生活，其人其景可感；同时它更是美化的、理想化的现实，它似湘西，又不完全是湘西，它不是单纯的地域文化，它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一种事情”。

从地理意义上讲，它是山高皇帝远的闭塞边地；从文化意义上讲，它有着幽闭的独立存在，可不受外界纷繁芜杂的干扰，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近乎自然地繁衍生息着，与外面的世界——大都市文明相对应。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存在显然是不可能的。

沈从文在《桃源与沅洲》里写道：“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既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力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遗民的必多，这文增添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

乡村因为古朴、自然，所以成为了一种“远方”，众人皆企盼的“远方”。当然，现实中的农村，是无法承受这样的企盼的。都市沦落，乡村又岂能独善。

农村不过是失意人酒后的谈资或闲暇人的雅兴，其生存环境之苦，其人物之悲剧命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的。农村人生存在所谓的世外桃源，承载着图画的完美与历史的厚重。

小说的开头，“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清淡而悠长，像在讲述古老的传说，即刻把人们带入遥远的梦。翠翠情窦初开，做着少女纯真的梦，剪不断，理还乱。翠翠的爱情就是一串串朦朦胧胧的梦，“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种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山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多美的梦啊，亦真亦幻。

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一文中写道：

有个女同志，过去很少看过沈从文的小说，看了《边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怎么能把女孩子的心捉摸得那么透，把一些细微曲折的地方都写出来了？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过的，——沈从文是个男的。”我想了想，只好说：“曹雪芹也是个男的。”

梦虽美，但终有幻灭时。《边城》的行文从容和意境的清淡，也掩盖不了流淌不息河上、两岸上、街道间和吊楼上的勃勃生气，湘西的生活在变化，湘西的美也在变，一成不变的山水看过了多少人世的兴衰。白塔坍了，老船夫在雷雨将息时抱憾离去，天保被淹死，傩送赌气出走，翠翠似乎将面临与其母亲同样的命运，只是她还在痴痴等待，痴痴地继续她的梦。可以说生活是如此简单朴实，也可以感慨艳羡，可朴实的背后，我们又肩负着几多沉重？

《边城》是部温暖的作品，它所描绘的理想人性却是个久远的梦，小说里隐含着作者深深的悲剧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都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和弥补”。

沈从文像叙说梦一样就一种自然感觉去书写，正如有些批评家所说，人物有些浅薄，不食人间烟火，缺乏深刻独立存在的个性。我觉得，其实是他不想去深挖，不忍去触碰人性的恶。

1985年，接受记者采访，沈从文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一位女孩听之动容，上前拥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沈从文当场抱着女记者胳膊嚎啕大哭，他老伴张兆和像哄小孩一样哄了好一会才让他停止痛哭。

我想，我是能够理解他的悲苦的。沈从文先生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